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CVM的发展历程

3.1.1 CVM的早期发展

Ciriacy-Wantrup发现土壤改良能够带来很多社会生态效益，而这些效益却并不存在交易市场。因此，可采用直接调查的方法来询问公众对防治土壤侵蚀的正外部性的支付意愿（Ciriacy-Wantrup,1947）。但是Ciriacy-Wantrup并没有直接进行调查，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五年后，Ciriacy-Wantrup在其名为“资源保护：经济和政策”的经典著作中再次重申，可直接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评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Ciriacy-Wantrup,1952）。这本书被公认为是环境资源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但是，直接调查方法在当时只是停留在呼吁阶段，并未真正被实施。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流经济学界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诸多批评者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萨缪尔森看来，通过将每个人的评价进行加总来估算公共品的总价值可能无法避免策略性行为，因为受访者出于自利原因完全可能会向调查者提供错误的信息，以遮掩其真实评价（Samuelson,1954）。萨缪尔森的批评逐渐成为当时主流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严重影响了调查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发展进程。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界对问卷调查结果的质疑源自20世纪50年代一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大战。Lester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并非根据边际法则对产品进行定价而是使用平均成本加成定价，企业似乎没有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据此，Lester认为应该放弃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新古典假设（Lester,1946）。Machlup则对问卷调查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Machlup,1946）。Machlup的支持者包括弗里德曼、萨缪尔森、阿尔钦等顶尖经济学家（Lansing and Morgan,1971）。他们认为，研究者不可能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来挖掘消费者对公共品的真实偏好，因为公共品的成本通常由社会共同负担，部分消费者可能基于自私动机在访问中采取策略性行为。这些重量级学者的质疑声音无疑影响了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CVM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公园管理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和美国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展开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当局需要获取公众对这些公共服务的偏好和支付意愿。而在当时除了直接进行问卷调查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由此引发了对户外休闲的价值评估研究。

CVM的首次运用是在1958年，当时一家咨询公司对生活在美国特拉华河流域的居民进行调查，询问他们对参观国家公园所愿意支付的费用（Audience Research Inc,1958）。第一位系统地运用CVM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是Davis，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博士论文中，Davis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游憩价值进行了估算（Davis,1963）。在其博士论文中，Davis系统地结合了经济学理论、问卷设计、抽样技术以及统计分析等工具，比以往的研究更为科学。为了检验CVM结果的可靠性，Davis同时还采用旅行成本法进行了平行研究，结果发现两种方法下所估计出的价值非常接近。Davis还进一步指出了在问卷调查法实施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收敛有效性、问卷格式等），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CVM研究的重点。

受Davis的影响，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一些经济学家随后开始采用CVM评估其他非市场产品的价值。这一时期典型的研究包括：Ridker采用CVM估算了空气污染治理的经济价值（Ridker,1967）；Brown等通过邮件针对狩猎者调查了放弃野外打猎权利的补偿价值（Brown and Hammac,1973）；Cicchetti等针对野外远足爱好者调查了减少对其他人所造成的拥挤的支付意愿（Cicchetti and Smith, 1973）。

除了未来资源研究所之外，其他学者也展开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Darling的工作。Darling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研究了人们对加利福尼亚州3个城市公园所提供的舒适环境的支付意愿。Darling将问卷调查的结果和住房价值模型（Property Value Model）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前者在估计结果上要偏低（Darling, 1973）。Sinden同样采用调查方法研究了户外休闲资源的经济价值，并对包含休闲价值的无差异曲线进行了推导（Sinden,1974）。

Randall等采用Davis（1963）所建议的逐步竞价法（Bidding Game）研究了空气可见度的经济价值，其论文（Randall et al., 1974）是早期的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论文中，Randall等人完整地阐明了CVM的理论基础、优缺点，首次采用了可视化帮助（Visual Aids），并对CVM的使用原则明确地进行了界定。

