总报告

从向东看到向西看：关中—天水经济区对外经济发展报告

课题组

摘要

本报告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总结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对外经济发展的成果，并针对对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天水经济区自2009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布以来，城市群对外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呈现出一定的特征，但依然存在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对外经济环境建设差距逐渐扩大；贸易规模呈现出W形缓慢增长趋势，缺乏强劲的贸易增长推动力；核心城市挤出效应明显，拉大了城市贸易发展差距；贸易增长率保持平稳，但贸易结构有待转型，产学研效果不明显；贸易市场趋向多元化，贸易方式信息化成果显现；加工贸易规模小，参与主体单一；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地区投资比例失衡；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投资区域严重失衡；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有待提高，投资结构有待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失衡，缺乏吸引外资的原动力。其原因如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全；市场分割加大了省际贸易成本，扩大了区域经济损失；比较优势误区长期错引贸易结构导向，城市贸易联动性较弱；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农产品贸易增长，市场信息系统不完善阻碍农业技术升级；技术升级成本较高，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制造业投资过于集中，制造业产业链对外依赖性强；投资环境改善缓慢，对外引力不足；政策倾斜力度不大。本报告提出提高关中—天水经济区对外经济发展的建议如下：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机，扩大与中亚五国的贸易规模；培育主导产业，形成区域产业聚集地，提高城市竞争力；在传统产业中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是保持关中—天水经济区外贸适度增长的有效途径；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增强实力，从纯贸易型经营模式向贸易与实业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建立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自由贸易区；建立能源结算中心，逐渐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演变；拓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空间，增加商业机会，引导海外资金流向关中—天水经济区；充分发挥经济区内的资源优势，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合理利用外资。

关键词：关天经济区 贸易 投资 对外经济

关中—天水经济区（以下简称关天经济区）是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提出的，目的是充分发挥资源富集、发展较好的优势，在城市建设、劳动力流动、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等方面，加强统筹规划和区域协调，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打造西部及西北内陆地区“开放开发龙头地区”，以此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关天经济区横跨陕西和甘肃两省，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包括杨凌）、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商洛和甘肃省的天水、平凉、陇南和庆阳，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年所发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关天经济区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距离《规划》发布已过去七年，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受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对外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本报告从贸易和投资两方面研究关天经济区七年来的对外经济发展状况，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建议。

一、我国经济重心由东向西转移，关天经济区经济发展辐射全国

关天经济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我国西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赋予关天经济区城市群重要的地位，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逐渐向西转移，带动经济重心向西移动，增强了关天经济区对全国的经济辐射能力。

（一）我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轨迹

在我国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加快西部经济建设，在经济地理学上表现为经济重心逐渐由东部向西部转移，我们根据物理学知识得知，总力矩最小的点为重心所在点，用式（1）和式（2）进行迭代，从而对重心坐标进行推算。

令，则（1）式和（2）式变换为

设各省份中心城市P（xi，yi）到重心的距离为Ri，根据欧拉定理得

Ri越趋近于0，第i个地区离重心的距离越短，Ri=0时，该地区为重心所在地。在实际计算中，我们取各省份省会城市的经纬坐标代表该省份，则重心坐标为

按照地理坐标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研究，其中东部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中部包括广东、海南、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青海、西藏、宁夏、新疆、陕西、甘肃和内蒙古。

如图1（a）所示，我国经济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趋势明显，2006年出现向西南方向转移的迹象，2006年之后偏向于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效果逐渐显现，东西部差距有所缩小。如图1（b）所示，2003—2012年我国农业重心并无由东向西转移的迹象，且重心转移并无规律性，这与农业本身的特点相关，农业的产值与气候环境关系密切，农业重心在全国范围内均衡转移。如图1（c）所示，2003—2012年我国第二产业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迹象明显，2003—2005年、2007—2008年和2010—2012年均向西北移动，2005—2007年和2008—2010年向西南移动。如图1（d）所示，2003—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重心向西部转移的轨迹并无规律性，尽管有向西移动的迹象，但整体上仍然处于东部范围内，且在东部往返移动。

通过对经济重心和产业重心地理坐标移动的研究，我们发现，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但总体上已经出现逐步向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转移的迹象。经济重心西移有东部自身的原因，东部自身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过多行业产品出现市场供给过剩，需向外寻求容纳能力较强的市场，经济重心和第二产业重心向西移动主要是国家政策向西偏移的结果。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相继出台了大量政策支持西部经济的增长，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第一产业重心在全国范围内移动，第三产业重心位于东部地区，并无向西移动的迹象，第一产业重心的移动与自然气候的相关性较大，地区性的自然灾害会对农业重心的转移产生影响。第三产业的重心与东部经济发展程度相关。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产业结构演进具有内在规律性，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农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工业化初期趋于上升，工业化任务完成后趋于稳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则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逐渐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规模最大的产业。东部较西部发展时间早，相对于西部已经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重心短时间内没有向西转移的迹象。总体而言，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西高东低、第三产业东高西低的特点，第二产业向西部地区逐渐转移，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东→中→西”的梯度形态，西部尚处于待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受国家政策倾斜的影响，国家经济重心向西部转移的趋势明显，西部第二产业支撑力强劲，在地理位置和技术支持下，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具有互补性。

（二）关天经济区经济发展辐射全国

关天经济区包括陕西和甘肃两省，资源丰富，且第二产业发展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东部经济作出的贡献主要在能源供给方面。我们从地理经济学视角对关天经济区的能源贡献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选取能源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和全国各省（市、区）GDP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结果见表1和表2。

