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 搭配构式

Stefanowitsch & Gries（2003）提出搭配构式（collostruction）的概念，将搭配（collocation）和构式（construction）结合起来，强调了词语和语法结构之间的互动。Stefanowitsch & Gries（2003）针对搭配构式，提出一套运算分析方法，即搭配构式分析法（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和由其演变而来的其他分析方法，用来计算构式与能够填充到该构式结构中某一个语法空位的词语之间的共现力，或者同一个构式中两个以上语法空位中可能出现的词语之间的共现力（Gries & Stefanowitsch，2004）。该研究思路与现代语料库语言学的语言观相吻合，即词语和语法无法分割的一元论。搭配构式一经提出，凭借其在操作层面上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迅速引起学界的关注（Wiechmann，2008；Hampe，2011；Gilquin，2011，2012，2015；詹宏伟、周颖洁，2012）。

Stefanowitsch & Gries（2003：215）对搭配构式的定义，涉及两个核心概念：共现词位（collexeme）和搭配结构体（collostruct）。共现词位指某个构式能够吸引的所有词位（lexeme），而搭配结构体由某个构式与某个特别词位联接而成。搭配构式将共现词位与搭配结构体结合起来。在继续讨论搭配构式之前，我们需要说明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基础。其中，型式语法（Hunston & Francis，2000）以及构式语法（Goldberg，1995）对搭配构式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型式语法改变了传统语言研究截然区分词汇与语法的做法，认为两者无法绝对分开，相反是相互联结的。构式语法突出强调了语言形式和意义是相互匹配的。换言之，语法结构本身具有意义，但是该意义不是透明的，无法直接从构式的组成成分，或者其他构式中推演或者预测出来。这里蕴含着一种一元论的语言观，它是搭配构式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搭配构式又与这两种语法有所区别。型式语法中的语法结构实际上是一种类联接，也就是词项与其前后出现的其他词项所属词性之间的共选。而搭配构式中的语法结构是构式，即任何一种具体的或者抽象的，并且能够与某种特定含义或者功能直接关联的语言表述方式（Stefanowitsch & Gries，2003：212）。构式语法将词汇与构式关联，但需要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什么样的词汇与什么样的构式共现？构式语法给出的答案是，当词汇与构式在意义上兼容，则该词可以与该构式共现，例如动词give可以出现在双及物构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中，因为动词和构式共享一种意义，即“某人把某物转移给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是一种定性分析，并且没有解释清楚如何去准确界定词汇和构式的意义。而搭配构式则避开对词汇和构式的意义界定，从某一个特定构式出发，调查分析构式的某个位置中所吸引或者排斥的词位（Stefanowitsch & Gries，2003：214）。搭配构式实际上是研究词汇与构式之间的共现，属于搭配研究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基于语料库的搭配研究。传统的搭配研究范式通常是，首先从语料库中提取数据，数据包括节点词与语境共现的词语索引，以及与节点词在特定跨距内的搭配词，然后在人工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搭配模式，用来区分词语的意义。很明显，这种研究忽视了对语法结构的分析，并且过度依赖于具体词形和原始频数（Stefanowitsch & Gries，2003：214）。而搭配构式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些不足，不仅考查词项与词项之间的搭配，而且考查词项与语法结构之间的搭配。

Stefanowitsch & Gries（2003）给出了搭配构式分析的具体算法。假设一个已知词位L和一个已知构式C，如果要计算二者之间的搭配构式力（collostruction strength），需要知道四个相关的频数信息：①词位L在构式C中出现的频数；②词位L在其他构式中出现的频数；③包含了非词位L的构式C的频数；④包含了非词位L的其他构式的频数。然后进行Fisher精确测量（Fisher exact test）。这种测量方法无需分布假设（distributional assumption），故对语料库大小不做要求。Stefanowitsch & Gries（2003）使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一些具体构式与构式中某个位置出现的词位之间的搭配构式力，如构式“X think nothing of Vgerund”与在“Vgerund”位置上出现的动词之间的搭配构式力。