Hanemann则研究了人们对波士顿地区的河流水质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同时还将问卷调查的结果和旅行成本法的估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在数值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Hanemann,1978）。

在经验研究广泛开展的同时，有关CVM的理论基础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市场无法体现环境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价值。于是，一些新的概念相继被提出。比如Weisbrod提出了“选择价值”（Option Value）（Weisbrod,1964），Krutilla提出了“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Krutilla,1967），Arrow等进一步提出了“准选择价值”（Quasi Option Value）（Arrow and Fisher,1974）。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Krutilla的杰出研究。在其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名为“自然保护的再认识”（Conservation Reconsidered）的短文中，Krutilla指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不可逆性，因此过度开采会造成“存在价值”与“选择价值”等非使用价值的损失。尽管人们对这些非使用价值的偏好为正，但其价值大小并没有通过可观察行为体现出来。

Curri等系统地回顾了Hicks消费者剩余的度量方法（Currie et al., 1971）。Freeman关于环境价值估算的经典著作在这一时期众多研究中的影响无疑是最深远的。该书中所提到的一些思想逐渐演化为现在经常使用的特征价格法、旅行成本法以及条件价值法。Freeman同时还为这些方法提供了更为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M. Y. Freeman,1979）。Hanemann提出的随机效应最大化模型（Random Utility Maximization, RUM）同样对构建CVM和TCM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Hanemann, 1984）。

除了自然资源问题外，CVM还被运用于研究卫生领域的项目评价问题以及交通运输问题。例如，Acton详细研究了降低心脏病患者死亡率的五项公共设施投入所产生的经济价值（Acton,1973）。Jones-Lee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降低死亡风险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Jones-Lee,1974）。不过之后的几年中，运用调查法估算降低死亡风险的价值的研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医疗政策制定者的反对，当然也似乎有悖于伦理。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特征工资法（Hedonic Wage）在评估亚健康状态时力不从心，卫生领域内的CVM研究才重新流行起来，研究分支包括药品选择、排队问题以及患者的时间偏好等（Johannesson et al., 1992; Ganiats et al., 2000; Propper,1990）。Louviere首次使用陈述偏好数据研究了人们捕鱼的地点选择和驱车距离等因素之间的联系（Louviere, 1974）。之后交通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时间的价值（Hensher et al., 1985）以及交通工具的选择（Brownstone et al., 2000）等方面。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是CVM发展的高峰期。当然，研究的主要对象还是集中在户外休闲资源的价值评估上。根据Mitchell等（Mitchell and Carson,1989）的整理，1963年至1987年，CVM研究文献累计有104篇，选题包括露天采矿权的回收（Randall et al., 1978）、降低核辐射死亡率（Mulligan,1978）、有毒废弃品（Smith et al., 1985）、艺术品价值（Trosby,1984）、产权价值（Bergstrom et al., 1985）、野生动植物（Walsh et al., 1984）、濒临灭绝物种（Samples et al., 1985）、政策评估（Garbaczet al., 1983）等。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森林法》和美国总统令12291号颁布，明文规定制定资源开发决策时要进行成本收益评估。1979年，美国水资源委员会（WRC）出台了在水资源规划中应用CVM开展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则和程序，将CVM推荐为评估休憩效益的两种优先方法之一（另一种为旅行成本法），推动了美国陆军工程部队（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ing）、美国垦务局（US Bureauof Reclamation）等联邦机构对CVM的应用。1986年，美国内政部将CVM推荐为测量自然资源和环境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的基本方法（张志强等，2003）。

在CVM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不少研究者开始注意到CVM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在问卷调查中是否存在策略性行为？CVM与其他非市场方法（如TCM、HPM）的估计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能否将总价值进行分解并保证分解后的各价值组成不存在重复计算？如何向受访者清晰地描述这些不同的价值（Carson,1994）？怎样才能如实地调查受访者的真实意愿？怎样才能保证受访者进行CVM决策时会将收入预算考虑进来？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如何选取合适的统计分析模型？Mitchell等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讨论（Mitchell and Carson,1989）。

