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富有传奇的故事情节

小说之所以能吸引读者，主要依靠小说生动的情节，感人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塑造，恕后一节叙述），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心灵的净化，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或使读者感到厌恶、憎恨，乃至唾骂。为此，情节对于小说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情节设置得如何，关系到小说艺术性的高低，小说的成功与失败。

演义小说情节设置要尊重史实，但并不是说演义小说里的情节，就要原封不动地使用历史资料，因为写入作品的事件、情况，再也不是历史资料了，而是经过铺衍繁化，或浓缩简化。有的还可以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时空转移等手段进行艺术加工，已经大有改变，大有发展，“有时变动和发展得连作者也说不清它的来源”。这是小说情节的审美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小说作者的审美感受，特别是审美感受中的想象功能的极大自由，把生活及历史资料，制作、转化为一幅幅具有艺术美的图画。故小说中的情节，比生活、史料中的事件、情况，更美，更完善，内涵更丰富。《东西晋演义》小说中的情节，具备了小说情节的要求，同时它还有自身的特色———传奇性。这正是中国广大读者所喜爱的。

如《东西晋演义》第三十五回中的“八公山草木皆兵”，这时秦晋淝水之战已经拉开帷幕，秦王坚率百万之师，压境而来，并取得了首战寿相告捷。其势锐不可当。此时会稽王道子，领旨到钟南山土地庙焚香祈祷说；“今有胡虏苻坚率兵百万，来侵晋境，君有倒悬之急，民有涂炭之忧，特奉圣旨来封大神为相国之尊，伏望尊神，大显神通，施灵施威，为国为民，早灭胡酋，万民沾惠。”之后，土地神果然鼎力“相助”。小说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传奇味道极浓的情节：

其土神既受相国之号，乃大显法力，经将八公山上草木皆化为人形，望着时，像披坚执锐，勇猛威雄，坚（秦王）与（苻）融等诸将佐登寿阳城，遥望晋军，见八公山列有雄军百余万，人人勇猛，个个威雄，部列整齐，队伍不混。坚一见始有惧色。

这个情节，是个颇有迷信色彩的传奇式情节，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节。因为淝水之战是秦晋之间的决死之战，秦王苻坚野心勃勃，欲以淝水之战，打败晋军，鲸吞华夏；晋王朝也竭尽全力，要夺取淝水之战的胜利，将被动变为主动。故淝水之战是关键性的一仗。《东西晋演义》是部战争情节纷繁的小说，作者在具体安排众多的战争情节时，对形成情节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因素都作了充分的叙述，并依此为基础设置情节。因此，诸情节详略各不相等，有的情节为了连续故事的完整性，只是一带而过，有的情节是极其重要的，在小说中起着枢纽作用，有的情节在小说中还起作预示作用。如作者以“八公山草本皆兵”的情节，暗示了貌似强大的秦军在淝水之战中将会惨遭败北。不是吗？连神都来助晋军，晋军能不胜利吗？其实晋军的胜利，是由于东晋实行了王导、桓温、谢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上改革政策，使经济、生产得到复苏，国力大大增强的缘故。

再从整体艺术角度来审视这个情节，它还起了很好的调节气氛的作用。淝水之战前夕，两方皆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小说作者突然如此自然地插入神话般的化草木为雄师的情节，尤如横云断岭，峰回路转，故事进入了另一个较为轻松的境界，使紧张的气氛得到缓解，也使小说的情节掀起波澜。

小说作者往往还把情节因素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离开情节的人物，将是苍白的，平面的，没有生命力的。只有让人物在故事情节中摔打、磨炼，人物才能得以成长，形象才能饱满。情节与人物性格要相应设置，像花前月下的情节，是才子佳人活动的地方；叱咤风云的情节，是英雄、武士们大显身手的处所。传奇式的情节，为传奇式人物提供了驰骋的场所。如《东西晋演义》第三十四回，“筑新城韩氏建功”，就是一个传奇式的情节。其时秦王坚派将军邓羌率五万人马，攻打晋敦煌郡，月余不下，城内危急万分，守城将土欲与敦煌郡共存亡。此时小说出人意外地安排了素有勇略、善于弓箭的韩夫人，她以忠义激劝城中妇女参战，见旧城将破，又筑一台城，并在台城上设有石、滚木、箭垛，打得攻城的秦兵无不破额伤身，折臂坏腿，奔溃践踏，十损其七。敦煌亦赖以保全。

攻打敦煌的秦兵，只好无可奈何地败退下来，其主将也无能为力。请看邓羌对韩夫人的赞叹：

秦将邓羌叹曰：“闺阃（指妇人）之中，有如此人物，其城未易拔也！”乃解围而去。

这个情节生动而感人，它以跌宕腾挪的形式出现。在情节的转移中，虽称不上奇幻莫测，却产生了曲折多变的艺术效果。作者就是这样运用传奇式的情节，将一位传奇式的巾帼英雄形象奉献给读者，同时在整部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也增添了一位女英雄。

