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其有效性，也是其能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中医传承了五千年，历经检验，其有效性早已被历史所验证。虽然在中医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和争议，但它早已根植于我们的文化音符中，其疗效是中医药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写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充分说明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是仲景在广泛吸取了汉代之前有明确疗效的中医方药撰写而成的，其中还包括了一些道家养生方。如桂枝汤又称阳旦汤，敦煌出土的古典医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法要》）中记载，弘景（梁·陶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其中的阳旦汤即桂枝汤，仲景之所以未沿用其原名，《法要》指出，弘景曰：“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而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穷毕生精力，亲身实践，广收博采，历时29年编撰的《本草纲目》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该书载有药物1892种，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其多种文字的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被认为是中华经验文明的不朽贡献，令西方人为之震惊。书中每一种药物的性味、功效和主治病证，记录得颇为详细，而且在具体应用中非常有效，令西方医学界真正感受到了中华医药文明的神奇之处。我国古代没有精密的仪器和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也没有专业的中医药研究记录机构，中医学依靠的就是朴素而宝贵的经验传承，这些数千年来从农耕文化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总结的用方用药经验，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在诸如《伤寒杂病论》和《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中，代代相传。

既然是以讲座的方式谈论中医传承的主题，我就列举一个病例来更好地阐释我的观点。

张某，男，80岁。这位患者是我1999年回到山西工作后接诊的第一批患者，他曾罹患脑梗死、糖尿病、房颤等多种疾病。1999年是因脑梗死来就诊，患者当时语言謇涩，行动不利，我给他用过补阳还五汤、通脉四逆汤、当归四逆汤、补中益气汤，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近十余年来，他每年找我看病的频率都不低，身体一有不适即来诊，每次调理得都非常好，老人家也非常信任我。每次就诊都带着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对中医的信任，包括对我的信任，我由此也感受到医生的价值。我们作为医者和患者，成为了能交流的朋友。患者今年由于肺部感染，住院治疗一月余，病情稍有缓解，但改善不大。两周前他咳嗽无力，身体极度疲乏，但是他还是来到我的门诊就诊，因为他对我说，他想来看看我。老人家的状态不太好，语声低微，说话都已无力了，可以看出，是硬挣扎着来到门诊的。我给他开完药，对他说，下次您就不要来了。我估计他下次病情要加重，因此这样嘱咐他，这句话他也能听懂。我为他开的方子是理中汤和射干麻黄汤，这是我在老年病，特别是肺功能比较差，出现心肺衰竭时的常用方，效果特别好。但即便如此，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已。我前天上午出诊时，医院走廊里照例早已坐满了半夜排队挂号，一大清早在走廊的座位上等待就诊的患者们，我每次经过时，出于对患者的尊重，都要和他们打招呼。那天早晨，我没有发现老张的身影，出于一种直觉，我就对一个随行的徒弟说：“老张病情可能不太好。”然后，我一直留心他的家属来不来门诊向我诉说他的病情。后来，他的儿子来了，向我诉说了患者现在的病情，几乎和我的判断一致。他说他的父亲病情很重，已经不能亲自来就诊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让儿子过来当面见见我。

也许你们会有疑问，为什么门老师要给我们开篇讲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即将离开我们的病例。这也是我经常和弟子们交流的，一个医生，看到的不全是生的信息，看到的不全是你治病有效的信息，我们还要关爱每个生命走到终点。那么，所列举的这个病例与中医传承的主题关联性是什么呢？

一直以来，关于中医传承，我们一贯强调中医学子要端正态度，坚定信念，多从主观角度对传承去进行解读。近几年来，一些中医传承的相关课题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实际上，中医的传承不完全在我们医者，也不完全在我们的投入，更不完全在我们的主观臆想，中医的形成，以及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生生不息，我认为是患者，是我们中华文化所孕育的千百万的百姓，是他们的信任，是他们的使用，是他们给予我们机会去实践，才练就了我们的医技，同时也验证了中医的神奇疗效。所以，真正的中医传承不单单是医者行为，从某种意义而言，更重要的是患者。

我的父亲门纯德教授常说：“我的老师，一是书本，一是患者。”父亲一生都很重视书本的学习。我的耳边至今仍然经常响起一种声音，那是入夜后父亲翻书的声音。父亲一直有个习惯，在一天忙碌的教学和门诊结束后，万籁俱寂，也是他开始一天的阅读和学习的时候。寂静的夜晚，微弱的翻书声仍然能清楚地传到我的耳中，多年以来这种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无法忘怀。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授，学习是父亲一生的兴趣，因为读书多在深夜，当年的山西日报曾经以“长明灯”为题报道过父亲。书本是父亲一生的老师，他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并乐在其中，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除了书本，另外一个重要的老师就是患者。父亲常说：“患者是最可靠的老师，我们既是患者的先生，又是患者的学生。没有患者，我是认识不到张仲景的。”随着临证的深入，我越来越能理解父亲了。下面再为大家讲述一个病例。