由于能源资源丰富，陕西与东部地区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使得其既可以成为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由东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又可以成为这些生产要素向整个西北，乃至中亚地区转移辐射的起点。如表1所示，陕西对山西、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均有较强的能源贡献辐射经济增长的功能，陕西能源消耗产品通过省外贸易的方式推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其他省份同样通过贸易结构调节的方式对陕西产生经济溢出效应。如表2所示，甘肃能源贡献创造的经济价值并不具有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综上分析，陕西作为西部主要省份，其利用能源资源储量丰富的优势，对全国主要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助推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向西延伸

历史上，包括中国西部及中亚在内的广袤的地区曾长期是世界政治的重心。中国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横贯东西的欧亚大通道。此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丝绸之路一直是欧亚大陆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及经济战略通道，当时的东欧、中亚以及中国西部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重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从17世纪开始，西方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海洋的机动性，依靠坚船利炮，在欧亚大陆靠沿海的内新月形地区建立了大片殖民地，从东、南、西三面保卫了东欧、中亚枢纽区。与此同时，沙俄崛起，控制了东欧及中亚几乎全部的草原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体系初步形成的时候，丝绸之路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已大幅降低，世界重心已经从欧亚大陆的腹地转至沿海地区。而后，苏联又给东欧及中亚地区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进一步使其在全球化过程和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四国，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质上是从中国开始，沿着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和丝绸之路两侧附近的国家，从亚洲一直到欧洲，构建一个经济发展走廊。中亚五国特有的资源结构和贸易结构为关天经济区向西对外开放提供了基础和契机。

（一）陆权回归打通关天经济区与中亚五国的经济来往

海运具有成本低、运货量大、安全等优势，海运长时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渠道。随着高速铁路的普及和重载铁路的建设，海运模式受到挑战。中亚是东亚陆路到欧洲北线的必经之地，第二亚欧大陆桥由中国出发，经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再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最终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港。第二亚欧大陆桥还将辐射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兰新铁路西段与哈萨克斯坦土西铁路接轨，标志着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它是目前亚欧大陆东西最为便捷的通道，所经线路很大一部分循古丝绸之路，因此又被称为现代“丝绸之路”。规划中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一旦建成，将更凸显中亚的交通枢纽地位，并给中国“西进”带来巨大便利。此外，连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主要干线公路均加入了亚洲公路网，由中国连云港经西安至霍尔果斯的国家高速公路与穿越中亚的欧洲E40号公路相连；中国已经开通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地的直达航线。由铁路、公路、空中航线组成的现代交通网已全面取代古代的驼队、马队等交通工具，天堑已变通途。

（二）能源互补加快关天经济区与中亚五国贸易规模增长

中亚五国拥有丰富的能源，哈萨克斯坦不但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且拥有储量为1640亿吨的煤炭和储量为2亿吨的铁矿。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亦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我国对外能源依存度超过70%，在不得不通过进口来满足能源需求的情况下，为了保障能源安全，中国战略上必须保证石油和天然气的顺利进口和进口渠道的多样化。我国已经建成中哈原油输送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石油公司以50亿美元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持的卡沙甘油田权益，双方将合作开发里海油气田。2013年，我国与土库曼斯坦签署年增供25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购销协议。另外，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还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2012年8月已开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

（三）产业结构互补加快关天经济区贸易结构升级

中亚五国独立后，经济社会体制完全改变，由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且独联体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切断，中亚五国开放本国国门，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合作。截至2014年，哈萨克斯坦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对外贸易额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哈萨克斯坦贸易长年顺差，主要对中国和欧洲国家出口，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出口国，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能源和矿产品，占据总出口额的75%以上，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占出口总额的60%以上；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和仪器仪表类产品，占总进口商品的40%以上。乌兹别克斯坦主要出口的商品有能源和石油产品（占出口总额的35.3%）、服务（16.2%）、棉纤维（8.8%）、黑色和有色金属（7.4%）、机械设备（6.4%）；主要进口的商品有机械设备（45.5%）、化工产品及塑料（14.4%）、农产品（9.9%）、黑色和有色金属（7.8%）、石油产品（7.3%）。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俄罗斯（占乌兹别克斯坦外贸总额的29%）、中国（12.3%）、哈萨克斯坦（10.5%）、韩国（8.1%）、土耳其（4.6%）、阿富汗（4.1%）、乌克兰（4.1%）、德国（1.9%）、土库曼斯坦（1.7%）、伊朗（1.5%）。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外贸关系较早。中国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26.3%）、电机电气及其零件（13.8%）、钢铁及其制品（11.65%）。中国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商品以原材料为主，主要为棉花（72.81%）、贵金属和化学产品（11.62%）、矿物燃料和矿物油及沥青（6.41%）、钾肥（3.37%）。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非资源型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GDP的40%是对外贸易贡献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阿联酋、土耳其、德国、瑞士、加拿大和美国，这些国家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额占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总额的85%以上。苏联解体初期，吉尔吉斯斯坦对外贸易向非独联体国家倾斜，与独联体国家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联系被切断。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加深，其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贸易结构上看，能源短缺和加工业落后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出口以矿产品为主，进口以能源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产品主要为贵金属、农产品等，进口产品为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石油产品、天然气和纺织品。土库曼斯坦自独立后，开放本国国门，截至2014年，土库曼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联酋、乌克兰、意大利和美国，中国是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国。土库曼斯坦主要出口的商品为天然气、石油产品、原油、皮棉和液化气，主要进口的商品为机械设备、原材料、交通工具、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中国与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的时间较长，且两国之间共同努力保持并促进两国贸易规模扩大。

