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巨大胜利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了，这是我国飞跃进步的十年。经过十年的革命和建设，我国已变成一个强大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科学的繁荣，又反过来对于前者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也有着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胜利。

正像毛主席所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也正是在同资产阶级的甚至封建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做反复、尖锐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因此，回顾十年来的斗争，正确估计这个斗争的意义，对于进一步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我们的科学水平很低，无力对十年来历史科学在斗争中的发展，做深刻的、全面的总结，但也仍然乐于从一个侧面尝试性地做一些粗略的描绘。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在我国已经产生了三十多年了。但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到了蓬勃发展的天地。

早在五四运动之际，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我国即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后，即提出了“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的斗争任务。并指出，“新史观的树立”必须通过对于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旧史观的“抗辩”（即批判和斗争），才有可能。

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也就有所发展，并很快地成为革命的思想战线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一条战线上，也如在其他战线上一样，得到了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导。

毛泽东同志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历史的巨匠。他在1939年和1940年分别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两部辉煌不朽的著作。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实践，阐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近百年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指出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前途，成为我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光辉典范。

特别是到了1941年、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同志对历史科学又做了更为全面、深刻、具体的指示，这就有力地把历史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与当时政治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相适应，在历史学方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争夺领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的、洋奴买办的以至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观。它们竭力宣传历史唯心主义，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历史加以歪曲、篡改和捏造，把历史研究作为维护阶级剥削、为国内反动统治者服务的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由于它本身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和反动的历史学的排斥、“围剿”以至反动政权的直接迫害，做英勇的斗争，使自己得到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建立，使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随着三大敌人被打倒，这些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就因失去了政治凭借而迅速被清除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合法的、指导我国人民的思想。历史科学也就获得了空前的新的发展条件。

1949年后，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相当普遍地宣传和讲授了社会发展史。这就在人们的意识中树立起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意识，打破了旧的正统观念和英雄史观；树立起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观念，长劳动人民的志气，扫剥削阶级的“威风”。

在1949年，作为当时国家根本法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要“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这个规定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在1949年后的崇高的地位，和1949年前的地位完全不同。

接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两年中，多数史学工作者同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起，进行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并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初步锻炼了自己。这样，就使得旧史学界有了一个初步的转变。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时，郭沫若同志在会上总结史学界的这种转变，指出它主要表现在：（1）从旧时的唯心史观逐步转向为唯物史观；（2）从个人单干逐步转向为集体研究；（3）从“名山事业”逐步转向为“为人民服务”;（4）从贵古贱今逐步转向为注重近代；（5）从大民族主义逐步转向为注重少数民族；（6）从欧美中心主义逐步转向为注重亚洲历史。

郭沫若同志所指出的这六点，也可以说，正是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与一切旧的历史学的根本区别；也可以说，这六点正是我国十年来历史学发展的总趋势。

当然，这里所说的种种“转向”，正如郭沫若同志以后又重新提到的那样，“当时为了鼓励大家，所说的多少出于自己的期待”，实际上“转向的速度并不那么快”。它只不过是转向的开始而已。统治过学术界几十年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再加上封建主义的僵尸，是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肃清其影响的。资产阶级反人民、反科学的唯心主义在学术界还有着顽强的阵地。这一点，很快地在影片《武训传》的摄制和讨论中暴露出来了。

二

1951年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与武训的批判。这一事件，在政治思想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而对历史科学来说，则是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之间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场决斗。

《武训传》是一部历史传记影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本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起着反动作用的奴才，是腐烂的封建文化的狂热宣传者。然而影片却把他描写成“向封建统治者做了一生一世的斗争”的坚韧的革命战士。影片为了抬高这个向封建统治者顶礼膜拜的渺小人物的地位，还不惜对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横加污蔑。

可是，这样一部歌颂封建统治拥护者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歪曲中国历史、污蔑中国人民的影片，竟引起了文艺界和学术界不少人的称赞。这就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还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充塞在某些人的头脑之中，而少数自称学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接触到实际问题，却束手无策，甚至熟视无睹，解除了武装。

党揭露了《武训传》的反动性，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这在史学界和知识分子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为通过这次批判，史学工作者从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中，受了一次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对于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问题，对于在历史上应当歌颂什么和反对什么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民走过的历史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还是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道路的问题，等等，都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讨论。