Gries & Stefanowitsch（2004）采用同样的统计原理，提出“区分性共现词位分析法”（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区分具有相近意义的构式，如双及物构式（John sent Mary the book）与带有介词to的与格构式（John sent the book to Mary）。该方法所需数据包括：①某个词位在构式A中的频数；②该词位在构式B中的频数；③不包含该词位的构式A的频数；④不包含该词位的构式B的频数，然后进行Fisher精确测量。Gries & Stefanowitsch（2004）使用这种方法区分了一些具有相近意义的构式，如动词的主动和被动构式、will和be going to将来时态构式等。Stefanowitsch & Gries（2005）又进一步扩展了搭配构式分析的范围，提出了“共变－同现词位分析”（covarying-collexeme analysis），用来发现同一个构式中两个不同位置中出现的词位之间的交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位置中出现的词位之间的共现不是随机的，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建立在意义衔接的基础上。“共变－同现词位分析”所需数据包括：①位置1中出现词位L的频数；②位置1中出现的非词位L的频数；③位置1出现词位L，同时位置2出现词位M的频数；④位置1不出现词位L，而位置2出现词位M的频数；⑤位置1出现词位L，而位置2不出现词位M的频数；⑥位置1和位置2均不出现词位L和M的频数。

这些计算方式一经提出便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有研究者将这些计算方式应用到英语学习者语言分析中。Gilquin（2011）采用了“区分性共现词位分析法”调查了学习者英语中“使役构式”（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的非限定动词空位对词语的吸引。研究分析了10种相似的使役构式，并把重点放在“X MAKE Y Vinf”和“X MAKE Y Vpp”这两个构式上。研究发现，学习者不像英语母语者那样能够准确使用使役构式，相反在非限定动词空位上使用了一些不地道的词语。Gilquin（2012）指出，英语母语者在“X MAKE Y Vinf”构式的非限定动词空位上经常使用一些非意志性类动词（non-volitional verbs，如feel、seem、wonder等），在“X HAVE Y Vpp”构式的非限定动词空位上则经常使用一些表达服务用途的动词（frame of service verbs，如build、repair、cut等），而学习者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詹宏伟和周颖洁（2012）采用“搭配构式分析法”研究学习者语料库中的双宾构式。研究发现了与双宾构式搭配力最强的动词，在形式与意义上与双宾构式相关最为密切，同时也发现了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的异同，相同点在于两个群体都高频使用双宾动词give和tell，不同点在于母语者会使用如owe、promise、guarantee、accord、allocate、spare、drop等双宾动词，而学习者语料中则没有发现类似的用法。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搭配构式研究与基于语料库的搭配研究在理论上和应用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基于语料库的搭配研究解决了词与词之间共现力的问题，但却忽视了对语法结构的考虑，也就是说，搭配研究没有解决词与词之间是通过何种结构连接起来的问题。搭配构式研究将词与语法结构联系起来，不仅看词与词之间如何共现，而且看词与语法结构如何共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搭配构式实现了词汇与语法的统一。另外，搭配构式的运算方法更加准确，而且不受语料库大小的限制，但是需要进行多次统计，并需要对语料库进行词性附码以及人工识别构式。

搭配构式研究通常会聚焦典型的构式，如“N waiting to happen”“X MAKE Y Vinf”等，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在语料库中快速精确地识别出相应的构式。搭配构式研究的理论框架还是认知构式理论，因为研究的出发点是构式，而不是词语，并且认为构式的意义是给定的。但是，对于Sinclair来讲，结构是词语的结构，语料库语言学框架下研究语言的短语特征，出发点应该是词，由词延伸出去，观察它与结构之间的搭配力。这里的结构应该能够体现该词的区域性语法特征（local grammar）。但无论是型式语法中的型式，还是构式语法中的构式，所呈现的实际上是普通语法，因为这些结构描述了“空位与填充”（slot-and-filler）的关系，词的作用是用来填充结构中的空位，同一空位下的可供选择的词呈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虽然这种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且具有一定限制性。我们如果接受Sinclair的观点，从词出发，分析它与结构之间的搭配关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发现，配价型式实际上是一种词汇的、区域性的语法，因为它揭示了词的支配能力，阐释词及其包含的补足语成分是如何共同形成更大的语言单位。因此，我们的研究选择的结构是词的配价结构，但在计算词与配价结构的搭配关系时可以借鉴搭配构式的一些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