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自幼体弱多病，饱受疾病之苦，遂立志学医，在理想、兴趣的激励和支撑下，矢志不渝，在种种逆境中能够避风暴，静心思，锲而不舍，广泛涉猎中医典籍、历代名家方书医案及西医学文献。勤读精研，穷究医理，择善而从，从不人云亦云。“生命不息，习业不止”是吾治学的座右铭。不但从书本中汲取知识，更重视在临床实践及与同行的交流中学习。研习中医经典著作固然可以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而博览群书更能增加自己的知识面，扩大自己的视野，举凡文、史、哲，等亦在涉猎之列，平日多所积累，临证方能思路活跃，程门雪先生曾经说过“名医必然饱学，断无俭腹名医”。

古往今来，善于而且能够背书者不乏其人，但要学而有成，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悟性，“医者，意也”可谓是对医者“悟性”的高度概括。脉候幽微，苦其难别，岐黄之道的奥妙，“意之可解，口莫能宣”，当“于会悟中而得其解”，《伤寒心鉴》《丹溪心法》《医学心悟》等医学名著的书名也都表达出作者的经验结晶皆是用“心”去感悟、去意会而获得。要做到善悟，就要善思。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勤思善悟是做学问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叶天士《外感温热篇》所载：“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通过大量临床实践体悟到热入血分，容易导致瘀热搏结，迫血妄行，此时散血，其意有三：一则散除营血分中之伏热；再者瘀散热孤，邪去血络始得宁谧；其三血滞得以流散，津液随之复充，从而达到滋阴增液的目的。并以此理论指导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治疗，宗犀角地黄汤出入，不止血而血止，此亦“通因通用”变法。再者如干燥综合征，其临床表现既不似外燥（如秋燥）有季节性，亦不全似热胜津伤、久病精血耗夺或汗、吐、下后亡津伤液之内燥，且病人可表现为邪犯脏腑，而具有“毒”的性质，故治疗又非单纯养阴生津所能奏效，常配以“解毒”之法始能收到一定的治疗效果，因此以“燥毒”来概括该病的病理特征。再者津液运行，依赖于气的推动，脏腑经络之气充足，方能有效推动津液运行，输布全身，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肌肤孔窍，若气虚失运，津液敷布亦随之障碍，此即气（阳）虚致燥之理。我遵从中医学传统的“天人相应”的理念，从冬令寒风凛冽，天冻地坼，湿气凝结而燥，一俟春暖花开，阳光普照，寒冰融化，则地气湿润，燥气自解的自然现象中受到启发，创立温阳散寒，活血流津润燥的治疗法则。

师承授受是中医学延袭了几千年的传统学习模式。名师的指点，犹如醍醐灌顶，使学医者少走弯路，不失为治学的一条“捷径”。自古名医，亦大都得益于名师的指点和传授。如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李杲学医于张元素，朱丹溪学医于罗知悌。再者如近代程门雪先从安徽歙县名医汪莲石学习，后投孟河名医丁甘仁门下；章次公先师事丁甘仁和经方大家曹颖甫，后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于此我深有感触，在从医早期吾曾得益于傅宗翰、濮青宇、赵国英、严筱芗等诸位先生的谆谆教导，后正式拜傅宗翰为师，成为傅老先生的入室弟子，随其研习内科疑难杂病的辨治。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古往今来，学习中医者都非常强调临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有很多名言，如“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等，都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通过不断的实践、揣摩、再认识，久而久之，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才能逐渐形成自身的感性认识。临床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最大的实验室，也是中医理论的试金石，在临床中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升华理论，然后再反复验于临床，不断修正完善。步入杏林50余年，我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退休后仍不甘闲逸，坚持临床工作，在自己长期从事的临床医疗实践中，接触到诸多的病种、病证，从而积累了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经验。

朱子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学医不仅要重视临床，且要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繁忙的诊务之余，我常勉励自己，笔耕不辍，将几十年来潜心观察、研究所获得的点滴体会，用心记录。一则使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再则可资同道交流或后学者参考。吾潜心干燥综合征研究30年，通过临床观察积累，并结合患者体质特征等因素，将本病分为燥毒型、阴虚型、气（阳）虚型、双虚型（气阴亏虚）、涩滞型五个证型，在治疗上不囿于单纯滋阴生津的传统治法，而以益气养阴，解毒祛瘀，流津润燥为基本大法。总结积累撰成《干燥综合征的中医诊治与研究》一书，对干燥综合征的病名、病因病机、辨证规律和治则方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再者如郁证，临床上可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而与其他病证明显有别。它广泛见于多种疾病尤其是情志病中，往往不易辨识。吾从临床实践的案例中分析，总结归纳出“发病的广泛性”、“病位的多在性”、“病情的多变性”、“病机的矛盾性”和“禀赋的特异性”等五个临床特点，不仅可以提高本证的辨证诊断水平，且有助于对“肝郁证”实质的探索。