由此可见，小说作者设置好一个情节不仅可以使小说生动可读，而且还能写好一个人物，所以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小说的情节因人物性格而设置，而情节的展开又反过来塑造了人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如韩夫人形象就是如此。邓羌五万大军围攻小小的敦煌城，作为秦军来说，重兵名将攻打哪有不克之理，而婴城居然固守月余，就在这“攻”与“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之际，韩夫人带领全城妇女守住了敦煌城，退了秦兵，其忠勇善谋的人物形象脱颖而出，五万秦兵围城只是作为突出韩夫人的陪衬。韩夫人的出现，还为以后情节的展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西晋演义》小说总体结构是锁链式结构，其内容的安排，事件的发生、发展，是以时序为线索向前推移的。但情节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关联有大关联与小关联。大关联是作者着意制作，往往把重大事件的结果，提前设置情节，然后随着时空的推移，情节的发展，事件、情况犹如预言所述那样出现。如第三十三回，秦相王猛临终时安排了秦王苻坚问策的情节。王猛说了这样的话：“晋室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殁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大患，宜渐除之。”苻坚也哭着对太子苻宏说：老天不想使我统一华夏，夺走了我的贤相。到第三十五回，安排了一系列秦军攻打晋军，被晋兵杀得一败涂地的情节。如火攻乱秦营的情节；秦王苻坚中箭受伤的情节；主将苻融饮箭身亡的情节；秦兵尸体漫山塞野，淝水为之不流的情节。第三十七回，安排了秦王苻坚被羌将姚苌（后自号后秦王）缢死的情节。这些情节都是王猛临终告诫中的预言所致。不是吗？王猛分析了东晋的实力，苻坚不听，还是去攻打东晋，结果失败了，差一点送命；王猛说鲜卑、西羌是患，苻坚不听，最后终于被西羌所杀。

这种大关联，是小说作者在描写情节时，是在通盘的艺术全局中具体展开情节，对造成情节的社会因素、环境原因、人物条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可谓是胸有全局，高屋建瓴。

小关联则是前一个情节关照后一个情节，它们之间不一定有明显的形式上的联系，但它们往往有着密切的、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样使后一个情节增加了深度，扩大了内涵，而这深度和内涵有根有源，小说整体的连贯性得到增强。同时，也符合我国广大读者的审美习惯，即有头有尾，从头说来。

《东西晋演义》的作者跟其他作者一样，都比较熟练地运用此法去设置情节，都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晋将朱序守襄阳失利，迫降于秦，在苻融手下为将。尽管苻融对他非常信任，但他仍然“人在曹营心在汉”。在淝水之战激战的关键时刻，作者安排了他巧妙地与东晋主将谢安联系，献策献计的情节。这是《东西晋演义》小说中极其重要的情节。其时谢安、谢玄父子因秦前锋将梁成驻兵洛涧，而不敢近前。朱序至晋营，鼓励将士。请看这样一段对话：

朱序对谢安说：“明公（指谢安）休要见疑，吾必不负大晋。观秦兵虽众，易于破之。明公以兵外战，吾为内应，未知明公意下如何？”安曰：“吾知汝之忠义，有何疑焉？秦兵势大，难以力争。”序曰：“今梁成凭血气之勇为前锋，以兵五万屯住洛涧，何不乘诸军未集，速往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矣！”后晋军果挫秦军前锋，斩了梁成，淝水决战时朱序作了内应，一举歼灭了秦军。

读者读到这些情节时，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夫人城”里的韩夫人守城的情节，也会感到朱序此举与其母韩夫人的为人是一脉相承的。

传奇式的情节哺育着传奇式的人物形象，而传奇式情节与传奇式人物形象，正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晋演义》作者运用传奇式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是较为成功的。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外壳，又是组成小说故事的基础。因此，什么样的情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情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故事。同时，情节也是反映作者创作意图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地、具体地、本质地反映作者所设计的主题思想。

《东西晋演义》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在情节的设置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总的来说，趋向有二，一是对司马氏统治集团，采取贬的态度，揭露多于肯定，与此相应是美化刘（裕）氏；一是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态度，对少数民族是以揭其凶残为主，与此相应的是广大人民心向大晋，但又恨之无能。

因此，作者一起笔就从晋武帝开始堕落着墨，晋平吴之后，渲染了两件事：一件是主将王浑、王浚争功，晋武帝显得无可奈何；一件是诏吴宫五千美女入宫。尤其是“晋武帝羊车行幸”这个情节，写得绘声绘色。这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已到了以淫乐为事、不理政务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不从司马炎恢复晋初经济、稳定政治局势、加速人口增长等方面去设置情节，而是选择其阴暗面来写呢？这正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体现。因为作者要否定司马氏统治集团，在情节的设置上与取材同一步伐，即扬短避长的手法。这样的意图和手法制约着整部《东西晋演义》小说情节的设置和安排。如继“晋武帝羊车行幸”情节之后，又安排了“石季伦击碎珊瑚”、“小吏私通贾南风”，紧接着是“八王之乱”的情节，乃至东晋三位颇有作为的大臣宰相王导、桓温、谢安的有关情节，皆是运用这样方法设置的。这些情节，揭露了司马氏统治集团最高层的堕落与腐朽。

作者为了让上述这些情节能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还运用了情节对比的手法，设置安排了“秋风起张翰思归”、“忠良祖逖忧愤死”两个生动而又令人深思的情节。张翰、祖逖是晋代的贤能之士，忠良之臣，结果他们无法为国尽职，张翰避专制骄奢而去，祖逖怀着满腔忧愤而死。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司马氏统治集团朝纲不振、奸逆当道、荒淫奢骄等极度腐朽的本质。如此处理情节，既具体地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又不违背历史史实，本质地再现历史，让历史按照作者的意图为现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