（四）对外开放政策为关天经济区提供对外投资契机

中亚五国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外资。哈萨克斯坦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优先经济领域的清单》《与投资者签订合同时的优惠政策》和《国家直接投资法》对国外投资者进行保护。通过参与国际公约，在信用上稳定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哈萨克斯坦在1985年签署投资者保护多边协议《釜山公约》，1997年签署投资者权益保障的《莫斯科公约》，加入国家与自然人（法人）之间投资纠纷协调公约组织ICSID，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保护投资者的双边协议。哈萨克斯坦的法律明文规定，所签署的国际协议优先于国家法律，即，如果所签署的国际协议中的规则不同于国家法律中的内容，则以国际协议为准。2009年，纳扎尔巴耶夫深化了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开放政策，扩大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投资领域。

乌兹别克斯坦具有丰富的铀矿资源，而中国是贫铀国。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禁止、限制外国投资的法律规定，但对一些行业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外资进入，包括无线电电子、电脑配件、轻工业、丝绸制品、建材、禽肉及蛋类生产、食品工业、肉乳业、渔产业加工、化学工业、石化、医疗、制药、可再生能源利用、煤炭工业、五金制品、机械制造、金属加工、机床制造、微生物产业等行业。对国家垄断行业，如能源及重点矿产品（铀）开发等领域有股权限制，外资所占股份不得超过50%，航空、铁路等领域完全国家控股。

吉尔吉斯斯坦2001年的《外资法》规定投资者拥有撤出其投入的财产的权利，承认外国投资者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属于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吉尔吉斯斯坦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领域包括工程承包、通信服务、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农产品加工、金属冶炼、轻工业、建筑等。

土库曼斯坦自2007年起加大引资力度，外资主要来源于欧洲国家和中国，投资的主要方向为能源、农业、化工、交通和通信领域。中国参与建设的土库曼斯坦项目有中国天然气集团公司承建的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中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执行的当地油井修复和钻井项目、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向土库曼斯坦出口油气设备项目、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向土库曼斯坦出口铁路客车车厢项目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向土库曼斯坦出口通信设备项目、中机进出口公司向土库曼斯坦出口铁路设备项目等。土库曼斯坦鼓励外资进入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行业、纺织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允许外商投资的方式包括与土库曼法人和自然人共同参股企业，设立完全属于外国投资者的企业，外国法人分支机构或获取现有企业的所有权，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提供贷款，允许采取的投资形式包括外汇、其他货币财富及土库曼货币，动产和不动产，股票和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有偿服务。

三、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发展现状

（一）关天经济区城市群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评价

关天经济区地处内陆，不具有对外经济的海上优势，自《规划》提出后，关天经济区各城市群采取措施，克服自身劣势，贸易和投资取得了较大成果，贸易和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本报告对关天经济区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和排序，量化了自《规划》提出后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在贸易和投资环境建设方面的努力程度。本报告构建了衡量城市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见表3）样本选取关天经济区城市群2009—2014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关天经济区各城市的统计公报以及CEIC数据库。

如表3所示，经济环境是对外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推动力。经济环境指标包括量化指标和结构化指标，量化指标说明经济整体增长情况，结构化指标说明经济内在原动力的结构，反映量化指标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拥有强劲的内在推动力，经济增长才可持续。贸易和投资是经济规模总量的一部分，同时，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可增强对外直接投资的信心。社会环境是对外经济发展的稳定器，社会环境反映市场的容纳能力，包括市场的需求容纳能力和生产容纳能力。职工既是商品的需求者，又是商品的供给者。社会环境指标主要包括能够反映职工市场潜在需求和供给的指标，还包括能够提高职工生产能力的指标。基础设施指标是对外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更快且更有效地节约贸易成本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生态环境可衡量对外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反映对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本报告选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将众多指标归类和合并，便于城市间进行量化排名。因子分析所能解决的问题是用少数指标衡量众多指标之间的协方差关系，因子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将众多二级指标中相关性较强的指标归为一类，每一类指标具有共性，能够代表二级指标的本质，将原观测变量表示为新因子的线性组合。聚类分析将变量的性质按照亲疏程度分类，描述样本点在不同层次上的聚合情况。在数据处理方面，得到相关矩阵之后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主因子特征根、贡献率以及累计贡献率，保留原始指标信息的92%，对数据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得到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从而得出结论（见表4）。

如表4所示，关天经济区各市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发展并不均衡。根据综合得分我们对各市进行评价。使用聚类分析法将各市进行归类，将表4的结果归为三类：第一类是贸易和投资环境最好的西安，第二类是宝鸡、咸阳和渭南，第三类是商洛、铜川和天水。在第一类中，西安的综合得分是1.425，远高于其他城市，西安在关天经济区中的领头羊作用明显，投资环境最优。在第二类城市中，宝鸡的综合得分远高于咸阳和渭南，且与西安的综合得分差距较小，宝鸡的投资环境较优。第三类城市相对于西安和宝鸡等城市，投资环境较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均重视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建设，但受区域位置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在对外环境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过多地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对小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限。从综合得分看，这种差距愈来愈大。

（二）关天经济区贸易现状

1．贸易规模呈“W”形扩大，增长速度波动较大

关天经济区的提出时期正是经济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全球贸易市场低迷，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的对外贸易也深受影响，见图2。

