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本章小结
本章系统地回顾了CVM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梳理了CVM争论的焦点及当前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指出了国内CVM应用文献所存在的不足，并自然地导出了本研究的重点。
第一，国外CVM研究的发展趋势。
CVM自产生以来，批评声音从未中断过。但目前看来，环境经济学家在CVM的许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观点。尤其是在Arrow等的讨论会（1993）之后，在有效性和可靠性问题上，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家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CVM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从研究题材来看，涉及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态服务价值、环境损坏价值、公共事业、食品安全、社会问题、文化遗产、自然灾害等。
（2）从引导技术上看，已经从早期的开放式、投标博弈式、支付卡式、封闭式单边界逐渐发展至封闭式双边界、封闭式多边界以及1.5边界。
（3）从分布函数的设定形式来看，逐渐从参数模型发展至半参数模型、无参数模型以及混合分布模型。
（4）从模型估计方法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采用贝叶斯计量方法，以捕捉受访者在询价过程中的学习效应。
（5）从研究的规范性上看，从最初简单地实施CVM并报告其内容和结果转向对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讨论。
（6）从方法论基础来看，近年来的CVM研究逐渐融合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揭示人们在假想市场下的行为规律。
第二，国内CVM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在研究的规范性上还是在对结果的讨论的严谨性上，都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国内研究绝大多数是以实际应用为主，在研究方法上较为落后，甚至存在一些误用。
（1）在对零响应样本的处理上较为随意，或者是直接删除或者是用较小的正数替代，而没有区分真实零响应和抗议性响应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差异。本研究澄清了Spike模型的正确使用方法，并证明零响应的识别及其处理方法会对估值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2）国内CVM文献在处理零响应样本时大多冠以“运用Heckman方法进行剔除”之类的说法，这是对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误用。本研究发现，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法与错误的“剔除法”在估值结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后者的评估结果远远高于前者。
（3）国内文献在询价方法上主要是采用开放式和支付卡式问卷，缺乏对这类调查问卷的激励相容性分析，并且绝大多数文献是在投标值基础上直接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缺乏对估计结果的统计性质的检验。本研究发现，在开放式和支付卡式问卷下，受访者在回答问题时存在明显的策略性行为。
（4）少数采用封闭式问卷的CVM研究文献又缺乏对分布函数的稳健性的讨论。在分布函数的选取上，不仅要考虑模型估计的简易性，而且还必须使模型的基本推断符合经济学理论的预期。例如，公众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应该是小于收入水平的非负数，而收入对效用的影响应该具有非线性特征。
（5）除了上述细节问题之外，国内研究在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讨论上也存在不足。现有研究大都仅仅满足于进行调查，给出估算结果，而并不讨论估值结果是否准确可信。
一些很重要但是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充分重视的课题有：
（1）熟悉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受访者的支付意愿？
（2）生态服务的价值类型是否会影响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如何将抽象的非市场价值转化为具体的直观感受？
（3）不同类型支付工具的激励兼容性有何差异？其对支付意愿有何种影响？
（4）开放式、支付卡式、封闭式单边界、封闭式双边界询价方法在激励相容性和策略性行为上有何差异？在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其各自的适应性又如何？
（5）在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受访者对CVM的背景信息提供程度是否敏感？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偏好？如果存在，那么造成不确定性的原因有哪些？“廉价磋商”和“不确定性量表”是否有助于降低CVM的假想偏差？在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效？
（6）生态价值估算是手段而不是目的，CVM的评估结果以指导政策实践作为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发展中国家，CVM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如何？能否导出可行性较强的政策建议？
第三，CVM的挑战和机遇。
与所有的经济学方法一样，CVM也存在一些不足甚至缺陷，包括假想偏差、范围不敏感以及WTP/WTA评估结果的不可比性等。受调查成本和其他复杂因素的制约，关于如何更好地实施CVM调查，学术界仍然见仁见智。早期参与CVM讨论的主要是环境经济学家，而现在参与讨论的不仅包括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生态学家、政府机构，而且还包括企业界人士、法律专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
换个角度思考，CVM能够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恰恰说明这种方法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研究空间。实际上，绝大多数CVM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含义（Portney,1994）。在发达国家，CVM的评估结果通常被用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环境政策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CVM更是被视为环境政策评价的主要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