这样，对《武训传》的批判，就大大提高了历史科学工作队伍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大大削弱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的阵地。

差不多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另外两件事。其一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以及由此而掀起的学习这两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其二就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进行的对于党史、革命史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

这两件事，前者进一步给历史科学以锐利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武器，巩固并发展了在《武训传》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胜利。而后者，即对于党的历史及近三十年的革命史的深入研究和正确阐发，其本身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重大发展。

三

1952年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1953年起，我国就开始了更加深入全面的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时，便必然地提出了更进一步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任务。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经过《武训传》批判这一个战役就放下武器，而且在某些方面它还企图占上风。这一点恰好为1954年揭发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事实所证明了。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开始，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又进行了一次决战。

这一场决战，是在前几年马克思主义的不断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它自然比以往的批判要更深入、更彻底。这样，批判的矛头，便自然而然地指向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胡适身上。胡适的实用主义，正是《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所犯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或者说，这些错误无非是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遗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映而已。

1949年以前，胡适的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实用主义思想，散播很广，甚至统治着许多学术部门。因此，为彻底消除其恶劣影响而进行的胡适思想批判，也就不能不在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内进行。历史研究曾经是胡适派思想活动和支配的重要领域，也是其遗毒较深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这一方面的斗争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尖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还不久的历史学家，都严肃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武器，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展开了激战。结果，胡适派的抹杀历史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蔑视人民群众、污蔑人民革命斗争而夸大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的英雄史观，否定祖国历史遗产而把中国历史描绘成漆黑一团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以及为这一切服务的实用主义的“考据学”，都遭到了彻底的揭露和严重的打击。在科学面前，伪科学原形毕露了。

稍后，学术界还对梁漱溟的唯心主义观点——包括其重要的一方面，即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在内——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政治、学术观点属于封建主义观念形态的范围，因为这是一种比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更为陈旧的“木乃伊”，因而这种思想的败阵也就更为迅速。

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梁漱溟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作用。它大大肃清了历史唯心主义对于史学界的影响，它使曾受这种思想束缚的某些史学工作者得到思想上的解放。而且这次斗争，锻炼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巩固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历史科学的阵地。

这一切的结果，就促成了历史科学的进一步繁荣。这种学术上的繁荣，特别是在党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日益增强，广大知识界政治思想水平日益提高的条件下，党为了使我国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提出的。这一方针，正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贯彻不仅给我国文学艺术界带来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活跃景象，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工作走向更高的发展。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科学，在这一伟大方针的指导下，也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科学的发展要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辩才能达到。“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1949年以来，由于党对历史科学的直接领导和关心，由于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在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学术观点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中不断地取得胜利，我国历史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科学中学术性的讨论，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更加推进了自由讨论风气的增长。

但由于过去反动的史学观点的散布与影响，我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问题，不仅没能得到应有的解决，反而因反动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别有用心的捏造和歪曲，给我国历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造成极端的混乱。因此，1949年后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在清除和批判反动资产阶级观点的同时，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以及近来所讨论的关于曹操的历史评价等问题，都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和自由的讨论。在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中，不仅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可以更全面地考虑其学术观点，而且通过争论，各派史学家的若干重要论点，逐渐接近乃至一致。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例，过去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的估计，是有各种不同主张的，而且对立的意见十分鲜明。但是通过几年来不断商讨和争辩，各种原来分歧的意见已在某些点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由此可见，通过争鸣，我国历史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逐渐解决了。这里充分地证明了，党在科学工作上所贯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党的领导下，1949年以来史学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史学界一小撮右派分子和全国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一样，乘党整风的时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完全否认1949年以来历史科学工作中所获得的成绩，公开打起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制造和散布种种谬论，说什么1949年以来历史科学“只开五朵花”，说什么“共产党领导不了历史科学研究”，并荒谬地宣布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而没有发展。在这些右派分子当中，有的公开向党向马克思主义进行肆意的诋毁和攻击；也有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暗地里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射出恶毒的冷箭。但他们却怀着一个共同的反动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科学的领导，使资产阶级的学术复辟，以便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复辟开辟道路。