牛某，女，50岁，肺癌骨转移，高位截瘫。这位患者2011年初来诊，当时因罹患肺癌骨转移，下半身已无知觉，无法行走站立，因此每次就诊都是由车拉来，我每次都到停在医院停车场的车里为她诊病。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贯彻我一贯提倡的临床思维之一，即医者首先要理解患者。因为患者在求诊时，已经给予了医生充分的信任，甚至是信念，此时医者对患者的理解和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初诊时我仔细问诊，详察病机，并做了必要的体格检查，由于她的下肢浮肿，还嘱咐她做相关的肾功能检查，然后才开方用药。当时开的方子我仍然记忆犹新，是我常用的苏子理肺汤，此方是射干麻黄汤的一个化裁方。因为患者当时的主证是咳嗽，并伴轻微咯血，服药后疗效满意。复诊时，因为已经详细采集了病史，加之她行动不便，我就嘱咐她不必亲自来了，以后就诊时由她爱人把她的症状和服药后的疗效告知即可。此后三年来，她爱人经常前来叙述病情，更换处方，而患者也定期坚持自己来就诊，她的病情逐渐好转，下肢竟然有点知觉了，患者本人非常高兴。

相处三年来，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患者就诊时没有一次不是面带微笑的。作为一个医者，特别是有经验的医者都知道自己开方用药的有限价值。不可否认，我的方子方证对应疗效确切是患者满意的前提，然而，患者所给予我们的信任和鼓励远远超过了疗效本身，当然其中也有她顽强的求生欲望做支撑。每次的诊治过程，患者都给予了我莫大的肯定与鼓励，她说服药后自我感觉特别好，睡眠好转了，身体的疼痛也能克服了。其实，可想而知，肺癌骨转移的疼痛仅靠中药怎能完全克服，这就是患者对我的鼓励呀！她每次就诊时，都在车上拉着我的手和我说好多话，我总愿意把她的话都听完，然后患者满意地离开，每次都是如此，每次的就诊都成为医患之间的一次充满信任的相约。这三年来，我们之间也不回避死亡的话题。有一次，她肺部感染后，病情危重，我专程带弟子赶往她的家中看望她，我平时诊务繁忙，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程，我一定要来看看她，给予她最后的支持。当时我开了四逆汤和人参汤，这是支持患者最后的胃气和肺气的方子。开方后，我们医患之间作为朋友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她告诉我，她的孩子们都结婚了，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要走了，这一路走来，没有遗憾，也没有痛苦了。我对她说：“你安心地走吧，你的丈夫非常爱你，你的孩子们也很孝顺懂事，你这一生成就了很多故事，我会把你的故事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尽管你的名字我不告诉他们，但你的故事留下了，你和疾病顽强抗争了三四年，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患者。”

在患者安详地过世后，她爱人专门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一个成名的医者，其成就事业的方式，是完全依靠高超的医术吗？不是的，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而医患之间的信任与交流，是建立在相同文化背景基础上的。

医学，不论西医学还是中医学，其第一个内涵都是文化。谈及文化与文明，中华文明三样宝，汉字、美食、中医药。先说汉字，文字是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信仰的生动载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汉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画卷，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遗产。中华文化长河源远流长，除汉字外，中华美食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在全球享有盛誉。中华美食风靡世界，无疑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个杰出贡献。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中医药。中医药的价值与它的实践背景密不可分，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科学内涵，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

青蒿素之所以能获得国际公认，是因为它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提取的有效单体，药理作用明确，抗疟疗效显著。也就是说，对于中医药，我们是运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对应地了解它，是采用药效机理等循证依据去对应地评价它。这无疑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一种趋势，是受到肯定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历史观的角度，还原到中医药产生的那个时代对中医药进行考证，是否更符合实际？所以，文化的第一个要素，应该是了解文化的历史性。

我们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土地文明国家，我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以土地文明为主宰的这样一种文明中。我国农耕文明从早期到中期到最后的发展壮大，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当时GDP最高约占世界1/3左右。尽管我们的农耕文化曾受到作为游牧文化的胡文化及其他外族文化的侵袭，或者说是民族文化的渗透与交融，但作为主体文化的农耕文化并没有变异。

直到现在，我国的经济本体仍然是农业本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是人口大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不仅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也历来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我国工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是，大家也要明白，我们的文化有着鲜明的历史过程，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种类繁多、设计精巧、使用方便的农具以及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使我国的农耕文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值得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引以为荣。而且，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生产和生活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促进了中医药的产生以及中医药经验从简单经验到复杂经验的提炼。

