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相得益彰的文味史味

《东西晋演义》小说是一部以史为主的演义小说。这类小说选用的史料都比较符合史实。这些史料，经过作者精心取舍；敷演成篇，使其既能起着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又具有娱乐读者的文艺性和可读性。演义小说的作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各显神通，各有各的诀窍和手段。《东西晋演义》的作者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采用了以下方法：

（一）不乏文味，照搬照抄

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改朝换代的岁月里，有很多事件、场景、人物乃至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和故事性。有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则扣人心弦的故事。《东西晋演义》的作者，很善于选择使用这些不乏文味的史料来敷演故事，展开情节，有时干脆照样抄来。如刘渊起兵，到重建一个独立的匈奴政权。从其起兵的目的，怎样借口骗取司马颖的相信，怎样建国等。

小说的描绘与史实的记载基本相仿。据《刘元海载记》，刘渊起兵的目的是：“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小说第八回是如此叙述的：“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

刘渊在司马颖手下，难以走脱，找了借口。《刘元海载记》中，是这样叙述的：司马腾、王浚起兴讨伐司马颖，刘渊“请为殿下（司马颖）还说五部，以赴国难”，得以脱身。小说第八回取这段史作了如此描述：胡延攸（刘渊部将）对司马颖讲，“左贤王祖在匈奴已故，今欲回国奔丧，令臣告知殿下，就为殿下说五部国王，以兵来赴国难，则二竖（司马腾、王浚）之首，可指日而悬都门也！”后来招集人马的数字、时间，小说与史实记载完全一样。

作者如此照搬照抄不乏文味的史料，真可谓起着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不是吗？它既符合演义小说以史为据的写作准则，又能使演义小说的艺术性得到自然的增强，还可以让作者省了不少编造的力气。此法，是持“信史”演义史观作者常用的手法，尤其用于选择动荡不安的朝代，作为取材依据的演义小说，特别自如。《东西晋演义》小说，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对照一下，在小说中随处都可以找到例证。

（二）信手拈来，自然成趣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历史、好讲故事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生活中，根据各自的爱憎，借助于过去、当今的事件、新闻，编造了无数的故事，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光辉的色彩。这些故事同时也为文学艺术进行再创造，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演义小说的创作，也离不开这个源泉。

《东西晋演义》在创作过程中，运用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特别自然，就像信手拈来似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小说中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有的故事用来烘托气氛，如“夫人城”故事，把壮烈的气氛，形象而又生动地渲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的故事为刻画人物，创造了施展才华，表现形象的良好场所。如陆机、陆云被荐。陆云到浚义上任后不久，就神机妙算，侦破了一起无头奸情案。军民百姓，皆称其为神明。这样人物一出场，就赋以鲜明的形象。有的故事，富有哲理，选用一则则可代言。如第三十回，“秦王坚大赦境内”，言秦王坚治理国家颇有成效，已达到文武称职，“仓军充实，路不拾遗，盗贼屏息”。秦王坚想在国内密赦，随后选用这则故事：

正持笔间，忽有一大苍蝇，穿牖而入，鸣声甚大，集于笔端，坚驱之复来，忽然去之。坚在内为赦，俄而长安城中，街上有一黑衣小儿大叫曰：“今日官家大赦天下！”须臾小儿去了，因此街上市里，人人相告曰：“官家有赦！”境内喧哄，有司闻知，入朝奏请，问赦何事？坚大惊，谓（苻）融、（王）猛曰：“孤与卿议于禁中，又无属垣之耳，事从何泄？”遂问群臣曰：“其闻赦事，何处得来？”群臣奏曰：“长安城中士民在城中传说官家有赦，不知何人先说也。”猛奏曰：“可令武士出朝门外，执城中百姓入内问之，必知端的。”坚曰：“卿言是也！”即使武士出去捉之，不一时，武士拥得老者四、五人至殿下，坚问百姓曰：“谁人说道朕有赦出，你可从实说来。”老者咸曰：“有一小儿，衣黑衣，大呼于市曰：‘今日官家有大赦！’须臾不见。”坚知神泄其事，放老者还，即遣使颁赦书去大赦境内。又谓群臣曰：“其问苍蝇乎，声状非常，吾固恶之！谚曰：欲人勿知，莫若勿为。声无细而弗闻，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谓也。”

秦王苻坚介入了这个故事，并从故事中领悟到“欲人勿知，莫若勿为”的道理。后来，秦王苻坚把这个道理用于选拔人才上，他制定了标准，增强透明度，采取培训措施。故四方之士皆向秦。这也符合史称“天下号秦多士”的史实。这则故事的使用极妙，简单的故事，寓有深刻的哲理，于人物、于情节，皆增添了无限情趣，同时融文味史味于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东西晋演义》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如“周处除三害”、“石崇王恺斗富”、“何不吃肉粥”、“祖逖闻鸡起舞”、“王猛献策”、“草木皆兵”、“王羲之书成换鹅”等。但在行文时，作者根据创作的指导思想，对选用历史故事的详略处理各不相同。如王羲之的故事，祖逖“闻鸡起舞，枕戈达旦”的故事，在《东西晋演义》中都作了简化、淡化的处理。而“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却着力渲染的，因为它在作品中，起着揭露晋代奢侈腐化的社会风气。

（三）以讹传讹，不失风采

在生活中以讹传讹的事时有发生，通常这样的事传开后，大家就信以为真，因为人们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即使一旦明白了真相，原先讹传的印象仍然消除不了，尤其是一些传得较为生动、较为理想的，人们也不愿意去更正它。这样以讹传讹，就有了群众基础。《东西晋演义》的作者懂得人们这样的心理状态。故取材时也用了以讹传讹的材料，请看以下这节描述：

