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医五脏相关？如何从五行发展过来？与目前中医基础教材藏象理论、脏腑病机有何异同？围绕当代中医学术界讨论焦点问题，课题组开展理论探讨、临床调研、实验研究三个领域的工作。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应研读邓铁涛教授5篇原创学术论著，了解“五脏相关”理论产生前后30年的历程。

五脏相关，首见于邓铁涛教授1961年《广东中医》第4期《研究整理祖国医学遗产》一文：“研究本来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它包括取与舍两方面。以研究五行学说为例，我们可以定两种题目：① 五脏相关学说；②五行学说的局限性。”邓铁涛教授认为选择前者比较好，可以把中医学精华部分提炼出来，合理解释神经与五行在机体内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

1962年11月16日，邓铁涛教授在《光明日报》“哲学”版第367期发表《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于藏象学说。脏腑配五行这一抽象概念，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而提炼出来的。论文发表背景，该版曾刊登批评中医五行学说的文章，同时也是对自己提出“五脏相关学说”深入理论研究。

1963年邓铁涛教授在《广东中医》第3期发表“什么是祖国医学理论的核心”谈话，针对当时有人认为“阴阳五行是玄学”说：中医学有其独特的中心思想，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生克关系，有循环论和机械论倾向，但中医的五脏相生相克内容就不然。未来的明天，祖国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之后，将会起到质的变化，可能不再用五行这一名称。这是邓铁涛教授提出要用现代语言表述古代中医理论嚆矢。

1975年对五行学说的抨击达到高潮，邓铁涛教授《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载《学说探讨与临证》，1983年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指出中医五行生克，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并从理论指导临床、临床凝练理论的角度，探讨具体病种五脏之间关系，如论述肝病与他脏的关系、心病与他脏的关系、脾病与他脏的关系、肺病与他脏的关系、肾病与他脏的关系。这是邓铁涛教授从临证角度解读中医五行学说。

1988年，邓铁涛教授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取代有“扬弃”的含义，弘扬中医五行科学内核，舍弃五行循环机械模式，解决中医五行名实不符，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矛盾，并回答了什么是五脏相关：指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五个脏腑系统， 在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多维联系……简而言之曰“五脏相关”。论著发表后即引起中西医学界关注，境外著名西医区结成氏撰文：“邓铁涛主张五行学说应正名为五脏相关学说，是有深意的，即脱除五行语言的框框，反而更容易说清楚中医学的脏腑理论。”

可见邓铁涛教授五脏相关，是经过长期研究五行学说之后得出的结论。五脏相关如何从五行发展过来？需要对五脏相关理论古代源流进行系统的学术梳理，于是开展了第二步研究工作。

中医五脏系统相互关联学术源远流长。如“五脏相通”（《内经》）、“五脏病论”（汉代张仲景）、“五行互含”（敦煌遗书《辅行诀》）、“五脏旁通”（唐代孙思邈）、“五运主病”（金代刘完素）、“五脏穿凿”（明代李梴）、“五行互藏”（明代张介宾）、“五行颠倒”（清代陈士铎）、“五脏互相关涉”（清代何梦瑶）等，举隅以说明。

经考证与邓铁涛教授“五脏相关”词义最接近、最早期的文献，是《素问·玉机真脏论》：“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明代吴崑注：“五脏之气相通，其脏气输移，皆有次序。”五脏之气何以相通并有次序输移？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借助五行学说做了以下解释：

相生者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即以五行之间相互资生体现脏气相通输移，其次序为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相克者何？《素问·五脏生成》云：“心之合脉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主脾也。”主者，畏也。明代马莳注：“犹君主乃下人所畏，故即以主名之。”张景岳《类经》解释“主”字为制约，其次序为：“心主肾，心火受水之制；肺主心，金受火之制；肝主肺，木受金之制；脾主肝，土受木之制；肾主脾，水受土之制。”即以五行之间相克制约体现脏气相通输移。

