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演义史观、演义倾向与《东西晋演义》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灿烂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广大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历史。

当我国民间说书艺术发展起来的时候，讲史，就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唐代已有说三国故事的，北宋时“说三分”已盛行。元代全相平话中的《三国志平话》是宋代说三分的文字记录本。此外，还有说《五代史平话》的。南宋时讲史艺人继前代门庭，又有新的发展，有讲“孙庞斗智”“刘项争雄”的，有讲《汉书》与晋、宋、齐、梁诸《书》的；有讲《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有的还说张、刘、岳，说铁骑儿，讲《中兴名将传》等宋代抗金时事的“新话”。元代讲史艺人，继宋人演史流风余韵，“尝以野史作为评话”，现在流传的有《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来演变为《孙庞演义》与《走马春秋》）、《秦并六国》《前汉书平话》（续集）等五种全相平话。到了明代，说书艺人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常将原来分散零乱的说书题材整理统一成话本，又在这基础上加工润饰，发展成为通俗演义形式的章回小说。明清时代，历史演义日盛一日。《三国演义》就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奇峰。

《三国演义》的问世，为演义小说的写作开创了先河。此后，创作编写历史演义小说的人越来越多，对如何运用历史史实作为演义小说创作素材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历史演义小说，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完全遵照历史史实来编写，持这样观点的人，被称为信史学派。但这个流派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人认为，遵照历史史实，要完全遵照正史，野史是不足为据的，“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这种主张的实施，使得一些历史演义小说近乎通俗历史读物，书中的有些部分几乎是正史材料的连缀和解释。如《新列国志》。然而，严格地讲，这样的作品，在演义小说中是极少的。有人则认为不管正史野史，乃至笔记、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均可作为撰写历史演义小说的依据。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历史演义小说取材依据，不完全拘泥于历史记载，甚至指责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信史”。因此，历史演义小说里的人物、故事情节均可虚构，但要尽量做到入情入理，符合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的真实”，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如《隋史遗文》《说岳全传》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两种历史演义观，指导着我国历史题材演义小说的创作，并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为丰富我国文学宝库，为普及历史知识教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广大人民是喜爱历史的，但史册浩瀚，头绪纷繁，资料芜杂，令人望而生畏。就是去读，也不易读懂、读通。而历史演义小说的通俗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使广大读者更容易接受。尤其是第二种演义史观的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但不管演义小说史观如何，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作品，这就决定了历史演义小说，跟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必然要显示其倾向性。历史演义小说的倾向性也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场面和情节自然流露出来的。如《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位正宗思想极为明显的人，他笔下的《三国演义》的主观意识表现得绝妙。如三国时代的街亭一仗，是蜀魏之战，蜀败魏胜，但作者借空城计，使胜利之师终止了前进，让败北的诸葛亮从容体面地撤退。读完“失街亭”的有关章回，给人们的感觉；诸葛亮是一位失败的“胜利者”，而胜利的司马懿却成了“失败者”。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作者罗贯中主观思想所致。这样的处理，既符合三国时街亭之战蜀败魏胜的历史史实，又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倾向性。

一般小说创作，作者的倾向性已是毋庸置疑的问题，而演义小说的创作，要受历史史实的制约，倾向性似乎难以体现。其实不然，持“不拘泥历史记载”作为创作依据观点的，倾向性是容易表露的，就是持“信史观”的作品，倾向性也是要表露的。作者面对庞杂的史料，取什么，舍什么，什么详，什么略，无处不在体现作者的指导思想，无处不在忽隐忽现地表露作者的倾向性。

《东西晋演义》是在“信史观”的思想指导下创作的。从作品内容来看，取材于正史、民间故事和传说，可谓是“字字都有来历”。但《东西晋演义》的倾向性是极为明显的。首先，作者选取东西晋这个不景气朝代的历史作为题材，就是对司马氏的否定。从历史变迁来说，两晋紧接着三国时代，晋朝是司马氏篡夺了魏的军政大权后，击败蜀、吴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皇朝。

这个皇朝，统一是短暂的，战乱和分裂却是这个皇朝的特色。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不久，就有匈奴、乌桓、鲜卑、氐、羌“五胡”入侵，伴随的还有“八王之乱”［八王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司马攸之子）、长沙王司马乂（司马炎第六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第十六子）、河间王司马颙（司马懿弟司马孚之孙）、东海王司马越（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孙）］。“八王之乱”实际上是司马氏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随之是西晋王朝的灭亡。接着出现了“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在怀帝、愍帝被虏后，北方司马氏政权灭亡。司马睿和过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脆弱的东晋王朝。作者通过这段历史艺术地再现，揭露了皇室的昏庸无能，笔锋直指司马氏，东西晋计七世十五主，皆是不学无术之辈。

其实两晋历史并非像《东西晋演义》小说写的那样糟，如晋武帝初期推行新的经济政策，一度使生产得到了发展。又如东晋元帝司马睿，在首任宰相王导的辅助下，实行了合乎时宜的“镇之以静”的方针，采取“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办法，使东晋的经济、政治形势大为好转。后经桓温、谢安的继承发扬，使东晋治理得“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达到了经济上“谷帛殷阜”，政治上“上下同心”。从而为东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作者在取舍史料时，将这些都“舍”了。写晋武帝时，着笔于“颇恣淫乐，怠于政事”，然晋武帝荒于酒色，不理朝政，是符合其后期实际情况的。作者作如此取舍，其主观倾向性表现得极为明显。写东晋前期，更是如此。

有人称《东西晋演义》是“续三国演义”；雉衡山人在《东西晋演义序》里，提出“当与《三国演义》并传”。这说明两部作品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从内容上说，是延续。从作者思想倾向来看，《三国演义》未了心愿，在《东西晋演义》中实现了。不是吗？《三国演义》的抑曹扬刘在《东西晋演义》中得到了满足。如果就艺术性而论，《东西晋演义》是远远比不上《三国演义》的。但从两部作品的倾向性而论，却是一致的。《东西晋演义》的作者，显然是对《三国演义》的结局不满意——把曹魏的司马氏写得太神气了。选择东西两晋的历史史实来撰写演义小说，本身就是再现司马氏的衰亡史。作者把司马氏经营的朝代写得那么糟，就像在做一件快慰的事。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要表露扬蜀抑魏的思想情绪是颇费功夫的，而在《东西晋演义》中，是可以直言不讳、痛快淋漓地写。从这点来看，两部书“并传”，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