中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是中医传承的载体。之所以强调文化的历史性，就是为了让同学们真正了解和重视我们的文化，这个文化了不起，它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中医学是几千年临证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又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所以其科学性是肯定的。而中医学又是在我国古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在传统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其民族性也十分鲜明。

我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所产生的民族性又构建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思维特征，这种思维特征就是重视经验的传承。例如，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与传承，它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印记，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沉淀，更是中华民族重视经验传承的经典范例。这种重视经验传承的思维特征不仅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而且体现在我们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中。当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去了解一件事情或一种事物时，我们一般会求助于一位师者或长辈，向他们请教。因此，尊师长，重长辈，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也成为我们的一种思维惯式。传统中医就是通过师承授受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历代的中医先贤，大多是通过师带徒、父传子的传承方式培养出来的，如张仲景师于张伯祖，李东垣师出张元素等。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会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因此，农耕文明中所积累的某些经验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显得比较原始，比较落后了。但是，几千年农耕文明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可能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快速改变而改变，这种改变需要时间和过程。就中医学而言，其学术体系中的很多内涵和认知，至今仍然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因此，虽然中医药流传到世界各国已有一千多年了，但是为什么其发展不如人意，这就是中医学民族性特征所决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屏障”。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和任何一个中国人谈肾虚，即使他没有学过医，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仍然很清楚肾虚的基本含义，并且会将腰困、腰痛、生育功能与肾虚联系起来。然而，如若与一个西方人谈及肾虚的话题，他可能会认为作为实质脏器的肾体积缩小了，功能异常了，从而觉得不可思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显著差异，就是由于文化背景和认知角度的不同。相比之下，受中国文化直接影响的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由于与我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屏障问题并不存在，因此，中医药事业也得以迅猛发展。

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古代中药处方中剂量单位一般用两、钱或分表示，现在临床处方中草药用量则以“克”为单位。有别于方剂中的主要药物，生姜和红枣作为药引子，一般在常规处方中不写克数，而以三片生姜、四个红枣标示。患者都很熟悉这种处方，一般不会特意向医生询问生姜和红枣的具体用量。然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外患者则往往不明白其中含义。我上次给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患者诊病，他拿着处方离开诊室后，我就对徒弟说，他一会儿肯定会回来。他们都很纳闷，门老师这么神，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回来？我说，他肯定会回来，他回来问什么我都知道。因此，我故意给学生们留下了一个题目，让他们猜猜患者回来询问的内容。这就是文化嘛！不出所料，患者离开没多久就返回诊室，问道：“门教授，您处方中有三片生姜，一片姜要多么厚、多么大？”我说，处方中的一片生姜就和家里做饭时生姜的用量相似。患者说，我们做饭时一般不用生姜。因此，我就告他，一片生姜的重量大概3~4g。换算成具体的克数后，患者才点头微笑而去。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在我们民族思维习惯中，一片生姜的用量问题是不存在的，是不需要思考的，是通约的。这是因为中华文化在以其为核心的文化圈中，包括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都具有通约性。我给很多日本、韩国人都看过病，他们一般不会对处方中生姜的用量提出疑问，因为彼此的文化相近，饮食习惯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中华文化的通约性，它的核心就是重视经验。中华民族对经验的重视是由丰富的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其对大自然，对事物的认知有一种特殊的民族特色。我们既不需要也没有更多的愿望去把事情做得那么精细，因为在农耕文明中，顺应自然产出的美食足够吃，砍伐树木建造的房屋足够住，生病后喝点中药就能好，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华民族能够传宗接代，衣食无虞。此外，中华文化的另一特点就是轻家国而重乡土，家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社会。中国人往往不关心更大化的人类社会，而是关注自身的乡土。我并不评价乡土文化的优与劣，而是要强调这一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饮食习惯就深受乡土文化的影响，不易改变，而且我劝大家也不要改变固有的饮食习惯，因为它有很多优势。每年暑假来临，很多出国留学的女孩都会回国找我看病，其中大多数人因为在国外长期嗜食冷饮导致内分泌紊乱，出现了月经失调及面部痤疮。这是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后，机体不适应而出现的病症。经过中药调理脾胃后，症状会明显减轻，进而痊愈。其实不喝中药也行，她们回国后吃母亲做的饭，病情也会明显缓解。治疗这类疾病时，中医药之所以取效甚捷，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所决定的。中华饮食文化和固有的饮食习惯是中华民族生活方式长期积淀的结果，在脱离原有的文化氛围并改变固有的饮食习惯之后，人体不适应所以生病。经过中药调理脾胃并纠正饮食习惯后，从而病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