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带来西医的传教士

一、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医疗活动

自传教士的足迹踏入中国开始，西医便被带进了中国。明末清初是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高峰时期，西洋医学与天文学、历法、算学、地理学等一起被引入中国。清政府对传教士采取了召请、重用的政策，早期传教士在清廷中受到较高礼遇。传教士医生在宫廷行医、制药、翻译医书等。清宫是清初西医入华的最主要场所。传教士们一开始试图走上层路线，想通过赢得皇族们的信任而使皇帝皈依天主教，从而达到中华归主的目的。在宫廷行医的传教士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因此，中国最早的西方科学便是从天主传教士手中学习而来的。

清圣祖康熙博学好文，对学问有宏纳众流之气魄，招揽了大批传教士如南怀仁、利玛窦、汤若望等为他讲授数学、历法、医学等知识。康熙对西洋医学非常感兴趣，希望通过“博采群言”，用西医知识促进中国传统中医的发展。他还恳请传教士南怀仁为其寻找西洋医生。南怀仁神父在给耶稣会的信中，强烈呼吁派遣传教士医生来华，并就医学在传教事业中的作用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尽管直到现在仍是数学支撑着天主教，但医学将壮大天主教的势力，而不是相反。可以肯定，在教难时期，中国人更容易厌恶耶稣会的数学家，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一个有名的医生则不是这样，皇帝认为他们对他个人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要，于是这些医生们在宫廷中便会成为我们传教事业的根基。我们在此讨论的并非只是让皇帝皈依天主教，而是整个帝国的皈依。”可见，早期传教士已认识到医学可作为传教的有效辅助手段。

康熙不仅注意引进西医知识和人才，更是躬身体验了西医的疗效。一个被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教士用西药治好康熙的疟疾，使得康熙对天主教大有好感，这在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康熙帝传》里也有记载。1692年末，康熙皇帝突患疟疾卧床不起，太医经过数次诊治都未见好转，宫廷上下人心惶惶，甚至江湖和尚也被请来作法。据说，这个和尚似有神功，弄来四桶井水，却仅取一杯，走出大殿，双手举杯朝拜太阳，再原地转个圈，做出许多神秘莫测的姿态，最后，让一位疟疾病人跪着喝下。结果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招式令人惊奇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和尚立刻被赶出大殿。正在广东传教的洪若翰、刘应两位传教士听说此事后，认为这是让中国上层了解西方医学的大好机会，遂主动奉上刚从法国寄来的金鸡纳霜，并告诉中国人这是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的药物，疗效显著，是疟疾的克星。当时宫中御医对西药不了解，认为不安全，再说传教的神父也不是郎中，万一出了差错，责任分不清。于公于私，御医们都坚决反对皇帝服用。康熙震怒了：不让吃西药，中药又吃不好，你们说怎么办？康熙不顾御医的阻拦，下旨让两位传教士进宫。但面对陌生的“西药”，康熙也犹豫了。谨慎起见，他先让其他疟疾患者服用，这样还是不放心，他亲派身边四大臣当面喝下此药，以便近距离观察药性如何。被进行“人体实验”的四位大臣虽顾虑重重，但为表达对皇帝的忠诚，也只能奋不顾身了。随后，大家都静等着服药者的身体反应。结果令人欣慰，不仅患病者病情好转，四位大臣也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的四位大臣劝请皇上服用。这次，康熙毫不犹豫地服下了金鸡纳霜，结果高烧没有再起，病情缓解。康熙仍不相信连太医都治不好的疟疾服用了金鸡纳霜后就能这么快痊愈，他等待着热度再次袭来。结果一天一夜过去了，皇帝平安无事，宫廷里一片欢腾。康熙龙颜大悦，从此将金鸡纳霜作为圣药，赏赐给亲属和大臣，并决定给予洪若翰、刘应等神父丰厚赏赐。朝廷诸臣也为西药的疗效所折服，惊叹道：病人如此迅速康复者，还从未见过。康熙命内侍取出京城内的所有房屋图，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送给“救命恩人”，而洪若翰抓住时机，虔诚地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是上帝对中国皇帝的恩宠。”康熙对来自异域上帝的恩宠感到受宠若惊。虽然康熙对天主教和上帝并不完全了解，但他觉得这个上帝还是挺友善的。康熙颁旨，即日起，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自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终于用西方医学的敲门砖，在森严的紫禁城门上打开了一道传播宗教的缺口。

