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对百年发展路径的规定

然而，仅仅有战略思维和智慧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理性且实用的战略本身。三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基本是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前行的，历史证明，这个战略是理性且实用的。邓小平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持过中央政府工作，那时他就试图推行周恩来在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战略。不过，他的战略眼光已然超越了“四化”本身。当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尚未明确且改革尚未展开时，邓小平在1980年会见日本客人时首次提出了被后来称为“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即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1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经过专业机构研究、补充、论证和完善之后，“三步走”战略按国家战略的六大构成要素分解，变得清晰、务实。其战略指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战略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现代化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战略重点是能源、交通、教育、科技。其战略阶段如下：从1980年到20世纪末，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现代化。其战略布局是先从沿海开始，从经济特区开始，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战略的重大措施是体制改革、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等。“三步走”战略把经济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物，以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为奋斗目标，因而这个战略范式同时也是非均衡的，战略类型是赶超型的。

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有一个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战略态势分析和价值判断，即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因此经济发展要分阶段，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国际社会中和平和发展是两大趋势，当时美国和苏联的争霸并不会导致全面战争，相反对中国的发展有利。正是基于以上战略态势判断，他做出了大裁军的决策，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应当说，历史给“三步走”战略的机遇并不非常好，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改革失败直接造成了世界格局的动荡不安，并对中国产生了冲击，20世纪90年代末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两次冲击延缓了“三步走”战略的实现。幸运的是，中国领导集体实施“三步走”战略的基本诉求和意志没有动摇，面对危机，积极想办法化危为机，扬长避短，发挥中国自身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三步走”战略本身就具有应对危机的要素构件，即战略指导方针明确，除非发生外敌入侵之类的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否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始终不变。在制定这个战略时，虽然决策者并没有使用规范的SWOT方法去做战略态势分析，但是历史表明，其最初对战略实施的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是中肯的和准确的，即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主导趋势，发达国家因市场和资金过剩需要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开展经贸合作，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等。

“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的目标截至2000年都已实现，“三步走”战略的实施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补充“三步走”战略。于是江泽民在1999年提出了两个补充性战略：其一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二为企业“走出去”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第三步的开篇。经过前二十年的战略布局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实现了“三步走”战略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于是让剩下地区和剩下人也富起来就是第三步走的战略任务。从此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还是“三步走”战略题中应有之义，没有脱离“三步走”战略构想本身，但是“走出去”战略则有所不同了。在“三步走”战略之中，战略指向还是通过利用外部资源、招商引资提升我国经济实力，但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的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转折性变化，即由社会总体性短缺转向社会总体性过剩。时至今日，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当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国内已经过剩的家电产品等寻找海外市场，其次是积极寻求海外资源和能源市场，以便为维持国内的高能耗经济增长方式寻找稳定的供应源，这也许是最初设计“三步走”战略时不曾料到的。因此在此意义上讲，“走出去”战略已经含有一定的创新性，它是因国内经济运行出现转折性变化而被提出的，这就为现在提出的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