如图2（a）所示，以2009年为转折点，《规划》提出之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关天经济区出口规模缓慢增长，出口规模增长率在2007年之后骤降，2009年达到最低点；《规划》提出之后，关天经济区出口贸易规模急增，2010年出口规模远超过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增长率快速提高，2010年之后增长放缓。受欧债危机的影响，2011—2012年，关天经济区出口贸易规模增长缓慢，增长率快速下降，2012年之后，关天经济区出口贸易规模平缓增长。如图2（b）所示，关天经济区进口贸易规模基本保持扩大趋势，但是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关天经济区2012年出口贸易规模出现急速下降。从增长率角度看，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关天经济区出口贸易增长率便出现下滑，2012年之后出现短暂反弹，2013年维持之前的趋势继续下降。从贸易总规模看，关天经济区贸易规模并没有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小幅度的增长表现出较弱的贸易增长原动力，并没有强劲的贸易驱动力。

2．地区贸易发展失衡，城市群贸易增长率平稳

建立关天经济区的目的是以西安和天水为核心城市，带动经济区内其他城市发展，辐射西北经济。2009年《规划》提出后，各城市均积极采取措施发展本城市的经济环境，发展本城市的对外经济，扩大贸易规模。但是，在各城市发展对外经济的过程中，地区贸易失衡，见表5和表6。

如表5和表6所示，受资源禀赋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在对外贸易方面并非均衡发展。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出口贸易占比相差较大，贸易出口城市主要集中在陕西境内的西安、宝鸡、咸阳，甘肃境内的城市出口贸易占比较小，而西安市出口贸易占关天经济区贸易总额的80%以上。美光、三星等电子信息业龙头企业落户西安，关天经济区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西安的优势表现为发展优势、能源资源优势、交通区位优势、科技优势、教育优势、文化旅游优势，并且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起点城市，有向西对外贸易的特有优势，并且高端能源化工、电子信息、汽车、航天航空等新支柱产业加速成长，西安在关天经济区城市群中拥有较大的政策倾斜优势，贸易规模远超关天经济区内其他城市。但是，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西安的贸易的发展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甚至对其他城市的贸易产生了挤出效应，反而恶化了其他城市的贸易落后局面。关天经济区城市贸易发展差距拉大与其资源禀赋和工业布局以及政策倾斜密切相关，西安作为关天经济区的核心城市，是贸易进出口的中转站，且拥有完整的工业布局和较多的优惠政策，而关天经济区其他城市的贸易依托西安，贸易发展较慢。从不同城市的贸易时间序列来看，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增长率波动平稳，见表7、表8和图3。

如表7、表8和图3所示，关天经济区城市进出口贸易增长不均。表7和图3（a）所示，庆阳、平凉和商洛的进口贸易波动较大，其他城市进口贸易增长率波动基本保持平稳；表8和图3（b）所示，平凉和商洛的出口贸易增长率波幅较大。

3．商品贸易结构有待转型，产学研结合效果不明显

关天经济区城市群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且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初步完成了以工业品为主的低级转换，如表9所示。

如表9所示，西安出口贸易占关天经济区出口贸易的80%以上，西安出口贸易数据可以反映关天经济区出口贸易的发展状况。关天经济区依靠传统业务发展出口贸易，其中，机电产品和矿产品是推动关天经济区出口贸易扩张的主要产品，2014年，机电产品出口贸易增长49.8%，2013年增长28.3%，矿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率从0.02%上升到12.5%，而农产品的出口出现大幅度下降，出口规模由2013年的4.8亿美元下降到3.614亿美元，增长率为-24.7%，纺织品出口的增长率由2013年的44.5%下降到23.8%。关天经济区贸易结构与本地技术资源并不匹配，以西安为核心的关天经济区城市群拥有较多的科研机构，尽管不断在尝试产学研的结合，但并未在贸易商品结构中显现出来。

4．贸易市场趋向多元化，贸易方式信息化成果显现

随着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不断发展，进出口市场趋向多元化，已初步形成了以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为主体，拉美、东欧等新兴市场共同支撑的布局合理的多元化格局。但是，关天经济区与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与韩国、印度、巴西、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从出口贸易来看，关天经济区主要向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从进口贸易来看，关天经济区城市群主要进口机电产品、钢材、化工材料、汽车及其配件、化肥、农药等物资生产资料，且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主要是发展工业的初级产品。跨境业务开展以来，西安综合保税区迅速聚集了一批电商、信息平台公司、支付和物流机构，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截至2015年9月底，西安跨境电商累计出口通关2.48万票，货值222.77万美元；累计进口通关2.52万票，货值1244.18万元，主要来自英、荷、德、美等国家。随着西安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和西安跨境电商试点的开放，电子商务正逐渐成为全市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推动对外贸易更好、更快发展。

5．加工贸易规模小、参与主体单一

关天经济区由于受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市场开放度低，参与国际分工有限，贸易方式仍然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发展缓慢，不能适应世界市场的需求。关天经济区加工贸易起步晚，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偏弱，产品更新换代跟不上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未形成完整的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加工贸易同国际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外国企业以投资的方式将一些生产能力转移至东道国或利用东道国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从全国来看，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但关天经济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设施落后，难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此外，由于关天经济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观念落后，开放意识不强，传统的思想、落后的观念束缚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存在着诸多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歧视和限制，再加上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大多资本积累少、融资难，因此开展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不多，国有企业仍然是经济区内加工贸易的主体。

（三）关天经济区投资现状

1．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地区投资比例失衡

为加快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发展速度，各城市投资均有所增长，关天经济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如图4所示。

2009年提出《规划》之后，关天经济区投资规模显著扩大。经济危机之后，外贸出口受阻，投资成为关天经济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力。如图4所示，2009年之后关天经济区城市群投资力度加大，但在2011年和2013年增长率有所下降。分城市来看，各城市投资总量失衡，见表10。