后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罹患疟疾，多方延医，不见好转，听说皇上被外国传教士的灵药治愈，曾向康熙帝请赐金鸡纳霜。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云：“寅向臣言，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康熙知道后，特地“赐驿马星夜赶去”，还一再吩咐“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可惜的是，曹寅未等到他所期盼的“神药”就去世了。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曾多次提到西药的使用。

受益于西来之术，清宫中一批传教士医生受到了康熙的信任和礼遇。据记载，康熙痊愈不久，便威风凛凛地带着一大批随从从宫廷骑马出城，并且破例允许人们在街上观看。陪同出游的有四位神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这些传教士在陪同康熙游览时，心里一定为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礼遇，并获得自由传教权利而暗暗自得，为基督教及西医在中国传播的前景感到相当欣慰。有人推测，如果不是后来罗马教廷的粗暴干涉，以及引发的礼仪之争，康熙皇帝有可能皈依基督，成为东方历史上的君士坦丁大帝，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可能在清朝早期便在中国传播发展，西医东渐的过程也将会顺利得多。

通过让皇帝皈依天主教而达到中华归主，这无疑是一条传教的捷径。但传教士们最终却发现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康熙晚年实行禁教，其中原因除了礼仪之争，也可能因传教士卷入宫廷皇位争夺，康熙帝对这些外来者产生了很大的不信任。从此，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措施，直至鸦片战争。尽管如此，禁教期间仍有一些传教士在强烈使命感的感召下再度东来，在种种官方限制下，他们将最见成效、最可能被中国民众接受的医学作为传教的工具。因此，在厉行禁教政策下，西学传播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西学中的医学却例外。西学东渐已是萧条肃木，唯西医东传一缕尚存。

传教士虽然肩负神圣的神学使命，有崇高精神和坚强意志，他们虽不是“凡夫”，但也是“俗胎”，自身肉体上仍会时时面临疾病的侵害，特别是来到生活环境迥异的异国他乡，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更令人担忧。当急性传染病流行时，传教士们更是束手无策，这也影响了传教的持续性和布道的效率。据统计，传教士及其家属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其国内居民，在传教士家庭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在中国曾患过重病。如美国的传教组织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在其传教的最初20年中，有45名传教士死于国外，还有31名因自己和家属的健康问题而回国。因此，该教会认识到，在派往中国的传道团中应配备有一名医生以保证远离国土的布道传教士们身体健康。

清中后期，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法令，教会医疗活动困难重重，到了嘉庆时期，西洋传教士在宫廷，甚至在北京的西医活动彻底结束。但为了在华传教士自身的健康需要，教会仍会向中国派遣一些医生。1807～1834年，在澳门、广州等最早与西方通商交流之地，基督教人士所做之医药工作，也并不是专业化、严格意义上的医药传道工作，基本上是东印度公司的若干基督徒医生进行的一些医疗服务。这些被派往中国的医生，其目的是为在华外国人及传教士的健康服务，但在与中国民众的接触过程中，西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认知领域中。虽然这些医生多不懂中文，但仍有不少中国人前往就医。而一些传教士出于自身健康考虑，也积极学习医学，如作为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英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来澳门传教前，曾一度到伦敦一家医院学习医学。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医生资格申请未获得上级机构伦敦传道会的批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教会对医药行为非常谨慎，因为在教会看来，医疗是关乎性命的风险行为。

虽然传教士马礼逊没有获得行医资格，但他到达广州后，一再给伦敦传道会写信，敦促有医生资格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因为他在传教过程中发现，减轻病痛，施予药品，可以消除好疑人的警惕，使其注意福音启示，因此医生是最能让中国人产生信任的人。这大概是借医传教的最初想法。1809年，马礼逊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兼秘书，这使得他获得了与东印度公司合作并实施医药传教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积极照顾马礼逊和其家人的医生皮尔逊因最早将牛痘引进中国而被记入中国医学史册。皮尔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被派往澳门为公司洋行大班和职员以及在华传教士提供医疗服务，空闲时间也为澳门本地人看病治疗。也是在此期间，他将当时欧洲的牛痘技术引入澳门和广州。皮尔逊在接种牛痘的报告书中写道：“这种新的牛痘接种法在中国人中间极受宠爱……他们一旦认识到新方法的好处以后，就毫不犹豫地接受它。”据说，皮尔逊撰写的小册子和种痘报告书被辗转送到了牛痘技术首创者琴纳手中，琴纳看了以后感慨：“中国人比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接种牛痘啊。”皮尔逊还在澳门培养学生，他在报告中不无得意地说：“为了使牛痘传播更加广泛，我采取了最好的方式。我已经培训了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种痘的细节。他们在我的监督下为人种痘，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为人种痘。”这是早期西医东渐过程中，西医被中国底层民众接受和认可的典型案例。这也是传教士在上层活动受挫之后做出的策略调整，即转向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中间进行医疗实践。