五脏未病，有相生相克之理；五脏已病，亦有相乘相侮之理。《素问·玉机真脏论》云：“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明代马莳注：“受气者，受病气也。”此言五脏之病气，有所受，有所传，有所舍（舍，居舍、留舍），有所死，始之于我所生，而终之于克我者也。古人推理五脏疾病传变有一个模式。以肝为例：肝受气于心，心有病承其母，则心、肝二脏受伤矣；肝病传之于脾，则脾为三脏受伤矣；肝病气舍于肾，则肾为四脏受伤矣；肝病至肺而死，则肺为五脏受伤矣。每脏之病有五，一脏有五脏之传，五五二十五变。传之所胜之者，为相乘关系的传变；传之所不胜者，为相侮关系的传变。即以疾病传变来说明五脏之气相通。

脏有相合，是为一表一里。《灵枢·本脏》云：“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明代张景岳《类经》注曰：“脏腑有相合。除脏腑五合关系外，还有五脏之应：肺应皮，心应脉，脾应肉，肝应爪，肾应骨。”《类经》注曰：“五脏之应，各有收受。收受者，言同气相求，各有所归也。”

《素问·刺禁论》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上者右行，下者左行，肝气主升，肺气主降，两者一升一降，协调人体气机平衡。心部于表者，阳气主外而象火也；肾治于里者，阴气主内而象水也。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保持人体上下动态平衡。脾者为土，以资四脏，故为之使也；胃纳水谷，无物不受，故为市也。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脾胃为枢纽，气机升降出入构成五脏之气相通。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曰：“《汤液》药本五味，味同者功有殊，亦本《采录》形色。味、形者，禀天地之气化成，皆以五行为类，又各含五行也。”“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

《辅行诀》是敦煌古医籍考释发现之一，另外还有《张仲景五脏论》（有甲本、乙本、丙本、丁本四种）。五脏论是古代以脏腑学说为中心撰写的医书总称，仲景以脏腑论杂病，故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列卷首。《张仲景五脏论·甲本》云：“天有五星，地有五岳，运有五行，人有五脏。所以肝为将军，脾为大夫，心为帝王，肺为丞相，肾为列女。肝与胆合，脾与胃通，小肠连心，大肠连肺，膀胱合肾。是以肝盛则木赤，心热则口干，肾虚则耳聋，肺风则鼻塞，脾病则唇焦。目是肝候，舌是心观，耳作肾司，口是脾主，鼻为肺应。心主血脉，脾主肌肉，肺主皮肤，肝主于筋，肾主于骨。骨假筋立，肉假皮存，面肿关脾，皮因骨长。故知血患由心，骨患由肾，筋患则由肝，肉患则由脾，皮患则由肺。”上述文献经考证虽为六朝末叶之产物，但反映自汉代至晋唐时期医家，对五脏所主病证与天地四时及人体各组织器官相关联系的认识。

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五脏旁通是脏与腑的另一种对应关系。《周易》有旁通卦。考五脏旁通说，始见《孙氏思邈五脏旁通明鉴图》。日人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曰：“《孙氏思邈五脏旁通明鉴图》，《宋志》一卷，佚。”又曰：“《五脏旁通导养图》，《艺文略》一卷，佚。”又曰：“《裴氏王庭五色旁通五脏图》，《新唐志》一卷，佚。”日人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记载唐宋时期已有“五脏旁通”的著述，惜均亡佚。

迄至明代，李梴提出“五脏穿凿”论解释五脏旁通说。李梴《医学入门·脏腑》云：“五脏穿凿论曰：心与胆相通（心病怔忡，宜温胆汤为主；胆病战栗癫狂，宜补心为主），肝与大肠相通（肝病宜疏通大肠，大肠病宜平肝经为主），脾与小肠相通（脾病宜泻小肠火，小肠病宜润脾土为主），肺与膀胱相通（肺病宜清利膀胱水，后用分利清浊；膀胱病宜清肺气为主，兼用吐法），肾与三焦相通（肾病宜调和三焦，三焦病宜补肾为主），肾与命门相通（津液胃虚，宜大补右肾），此合一之妙也。”五脏旁通，是明清医家根据临床经验对五脏关系理论的补充，尤其是心与胆相通，治心宜先温胆，胆通则心自安，至今仍有效指导临床。

