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采撷

因为中医学独特的传承方式与思维模式，文化成为祖国传统医学学科属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故而中医药文化是中医中药发展进程中必然的研究版块。尽管直到2005年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召开后才初步确定了“中医药文化”的定义，但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医界的先贤前辈便已经开始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工作之中，并在之后的20多年间产出了大量的中医药文化研究成果，全国各地也在此期间陆续成立了与中医药文化有关的研究机构，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在1994年成立了我国最早的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在1999年成立研究中心并系统的对中医的哲学、方法论、“儒释道”相关文化展开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于2002年成立了中医药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此后上海、福建等地也相继进行了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的建设，而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也于2010年成立了湖南省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并围绕“湖湘中医文化”展开了研究工作。至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医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中医中药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到了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立项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凝练研究”的课题，使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得到了学术上的侧重和科研上的支持。可以说，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的愈发成熟稳健，而在这样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医药行业内外的学者加入进来壮大了研究队伍。任何一个学术发展过程都与人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对于文化来说，诚如张其成教授曾在其文《中医药文化的研究意义及其战略思考》一文中提到：“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与经济实力发展完全成正比的、同步前进的，它需要人为地、自觉地去推动、去发展。”笔者深以为然，在中医药文化研究愈发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医药文化研究者相应的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理应用更高的标准来自我要求、自我反省，故而笔者以一个中医人的身份对自身及同道学者提出“自觉、自信、自强、自谦”的要求与期冀。

毫无疑问，因为中医药文化汲取了历代人文文化成果，特别是哲学、宗教、伦理等，这些内容铸就了浩若烟海的中医典籍，也使中医文化的研究与中医文献研究息息相关，而这也决定了中医文化人在研究过程中必然要自觉地阅览并学习大量的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文献。“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的谚语已然成为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标签，表明了中医学术的传承与文化知识水平紧密相关，因此对于精专中医药文化的学者来说，“博闻强识”是不得不具备的重要素养。中国作为拥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尽管其语言、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基于代代学者博闻强识的学习素养使得文化保持了延续性、同一性的继承，也使诸多文明结晶得以传承、积累并发扬光大。而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不了解知识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就不能对文化知识进行客观合理的判断，也就容易走上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等学术歧途，自然不能成为合格的中医文化人。在大量的学习基础之上，中医文化人也要自觉地运用中医药文化。文化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井底之蛙的见识，更不只是摇旗呐喊的标语、班门弄斧的工具，它来源于实际的生产生活又高于普通的劳动作业，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对于现实具有指导和启示的意义，这也是其“化成天下”的大责任之体现，而这一体现就需要中医文化人自觉的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与单纯的临床诊治相比，中医文化人将承担更多诠释与传播的责任，扎实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文化向自身输入的过程，而怎样深入浅出、执简驭繁、精准客观、生动灵活地向普罗大众输出中医的理法方药、文史典故，就需要中医文化人主动广泛的在临床、教学等实践服务的过程中贯彻地运用中医药文化的知识，举手投足间体现中医药文化的风骨，才真正将中医药文化人的社会职能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医文化人应当是读书最多的人，但绝不能是死读书的人，能说得好，同时做得要更好。

主动进行广泛学习是中医文化人传承的必要条件，但文化人在传承的基础之上也要自觉地寻求突破与创新，而这些创新不单只体现在新的文化形式、新的文化语言，文化内核也应当紧随时代进步而创新并体现独具一格的特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过往与争鸣盛放不必多言，而现今不少中医文化人却反而绕进了泥古不化、照搬照抄的怪圈。以中医文化的医德内容为例：中医历史上自扁鹊“六不治”始，不同的时期的几乎每位医家都有独特的医德宗旨，仲景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陈言之“大医习业”、宋慈有“洗冤泽物”、陈实功“五戒十要”等枚不胜举，皆是和而不同的佳作代表，他们的医德发声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医界弊端的针砭和新的现实需求，无疑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反观现代，多数中医机构为体现自身的文化气息，或截取片段或原封不动的将孙思邈《大医精诚》作为对工作人员医德要求，我们不可否认药王宗旨的经典和普适性，但这绝不是文化的体现，反而是文化见识有限的表现，不仅没有创新，反而也不见得传承得很好。中医文化人在完整传承的基础之上，围绕中医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应当主动地结合现代对中医从业人员新的要求和不同机构的工作性质、服务理念、地域特点等进行新的富有文化气息的创作，才能够形成与现代医学和百姓价值观念相契合且新颖的文化产物，这种中医文化上的创新不仅是良好传承的体现，也进一步使中医药文化的内容得以充实和发展。

做为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者、传播者，中医药文化人理应树立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中医药文化脱胎于祖国传统文化，而中国文化有着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可以说自中华文化伊始，也就有了中医药文化。中国文化作为独自创发、非从他受、自成体系而个性极强的文化系统，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的。在历史上，同样自成体系的古代文化为数不少，如古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等，而这些文化却先后因为种种原因或过早夭亡、或同化变异、或失去传承土壤，唯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屡次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彰显了其强势的同化力，还向外影响辐射了诸多国家，也因此使其发展至今而益发拥有壮大的成长空间。这种原创强势的中国文化及其孕育的中医药文化所拥有的厚重历史应当是我们中医文化人所依托的信心来源。