如表10所示，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西安、宝鸡和咸阳。“十二五”期间，西安市累计吸引（批准）外资项目514项，合同外资118.12亿美元，是“十一五”时期的1.9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53.24亿美元，是“十一五”同期的2.6倍，年均增速20.7%。利用外资的跨越式发展对全市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经济外向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5年，西安市实现外商直接投资额达40.08亿元，是2011年的2倍。“十二五”时期，全市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吸引外资能力显著增强，引进世界500强企业达146家，较“十一五”增加了23家。三星产生的聚集效应持续增强，累计引进83家三星配套企业，对吸引国际大公司投资具有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有效地提升了西安的核心竞争力。以西安为中心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和国际中转枢纽港逐步形成，直达欧洲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通，72小时过境免签获批等。西安拥有各类国家级开发区5个，具有承载各种产业经济发展的强大能力。西安行政服务高效，科教实力突出，文化氛围浓厚，产业配套能力强，对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

2．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投资区域严重失衡

外商直接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资金来源，国外资金的引入也对关天经济区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产生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用来购买建设项目所需的设备和技术，项目的土建工程投资需用国内资金配套。国外资本的流向客观上引领着国内资金、物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向，即国外资本对国内资源配置有诱导作用。关天经济区城市群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引进国外资本，效果显著，如图5所示。

如图5（a）和图5（b）所示，以2009年为分界点，2009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小幅度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2009年出现转折点，出现下滑，2009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如图5（a）所示，尽管外商投资规模逐年扩大的趋势明显，但其增长率基本保持下滑趋势，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加速下滑，2009—2010年出现短暂的上升，2010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持续渐进下滑。如图5（b）所示，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整体呈下滑趋势，说明关天经济区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投资拉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关天经济区的投资环境愈来愈不看好。分地区来看，情况如表11所示。

如表11所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西安地区，且自《规划》实施后，对西安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提高。

3．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质量有待提高，投资结构有待优化

由于关天经济区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较东部地区小，所以在招商引资中出现了“重量不重质”的倾向，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远低于全国整体水平，效益明显比东部和中部差，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偏低。由于在自身产业、技术水平以及投资环境等方面有缺陷，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在吸收消化国际先进技术、提高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经济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只能以港澳台中小企业为主，劳动密集型项目、传统产品项目多，跨国公司设立的高新技术项目少、资源消耗型企业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产生不利影响的企业比例大。第二，投资结构不合理，产业关联度低，对经济及外贸的带动作用小。外商在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的投资主要是高耗能的原材料加工和农畜产品初加工等中小型简单加工和能源开发项目，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和服务项目较少。外商在关天经济区城市群投资的企业主要与当地优势产业或企业进行合作以迅速占领当地市场，以制造业为代表，而与西部优势产业嫁接，生产高起点、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较少，许多企业属于低水平重复引进，与当地原有企业抢原料争市场。特别是那些以出口资源为主导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虽可为各地创造阶段性、不断增长的贸易额，但却是以严重消耗当地宝贵资源为代价的。与此相比，外商在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却很少，在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更少。

4．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失衡，缺乏吸引外资的原动力

从三次产业来看，关天经济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未结合城市群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短期经济利益显著的产业，如表12所示。

如表12所示，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严重失衡。第一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长期停滞不前，农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很小，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性项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更小。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但投资领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开发型的高耗能的原材料加工、农畜产品初加工等中小型简单加工和能源开发项目，农业、基础设施、高新产业、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和服务项目较少。第三产业投入比重也较小，主要是饮食服务业和房地产行业，金融保险、技术性和现代化服务业的比重微不足道，并且第三产业内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也不合理。在西部，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较少。在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值仅占总产值的1%；在发展潜力巨大的旅游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值占比更小。

综上可知，关天经济区三次产业开放度低，优势和支柱产业外向型发展滞后，国际与国内竞争力低下，对外经济贸易仍然存在出口规模小、出口商品结构落后、出口市场小、外商直接投资严重滞后、国际市场营销力度不够、对外经济合作缺乏长期规划等不足；软环境与硬环境虽有较大的改善，但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四、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失衡发展的深层原因

2009年《规划》实施以来，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发展中的贸易和投资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依然存在问题，主要原因如下。

（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全

关天经济区地处内陆，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格局，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高效农业极少，工业档次较低，且一直以来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同时，拳头产品少，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产业结构有较大的趋同性，导致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以传统出口商品、粗加工商品为主，以附加值高的加工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精加工产品为辅，且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必然对外贸的推动力小，从而导致其对外贸易相对落后。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关天经济区交通、基础设施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鉴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再加上起步较晚，与东部沿海经济区相比较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且差距在不断拉大。关天经济区地处内陆，并没有靠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地理空间距离抑制海外贸易的最大因素是自然运输成本，单位距离的陆路运输成本远高于海上运输成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关天经济区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具有天然的海上运输优势，众多港口可以为东部地区降低出口产品所需要支付的运输成本。而对于地处内陆的关天经济区城市群而言，并不具备天然的面向海外市场的商品运输条件，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的对外贸易依然依赖于公路、铁路、航空之间的联网，依靠高成本和高耗能的运输方式，商品运输成本过高。运输在物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运输成本占物流总成本的35%~50%。运输成本的增大抑制了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市场分割增大了省际贸易成本，扩大了区域经济损失

