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发展历史
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简称“马列主义研究院”)是苏共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搜集、保存、研究和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理论遗著,编辑出版他们的传记;搜集、保存和发表党中央机关的文献及党的杰出活动家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党的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迫切问题进行科学研究”。马列主义研究院是苏联时期编纂、研究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重镇,是举世瞩目的国际马克思学中心,它的发展史反映了苏共中央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纂与研究的侧重与态度。
1.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1931年)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传播与宣传,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的搜集和出版。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思想理论上有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任务,即采取一切措施科学地普及国内外已经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同时还要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尚未发表的遗著挖掘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完成这项国际主义任务,必须建立一个科学中心,专门从事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工作。
1919年11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在梁赞诺夫的主持下,在社会主义科学院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研究室,它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核心部分。研究室不仅培养和训练了一批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且还吸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这里工作,他们当中有被列宁高度评价为在“科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是当然的顾问(和领导者)”的米·波克罗夫斯基,还有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阿多拉茨基等。成立之初,研究室的活动主要在沃斯德维亨卡和舍梅特耶夫胡同拐角处的一所房子的六间小屋里展开,其最迫切的工作就是搜集一切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相关的资料和文献。当时,研究室下设五个部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史、法国史和英国史。1920年夏秋,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开始在伦敦购买珍本书和稀有资料,主要搜集涉及这些方面的文献。
1920年12月8日,在列宁的主持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创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议。决议指出,设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是一项“具有特别重大国际意义的”任务。但是,列宁“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来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遗产研究和出版工作”。1921年1月11日,在梁赞诺夫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列宁的指示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再次做出决议,将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它是挂靠在社会主义科学院下的独立机构,其首要职责是搜集、研究和出版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遗著。中央委员会任命梁赞诺夫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是研究院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同时为了开展研究工作,允许梁赞诺夫吸纳无党派人士参与到研究院的各项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初建时还是在六间小屋里工作。在列宁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1921年年底,研究院迁到了位于斯纳门斯基小街(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大街)的多尔戈鲁基公爵的宫殿,从此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大楼。
成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遗著和手稿的匮乏。虽然在研究室时期曾搜集和购买过一些图书和资料,包括从伦敦购进的几百本书、从劳拉·拉法格的遗产中转给莫斯科的8封马克思致卢格的亲笔信,以及一些不甚齐全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但远不能满足研究需求。由于列宁的高瞻远瞩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以及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中央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研究院很快就承担起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和理论基础的历史使命。
在研究院成为独立机构后不久,列宁给院长梁赞诺夫写了两张著名的便条。第一张是在1921年2月2日以前写的:
梁赞诺夫同志: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
例如,1894年,《莱比锡人民报》上关于唯物主义的书信?
《前进报》上谈Beesley的?(可能不完全是这样拼写?这是位英国教授,孔德的信徒,马克思的熟人)
以及诸如此类。
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
它,即那个目录能不能给我看一个星期?
您的列宁。
第二张是在1921年2月2日写的:
梁赞诺夫同志:务请:把书还回来。
(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
(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
(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
(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要知道他们是一群见钱眼开的家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
(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
(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
(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列宁的这两张便条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出了未来工作的总方向和总目标,是指导其未来发展的工作指南;同时也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能够最完整地搜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信、手稿、著作及相关文献资料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和保障。“列宁的愿望在创建和筹划研究院上是原则性的指示,没有这些指示就不可能有任何让人满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在列宁向梁赞诺夫写信的同时,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排除一切困难拨给研究院一笔以黄金计算的经费,供其搜集、采买各种文献。
1922年6月1日,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ЦИКРСФСР)主席团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不再附属于社会主义科学院,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研究院的基本任务被确定为:“把创建优秀的科学实验室作为全部目的的科学研究机构,在这里,科研人员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研究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表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从此时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组织结构基本确定,包括六大部门:14个科学研究室、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出版社和财务行政部门。在14个科学研究室中,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是核心研究机构,由梁赞诺夫直接领导。此外还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社会主义、外部政策、德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第一和第二国际史研究室以及主要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普列汉诺夫研究室等。每个科学研究室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学术研究与文献编辑活动。为了方便工作人员使用图书,每个科学研究室都收藏着各自主题的图书和文献。除科学研究室外,档案馆珍藏着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更珍贵的手稿和文献,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非常重要的文献典藏机构,并相对独立。
