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聊斋志异》对时代的反映
蒲松龄生活在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从明末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中经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吴三桂勾结满洲贵族攫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清兵对汉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血腥镇压以及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的“三藩之乱”，波及全国的战乱，持续了半个世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聊斋志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作的。
蒲松龄对反映动乱现实相当自觉。易宗夔在《新世说》中说他“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冯镇峦也说：“此书多叙山左右及淄川县事，纪见闻也。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读聊斋杂说》）这些评介都指出了《聊斋志异》反映时代的特色。
当时统治阶级的重大政策措施，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争，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凡是关系到人民命运的大事，在《聊斋志异》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有的描写虽然是片断零碎的，但透过这些片断的珍贵材料，却透露了当时社会的真实。至于那些完整描写动乱背景下人物命运的篇章，它们所反映的某种时代特色，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了。
明代自万历以后，统治阶级更加腐朽。他们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贪欲愈来愈大。他们凭借封建特权，肆意兼并土地，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户或奴仆。国家的赋税也越来越重，正赋之外，历年加派，有“辽饷”“剿饷”“练饷”种种名目。三饷超过正赋三倍以上，把庞大的军事负担转嫁给人民群众。他们还把城市的工商业者看作重要的剥削对象，以开矿收税为名，大肆掠夺财富。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之间，就搜刮了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一千五百余两以及大批珠宝，致使“贫富尽倾，农商交困”（《请罢矿税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了严重摧残。
地主阶级的残酷经济掠夺和封建国家的黑暗统治，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城乡人民纷纷揭竿而起，直至酿成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倾覆之势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生息繁衍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却逐步强大起来，他们与明政权的矛盾日趋尖锐。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向明朝公开宣战，从此，女真贵族与明朝之间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二十七年之久。其间，清兵的铁骑多次击溃明军的堵截，窜入明朝腹地，并袭扰山东，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使广大汉族人民备遭蹂躏。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天，清兵在皇太极的指挥下，兵分两路，越过长城，会师通州，绕过北京直抵涿州，然后分兵八路沿着太行山与运河之间长驱并进。次年正月，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官民死者无数。当时云南道御史郭景昌巡按山东，“瘗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余”（《明崇祯实录》卷十二）。这次清兵侵扰，克城五十八座，俘获人口四十六万。这是蒲松龄出生前一年的事。四年以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阿巴泰等领兵从界领口、黄崖口分两路进入山东兖州，历时半载，克城十八座，俘获人口三十七万。
