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观

1949—1977年存在两条发展观发展的脉络。一条脉络是经济社会实践中长期贯彻执行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一条脉络是仅在短期得到实践甚至从未得到实践，但时常会对经济工作者和决策者产生影响的某些理念，这些理念有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本”精神，有的是对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理论探索，虽还未形成非常完整的体系，但却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观中的均衡思想（1949—1953年）

从理念到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发展观是单一的，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构想上。这种构想既是经济发展思路，也是社会发展思路。它的特点是不急于求成，没有赶超的目标，避免经济社会急剧变革带来动荡，冀图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

1．新中国的领导者在新民主主义论述中的有关均衡发展的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从1947年开始直至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基于对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科学分析和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正确估量，曾有明确的构想，即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实行社会主义，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其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 ‘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 ‘节制资本’和 ‘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 ‘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 ‘操纵国民生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上述构想的基本内容是坚持的。1949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个原则。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

2．均衡发展理念的实践和效果

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相一致，政策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持保护的态度（董辅礽，1999）。

（1）1950年至1952年期间，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文件，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2）1953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还曾对企图在农村中取消上述“四个自由”的做法给予了明确批评。

（3）1952年1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对1950年公布的税制做了修正，本着平等纳税的原则，取消了原来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纳税优待，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营工商业经济处在同等待遇之下。

实行了这些政策之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工农业生产也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了16392万吨，棉花产量达到了130.4万吨，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比1936年高23%。工农业产值的快速增长为国家财政状况的迅速转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国家财政中来自非国营工商业的税收为23.6亿元，来自农业的税收为19.1亿元，到195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为61.5亿元和27.0亿元。

新民主主义构想体现了均衡发展的思想，在这个构想里，社会各阶级和谐发展，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职责主要体现为理顺、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为经济社会发展扫清障碍，并不过多直接干预经济。这个时期采取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是出于形势的需要。一方面，新中国成立时生产力已经遭到极大破坏，此时如果实行激进的经济结构调整，那么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新中国继承来的产业结构与近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先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来发展生产力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案。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援助都不可能使中国在短期内改变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面貌，因此，依靠政权的力量推动社会和生产力循序渐进地发展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然而，新民主主义构想最终并未实现，超越经济基础发展阶段的上层建筑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做出适应性的调整，1953年毛泽东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做出了批评，标志着这种构想在实践中的结束。

（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1953—1965年，1976—1978年）

1．基本特征

从1953年起到1978年止，中间一度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发展时期，明显具有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特征。

（1）经济增长以高指标为导向，以数量增长为核心。这在“大跃进”期间表现得较为明显，基本抛开了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协调发展的理念，片面追求高产量，如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提出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5～5.7倍，平均每年增长43%～46.4%，农副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28.5%～30.7%；基本建设五年投资3850亿～4300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6.8～7.7倍（郝梦笔和段浩然，1984）。这还表现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上（赵德馨，1988）。

1977年出现“洋跃进”，仍然制定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1977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会议又重提“赶英超美”的口号。这些计划和指标大大超出了我国经济和技术的承受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2）强调工业化。1953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一条以工业化为主的总路线。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3）社会发展不均衡。由于强调工业化，农业剩余被用来支持工业，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在1953—1978年不断拉大（钟契夫，2000）。盲目扩大基本建设导致积累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76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67.44亿元，1977年为382.37亿元，到1978年增长为500.9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1%,1978年的积累率高达36.5%。

“大跃进”的准备期可以从1953年算起到1956年。1953年之前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并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1953年到1956年从意识形态到生产关系都为赶超做好了准备，主要是提出了“一化三改”，并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整个准备期的经济政策以调整生产关系和稳定宏观经济为主，而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但这个阶段的政策意图很明显是为以后的赶超努力奠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基础，因为当时已提出要在15年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准备期的工作完成得还是不错的。如果以此为起点有条不紊地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后来的高潮期应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高潮期从1956年开始到1960年，期间中国正式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并实施了“大跃进”。调整期从1960年八九月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起到1965年“三五”计划的提出。

“洋跃进”也基本经历了类似但却相对较短的历程，基本上是“大跃进”的翻版，只在一点上不同，那就是重视通过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来达到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从1976年12月起，在“抓纲治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下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如农业学大寨会议、工业学大庆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这些会议的召开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不适当的口号和方针的指引下引发了冒进情绪。1977年在修改1975年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对“五五”和“六五”提出了急于求成的高指标和设想。根据修改后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制定的1976年、1977年、1978年这三年的年度计划在执行中都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结构失调。

2．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产生的现实原因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在这个时期选择这种发展观也是有历史发展逻辑的。首先，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在经济方面的一种体现。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每一位有责任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从洋务运动到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都反映了这种在短时间内使国家强大的思潮。这种思潮不可避免地对新中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落后，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重工业就更加弱小了，1949年约占工业总产值的26.4%（赵德馨，1988）。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才能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迫使中国必须发展作为国防基础的重工业。再次，受苏联范式成功的启示。苏联通过实施“赶超战略”只用一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为中国政府形成自己的发展观提供了参考。对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重视数量增长是对计划配置资源方式的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最后，意识形态对发展观的影响。只有实现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证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并进一步地证明新制度的优越性。