对于信仰问题，中国下层百姓一般比上层人士实际得多。在选择某种信仰时，普通百姓往往并不关心（一般也无能力关心）神学、教义问题，而是关心某一宗教是否可以给自己带来精神上尤其是物质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好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普通百姓对西医的接受态度。因此，劝化平民百姓要比劝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士人和官员容易得多。而劝普通民众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开设医院。

1820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合作在澳门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当时该诊所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院，但它是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最早的医疗机构。该诊所主要以治疗眼疾为主，偶尔兼治一些内外科疾病。在那个年代，中国眼部疾病如白内障、青光眼、沙眼等非常普遍。而这些眼病患者多为社会底层百姓。传教士们注意到，“中国盲人的人数多得惊人，大部分盲人都是一般的乞丐”。针对眼部疾病，一般来说外科治疗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外科一直不被重视，外科医生比那些治疗内科疾病的医生地位低下。特别自宋以后，儒医的兴起使较重手技的外科被逐渐边缘化，不为当时社会所看重。从这些底层民众最常见，而本土医生又无能为力的疾病入手，最能展示西医的疗效，也有利于消除中国人的疑虑。马礼逊也是一位有心人，他的诊所中聘请了一位著名的老中医，药房中备有中药。一方面是为了谨慎起见，另一方面也是借此观察中医中药的治疗效果。李文斯敦在一份报告中激动地说：“我很高兴地报告，马礼逊博士开设的诊所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不少中国病人已得到医治，已经有300个治愈的病人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其中一些病人是用西药治好的。没有一个病人死亡。到诊所一起参加治疗病人的那位著名的中医也治好了很多病人。”从这家诊所开始，马礼逊找到了打开借医传教局面的最佳切入点。

二、西医：一把打开中国传教之门的钥匙

借医传教是西方基督教传教的一大传统。医学被作为附属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心理研究得极为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也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却对世俗的或身体的利益十分关注。他们认为与仅通过道德感情的直接传教相比，通过改善他们的世俗境遇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和尊重，更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在广州开设的一家诊所很受欢迎。据记载，一大早就可以看到诊所四周挤满了前来看病的人，有病的、失明的、腿脚不便的，各种年龄，无分男女。经常可以看到乳母抱着无助的孩子来看病，更常见的是根据中国人的习惯背来的。一些年老的盲人，拄着拐棍，由他们的孙子或其他人牵着来到医院，条件好些的则可坐轿子前来。

鉴于此，郭雷枢医生信心满满，请求教会继续向中国派遣医生，以通过治病感动中国民众，最终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他给教会的意见中这样写道：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你的东西“有用”，然后才谈得到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的博大和崇高。再没有一种造福人类的方法比解除人身体的痛苦更能收到直接效果的了。我建议教会，凡是派遣传教士到这些蒙昧种族去的社团，应该同样也派遣医生到那里去。我希望看到那些有医学专长的人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充当先锋队，通过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使牧师们在向他们弘传我们宗教真理时不用那么吃力。

1838年，郭雷枢医生与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建立了“医务传道会”，又称“中华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郭雷枢当选为会长，伯驾为副会长。该会的宣言里表露了他们借行医来获得中国民众信任和好感，并借此搜集情报的意图：“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行医）才可与人们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的真实情况……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率的，尽管他可能对别人有意隐瞒事实或者掩饰真相。”这些传教士们坚信，借医传教是上帝给他们在中国指出的唯一一条路，因为尽管中国的全部制度都是那么排外，但是它排除不了疾病，也不可能把它的人民拘禁起来，不让他们去治病。

传教士行医的动力来自于基督教的神圣职责，其最终目的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因此医学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 和医生（medical man）绝非同一概念，医学传教士遇到的是有着双重含义的病人（肉体上和精神上，即body and soul），因而面临的是治愈疾病和救赎灵魂的双重任务。