对于这样的浩劫，山东人民当然会留下惨痛的记忆，蒲松龄根据民间传闻，在《鬼隶》《韩方》《林氏》《辽阳军》等篇章中，以变相的故事，记载了民间的传闻。
《鬼隶》说，济南的两个役吏，因公务外出，岁暮回衙交差。归途碰见两个鬼隶，说是向东岳神祗递送公文的，并透露公文的内容说，济南府将遭大难，杀人的数目近百万，时间为正月初头。果然，“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韩方》写明末济南北面的县分大闹邪疫，户户皆然。孝子韩方为父祈福，土地神告诉他，东岳大帝（泰山神）正择优录用冤鬼，济南城被北兵杀害的“枉死之鬼”，成群结队去东岳应选，沿途索贿祟人，若向岳帝上诉，冤鬼就会收敛。这则故事，反映清兵屠杀之惨，也写出了人民冤塞不解的伤痛。这是写清兵侵扰使人民群体受难的故事，手法有些曲折。
《林氏》和《张诚》等则记在清兵杀掠中一个家庭所蒙受的灾难，手法则直截了当。《林氏》中的主人公林氏被清兵掠去，不愿受辱而自刎，弃在道旁，被丈夫救回，保住了性命。《张诚》说清兵打到山东，把张某的孕妇掳去，为满洲都统占有，半年后生子，都统死，子袭父职，官金陵，于巧合中得与张某团聚。有一些篇章，或写镇边将领，或写边庭事件，都有案可稽。如《王司马》写山东新城王象乾，从明代万历中经天启到崇祯年间，四度镇边，总督宣大、蓟辽军务，力主款抚，边境以安。字里行间赞赏王象乾设疑布篱，威慑满洲兵的智谋。《辽阳军》通过一个被救伤兵的故事，记载了辽阳失守的历史事件。故事说山东沂水的某人，充军辽阳，城陷，被乱兵所杀，被鬼隶所救，送回沂水。沂水县令疑某为逃兵予以逮捕，后证实辽阳确于某月日沦陷，才把他释放。
清朝建国后，清兵在镇压反抗群众的战事中，继续进行野蛮的屠杀和疯狂的掠夺。《鬼哭》《公孙九娘》《乱离二则》《张氏妇》等都有明确的描写。
《鬼哭》记清兵镇压谢迁起义的惨状。谢迁为山东高苑（今属高青县）人，顺治三年（1646年）冬率众起义，四年（1647年）六月，据淄川县。旋遭官兵围剿，血战两月，最后失败。《鬼哭》记官兵破城而入，实行斩尽杀绝政策，尸骨填满庭院，“血至充门而流”，鬼哭连声，大呼“我死得苦！”
《公孙九娘》记山东栖霞人于七抗清失败后，清政府对起义地区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栖霞、莱阳两县受害最烈，作品写道：“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故事写被屠杀的少女公孙九娘的鬼魂与莱阳生相恋的故事，九娘请托莱阳生把她的尸骨迁回故里，因忘问坟墓的标志，莱阳生于“千坟累累”的墓地竟无从完成九娘的嘱托，留下了千古遗恨，情调悲怆，反映蒲松龄对无辜受难者的深切同情。
《乱离二则》写了两个奇巧的故事，第二则写顺治五年（1648年）姜瓖叛清被镇压后人民的遭遇。姜壤原为明河北宣化镇总兵，后降清，为大同总兵，叛清后第二年被部下杀死，但其他各处继续坚持斗争，直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才被平息。清兵在山西、陕西一带，前后八九个年月，烧杀掳掠，甚为惨毒。蒲松龄记载说：“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原籍陕西的某公，在京任职，与家人音讯隔阻，因老仆丧偶，赴人市买妇，买来的妇人却是某公的母亲。又去市上，买回的竟然是某公的妻子，于是某公母子夫妻得以团聚。这样的巧合，说明清兵俘获甚众。据谈迁《北游录》的记载，当时北京的顺承门大街设有“人市”，“旗下妇欲售者众焉”，可见蒲氏所写言之有据。直到康熙年间，清兵对汉人的淫掠仍不收敛。
《张氏妇》篇，写平定“三藩”时期的故事。清代初年，晋封明降将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吴三桂为平西王，后来逐渐养成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三藩先后反清，朝廷派兵征讨，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兖州为战事的支点之一，清廷调重兵把守，以策应前线，所以文中有“南征之士，养马兖郡”的话。故事是写受害妇女惩罚无耻大兵的事迹。故事开头说：
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异于盗者，特不敢轻于杀人耳。甲寅岁，三番作反，南征之士，养马兖郡，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淫污。时遭霪雨，田中潴水（积水）为湖，民无所匿，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兵知之，裸体乘马，入水搜淫，鲜有遗脱。