应当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的CVM研究者绝大多数讨论的是使用价值，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非使用价值。总的来说，多数学者支持或至少不反对使用CVM来评估使用价值。在Mitchell等（1989）所汇总的104篇研究文献中，只有20篇讨论了非使用价值的估算。推动CVM取得长足发展的是1989年发生的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

3.1.2 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与NOAA报告

1989年3月24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使得学术界关于使用CVM评估非使用价值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客观上对CVM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清除油污，埃克森公司支出了约20亿美元的巨额费用。尽管埃克森公司付出了巨大努力，试图将污染所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但联邦政府对埃克森公司的努力并不满意。美国联邦政府认为，埃克森公司除了赔偿清除油污的费用外，对油污所造成的自然资源与野生动物等非使用价值损失也应该一并赔偿。尽管油污被清除了，但残留污染的影响短期内无法根除，例如对野生生物资源、人们日常旅游观光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了估算这些损失究竟有多大，阿拉斯加州政府组织专家对事件所造成的非使用价值损失进行了CVM评估，历时18个月之久。最后报告指出，以中位数支付意愿的下限进行最保守的估计，石油泄漏所造成的非使用价值损失高达28亿美元（Carson et al., 2003）。1991年，埃克森公司与阿拉斯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支付近10亿美元用于栖息地等的恢复计划。另外，埃克森公司还支付了超过20亿美元的清理费用，并向11000名渔民和土地拥有者支付了5.07亿美元的经济赔偿，协议结果与环境经济学家们的估算大致相当。

埃克森事件之后，石油工业部门积极进行公关活动，向政策制定者陈述运用CVM研究结论指导政策制定可能极度不可靠。这些争论后来集中收编于Hausman的著作中（Hausman,1993）。争论的焦点在于非使用价值是否应该估计以及如何准确估计。批评者认为，CVM的主要问题在于估算非使用价值时范围不敏感。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假设，消费者满足理性和最大化行为假设。因此，给定预算约束，个人倾向于消费或享受更多的物品。在CVM实践中，范围不敏感是指随着调查物品尺度变化，受访者的WTP不会发生明显变化。批评者还指出，包含非使用价值会导致重复计算。但客观上，批评的声音同时也带来了积极的响应。它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CVM问卷设计、CVM的理论基础，以及CVM中违背经济学理论的现象是否在其他行为科学中同样存在。

1992年8月，在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邀请下，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 J. Arrow和R. M. Solow牵头组成六人专家组，对非使用资源是否应该包含在环境价值里以及CVM的可靠性进行了重新评估（Arrow et al., 1993）。最终报告指出，非使用价值应该包括在环境损害赔偿中；对于非使用价值的估算，CVM虽然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但如果严格遵循问卷设计原则，那么CVM基本能够提供较为可信的估算结果。NOAA的最终报告在最大程度上肯定了CVM，并为CVM研究提供了操作蓝本，使得CVM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后的CVM研究呈现出几何级增长速度。相关研究从实施CVM并报告内容和结果向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方向转变（张茵和蔡运龙，2005）。

NOAA最终就CVM问卷设计与研究制定了15项指导性原则。具体如下：

（1）应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同时考虑聚类和分层问题。封闭式单边界问卷要保证样本量至少在1000以上。避免调查人员偏差和问卷表达偏差。