明清医家根据临床经验对五脏关系的理论主张，还有张景岳《类经图翼》提出五行不是简单的生克，还有“生中有克”“克中有用”的情况；清代陈士铎提出“五行颠倒”，指出五行生克本不可颠倒，不可颠倒而颠倒者，言生克之变也，认为五脏的关联和影响，并非完全按照五行生克的次序固定不变。他们均列举各脏生理和病理上的事例进行说明。清代岭南名医何梦瑶《医碥》更为明确地指出：“五脏生克，须实从气机病情讲明，若徒作五行套语，茫然不知的，实多致错误。”也就是说，五脏之间的相互制约或促进作用，是气机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能仅仅套用五行模式。由此可见，五行对应于五脏时，需要从临床出发，五行关系中生、克的内涵及其次序，都可以有多样的理解。

上述研究表明，古代医家为了体现“五脏系统相互关联”的思想，曾借用了哲学中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其他相关观念来进行说理，起到了整理和提高医学经验的作用。但随着医学学术的发展，抽象的哲学观念已不能完全反映具体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应用最广的五行学说，不能很好地反映实践中发现的五脏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后世医家不断发挥出五行互藏、五行反生反克等理论，试图增强了对医学实践的解释能力，但因受限于五行哲学的基本结构，仍不能完全容纳实践中总结的脏腑关系。五行问题还成为近现代以来有关中医科学性之争的焦点。课题组在梳理中医五行学说以及其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应超越古代“假哲理以言医道”的思维方式，建立从医学角度体现五脏关联性的应用理论模型，开展第三步的研究工作。

中医五脏相关是基于中医理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学说，内涵也包括了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气血精津学说等内容。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传统中医注重关联的特点，以“五脏相关”来统帅各种学说，更加鲜明地体现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其科学内涵，邓铁涛教授用“三个层次”表述：①五脏系统内部的关联，即五脏的功能系统观；②五脏系统之间的关联，即五脏之间的联系观；③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联，即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因为不是泛谈普遍联系，我们将具有医学内涵的相互关系称为“相关”或“关联”，以示区别和强调其重要性。

五脏相关第一个层次是人体五脏系统内部的关联，五脏各子系统中的组成要素存在层次性，脏是中心，然后是腑，形体，官窍，情志，津液等，这些层次不断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流，存在系统内部的相关性。

系统内部的相关性主要可归纳为两类模式，一种是五脏与六腑之间表里关联，一种是脏腑与形体官窍、气血津液和精神情志等构成整体关联。其中表里关联指五脏与六腑的表里对应关系，又称“相合关联”。十二经脉之阴经属脏络腑，阳经属腑络脏，从而使脏腑之间一阴一阳表里相合。内外关联即藏于内的五脏六腑与现于外的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气血津液、精神情志等相互关联，主要通过“经络沟通”和“阴阳气化”作用实现的。经络加强了五脏与体表联系，并使不同形体官窍和不同内脏构成特殊关系；而“阳化气，阴成形”，气化促使阴阳互化，沟通有形与无形。

五脏系统内部的关联，即五脏的功能系统观。人体可分为肝、心、脾、肺、肾五脏功能子系统，五脏系统呈多层级功能结构，构成一个多维联系的立体网络。这样一个多层级功能结构体现了中医学对人体系统复杂性的认识，也隐含着对五脏功能子系统的非线性特征的启示。因此，对肝、心、脾、肺、肾五脏功能子系统中任何一子系统的研究，都可以认为是属于五脏相关的范畴，如脾主肌肉、肾主骨的研究，试举案例以说明。