但是，这些右派分子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可耻的失败。在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对右派进行反击的同时，历史学界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我们知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乃是继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而展开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史学界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历史科学领域的反映。这次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不仅彻底地粉碎了史学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而且在斗争中也使得广大史学工作者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与政治锻炼，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给我国历史科学的“大跃进”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五

在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胜利以后，党为了很快地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伟大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紧接着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伟大的“双反”运动。这就给我国实现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为了使科学工作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需要，党对我国的科学工作及时地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这个对一切科学工作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针，对历史科学来说，就更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教导我们以“厚今薄古”的方针来研究历史不是1949年后才提出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给我们指出了明确方向。他在谈到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时，指示我们对“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应该着重学习和研究，并号召我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主席对历史研究工作的这一指示，在今天来看，依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教导我们“厚今薄古”，并不是只要今而不要古或对古代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全部否定的态度，相反党对我国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是非常珍视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来对待这部分遗产。应该说：我们在接受历史遗产问题上的态度，是早已解决了的。毛主席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学习问题的一段讲话中曾明确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可见，我们之所以重视和继承古代的历史遗产与文化遗产，绝不是单纯地为了继承而继承，而是有着更现实、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使它为我们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对于这个问题，有的文章说得非常明确：“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但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整理大量的旧材料、旧知识，加以科学的、历史的新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各种学术领域，各种文化领域，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继续不断地去掌握和整理大量的新材料，经过周密的、系统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做出新的概括。”因此，党所提倡的“厚今薄古”不是别的，而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古代的历史遗产与文化遗产实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敢于打破老传统的束缚”而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我国历史科学虽然通过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过去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影响，仍然存在着“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学风与厚古薄今的倾向，正如有的文章所说：“资产阶级制度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可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和习惯还残存下来。在历史研究的问题上，这种影响格外明显。”

有些史学工作者，他们对我国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不闻不问，一心一意钻到故纸堆里，放任自己脱离政治、脱离现实。也有些史学工作者，他们不是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事变，做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而是对古书上的一句一字进行“不能说明什么社会现象或历史事变，而且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用处的”烦琐主义的考证。所有这些厚古薄今的倾向，对实现我国历史科学“大跃进”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国史学界在进行伟大的“双反”运动的同时，在历史科学研究与教学中展开一次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辩论，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应该指出，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对立是历史科学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前者是地主资产阶级残余思想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反映，后者是指导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治学方针。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辩论，虽然表现为历史研究中学术作风的对立，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历史科学工作中的反映。因此，从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是历史科学工作中的伟大革命，也是我国史学界实现“大跃进”的先决条件。

1958年3月1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厚今薄古”方针，立即引起了我国史学界和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广泛讨论。从史学界各个角落到各个高等学校，结合着“双反”运动，展开了群众性的学术批判运动。对多年来一直以资产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史学家和存在着一定程度厚古薄今倾向的史学工作者，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这次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辩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批判，进一步肃清了历史科学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十年来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

第一，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从它诞生那天起，便担负起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观点做斗争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且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不断的胜利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形成革命阵线上的一支力量。特别是在1949年后，随着反动统治的被推翻与人民政权的建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为阶级斗争有力武器之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不断地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每次斗争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取得胜利而结束。这就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的史学观点，因而使其反动影响与阵地逐渐缩小，而且在历次斗争中，也锻炼了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增强了史学界的力量，扩大并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阵地。可见，我国历史科学是在不断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也是在不断斗争的胜利中得到发展的。

第二，十年来，我国历史科学已得到了飞跃的进展，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党的正确领导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分不开的。谁都知道，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工作的唯一的指南，我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就得不到科学的解决，更不会战胜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史学观点而占领其阵地；如果没有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各派史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指导下对历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就无法进行热烈的争论，我国历史科学也就得不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同样，如果没有党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伟大方针的提出，史学界就无法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从而也就不能给历史科学的“大跃进”造成有利的形势。显而易见，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与党的方针、政策的指示，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和“大跃进”是很难想象的。

值此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来临之日，回溯过去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历史科学的伟大成就，瞻望未来祖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远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无限发展前途，我们精神奋发，干劲十足。让我们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大旗，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