（2）降低问卷的拒答率，较高的拒答率会影响问卷的可信度。

（3）建议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形式，不建议采用邮寄问卷或电话调查形式。

（4）报告调查的总体、样本、抽样方法、拒答率以及重要选项的回答情况。

（5）在正式调查之前应进行认真的预调查和预检验。

（6）建议采用相对保守的问卷设计方案，防止造成高估，尤其是当受访者对所评估的对象较为陌生时。

（7）建议采用WTP，不建议采用WTA。

（8）使用封闭两分式问卷而不是开放式问卷，指明支付方式。

（9）向受访者提供准确的项目信息。可采用图片等手段直观展示。

（10）提醒受访者可能存在的替代品及其状态。

（11）尽可能在不同时间点展开调查，降低时间依赖型噪音。

（12）主要问题除了设置“愿意”“不愿意”等选项外，还应增加“不清楚/不知道”等选项。

（13）追问受访者回答选择“愿意”“不愿意”支付的具体原因。

（14）问卷应包括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同时进行必要的交叉分析。

（15）提醒受访者一旦决定支付，就可能会降低其他开支，尽可能降低道德满足感。

1993年，美国农业经济协会在其主办的杂志Choice上组织了关于CVM的专题讨论。这场争论主要围绕着非使用价值（Passive Value）是否应当被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以及采用CVM估算非使用价值是否有效两个问题展开（Carson et al., 1993; Randall,1993; Desvousges et al., 1993）。

Desvousges等（1993）指出，CVM在评估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上可靠性较高，因为使用价值可以通过人们的可观察行为来体现。而非使用价值几乎和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由于缺乏直接的或间接的消费经历，CVM很难保证非使用价值评估的精确性。Desvousges等还指出了CVM在调查技术、心理动机、预算约束以及替代品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都可能造成CVM评估结果扭曲。总的来说，Desvousges等认为CVM在对具有使用价值的对象进行评估时是行之有效，但在评估非使用价值上则明显力有不逮。

Randall（1993）认为，在评价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时如果不考虑非使用价值，无疑违背了作为成本收益分析基础的标准效用理论。此外，还可能造成严重的资源误配问题。首先，低估环境污染的真实成本实际上是变相鼓励污染。其次，如果忽略非使用价值无疑会将污染行为引向具有低观赏价值和高非使用价值的领域。Carson等（1993）总体上对Randall（1993）的观点持支持态度，当然也承认CVM在评估非使用价值时确实存在一些争议。

随后的1994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上也组织了一场关于CVM的专题讨论（Portney, 1994; Diamond, Hausman,1994; Hanemann,1994）。Portney（1994）对CVM的有效性给出了较为乐观的评价，“不管研究者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是，CVM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Haneemann（1994）则从微观基础上探讨了非使用价值的评估对于完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性。Haneemann还认为，尽管CVM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研究场合，但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时，CVM仍然不失为评估非使用价值最理想的方法。在批评的声音中，Diamond和Hausman（1994）的观点无疑是最为犀利的，这一点可从其论文题目看出。Diamond等人认为，CVM最明显的缺点是在评估非使用价值时，受访者缺乏实际消费经历，从而也就无法判断其评估结论的可靠性。Diamond等人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强调应针对CVM进行必要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精确度（Precision）检验。

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引发了学术界（不仅包括经济学家，而且包括环境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对CVM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不同态度。这些文献与NOAA报告一起，将CVM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NOAA报告之后，CVM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与早期单纯关注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损失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主要是利用CVM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共卫生（Tonin,2012; Oezdemir and Johnson,2013）、城市生活用水（Tarfasa and Brouwer,2013; Zapata,2012）、海洋资源（Wu and Zhang,2012）、自然保护区（Wilson,2012）、体育比赛（Wicker et al., 2012; Wicker,2011）、食品安全（Zhang,2012; Mesias and Diaz, 2012）、生物多样性（Wang and Jia,2012）、森林社会价值（Upton et al., 2012）、生活垃圾处理（Song et al., 2012）、文化遗产（Tuan and Navrud,2008）等。

从引导技术上看，已经从早期的开放式、投标博弈式、支付卡式、封闭式单边界逐渐发展至封闭式双边界（Hanemann et al., 1991）、封闭式多边界（Welsh and Gregory,1998; Bateman et al., 1999; Broberg and Brannlund,2008）以及1.5边界（OOHB，如Bateman et al., 2002;2009）。

