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界的核爆

时光回转到一百年前的敦煌。

1907年3月27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附近考察汉代长城线，发现了一座削去顶尖的烽燧。在这座被他命名为T.XXVI的烽燧周围，斯坦因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发现细沙砾中有一些细碎的废料。老到的斯坦因即刻意识到这里极有可能存有古代文物，他们用铲子在地面上刮了又刮，竟刮出一间堆满各种垃圾的小屋废墟。最先翻出来的是一块长10英寸、宽1英寸的木牍，上面整齐地书写着5栏汉字，随行的蒋师爷很快认出这是九九算术表的一部分。接着还有3枚木简也重见天日。这让斯坦因大喜过望。在随后的发掘中，他们又获得了大批简牍，其中一枚写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的纪年简，证明这是汉光武帝时期的木简。

斯坦因兴奋地写道：“毫无疑问，这是我考察过的遗址中最早的一处古边墙，它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世纪。因此，我手上的木简文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文文书。这是一个令人高兴、使人激动的发现。这个考古发现让我信心百倍地考察长城古迹，而且现在对考察的成功又增添了新的信心。”

斯坦因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产生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他无意中打开的是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那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真迹。

在流沙中掩埋了一两千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震惊了国际汉学界。

首批约3100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很快对其中的700多枚汉简进行拍照，并影印出版。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他对这批资料的研究存在很多误读，包括一些西北地名、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名，他都不太清楚。国学大师罗振玉看到如此珍贵的出土资料被老外草草出版，心里很是着急，便给沙畹写信，希望博士把敦煌汉简资料提供给他做更深入的研究。沙畹倒也痛快，很快把书稿的图版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如获至宝，立刻与亲家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

罗振玉和王国维自1898年结识订交，相伴相偕了30年之久。两人同属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他们共同创立了20世纪新史学，就是利用地下出土的资料，跟文献记载的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史称“两重证据法”。他们以安阳出土的甲骨、敦煌出土的汉魏简牍、莫高窟出土的唐宋典籍文书等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不仅把中国文明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写的前言里也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碰到的问题，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利用这些新的文献资料来解决碰到的问题，这就是时代学术的潮流。

罗振玉和王国维很快把敦煌汉简资料整理成一部国学专著《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作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全书按简牍的内容之不同，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第二大类为屯戌丛残，为主要部分，下分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项。第三大类是出土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厉害的简牍，进行考释。书稿完成后，原打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定金都预付了，却因筹不齐印书款最终没有付梓。但罗振玉、王国维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非常自信，他们自比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认为即使钱大昕在世也只能做到这份儿上了，出版只是迟早的事。

几经辗转，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终于在1914年出版，只不过出版方变成了日本京都出版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部划时代的国学巨著，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一贯声称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在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不禁赞叹：“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热风·不懂的音译》）

《流沙坠简》的出版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他说：“汉代简牍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灵光一闪，在几十年之间影响了书法艺术，一下子打开了书法家们创作的新天地。”

在汉字的正体字中，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隶书成熟于汉，衰亡于晋；楷书成熟于唐，衰亡于宋。篆书、隶书和楷书成熟之后，作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它们的形式开始凝固僵化，成为教条法式，限制和束缚着人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迫使他们亦步亦趋，走向拘谨呆板。从宋代一直到清代，正体字的创作都徘徊于低谷，后继无人。陈寿卿言：“有李斯而古籀亡，有中郎而古隶亡，有右军而书法亡。”（沈曾植《菌阁琐谈》）

清代中期金石考据的兴起，三朝鼎器、两汉六朝碑版的大量出土，给书法改革带来重大转机。人们看到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方向——体现平民精神的六朝碑版和造像墓志。邓石如、包世臣等书法大家认为，要想复兴书法，就要打破“二王”桎梏，取法北碑，以北碑之厚重古朴，纠正南帖之妍美漂浮。把长期不为人看重的北碑书法提到与“二王”比肩的高度，于是掀起了碑学运动。康有为概括了碑版书法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远；九曰结构豪放；十曰血肉丰美”，并奇怪前人对这部分传统怎么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述书赋》，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广艺舟双楫》）通过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吴昌硕、李瑞清等书家的大胆实践，清朝中后期书法形成了堪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相媲美的雄强书风，有力地冲击了宋代以来的帖学传统和江河日下的颓靡书风，推动中国书法迈入了第三个高峰期。

由于当时人们只看到汉魏六朝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因此，声势浩大的碑学运动只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等正书的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在行、草书的创新上却因缺乏可资借鉴的新材料而难有更大作为。

20世纪初叶，正当书法家们为碑学的行、草书寻求突破的时候，原汁原味的汉唐书家笔墨真迹——敦煌汉简和写经残纸横空出世，与中国书法的变革需求一拍即合。

中国书法院理论部主任肖文飞在研究相关资料时注意到，当时众多书法大家看到敦煌汉简和写本时都兴奋莫名。沈曾植说，看到这些汉代墨迹简直是幻若神明，好像突然开窍了，以前猜想的一些东西，终于找到了实证。又比如梁启超，他一直很怀疑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因为汉魏六朝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风已初现端倪。在亲眼目睹了敦煌汉简书法后，梁启超才觉得《兰亭序》没有问题了，觉得那个时代出现这样的作品是必然的。

大书法家李瑞清、郑孝胥则认为汉简出现后，“书法之密尽泄”“书法复古指日可待”，振兴书法大有希望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肖文飞解释道，碑版毕竟是刀刻的产物，跟毛笔写的还是有差距的。千百年来人们都是通过这些刀痕推测汉代的笔法，包括隶书到章草的过渡，一直到楷书的过渡，所谓“透过刀锋看笔锋”。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始终与真实的墨迹隔着一层。流沙坠简一出土，这些猜测就豁然开朗了。书法家们终于能够挣脱碑、帖的窠臼，冲破魏晋唐人的蕃篱，从而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