1930年年底,随着斯大林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开展大批判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很快被卷入其中。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院长梁赞诺夫,他的个性和一直以来的孟什维克政治倾向,以及他与斯大林的交恶,注定了他的政治劫难。这同时也导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1931年遭到了大规模的“清洗”,甚至短暂关闭,以彻底肃清研究院的“梁赞诺夫精神”。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31—1956年)
1931年4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出决议,为了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著作的出版工作,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问题及其发展史,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列宁研究院应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机构,称作“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Маркса-Энгельса-ЛенинаприЦКВКП(б),简称“马恩列研究院”)。马恩列研究院隶属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院长为阿多拉茨基,同时也换上了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理论干部。
1931年10月10日,政治局确立马恩列研究院为党的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主要任务是:(1)科学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著作,编辑出版他们战友的著作;(2)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事业及他们的学说,并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3)搜集、研究和出版联共(布)党史文献,科学地研究党史、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等问题;(4)搜集、研究和科学出版共产国际史方面的文献。
原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变成了马恩列研究院下属的一个部门,即马克思恩格斯部。梁赞诺夫设置的14个科学研究室被取消,相关研究人员被重新划分为五个工作组:MEGA工作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工作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工作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工作组、马克思恩格斯学术传记工作组。马恩列研究院下设的其他部门还有:列宁部、联共(布)党史研究室、第一和第二国际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室、学术普及研究室、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科研秘书部门、行政部门等。从马恩列研究院工作任务和机构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研究院的工作重心不仅仅是编辑、研究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且开始向出版列宁著作、研究列宁主义,以及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转移。到了1935年8月,通过对阿多拉茨基所做的关于马恩列研究院工作任务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编辑出版已经成为马恩列研究院的中心工作。
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决议对马恩列研究院提出要“翻译严谨科学的和完全精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任务”,要求研究院在短期内修正以前出版的文献中的错误,这些文献包括20世纪20年代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而翻印的革命前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1版中梁赞诺夫主编的卷次。但是,这项工作耗时耗力,进展十分缓慢,以致在1939年1月,阿多拉茨基因此被解除马恩列研究院院长之职。
1939年后,马恩列研究院为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加紧编辑和出版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各种版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倾全国之力保家卫国,马恩列研究院的各项编辑和出版工作都随之放缓,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纷纷拿起武器赶赴前线投入与德国法西斯的战斗,许多优秀的科研人员为此付出了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恩列研究院迁到了莫斯科奥斯坦基诺区的一座新的大楼里,原来的多尔戈鲁基宫成为档案馆的所在地。1954—1956年,马恩列研究院曾短暂地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Маркса, Энгельса, Ленина, СталинприЦККПСС)。
3.马列主义研究院(1956—1991年)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思想理论领域中开始出现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党的集体领导的动向。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执政时的各种理论,指出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此举令世界震惊。2月底,在苏共二十大后,马恩列斯研究院的领导层提出把马恩列斯研究院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党史研究院”的请求。在3月19日、20日举行的马恩列斯研究院领导机构会议上,主任А.斯图契诃夫指出:“斯大林不尊重研究院,因此,研究院的作用被降低。我们必须把它的作用恢复起来。”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56年3月28日,马恩列斯研究院正式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简称“马列主义研究院”。从1957年起,马列主义研究院开始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1968年6月15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任务、机构和编制的决定》,确定了马列主义研究院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针。《决定》要求“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持续不断收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苏共党史材料的时候,应当同时努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共历史和党的建设、科学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迫切问题的创造性研究。马列主义研究院应与其他科学机构一起创作有分量的总结性著作,这些著作将包括有新的科学根据的结论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建议。”《决定》要求马列主义研究院与民主德国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起筹备出版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决定》还就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研究院下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部、苏共党史部、党的建设部、科学共产主义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部、若干辅助科学研究部门、中央党务档案馆和图书馆等部门。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各地方马列主义研究院还下设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史研究院,苏共莫斯科市委、莫斯科州委和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党史研究院等16个分院。各分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方党组织的历史、出版党的文献、用苏联境内的各民族文字翻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决议。1971年1月8日,为了表彰马列主义研究院在科学研究、出版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遗产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时为了纪念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苏共中央授予马列主义研究院“列宁勋章”。
1991年苏联解体前,马列主义研究院又短暂地更名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атеориииисториисоциализмаЦККПСС)。1991年10月,马列主义研究院改建为“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院”。改建后,研究院原来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都各自分离出去,研究院不再承担马克思主义历史方面的研究,而是成为研究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种族、宗教等领域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