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沪上百廿三年之学府，交大也。环交大皆高楼，进红门入校则别有洞天。绿荫环绕，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枝叶茂，雨露清新，风霜高洁。顺红门右拐见红墙图书馆，显百年之文化底蕴。再直行为灰砖红瓦之浩云楼也。浩云者，中国现代航运先驱董浩云也。董氏集团助学交大，故有浩云楼。入楼瞻首任校长何嗣焜之铜像，肃然起敬。拾楼阶而上有四层阁，乃《上海管理科学》杂志社。吾等朝出暮归四时作业于此，逢双月出刊，且每期均刊“主编寄语”，一晃十余载，年长日久，积文成书，名曰《管理的智慧：浩云心语》。心语者，涉管理之学，有感而发，中西相融，忽而发思古而致良知，忽而听西风而敬科学，似浩瀚夜空之星辰，点点闪亮；如苍茫大海之贝壳，映光闪烁。吾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史百家言，经纶三大教，纵横天地间。吾等虽不能穷经史百家三大教，却愿于浩如烟海之古典文化中拾贝捡粹，以飨读者。

管理学于吾国，较之经史百家、三大教，尚属年青，且与交大共成长。交大建校初，设铁路管理科，乃吾国管理学科之肇始。余曾任交大管理学院院长十载，勤于学院发展，思于商学院何为。商学院作为，首为致良知也。《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载“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商学院者，经理人之摇篮也。商学院理当不失于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屋梁得正，则百年不摧；人得其正，则虚邪不近。故求得其正，则可志于道，依于仁，游于艺，使其艺臻于洋洋大观者矣。不知“止于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所非虑，未有能得者也。大学当如是，商学院当如此，所育商道之经理人更当如此。

吾国商学院年青，管理学亦年青。吾国管理学之发展，亦余所求索者。中华古典文化虽不见专门管理学之分类，然五千年文化绵延中，仍不失中国管理之智慧。《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条理中国传统之管理智慧有五：管理学科之立乃首；其次为与时偕行；三乃管理之“道”；四乃进德修业；五乃技巧、工具和方法。

中国管理学科之立，不失为三重构造：技巧、工具和方法，是为“术”；系统且适用的知识体系，此乃“知”；思想、理念之文化，是纲，乃“魂”，为本。古人重文，“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置管理文化于管理之核心地位，视其为管理之魂。管理失文即失魂也。中国管理学科应以管理文化为纲，纲举目张，绝不可重“术”轻“文”，本末倒置也。

中国管理学科之立，理当与时偕行，或以《周易》为鉴。《周易》者道之显，性之藏，管理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生生息息也。余等所处历史变革期，复杂多变是常态，拙著谈易说变讲管理，以明知变应变管理之能也。危中握机，谋也；迎变而上，勇也。此乃管理学科之与时偕行也。

中国管理学之立，乃需问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失为问道之源，给管理者启迪。拙著之“因天之序”“天人合一”“万物齐同”“不自为大”等，无不是问道循理，因应管理之智慧也。

中国管理学之立，应执道循理，进德修业也。进德修业，以诚为先。《中庸》曰：“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此乃由内而外之进德修业。王阳明曰：“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进德修业者，致良知也。正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者，格物致知也，即实践，靠自省，或谓“知行合一”，进而得以“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

中国管理学之立不可不谓“术”也。当今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助我管理之进步。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此乃敬科学也。故管理需技巧、工具和方法，譬如信息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皆可提升管理技能。方法者，含管理职能之改善，如领导力、影响力和执行力；营销策略之调整，如产品或服务之品牌力、选才用人、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等，拙著皆有所涉也。

拙著看似“杂”，然杂而不乱；貌似“碎片”，但碎片精炼。余等在知识之海洋遨游，虽不能穷尽传统文化之管理智慧，然可获知识碎片以精炼，并以之启迪读者。

王方华 周朝民

2019年3月于浩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