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之知识：推理和条理

先哲们认为，“道”并非神秘不可测，而是具有二能：一是能“推理”可知，二能“条理”可识。由始会终，由近知远，是“推理”；推而次之，为之纲纪，是“条理”。

“帝曰：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所谓明矣。愿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至数之要，愿尽闻之”。（《素问·天元纪大论》）“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素问·标本病传论》）。后世中医采用的同气相求、天人相应等推理与条理思维，亦体现在中医临床理法方药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此外，先哲们认识到“道”的基本概念要素应是约定俗成的，不应见仁见智。如上下左右、东南西北不能因个人好恶而改变。《素问·五脏别论》有：“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谓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对此，岐伯的回答是：“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这是对五脏六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方士”的无稽之谈进行了纠正。《难经·十六难》也谓：“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古今许多名医大家尚不能避免之，而至今中医行业中的“方士”依然太多。

进而言之，在笔者看来，60年前中医高等教育成立之初的教材编写者们将汗牛充栋的古典中医学理论与概念术语“条理化”，其学术意义可圈可点，但由此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推理化”思维反而淡化，变成了“一招一式”的固定、程序化的僵化思维。

笔者常想：如若岐伯在世，看到历朝历代尤其是当今中医“方士”如此众多，临床治病变成的辨证分型论治的僵化思维模式，一定觉得苦不堪言了。如同治国之道，没有统一的法度，怎么能够使小的、大的、浅的、深的等各种复杂的事物统一呢？但如若面对各民族、各国家具体且复杂的情况，采用一个或几个模板来统一规范，世界必然也将祸乱不堪。唐宋时期由国家层面出版的众多方书之于中医的学术意义功不可没，但其造成的弊端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