除了自然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较高外，制度和政策等人为因素亦推高了商品在省际出售的成本。我国存在的“物流顽疾”现象推高了公路运输费用（占我国人均GDP的2%），“物流顽疾”主要是政府行为所导致的，各地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对异地运输、储存等环节征收高额费用，甚至会拒绝提供相关服务，增加了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对外贸易的成本。究其原因在于，各省份市场化改革不同步，统一的价格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各省份为保护本地区工业部门的利润设置了区域间贸易障碍和贸易壁垒，形成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

（三）比较优势误区长期错引贸易结构导向，城市贸易联动性较弱

关天经济区城市群拥有丰富的资源储备以及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应该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包括农产品、矿产品。矿产资源产品以原材料形式直接出口，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关天经济区长期重视初级加工产品的出口，但受贸易壁垒以及小规模生产模式的影响，初级加工产品的出口受到抑制，高技术产品在国际上又不具有竞争力，最终导致关天经济区总体贸易水平不高。分区域来看，关天经济区以西安为龙头城市，贸易集中在西安地区，大量资本集中于服务西安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其他城市的贸易商品需经过西安向外出口，增大了区域商品贸易的运输成本，而西安并未联动其他关天城市，造成关天经济区主要贸易过度集中于西安。

（四）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农产品贸易增长，市场信息系统不完善阻碍农业技术升级

全球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消费观念更新、绿色需求扩大等因素促使发达国家将环保作为抑制外来农产品进口、保护国内市场的措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多次以我国出口农产品存在疫病（口蹄疫、禽流感等）和农药残留（农药、兽药、环境污染物等）为由，加大对我国农产品的检查检疫，阻碍我国农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关天经济区城市群以及其辐射的城市地区具有良好的农产品种植优势，但是采用的是小规模生产模式在利益驱动下难免会出现农药残留、化肥残留等问题，直接导致生产质量难以保障，抑制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农产品贸易的规模。

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地处我国西部，对国际市场的信息缺乏直接了解，获得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信息滞后，包括市场供需信息和技术升级信息两个方面。市场供需信息滞后主要表现为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能准确传递给到小规模生产农户，鉴于农产品具有季节性，待市场通过价格方式体现国际市场的供需时，农户已错过调节自身生产规模的时机。市场技术升级信息滞后主要表现为小规模生产方式并不具有能够独立提高生产技术的能力，包括融资能力以及研发能力，小规模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并没有改变其生产方式和提高生产技术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缺乏统一的机构来从事市场信息的集散，农产品出口受到抑制。

（五）技术升级成本较高，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

关天经济区地处我国西部，在农业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为落后，技术壁垒倒逼农业技术自主创新，原料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成本较高，而且质量也比较差。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落后外，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也是农产品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原因。由于不能很好地利用规模经济来组织生产，农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而关天经济区的农业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

（六）制造业投资过于集中，制造业产业链对外依赖性强

关天经济区在全国的优势产业是装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只有将此支柱产业做强做大，才能优化产业结构，以结构优化促进区域经济总量的跨越式发展。关天经济区的制造业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关天经济区内外部产业关联度低，核心技术依赖于外部。高精密度的制造业需要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链中间环节，但是在关天经济区，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赖于外部经济体，需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核心环节的外部依赖性决定了关天经济区内制造业产业链条有断点，子行业之间的关联性和依赖性弱，子行业的外溢效应难以形成。第二，向西并未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形成实质性的产业互补，外部市场拉动力弱。第三，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弱，持续发展压力大。受限于核心技术的外部依赖性强，关天经济区难以形成具有行业领头羊地位的大型跨国企业。主要机械产品的技术设备和多数通信设备的核心技术仍需要从国外引进，企业负担重，在价值分配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企业的总体实力不强，国际竞争力弱。并且，企业总体效率不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拉动力不足，生产要素横向流动困难，非公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七）投资环境改善缓慢，对外引力不足

关天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较沿海经济区低，引资能力不足，资本的趋利性阻碍了关天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关天经济区产业结构化程度低，未能形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平台，在金融危机之后，外资及东部产业虽然有向西部转移的趋势，但大多数集中在资源及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东部而言，外资对西部的投资倾向仍较弱。同时，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西部外商直接投资仍以推动经济总量增长为主要目的，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严重。因此，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显著；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地区气候较为恶劣，土地荒漠化严重，植被难以保护，生态环境脆弱。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导致西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东部而言较为薄弱，外商直接投资的替代效应及互补效应都不如东部。以重庆为例，重庆是中国内陆重要的工业基地，国家在重庆地区投资建设了数百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企业主要是为满足国内市场和军事订货的需求来布局和建设的，企业的技术、装备和产品结构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针对这种情况，重庆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老企业改造同发展国际贸易相结合的产业调整政策，一方面通过扩大出口带动企业技术和产品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企业，进一步提高其出口创汇能力。重庆市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了冶金、化工、医药、电子、仪表、通信设备、机器制造和汽车制造等行业的数百家企业，不仅改变了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了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而且培育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潜力的新兴产业，从而带动了全市经济的稳定增长。

（八）政策倾斜力度不强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央政府针对不同地区在对外开放的目标、推进方式、政策的扶持重点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差异是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经济差距、贸易差距形成并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1978年以来，我国实施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的东部地区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沿海地区依托其区位优势，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这期间，国家在资金方面加大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使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并在各种税收减免、外汇和信贷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了较大支持，同时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来协助推动其国际市场的开拓等。由于我国实行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梯队开发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诸如投资倾斜政策、财税包干政策、试验权政策等更多的方面给予东部地区优惠，且在政策运用和政策创新上东部地区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广阔的空间，而作为东部地区资源的来源地和成品集散地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由于价格扭曲，造成“输出低和输入高”的双重利润流失，导致竞争优势明显弱化，最终导致在对外贸易方面形成了西部地区日渐落后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形势。