脾主肌肉就是脾与形体官窍层次关系，也称相合关联。我们开展“对多发性肌炎动物模型肌酶谱检测及其肌细胞组织与他脏器组织病理改变的研究”，目的是实验动物某个脏器损害，是否会累及他脏？本研究探讨这一问题。以多发性肌炎动物病理模型为例，研究结果发现：多发性肌炎动物模型除肌酶谱异常升高外，部分实验动物还合并间质性肺炎或其他脏器的损害。动物模型实验研究也体现病理改变的相关性联系，即体现五脏系统内关联。

病理检查。肌肉病理：造模8周后将两组豚鼠处死做病理检查。显微镜检查：所有被检的骨骼肌纤维均见不同程度的混浊肿胀，肌横纹模糊、消失，肌纤维变性坏死，单核细胞浸润。脾虚组豚鼠骨骼肌同样表现为肌纤维变性坏死，炎症细胞浸润，间质小血管壁增厚，周围有炎细胞浸润。

肺组织病理。在模型组15只豚鼠中，有4只发生程度不等的间质性肺炎，肺组织病理显示为弥漫性肺泡损伤、寻常性间质性肺炎等等。脾虚组有5只发生间质性肺炎，其肺组织可见炎症细胞浸润，充血明显，呈现为广泛的肺泡损伤。另一湿热型豚鼠多发性肌炎病理模型，肝组织病理结果为：在实验组18只豚鼠中，肝细胞发生轻至重度变性，呈空泡样变性或水样变，肝窦松散或充血，门管区小胆管区增生充血，伴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浸润，部分可见脂肪变性，纤维组织增生。多发性肌炎动物模型肌酶谱检测与肌细胞组织及其他脏器组织病理改变的结果，提示五脏相关学说兼容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的可能性。结果：多发性肌炎病位在脾，除肌酶谱异常升高外，还合并间质性肺炎或其他脏器的损害。

五脏相关强调人体各脏系统层次性，脏是中心，然后是腑、形体、官窍、情志、津液等，肾主骨就是肾与形体官窍层次关系。课题组对社区162名绝经妇女进行横断面调查，其中63名骨质疏松症（经椎体骨密度扫描确诊）虚证患者，辨证组合情况如下：仅有9.5%（6/63）为单肾虚的单脏证，90.5%（59/63）为肾虚合并他脏虚证的多脏证，其中与心虚证并见最多，占74.6%（47/63），其次是肝虚占58.7%（37/63）；证候组合中，以肾肝心三脏合虚最多，占28.6%（18/63），其次是肾心两脏合虚，占19.0%（12/63）；提示骨质疏松症与肾、肝、心三脏关系密切。

多脏证者中41.91%（57/136）和单脏证者中26.09%（6/23）符合骨质疏松诊断；多脏证者中46.32%（63/336）和单脏证者中60.87%（14/23）符合骨量减少诊断；多脏证者中11.77%（16/136）和单脏证者中13.04%（3/23）的腰椎骨密度尚在正常范围。尽管多脏证者和单脏证者均属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PMOP）发病的高危人群，腰椎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亦提示两组受调查者普遍存在腰椎骨量丢失的病理改变，但多脏证者和单脏证者比较，二者骨量减少程度不同。多脏证者中符合骨质疏松诊断的患者人数明显高于骨密度尚在正常范围的人数（ P<0.05）；而单脏证者中符合骨质疏松诊断的患者人数与骨密度尚在正常范围的人数无统计学差异（ P>0.05）。进一步对证候组合多寡与腰椎骨密度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现证候组合越复杂，涉及病变的脏腑越多，腰椎骨密度值越低。该研究意义在于，现行临床辨证标准实际上是基于单脏证的主要证候表现，并不反映疾病往往以多脏证为主时，相关证候的组合排列规律及其辨证诊断。补肾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有良好疗效，印证中医“肾主骨”理论。论文《用meta分析对比植物药治疗与激素治疗绝经后骨流失的效果及安全性》发表于国际骨质疏松学会《国际骨质疏松杂志》2007年第4期，被SCI收录，影响因子3.893。另一相关论著《低密度脉冲激光辐射对大鼠颅骨细胞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子配体及骨保护素mRNA表达的影响》发表于美国《光医学与激光外科学》杂志，2009年第2期，也被SCI收录。