从发展模式来看，这个阶段的发展观还带有激进主义特征。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这期间，我国国际经济交流较少，尤其是长期断绝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关系使我国经济摆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并在苏联短期的帮助下，开始建立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在国内，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国营经济掌握了全国主要的经济命脉。1949年在我国大型工业产值中，国营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达40%，拥有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业，控制了绝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国内外贸易（钟契夫，2000）。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逐渐将其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也就是说，通过控制和调整，利用工商业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有消极作用的一面。以上措施的目的就是尽量消除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影响。

（三）和平时期的备战观（1965—1976年）

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活动主要围绕备战展开，应该说这不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但这种国策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对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状况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把这个时期的战略做一简单回顾。

1．历史背景

（1）1964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都使决策者感到了战争威胁。

（2）中苏关系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趋于恶化，1969年甚至发生了边境冲突。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中还提到“美苏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大会表示，一定要……乘胜前进，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人民日报》,1977年8月21日）。

（3）中国工业的重心依然集中在沿海一带，战争中容易受到攻击。

基于以上考虑，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1969年4月毛泽东更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九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强调要准备打仗，随后，在国民经济的部署中，强调“以战备为纲”，把经济建设的安排逐渐纳入备战体制（赵德馨，1989），这种情形持续到1977年。

2．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特点

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即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地、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这实际上是一个以国防、大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

三线建设力图改变工业布局，如果从经济层面考虑，那么这带有均衡发展的某些特点；而为保证战略需要，此时期的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往往追求进度和生产的高指标，又带有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特点。这种矛盾并非出于发展理念本身的不同，而是源于时代特点。

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备战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过于突出，三线建设规模过大，步骤上要求得过快、过急，在执行中又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因而战略的实施难以实现综合平衡，存在不利于经济正常发展的因素。此外，备战战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在客观上协调了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内地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这一时期基本持平。备战不以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率为目标，它对经济状况的改善只是一种副产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当时沿海一带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最高的，而备战战略却将各种资源强行配置到效率比较低的中西部，因此，备战战略的机会成本比较高，对经济状况的改善也是相对的、有限的。

（四）改革开放之前发展观的精神遗产

由于事前的发展观会受到实际条件的约束，因而人们会对这种发展观进行重新思考并调整一些构成要素。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论十大关系所体现的均衡发展理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实际中的矛盾和苏联范式提出了质疑。《论十大关系》在经济方面基本体现了一种协调或综合平衡的思想。如在此文中，毛泽东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他同时认为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还认为，“……多发展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另外，他还提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及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对1956年之前发展观的总结和反思，按此脉络发展，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观虽然在较长时间内还不会偏离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道路，但发展的路径或许会有比较大的改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国内政治气候和决策者的特质，这种可能没有变成现实。

2. “三五”计划体现的人本和均衡发展理念

196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提出了如下基本任务：第一，大力发展农业，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攻克尖端技术；第三，与加强农业和国防的任务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增加产量。同时，该设想还指出应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有重点、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不片面追求高速度。同基本任务相适应，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兼顾国防工业的需要，然后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从以重、轻、农为序转变为以农、轻、重为序（钟契夫，2000）。这个初步设想其实是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修正，具有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的特点，它强调首先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虽然由于备战的需要，这个发展规划最终没有实施，但它却反映了计划者和决策者发展观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是因为现实条件对事前的发展观形成了约束，计划者和决策者的调整则显示了主观的发展观对客观条件的适应。

3．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中的科学发展理念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实际上不等同于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技术性“四大平衡”，其与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五个统筹”存在较大的内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工农业统筹协调发展来改善城乡关系和农民生活的思想。首先，他认为工农业应按比例协调发展，1950年他就强调绝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约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他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1979年，陈云针对当时的“洋跃进”指出，“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 ‘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其次，他认为城乡交流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解决城市商品滞销问题时，他根据当时农民购买力提升的有利条件，巧妙地采用“收购农产品来提升农民购买力”的办法促进了工业制品的销售。1951年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后，他又大力主张通过城乡交流来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

（2）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协调的思想。就在马寅初的人口论遭到批评的同年，陈云也提出了“必须提倡节制生育”的建议，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人平均供应量难以增加，而且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人口增加……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此后，他又多次大力呼吁要限制人口增长以适应经济发展。

（3）国内外开放与相互协调的思想。陈云非常重视进出口统筹协调。他把国际贸易作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同时还把进口作为综合平衡的重要考虑因素。另外，他特别强调在利用国外经验、资金的同时避免负面效应。

除以上三方面外，陈云在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也有很多想法与科学发展观有相通之处。他既强调全国经济要一盘棋，要求克服要素流动中的本位主义壁垒，又重视各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