也有学者称：“就医学来讲，中医中药始终停留在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之中，而不能从文化桎梏中突破进化为科学形式。”笔者不敢苟同。首先，中医尽管始终把哲学作为诠释医学的主要手段，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哲学理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不同、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生产力进步和疾病谱改变始终影响着中医学理论的演化发展，这样我们才看到了医圣的六经辨证、金元的四家同辉、明代的命门学说以及后来的温病学派；同时，经过了千百年临床实践的经验积累，历代医家对中医的核心理念和思维模式进行了无数次的锤炼打磨、反复运用，是中医学的理念、思维无数次实践真知、淬火取精的过程，使得保留下来、为人所认可的中医学内容的可靠性不容置疑。因此，尽管中医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把自然哲学作为了自身学科的重要依托内容，但千百年的试炼已经为其科学可行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历史证明，科学进步总是会遇到力所不能逮的瓶颈，而往往在此时自然哲学反而会成为指引科学前进的明灯。反观现实，因为人类医疗现状和生存环境的危机而导致的医学模式转变，使得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未病先防为重要特色的中医学理念再次为人们瞩目，而未来越来越重视预防保健的医学观念也将使以“上医治未病”作为医学至高追求的中医学逐步主导健康领域。因此，我们中医药文化人有充分理由对自身医学的理念有信心，对自身文化的思维模式有信心，这种自信也是中医药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价值得以永存的重要保障。

笔者认为：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总和，其在现实运用中无外乎至少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职能——外以增光添彩和传播推广，内以凝练总结并指导实践。换句话说，作为中医文化人就需要从这内外两方面自强中医药文化的现实作用。

从外在来看，文化作为一种宏观缥缈的东西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又无影无形，但它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医药文化留下的最明显印记，有人们看到的一个个贴切生动又意味深远的医药名词——如方有白虎、青龙、玉女等形容，药有人参、首乌、益母等韵味，针法有苍龟探穴、白虎摇头等精彩；还有中医先贤医著中言近旨远的名言警句——治法如“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德育有“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精”等。这些漂亮而高度概括的命名和比喻将我们中医药学的特色彰显的无比明显，无疑使得学科特色得到强化。在笔者看来，正是中国先贤这种有意识的发挥文化作用描述医学事物，才赋予中医中药严肃客观的自然科学属性以华美的羽翼，不仅给学术增添了光彩，同时这种文化的运用所唤起的同时代普罗大众的亲切感与认同感带给了学科推广传播不能估量的积极影响。因此，在文化语言、价值观念翻天覆地的今天，中医文化人更需自觉强化中医药学科的文化特色，用既符合本色又契合大众的外在修饰唤起寻常百姓的认同和接受。

而从内在来看，中医药文化的作用绝不仅仅停留在起个漂亮的名号或喊个振奋的口号，而是在学科应用的关键时刻能够凝练理论、制定策略、升华理念、形成思维来应对现实需求、疾病倾向，打铁还需自身硬，不能为学科的自然属性服务、不能把思想融会贯通于临床实践，到头来文化也会沦为无可奈何的噱头。作为中医药文化人，应当首先意识到中医药这门学科的自然科学属性，在此前提下，我们所进行的一切语言加工工作、文字处理工作都是为其自然科学属性服务的，遣词用句不论是华丽或平实都旨在揭示和传达中医中药的科学实质，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人需要对纯文化的激情进行取舍，强化自身的科学严谨态度，以更为合理的方式诠释中医学。再者，文化中的自然哲学成分对于学科发展的作用是深远巨大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医学正是因为相对成熟先进的医学哲学理念而成就了其能源远流长的学科理论，这也是中医先贤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文化体现，是值得我们中医文化人学习加强的。只有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俯瞰，中医药文化人才能从德、智、理、法等方面全方位的服务于生活实践、服务于人类健康。

禅宗三祖僧璨曾曰：“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文字语言，徒劳设施也”。说的是佛家在修行中遇到阻碍进步的“语言障”，道出了“只可意会，难能言传的”无奈。而《论语·子路》有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医药的推广传播和理论凝练的历程中，中医药文化人将面临着无数的“语言障”阻碍前行，我们应当摒弃浮躁，外正名以增学科特色，内正名以成理论实践，才是一条实在有用的自强之路。

对于学者来说，自谦的学术态度应该是首要的立学之本。中医药学历史悠久、理验繁丰，但这不能成为中医药文化人妄自尊大的资本，在对本学科自信的同时，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更应该用包容的姿态吸纳对学科有用的外来文化，自谦不是一味迎合、随波逐流，相反，它才是一种真正“海纳百川、舍我其谁”的信心体现。

反观中医学术，我们也有着种种不足与缺憾——因为传统文化中尊敬崇古的思想影响，尽管对于先贤智慧结晶的传承发扬起到了积极作用，却也带来了“唯经为尊”的副作用，也因此不少中医传人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陷入了“以经注经，自圆其说”的泥沼；而作为服务健康的自然科学，中医药却有“君子不器”之嫌，始终把器具发明当做末流，造成科技短板；在面对临床的复杂病机时，我们格外重视宏观的观察和总结，却相对忽略了局部的定性、定位等。当然，在文化领域中，中医文化人不像临床科学一样可以直接地适当汲取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同样能从学术领域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理念、先进概念为我所用。我们依然有不少前辈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是勇于打破传统、改革突破的，正是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改造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融汇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日益强盛，恰如宋明理学对佛、道的吸纳造就了宋儒在历史上的浓墨重彩。那么作为生活在学术文化氛围自由的当代中医药文化人，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自身文化的利弊，应当意识到目前种种弊端带来的中医药文化创新艰难的窘境，只有放掉唯我独尊的架子而摆正为我所用的心态、摒弃目空一切的态度而目光如炬的去粗存精，才能最终看清缺陷而谋求进步、开放自圆而求得突破。

古时曾子曾“日三省吾身”，而今笔者愿以“自觉乎？自信乎？自强乎？自谦乎？”四省我中医文化人以求无愆，望友人同道慎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