只有张氏妇不服，巧设计谋，接连杀掉三个行暴的蒙古兵。作者赞叹道：“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
蒲松龄就是这样直接揭露和控诉清兵的罪行，这是非常大胆的反抗行为，可知他是不避斧钺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描写人间纠葛的离奇故事，有不少是以战乱为背景展开情节的。著名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张诚》等篇外，还有《菱角》《曾友于》《仇大娘》等。这里介绍《仇大娘》篇，以见一斑。
这是一篇紧扣时代特点而构制的故事，人物、事件和情节都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加上作者的愿望，用偶然巧合的手法，反映了那个时代兵祸连绵、豪绅横行、地痞无赖滋事扰民，而且国法严厉的实况。
故事说山西人仇仲，大乱中被寇俘去。两个儿子仇福和仇禄都还年幼，由继母邵氏抚养。庄稼受灾歉收，又遭豪强欺凌，一家衣食不保。仇仲的叔父逼着邵氏改嫁。由于邻人魏名对邵氏的中伤，叔父的阴谋没有得逞，邵氏也因冤恨患了四肢麻痹症。邵氏速为仇福成亲，娶姜氏女。魏名勾引仇福滥赌，输尽家产，以姜氏抵债。姜家告状，福惧，逃去。邵氏病至垂危，不得已接来远嫁的仇大娘主持家务。大娘生性刚猛，控告赌徒，收回田产。魏名又设计将仇禄赚骗到范公子的私人庭院。时范公子为女择婿，仇禄的来游应了女儿的梦兆，于是招仇禄为婿。魏名引旗下逃人诬禄为窝主，仇禄被流放关外。途中，他遇见沦为乞丐的仇福，助他返回原籍。仇禄到达流放地，在将军帐下为奴，与将军帐下的一位老仆人叙起家世，始知老仆即为仇仲，父子相认。在将军的干预下，冤狱得以昭雪，仇家复业。魏名又向仇宅放火，焚毁殆尽，仇家重建房舍，挖出大宗藏金，从此仇家大富，以千金赎回仇仲，仇福改过，迎回姜氏，福禄满堂。而奸诈的魏名却是穷愁潦倒，以致沦为乞儿。
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点出他要说明的道理：人的命运是上苍决定的，狡诈者存心害人是徒然的。从客观上讲，作品反映了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作品塑造了仇大娘的刚烈形象。她的抗争精神和坦荡胸襟都令人敬佩。不过这里叫我们注目的是故事情节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尽管作者巧作设计，有许多幻想成分，但其构思却处处紧扣现实生活的实际。
首先，仇仲的经历在汉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明末到清初，清兵俘获的汉人以百万计，这些人为他们所役使，成为维持清朝国力的重要支柱。仇仲后来赎身复业，也是一部分汉人投靠清王朝所得到的实利。
其次，魏名这个奸诈的捣乱人物，是社会邪恶势力和败坏风气的化身，当时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地痞流氓有恃无恐，挟私诬陷，乘机诈骗。他们利用严厉的国法，与官府勾结，置人于死地。顺治初年，为惩治奴隶逃亡，制定“逃人律”，规定“凡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长，俱照逃人定例治罪”（《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康熙六年（1667年）御史田六善奏折中反映了令人恐怖的政治气氛：“近见奸民捏词诈害，在南方者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在北方不曰‘于七贼党’则曰‘逃人’，谓非此不足以上耸天听，下怖小民。”（同上）
张贞《上高念东先生论地方利弊书》也说：“睚眦小怨，辄兴风波，萑符窃发，即诬为间谍之人；东人禁严（指《逃人律》），强名以逋逃之主”，“蚩蚩之民……多若屠羊在肆，亦隐忍而不敢言。”
这种状况在《聊斋》中常有描写。《于中丞》中就写到，对于当时“功令严，上下讳盗”，“即被盗贼劫杀，亦隐忍而不敢言”的情况，朝廷深知其严重危害，所以屡下禁令，企图有所纠正。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谕曰：“满洲家人（指奴隶）皆征战所得，故立严法以儆逋逃。比年株连无已，朕心恻焉。念此仆隶，亦皆人子，苟以恩结，宁不知感？若任情困辱，虽严何益？嗣后宜体朕意。”十六年（1659年）有“申定诬告之罪”，有“定光棍招摇吓骗挟诈官民以强盗拟罪”等禁令。到康熙朝，也一再重申上述禁令。由此可知，《仇大娘》中写的情况完全符合实情，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