就分布函数的设定形式而言，主要采用的是Logit（对数Logit）或Probit（对数Probit）模型。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不同的函数设定形式会导致对Hicks剩余的估计相差很大。参数模型隐含着扰动项服从某种已知的概率分布，更多时候凭借的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如果设定不当则可能造成模型设定误差（Boyle,1990; Bateman et al., 1999）。因此，这一时期CVM研究的另外一个趋势是逐渐从参数模型发展至半参数模型（如Belluzzo,2004）、无参数模型（Huang,2008）以及混合分布模型（如Cooper,2002; Araña and Leó n,2005）。

就封闭式双边界调查数据而言，早期研究主要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如Hanemann et al., 1991）。实际上，双边界调查和贝叶斯统计思想非常接近，因为理性的受访者会根据第一轮的投标值来修正第二轮的选择，即受访者在进行选择决策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传统的极大似然估计法无法体现这一点。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采用贝叶斯计量方法来估算WTP（Fernandez,2004; Vermeulen et al., 2011）。

从CVM研究的规范性看，其已经从最初简单地实施CVM并报告内容和结果转向对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讨论。例如Heberlein等人讨论了CVM的范围敏感性问题（Herberlein and Bishop,1986），Boyle等人讨论了收敛有效性问题（Boyle et al., 2009），Ozdemir等人对CVM的构建有效性进行了系统的讨论（Ozdemir,2009），Foreit等人在其研究中同时考察了CVM的范围敏感性和时间一致性问题（Foreit et al, 2003）。当然，由于样本数量、模型设定、研究内容等方面的不同，有效性和可靠性检验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3.1.3 CVM在国内的发展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CVM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评价非市场产品、非使用价值的最常用和最有用的工具（张志强等，2003）。但由于社会体制、文化背景以及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环境意识的不同，CVM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起步很晚。导致CVM在发展中国家被运用的重要契机是一些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各种环境项目，为了对这些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CVM自然便成为重要的选择。

CVM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入我国。陈应发引进了CVM和TCM的思想，并认为CVM可以同时评估森林资源的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陈应发，1993）。陈国阶（1993）则最早运用TCM和CVM方法简单地评估了三峡风光的经济价值，这应该是开放式询价方法在国内的最初尝试。不久后，杜亚平的代表性研究则显得更为正式也更为严谨一些（杜亚平，1996）。在这篇文章中，杜亚平运用开放式询价技术，对武汉市东湖水质改善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提供了完整的调查过程，而且还指出了CVM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如起始点偏差、激励偏差、信息偏差等）及其应对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论文还检验了范围敏感性（受访者对不同程度水质改善的WTP是否相同）。显然，杜亚平的贡献在国内要远远超前于同时期的其他CVM研究者。但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在国内多篇综述类文献中均成为“遗珠”。

同时期另外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是薛达元关于长白山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估算研究（薛达元，1997）。这篇论文的意义在于首次运用支付卡式询价方式进行了分析。另外一篇不容忽视的文献是Day和Mourato（1998）的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作者采用封闭式双边界询价方法估算了北京市居民对城区河流改善的支付意愿。尽管是国外学者对国内问题的研究，但这篇报告就CVM问卷设计、模型设定、结果的有效性等细节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无疑对国内学者的后续研究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单边界和支付卡式询价方法处理起来较为直观，不需要太复杂的统计技术，但封闭式询价则对统计技术要求较高。国内学者在分析技术上相对不足，再加上CVM的实施成本很高，造成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相对脱节。在Day和Mourato的报告时隔五年后，国内学者中才出现第一篇运用封闭式询价方法的研究文献（徐中民等，2003）。在这篇经典论文中，徐中民等分别采用开放式、支付卡式、单边界和双边界四类询价方法，系统地估算了黑河流域额济纳旗的生态系统恢复价值。