辨病与辨证，互有短长，各有千秋，但确可殊途同归。辨病和辨证互参，其形式多种多样。如对于中晚期肿瘤的辨证治疗多从扶正御癌入手，其所选方药经现代实验研究可能对肿瘤细胞并无明显杀灭或抑制作用，但确能减轻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命，体现出传统医学的整体观念，而与西医学“带瘤生存”的治疗理念有相通之处。

“病”的诊断和“证”的辨别都缘于具体病人的体质、症状、体征及有关检查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病人虽已罹病，但“无”证可辨或“无”病能明确诊断，此所谓之“无”并非真正的“无”，只是根据目前的诊疗技术所取得的客观依据尚不足以明确诊断或明显地形成某一证候，但还是有某些迹象可循，作为有关疾病诊断或证候归类的线索。如高脂血症，病家多无明显不适主诉，临床亦不见明显的虚实形证，此时则从该病（证）的通常病理（病机）去认识和辨证，而从脾运失健，精微不从正化，脂浊停留，清从浊化，脂由痰生立论，投以健脾助运，激浊扬清之法。

西医学发展日新月异，检查手段层出不穷，弥补了中医四诊的不足。如胃镜可以看作中医传统望诊的延伸，治疗中常结合胃镜下所见进行微观辨证，胃镜下黏膜有红相，白相之分，红相多提示胃火（充血）、郁热较重，常参予清热泄胃之法，如：黄连、竹茹、四季青、蒲公英等；以白相为主的，多为病程较长，胃黏膜局部水肿、缺血，辨证以虚证为主，常予健脾补虚之剂，如太子参、白术、山药、当归、白芍等；病变后期，胃镜活检病理提示肠上皮化生或异型增生，腺体萎缩等较严重的病变，是为气血阻滞，痰瘀互结，久病入络，胃膜受损之象，应注意在健脾和胃的基础上参以活血消瘀，化痰散结之品如莪术、丹参、赤芍、三七、浙贝、苡仁、白花蛇舌草等，此类药物可抑制组织异常增生，调节局部血液循环，且多具有抗癌作用，暗合未雨绸缪之意。幽门螺杆菌不仅与胃炎、胃溃疡，甚至与胃癌的发生有一定关联，清除幽门螺杆菌成为治疗胃炎的重要内容，现代研究发现黄连、黄芩、大黄、蒲公英、白花蛇舌草、仙鹤草等具有抑灭幽门螺杆菌的作用，常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参以使用，但此类药物多为苦寒之品，不可一味追求阴转而堆砌太多，过用苦寒，戕伐胃气。

《素问·举痛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中医药学历代名医辈出，著作浩如烟海。随着数千年来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变迁，人文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许多东西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临床需要，正如张元素所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中医药历代学术发展均离不开中医经典，后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有所前进而已。费伯雄提出“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只有师古不泥才能不断创新，中医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

譬如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为当前的热门话题，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疲劳是亚健康状态中的最常见症状，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亚健康症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常不同程度地伴有多种神经精神症状。疲劳在古医籍中常被描称为“懈怠”、“懈惰”等，临床上在遇到以疲劳为主诉病症时，往往将医者的思维导向“虚劳”、“脾虚”或“肾虚”，但深究之，多数患者虽然感极度疲劳但并无明显的纳呆、便溏、腰膝酸软、形体羸瘦、脉形细弱等脾肾虚弱的表现。这类患者只是表现出一种功能不展、协调紊乱的状态，在情志表现方面也有一种抑郁不舒的特征。此常为肝虚气郁所致。肝为罢极之本，主筋，“筋，肉之力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七八，肝气虚，筋不能动”。西医学认为日益加快的工作节奏、不良的生活方式、紧张的人际关系、不良的情志刺激等导致机体神经内分泌紊乱、免疫系统功能失调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发病的重要原因，强调了人体整体系统功能失调以及情志因素致病的特点。肝脏对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出入间的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若肝气充足调达，则疏泄功能正常，气机调畅，气血和平，精力充沛，情志调畅。若情志、劳累等原因使肝气虚弱，或肝气抑郁，条达无力，疏泄不及则气机不畅，则表现为疲劳、抑郁等见症。因此益气疏肝则成为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主要治疗原则。验之临床，亦常有效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