五、关天经济区对外经济升级的建议

（一）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机，扩大与中亚五国的贸易规模

根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在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分工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生产分工建立在自然禀赋和有利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才能参与国际分工。李嘉图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认为经济体处于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总能够找出某种产品在生产上的相对优势，只要该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生产上的相对优势，扩大规模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能够达到用较少的劳动耗费换取较大的价值的效果。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在绝对优势理论和相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赋予说，他认为每个区域利用其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缺乏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时，应生产和输出密集使用其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输入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要素生产的产品。

关天经济区城市群最大的要素优势是劳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我国东部地区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商投资以发展加工贸易，并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促使加工贸易不断升级。关天经济区城市群拥有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是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劳动力成本仅为沿海地区的1/3甚至1/5，因此，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承接东部及国外加工贸易产业转移，获取更多的技术、资金和市场。1979年，西飞集团替加拿大航空公司的CL-215森林灭火机生产7个小部件。2005年西飞集团合同出口量达到3500万美元，2010年达到1亿美元。此外，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西安航空动力控制公司等也利用劳动力优势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出口量快速增长。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理念得到提升，中国航空工业也逐渐与国际接轨。哈萨克斯坦本国经济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且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单一，以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生产为主，工业内部结构发展速度不一，发展较快的是石油开采业，其他工业发展速度过慢，且该国国内对于机械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远大于供给，生活用品匮乏，需要大量进口（见图6）。

如图6所示，对于哈萨克斯坦本国经济而言，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能源出口，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占总商品出口的90%以上，然而，哈萨克斯坦轻工业、装备制造业、化工等行业的技术相对落后严重制约着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哈萨克斯坦进口商品以机器设备、矿物质产品、化学生物产品、贵金属产品和交通工具为主，且机器设备的进口量远高于其他商品，而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具有丰富的加工经验，技术相对成熟，加上我国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价格相对发达国家较低。同时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重视工业生产，尽管国内缺乏生活日用品，但其进口重心依然为石油开采设备。哈萨克斯坦国内大量日用品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多年，且轻工业产品的出口量排在世界前列，能满足哈萨克斯坦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受我国东部市场饱和影响，制造业逐渐向西部转移，关天经济区将是东部制造业向西转移的重点地区。综上所述，哈萨克斯坦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具有完全的互补性，无论是石油开采所需的机器设备还是居民日常用品，关天经济区均可满足哈萨克斯坦的需求。

（二）培育主导产业，形成区域产业聚集地，提高城市竞争力

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动态性，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如图7所示，城市通过培育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带动关联产业的聚集，形成区域性的产业聚集地；通过产业聚集规模的扩张，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提升城市的产业竞争力。此外，城市的主导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倒逼传统产业升级和改造，同样可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三）在传统产业中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受到限制，而比较利益理论所讲的比较是对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因此，谁能率先跳出传统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谁就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关天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同时工业化也需要一些传统工业作为支撑。因此，关天经济区不可能像发达地区那样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只能在一定时期内定位于发展传统支柱产业，以增强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但这并不等于放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鉴于关天经济区城市群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所拥有的能力，只能有选择地支持少数有长远发展意义的战略性行业，在这些行业实现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把生物、信息、自动化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交通运输、水利、电力、冶金、机械、制药等产业，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出口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总之，在西部大开发中，应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与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的自然禀赋相结合，将高新技术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生产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

（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是保持关天经济区外贸适度增长的有效途径

关天经济区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普遍偏低，已成为影响关天经济区外贸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出口的绝大部分产品的技术含量偏低，收入需求弹性小，以致出口规模难以扩大，进口产品则大多是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品，再加上出口产品附加值低，贸易条件未得到根本改善，竞争力不强，致使外贸抗风险能力差，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中很难立足且易受到挫伤，总是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利于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增长。在实际进出口业务中，通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单位产品的售价，可以扩大出口额，并且高附加值产品受汇率和价格变化的影响小，抗风险能力较强，市场占有率也较稳定。另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也有利于增强关天经济区的国际竞争力。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劳动密集型产品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不能说其就具有竞争优势。而要使企业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不仅要注重产品的价格竞争，而且要注重质量和销售等方面的非价格竞争，重质量、上档次、讲服务，多管齐下，才能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才能更有利于实现关天经济区外贸出口向集约、高效转变。

（五）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增强实力，从纯贸易型经营模式向贸易与实业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市场上生存和发展下去，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国有专业外贸企业应加快资产重组步伐，把相同类型的企业组建成规模更大的集团公司，这样既可消除各外贸企业间竞争过于激烈、出口价格下降的不利局面，同时也可用集团公司更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为合理的内部资源配置来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在外贸企业中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在国有控股的形式下，允许职工参股，允许社会资金参股，以增强企业的实力。这对关天经济区城市群外贸企业在21世纪的继续生存和发展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另外，要使传统的外贸专业公司进入生产领域，为创造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名牌产品打下坚实的基础。关天经济区绝大多数专业外贸公司均缺乏生产经验，组建自己的生产基地，创立自己的名牌产品，一般来说困难的确很大，因此需要另找捷径。笔者认为，较可行的办法是，以资产重组的方式控股原有的生产技术先进、管理水平较高的工业企业。这样，在新的集团公司中，贸易和实业可实现利益均沾，并为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名牌产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建立关天经济区城市群自由贸易区

