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马歇尔1895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将生态系统视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变量，没有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人们逐渐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第一，片面理解生态系统的完整价值内涵，只关心其直接使用价值，忽视了其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的作用；第二，由于保留并片面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理性而舍弃了其人文精神，新古典经济学挣脱了伦理的束缚，并与伦理学的隔阂不断加深。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以忽视生态系统非市场价值、非使用价值为特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决策导致了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系统退化甚至失去生态平衡，而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又以更为残酷的方式回馈人类社会：资源枯竭、物种消亡、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等，一切似乎都在应验恩格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之言。

关注生态系统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已萌芽，并出现了类似于《资源保护：经济和政策》的经典著作，但由于这类研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故而遭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的严厉抨击，他们认为不可能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来挖掘消费者对公共品的真实偏好。虽然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是迄今唯一能够获知生态系统全部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方法，但这些大师级学者的质疑声音无疑影响到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CVM的发展。1989年发生的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中对赔偿金额的估算与争议，促使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出面推动成立了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 J. Arrow和R. M. Solow的六人专家组，对非使用价值是否应该包含在环境价值里以及CVM的有效性、可靠性进行了重新评估，NOAA的最终报告不仅最大程度地肯定了CVM方法的使用，而且为CVM研究提供了操作蓝本，自此CVM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笔者初识CVM源于对流域视角下森林生态补偿中上游森林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方法的追寻。我国长期以木材供给为主的林业发展方式导致森林资源过度采伐、生态系统遭到破坏，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便是其后果之一，而灾后所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引发了学界对流域视角下森林生态补偿问题的关注，如何评估流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的价值是其中的一个难点。带着这个问题，2003年笔者远涉重洋以博士后身份到德国弗莱堡大学寻求答案。首次和导师Gehard Oesten教授讨论研究计划并陈述其中之困惑时，他便建议试着用CVM方法解决问题。在Oesten教授指导下，笔者于2003年7月份完成了第一份CVM调查问卷设计并送回国内实施调研，但基于回收问卷的研究结果甚不如意：仅WTP值与WTA值之差就超出文献所载范围。问题出在哪里？通过更广泛的文献查阅、向国际顶级CVM专家讨教、与同事多次深入研讨后得出可能的原因是：研究对象长江流域面积广阔，仅干流便长达6397公里，流域生态系统极为复杂多样，上游森林生态系统对下游流域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复杂且作用效果难以度量，容易导致下游受访者无法确切地感知流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给下游生态系统带来的益处，即CVM评估对象不确切导致受访者对“评估对象”的熟悉度极低，并最终导致研究结果的低有效性和低可靠性。首次CVM研究失败的启示是：面向广阔、复杂的流域生态系统（如长江）并基于森林生态补偿视角开展CVM价值评估研究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之后，笔者开始着眼于长江流域南京段生态系统的“水质改善与水质恢复”价值，并为此展开了长达十多年且至今仍在持续的CVM调查与价值评估。2004年自德国返回南京后，CVM方法的巨大魅力及长江流域南京段生态系统（特别是流域水质污染）现状，开启了笔者一段延续至今的研究生涯：2004年起开始对长江流域南京段生态系统的价值、服务与产品展开研究，此举旨在明确案例地流域生态系统价值CVM评估的“评估对象”。2005年10月起开始了一系列针对流域生态系统评估对象“水质改善与水质恢复”的CVM调查与估值。第一阶段为2005年10月到2006年6月，利用开放式引导技术进行预调查与调查；第二阶段为2006年10月到12月，利用第一次调查的结果设计询价点并利用支付卡式引导技术开展调查；第三阶段为2008年10月到2009年12月，采用的是封闭两分式引导技术进行调查，所需询价点来源于第二次调查的结果；第四阶段始于2014年12月，仍采用封闭两分式引导技术进行调查，且以2009年的样本为参照组，旨在进行CVM时间稳定性检验。目前的研究在于利用选择实验法进行CVM调查，以此克服由于引导技术在询价过程中存在误导受访者的可能性而造成的偏差。

政策跟踪与成果的政策性应用是研究得以持续至今的动力之一。良好的政策可行性是CVM研究的立足点和着眼点，本研究一开始便深刻认识到此精髓并将之贯穿于研究之中：把案例地长江流域南京段生态系统“水质改善与水质恢复”的价值评估与我国流域的水质保护和水质治理政策紧密联系起来，特别关注受访者的支付意愿（WTP）的研究结果对强制性收费政策如污水处理费（体现于自来水价格政策中）和排污费等政策调整的先导性。幸运的是，根据第一、二次调查所得的研究结果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南京市相关部门的关注，随即笔者受邀参与当年的南京市自来水价格调整的政策论证并持续至今。可以说，正是参与政策调整论证的经历才使笔者真实地感受到CVM政策可行性的重要性，进而驱使研究团队不断去追寻CVM研究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改善。

本论著是各类基金资助研究成果的汇总与提升。从2004年至今，本研究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资助，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基于CVM有效性与可靠性改进视角的流域生态系统恢复价值评估（15FJY002）］、江苏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流域生态系统恢复价值评估：CVM有效性与可靠性改进视角（14HQ0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基于CVM有效性、可靠性改进的森林环境服务价值评估（2010JDXM017）］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特别资助［CVM有效性改进视角下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及政策研究（201104534）］。这些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相继在《生态学报》《自然资源学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国内权威生态学或环境经济学类期刊上发表并被广泛引用和转载（如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与保护》全文转载）等。课题组成员参加XXIII IUFRO World Congress（2010），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havioral,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Computing（BESC,2014）等国际会议并做主题报告，反响热烈。

本论著也是团队合作的结果。研究生始终是研究团队的重要力量，尤其是2014届博士毕业生杜丽永博士，其较为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娴熟的计量模型处理及统计软件应用能力，使得研究得以突破计量分析的瓶颈并取得预期成果，且其博士论文也构成了本论著的主要内容；2006届硕士毕业生张巍巍参与实施了前三次问卷调查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初步处理。在此还要提及陈国梁教授，其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至今仍惠及笔者及笔者的学生。感谢陈老师在笔者挂职贵州省黔西南州州长助理期间对杜丽永博士学位论文的润色及修改。

最后，感谢美国密歇根大学IFRI（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ources Institution）研究中心的Arun Agrawal教授为本书完成所提供的优越工作环境。密歇根大学浓郁而自由的学术氛围，使笔者能时时体会到学术研究之美好，并在快乐充盈的心境下完成了书稿。

蔡志坚

于美国密歇根大学

二〇一五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