然而，与传教士的期望不同的是，中国人将医疗的成就与宗教信念截然分开。人们接受西医只是缘于其疗效上的优势，多数人并不因此而了解和认同基督教。“异邦的‘土著们’似乎宁愿青睐于表象行为的立竿见影，而很少愿意深究表象背后的精神体验如何定位。” [1]这与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一脉相承。社会民众中普遍认为“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人们在遇到外科、眼科疾病时，常倾向于找西医求助，而患内科疾病时一般是在中医诊治多次无效后才去尝试西医。在中国一贯的天朝心态和严守“华夷之辨”的心理防线下，民众对西医仍然保持着疑虑与审慎心态。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医师处于零星与分散的状态，大多以个人的力量在沿海地区开设小型诊所。作为传统医疗与养生保健的知识体系和技艺，中医于此前后并未受到严重冲击，仍是中国民众主要的就医选择。

三、西医传教的日盛

明末清初，以宣扬天主教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懂得医术，但只是偶尔介绍而没有大规模传入西医学，医疗活动仅限于宫廷，没有对当时的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清中期以后，以宣扬基督新教为主的新教传教士的医务活动则主要针对一般民众。在澳门开设中国最早眼科诊所的马礼逊便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不久，在郭雷枢的呼吁下，大量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

鸦片战争时期，两广地区人们由于民族情绪的原因，对传教士这些外国人有天然的厌恶，传教士也坦承，虽用尽各种方法以解除中国人对其恨恶之心，但都未有实现。然而在传教士从事的各项事业中，只有医学颇为中国人所信，治愈之人莫不感激，官府知晓此事，也不严令禁止。

鸦片战争后，随着政府对传教活动限制的减弱，传教士活跃在沿海的口岸城市，西医也借传教事业大量涌入中国。随着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时间、数量的增多，近代医学传教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1842年到1848年的短短六七年间，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五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了教会医院和诊所。到1905年，全国教会医院达166所，诊所达241处。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被普遍接受。

一般来说，较早接受西医治疗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下层社会的贫贱患者，他们无力寻医问药，而教会医院实行的免费施药可解无力治病之急；一类是生命垂危，中医医治无望者，他们病急乱投医，寻西医救治。渐渐地，人们开始发现，西医常常有“起死回生”之疗效，求医者随之与日俱增。当然，教会医院一开始也会用一些医疗奇迹来吸引患者。如湖南长沙湘雅医院的前身雅礼医院开业时，一位牧师朗读了《新约》里一位医者救治了一位腿脚不便患者的故事，并向众人宣称“这所医院是那位伟大医治者的追随者建立的”，“今天在长沙开业了，正如医治者所做的那样，给官员及城里所有人带来希望。……很快他们都会知道，这是个医疗场所，所有人都被当作朋友。”人们倾听着这感人的故事，以好奇和半信半疑的眼光打量着这家医院和这里的医生。一旦有人大胆地迈进医院大门 ，后面的人就接踵而至了。

如果说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的眼科诊所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医院的话，那么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建立的广州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博济医院前身）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医院。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进入神学院，其间被委派到中国传教。伯驾183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传教士资格，同年到达广州，随后又辗转澳门、新加坡，并在新加坡开办了小诊所，1835年回到广州。据记载，广州眼科医局坐落在珠江的一大片外国商馆之中，门口开在新豆栏街。医院只有三层，每层最多只有三四个房间。底层是一个大厅，铺着石头地面。二楼是一个大房间，作为接待室，大小还可以，家具布置也不错。四周的墙上挂着许多油画或水彩画的人像，这些人像都是一些曾在这里求医的病人，画像表现了他们在这里做手术前和做手术后的样子。二楼还有两个较小的房间，一间用作诊察室，给病人做检查用的，另一间布置成药房。三楼是外科手术的房间，还有两三个房间设有留院病人的病床。