目前自贸园区的设立还是偏向沿海地区，区位倾向比较明显，已设立的自贸园区各有定位，也各有不同的辐射范围。但是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国内中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特别是“一带”，着重要发展的是中西部地区，通过设立内陆自贸园区，对于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获取能源资源、强化国家安全等都有着突出的战略意义。

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建立关天经济区城市群自由贸易区可有效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需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建设西安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进一步提升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带动、辐射、支撑和服务功能，进而使西安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联通欧亚、承东启西的重要枢纽，进而实现区域之间的各种互联互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及的成渝、南北钦防、关中—天水、天山北坡、兰白西、滇中、黔中、呼包鄂、银川平原、酒嘉玉十个城市群在“两横三纵”战略下提速发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周边其他经济带互通互融、实现共赢。所以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区将为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格局、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建立关天经济区城市群自由贸易区有利于降低国际跨区域合作的成本和门槛。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为促进欧亚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如今如果在西安建立自由贸易区，那么将打通国际贸易通道，营造更加开放便捷的营商环境，大大提升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便利程度，并成为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合作的交易成本的洼地。这样将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各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国际跨区域合作，形成合作创新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必将带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建设，也必将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带动西部大开发深入发展。

西安作为关天经济区重点发展城市，具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优势。西安地处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的结合部，具有难以超越的区位优势。它是西北地区通往西南、中原、华东和华北的门户和交通枢纽，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地理优势。从目前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西安市2014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为956.18亿元，已经超过了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之和。另外，随着三星落户西安，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企业也相继在西安落户，使得西安外向型经济总量更是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同时西安目前的经济结构也日趋合理化，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也逐年增加。这一切都说明它相比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提前跨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所以说，西安强大的经济发展实力和辐射吸引能力使得在西安建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强的比较优势。

日益完善的口岸服务平台是西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另一大主要优势。不沿边也不靠海的西安却有全国最大的国际陆港，除此之外还有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咸新区综合保税区（筹），西安出口加工A区、B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外向型经济服务平台。西安港务区内设立了香港、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等沿海港口的内陆港务区，作为沿海大型国际中转港口在内陆地区的一个支线港口，这样就搭建起了各沿海港口与西安进行大物流和大协作的服务平台，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将打造航空—铁路—公路无缝衔接中转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可以为自由贸易区提供便捷的物流服务。

（七）建立能源结算中心，逐渐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演变

对于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以陕西、甘肃和新疆三个省份为主，陕西是中国东中部地区通往西北和西南的交通枢纽，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横贯陕西省中部，其省会西安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同时也是亚欧大陆桥中国沿线区域的五大中心城市中最大的一个，是陆路通向中亚和西亚的第一通道。处于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的陕西省，在承接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由于能源资源丰富，与东部地区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使得这里既可以成为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由东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又可以成为这些生产要素向整个西北乃至中亚地区转移辐射的起点。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尽快把俄罗斯、中亚各国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潜力转化为现实成果”，欧亚经济论坛于当年11月在西安举办，且把西安设为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每两年举办一次，为陕西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提供了贸易合作交流平台。中亚五国与西安具有悠久的历史合作渊源。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开辟了丝绸之路，将长安与中亚和西亚各国从陆路上联通起来。西安在隋唐时期世界最大贸易中心的旧址上建立了大唐西市，与中亚各国共同申请将丝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文化的合作将历史渊源转变为现代商机。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居住着有11万人的陕西村，仍保留有陕西的生活习惯，对中亚各国进行着文化的渗透，推动了陕西与当地的经贸和技术合作。2005年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说，陕西村已成为联系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重要纽带。国家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安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方案，以西安带动西部经济总体发展，将在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结算中心，并使之逐渐向金融中心演变。

（八）拓展关天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机会，引导海外资金流向关天经济区

引导海外资金与技术援助向关天经济区转移，提高优惠贷款的比重；鼓励关天经济区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允许边远地区居民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变革户籍制度，促进城市化发展，为关天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机会。同时鼓励东部地区向关天经济区进行产业转移，充分利用关天经济区的资源优势；对外商直接投资及外商产业转移给予同样的减免税优惠和信贷支持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同时，鼓励外商与当地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充分获取外资企业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把引进外资与地区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外资的比较优势，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创造效应及替代效应；加大关天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加强关天经济区教育和科技的扶持力度，加快人才培养，增强软实力，在增加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通过与当地大学的“产学研合作”，以定向交流和集中培训等方式提高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水平。

（九）充分发挥关天经济区内的资源优势，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合理利用外资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双重机遇下，应该探索适合关天经济区发展的经济开放之路，通过合理利用外资，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率。

陕西和甘肃地处我国西部。西部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既有农业资源优势，又具有矿产资源优势，同时还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并且各种能源在关天经济区内的空间分布较为合理，适合在关天经济区内建设较长的能源生产产业链。陕西和甘肃长期处于消费压抑的状态，消费水平和劳动力价格较东部地区低廉，能够吸引国外企业到关天经济区进行投资，促使关天经济区承接越来越多的国际产业转移。因此，关天经济区应该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和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深加工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深加工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关天经济区转移。

进一步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受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关天经济区内城市的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等，能够满足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需求，但能否吸引更多的外资，还需继续加强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变西部在信息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上的落后状况，以多种途径解决基础设施融资难问题。

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城市化为服务业创造需求，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力。一个城市的服务业越发达，这个城市的吸引力越强，城市竞争力越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也越强。因此，关天经济区应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形成集中的市场需求，形成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区，以便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的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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