总的趋势是，2000年之后CVM在国内的运用逐渐丰富起来。从研究内容上看，可大致分为以下九个方面：

（1）自然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如湿地（庄大昌，2006；敖长林等，2010）、农地（蔡银莺等，2007）、森林（陈颖翱和张勇，2011；黄丽君和赵翠薇，2011）等。

（2）生态补偿问题，如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彭晓春等，2010；郑海霞等，2010；张乐勤，2011；接玉梅等，2011）、耕地保护的补偿（雍新琴和张安录，2012；汪霞等，2012）。

（3）生态系统恢复的价值估算，如流域生态系统恢复（徐中民等，2002；张大鹏等，2009；徐大伟等，2007；张振明等，2011；黄蕾等，2010）、生态系统破坏损失价值（李国平和郭江，2012）。

（4）生物多样性价值，如野生东北虎（周学红等，2009）、大熊猫（宗雪等，2008）、藏羚羊（鲁春霞等，2011）、海洋生物（王丽等，2010）、亚洲象（李正玲等，2009）。

（5）游憩价值，如屈原故里（周军等，2011）、千佛山风景区（赵强等，2011）、九寨沟（张茵和蔡运龙，2010）、苏州古典园林（孙剑冰，2009）、敦煌（郭剑英和王乃昂，2005）。

（6）环境污染，如空气污染（张明军等，2004；周洁等，2010；曾贤刚和蒋妍，2010）、化工企业污染（赵敏华等，2009）、农业面源污染（刘光栋等，2004）、噪音污染（李金平和王志石，2006）、固体废物（金建君和王志石，2005）、水系污染（蔡志坚和张巍巍，2006）。

（7）安全、卫生，如旅游安全（郑向敏和殷炜琳，2010）、城市突发停水事件（赵雯和张勇，2008）、饮水安全（李伯华等，2008）、亚洲象危害（刘欣和马建章，2011）、可追溯猪肉（吴林海等，2013）、医院非专利技术（段光锋等，2008）、菌痢疫苗（张琦等，2004）。

（8）公共事业，如水价改革（周振民和岳小松，2009）、对公路沿线环境的保护（张明军等，2006）、资源卫星（闫相斌等，2009）、公共气象服务（王桂芝等，2011）、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沈思等，2012）。

（9）政策评价，如草原地区禁牧措施的受偿意愿（杨光梅等，2006）、农业水价（唐增和徐中民，2009）、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贾国宁和黄平，2012）、截污工程的社会效益（孔德平等，2012）。

尽管国内CVM研究的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从已发表的文献的研究层次来看，总体上这些研究还停留在模仿阶段，其中少数文献存在错误引用原始文献的现象。Whittington（2002）指出，有三点原因造成发展中国家的CVM研究质量不高：一是问卷设计和调查过程较为马虎；二是所构建的假想市场情景很差；三是缺乏对一些基本假设的检验以及对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封闭式询价对统计分析技术要求较高，并且实施成本也较大，国内研究在评估技术选取上较为单一，大多采用开放式或支付卡式询价方法。其中支付卡式询价方法也大都是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计算，而没有进行必要的参数估算。此外，普遍缺乏对评估结果进行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检验。

在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中，杜亚平（1996）讨论了受访者对不同水质改善程度的WTP的范围敏感性问题；许丽忠等（2007）采用“检验—复检验方法”讨论了CVM的可靠性问题；周学红等（2009）同时采用支付卡和单边界两类询价方法检验了CVM的收敛有效性；张翼飞（2008, 2012）、张翼飞和王丹（2013）系统地讨论了询价方法的收敛性有效性（支付卡、单边界）、顺序效应、范围效应以及时间一致性等问题；阮氏春香（2011）则重点讨论了范围效应和询价方法的收敛有效性（支付卡、单边界和双边界）。

总体上，国内研究与国际发展趋势差距还比较大。一方面，缺少封闭式双边界引导技术的应用案例，另一方面也缺少对假想偏差的实验经济学讨论。接下来将对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水质改善方面的CVM研究文献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