伯驾的医院开张第一天，一个病人都没有。第二天只有一个女人冒险试探着请教了医生。但很快，伯驾靠眼科手术成功打开了局面。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蜂拥而至。涌向医院的求医人数超出了伯驾医生的想象，为保证医治环境，最后不得不打发人离开。他曾在一个下午给八个病人除去了白内障，其中五人立即恢复了视力，其余三人的视力随后也逐渐恢复。这些重见光明的病人对此感激不已。伯驾不无欣慰地说：“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它为消除人们的偏见及中国的孤立所做的努力超过了以往传教士多年的苦干。” 他用欣喜的语气撰写了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没有引起反对。相反，我确信医院广为人知并获得政府官员的赞成，毫无异议。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

到1855年，20年中伯驾治疗的病人已达5.3万多人。虽然病人众多，但医院里的秩序和病人管理仍然井井有条。当病人来就诊时会被发给一块标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按照先后顺序逐个就医。每位病人的姓名、疾病状况、号码（从医院开张之日排起）、入院时间等都被记录在卡片上，交由病人保存，直至出院。每位病人的处方，医院都会保留，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的开方提供参考。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挂号”和“病历”，它们最早就是由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创设出来的。[2]

社会底层民众是西医医院的最早就诊者。而中上层人士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或是嗤之以鼻，或是因“疑忌”而不愿接受，形成“中户以上不乐西医”的现象。但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效果，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尤其西医在眼疾上立竿见影的疗效，让许多中国人激动不已。伯驾曾在报告中写道：“在中国最普遍的是眼病，本地医生对此类疾病多束手无策，我们预计治愈眼病肯定会得到民众更多的感激。”最初，眼疾病人占到就诊患者的90%以上。

一个被伯驾治好白内障的病人出院时还请求允许他派一名画师去画下伯驾的肖像，以便像神一样供奉起来，“日日礼拜于前”。这位病人据说是本地知府的私人秘书马师爷。不久，伯驾的医术和医院在广州官僚和上层人士间声名鹊起。以至当时在广州执行禁烟任务的清钦差大臣林则徐也请求伯驾为其开药方治疝气病。

早期西医医院大多免费或只酌情收取少量的药费。而医药工作是一项颇耗资金的事业，传道会一般也无盈利来源，因此医院的开支对传道会来说是较大的负担。受制经费限制，以及医疗资源和医师的匮乏，传道会除在一些大城市开设了教会医院外，在内地的模式大多是传教医师主持的小诊所。但逐渐这些医院和诊所不能满足中国人的医疗需求了。在尝试过西医的底层民众的现身宣传和上层人士的示范带动下，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并越来越受欢迎，西医医院和诊所门外随时可见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据《申报》记载：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清后期，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也因自己或家人的经历，切实体验到西方医学的显著效用，而大力倡导西医。

1879年，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治愈李鸿章夫人缠绵多年的疾病后，倡导“中体西用”的李鸿章逐渐信任西医技术，不仅长期聘请私人西医，并于1881年聘用马根济投资创立了一所小型新式医院——总督医院，以及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1893年改名为北洋医学堂）与其创办的北洋舰队相配套。正如李鸿章在奏章中所述，“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材，实为当务之急”。1887年，李鸿章患口舌生疮，日久不愈，虽经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以致有人思疑是舌癌，为不治之病。了解西医功效的李鸿章决定尝试西医治疗，急请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孟森前来天津救治，孟将之确诊为“舌下脓肿”，经化脓消肿治疗后，病体痊愈。李大为感叹，自此对西医深信不疑。1889年，李鸿章在给香港西医书院执事的信中说道：“医学当与其姊妹科学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须明了其何须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也。”几年后，与李鸿章有交情的西医书院还向李推荐了两名优秀毕业生，其中一名就是西医书院的优秀毕业生孙中山。

李鸿章等传统士大夫对西医虽然有倾慕之心，但在“中体西用”之思想藩篱下，作为传统体制的维护者，李氏等人只是希望西医“为我所用”，弥补中医的不足，因此提出了“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的中西医汇通思想。且不论这一思想合理与否，李鸿章作为晚清名噪一时的重臣，其对西医支持的态度在社会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民国以后，随着一批拥护西学、具有留洋背景的人主持政权，以及“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影响，使得国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抛出了废止中医案，中西医走上对立并峙局面，中医存废论争一度甚嚣尘上。在整个民族和国家以“科学主义”“现代主义”为目标诉求的发展道路下，近代西学一路高歌猛进，西医最终取得了文化和行政上的优势地位。因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巨变的大气候下，即使没有传教士引入，中国主动引进西医也迟早会发生。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医学传教士卓有成效的工作加速了近代西医东渐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