秦王坚命将军邓羌率兵五万，来攻敦煌郡。敦煌太守婴城固守，月余不下。其夫人韩氏素有勇略，善弓箭，亦以忠义激劝城中妇女，相帅巡视防守，老幼莫敢懈怠。一日韩氏巡至西城，见城角崩圮，渐次难防，乃统率妇女，连更带夜，担泥负土，运石挑砖于旧城之内，另筑一座新城，比旧城更加坚固高大，以严防守。工程甫毕，秦兵攻溃旧城，一涌而上。韩氏在新城上，望见秦兵踊跃登城，便弯弓搭箭，望秦兵当头射去，其先登者，中矢坠下，众妇女见了，个个奋力争前，镭下石块木植，扑下粪汁灰瓶。秦兵当着者，无不破额伤身，折臂坏脚，奔溃践踏，十损其七。敦煌赖以保全。

这一节中，韩夫人英勇善谋，令人钦佩，形象鲜明，生动感人。根据《晋书·朱序传》记载，韩夫人是南中郎朱序的母亲，其时与朱序同守一城——襄阳。后襄阳被苻丕攻陷，朱序被虏。《东西晋演义》作如此处理，让韩夫人独守一城，独当一面，塑造了一位颇具风采的女英雄，为小说增光添色。如果《东西晋演义》按《晋书·朱序传》照实写来，韩夫人的形象就会大大逊色了。由此可以推测，作者是有意为之，来了个同株异植，以讹传讹，以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

（四）扬长避短，光耀人物

小说塑造人物，讲究典型。一般小说可以任凭作者到生活中去观察、捕捉，然后概括、加工。而演义小说的人物塑造，要受史料的制约，但演义小说的作者，也有其诀窍。如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等手段。《东西晋演义》作者注重史实，塑造人物另有自己的办法。他褒贬人物，采取了扬长避短、宣恶避善的手法，以达到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艺术效果。如刘裕这个重要人物，作者是颇下工夫的。历史资料记载的刘裕是这样一个人物：“出身于破落的低级士族。东晋初，刘家避难，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不得读书，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他又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逵缚在马桩上索赌债。”刘裕在京口，被刘牢子招募入北府军（大部分都是流亡过江的无业之徒），是极普通的下级军官——北府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府司马。因刘牢子镇压孙恩农民起义的需要，将刘裕提升为府参军，又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遂为东晋名将。

在《东西晋演义》中，刘裕出场时，就不是一般寻常人物。请看小说中的几节描绘：

（刘裕），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乃彭城县缓舆里人。姓刘氏，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也。彭城原系楚都，故留裔家焉。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裕夜生之时，神光照室，有如昼明。及长，雄杰有大度，身长七尺六寸，丰骨奇伟。仅识文字，不事廉隅小节，奉继母以孝闻。尝卖履为业，好樗蒱，为乡闾所贱。独琅琊王谧见其奇伟，深相敬重。

二人（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谢恩出朝，领兵十万欲行，缺少一个参军官，心下正闷，忽部下军人出曰：“我乡中有一知识人，乃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姓刘名裕，字寄奴，原居京口里。此人幼读兵书，长习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身长七尺五寸，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晋文、齐桓匡霸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次熟谙韬略。若将军这里少参军官，可以礼请他来，必然收得妖贼。

（刘）牢之见裕堂堂七尺五寸身躯，细细五绺胡须垂腹，生得面如碧玉，丰骨奇伟。牢之心下大喜，随即拜为参军，裕亦喜不自胜。”

从以上史料记载和小说描述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颇有差距的刘裕，一个历史上的刘裕，原是个无业游民，好赌的无赖。被招募入北府军，也是一般军官，后因参加镇压孙恩农民起义而发迹。而《东西晋演义》小说里的刘裕，却是一个出世非凡，教养有素的将军。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作者根据自己对《东西晋演义》小说总体构想的需要，对人物塑造采取扬长避短之法所致。不是吗？刘裕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低级士族家庭，流亡江南，实际上已经沦为平民。因为是士族血统，小说先写他“仅识文字”，写到他出山时又加了码，成了“知识人”，“幼读兵书”，颇有教养，又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熟谙韬略”的人，已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而刘裕本来是个赌棍，输了钱，耍无赖，不还钱，被人家绑起来要赌债。这些作者都把它省略或淡化了，小说里只是轻描淡写地三个字“好樗蒱”一带而过。经过如此添枝加叶的加工处理，刘裕的形象比历史上刘裕的形象高大了，为后来他推翻腐朽无能的司马氏王朝作了较好的铺垫。这从历史角度来说，也不失其真；从小说角度来讲，人物形象得到了丰满。

《东西晋演义》小说，是一部以“信史”演义观为指导思想创作的历史小说，运用史实的态度较为严谨，也颇讲究方法，追求小说的艺术性，也下了功夫，使小说的文味史味，相得益彰。同时，文字处理极为“经济”，历时一百五十六年，换了十五个君主，其间有异族入侵的“五胡乱华”“十六国分争”，有李特、孙恩农民起义，小说只用了五十回，二十万字，将晋王朝司马氏的腐朽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比起《三国演义》，演六十年左右的历史，用了一百二十回，七十多万字，要“经济”得多。虽其艺术性比起《三国演义》来稍有逊色，但《东西晋演义》仍不失为是继《三国演义》之后产生的一部较好的演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