五脏相关第二个层次是五脏系统之间的关联，指肝、心、脾、肺、肾为中心的五个功能子系统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在五脏配五行的理论中，五脏生克的依据就是五行的生克，是一种代入公式求解性的应用。但五脏相关学说认为，脏与脏的关联是通过相应的渠道实现的，了解其渠道才能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这些渠道，主要指中医的阴阳、气血、精、津液和经络等，五脏在各自影响和参与（促进、抑制或协同）这些功能时，发生紧密的联系。因此，五脏的相互关联性，就可以通过阴、阳、气、血、津、精等精微物质或人体某些生理病理机制来得到阐明。

按数学的排列与组合公式，五脏之间发生脏与脏之间关系的“两两相关”有10种，发生三脏关系的“三脏相关”也有10种，发生四脏关系有5种，从理论上覆盖了五脏之间的关系。见下式：

两两相关模式有：脾肾相关、心肾相关、肝肾相关、心脾相关、心肺相关、肝脾相关、肺肾相关、脾肺相关、心肝相关、肺肝相关。

三脏相关模式有：肺脾肾相关、肝心脾相关、肝心肺相关、肝心肾相关、肝脾肺相关、肝脾肾相关、肝肺肾相关、心脾肺相关、心脾肾相关、心肺肾相关。

多脏相关模式有：肝心脾肺相关、肝心脾肾相关、心脾肺肾相关、肝心肺肾相关、肝肺脾肾相关。

人体生命活动也是五脏相关整体运动的结果，但具体的生理或病理现象，常由两个、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密切不可分的脏腑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依据涉及脏系的数量，系统间关联可分为“两两相关”“三脏相关”“多脏相关”三个大类。总结并验证具体病证、特别是疑难重大疾病病机的五脏关联模式，亦即研究临床病证诊断治疗的法则，可以指导遣方用药。如邓铁涛教授说：“事实上，近二三十年来，我一直在用‘五脏相关学说’指导临床实践，对于杂病的辨证论治尤其如此。例如冠心病的辨证论治、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

传统的五行模式仍然含有数理推衍成分，课题组提出“实践优位”的原则，即脏与脏系统之间的联系必须以临证实践为指归。五脏相关与五行学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实践优位与术数推演，临床重大疾病和复杂疑难疾病的相关性是可以通过临床调研与实验研究加以证实。我们重点以心力衰竭、运动神经元疾病、肝硬化、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等病种进行临床调研，探讨两两相关模式如“心脾相关”“脾肾相关”“肝脾相关”“心肺相关”“肺脾相关”理论基础。

心脾相关概念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专科对于五脏相关理论开始研究时进行分解的一种方法。证候调研参照2002年卫生部发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心力衰竭（下简称心衰）诊断标准，国家技术监督局1997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要求，对413例诊断为心衰患者，采取临床病例直接观察法方式进行信息采集。频数统计结果：所有心衰患者病位均在心，占100%，涉及两脏以上占97.8%，其中涉及心脾两脏378例（91.5%），涉及心肾两脏184例（44.5%），涉及心肺两脏131例（31.7%），涉及心肝两脏27例（6.5%）；涉及三脏以上163例，占39.5%，其中涉及心脾肾三脏86例（20.8%），涉及心肺肾三脏51例（12.3%），涉及心肺脾三脏42例（10.2%），涉及四脏以上24例，占5.8%，涉及五脏8例（2.2%）。结果提示：心衰病位不单单在心，而是涉及心、脾、肾、肺、肝五脏。其中与心脾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肾，再次为肺。

研究中有学者提问“两两相关”的相关度（系数）值的问题。课题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多元统计方法，对心衰患者五脏相互之间的定量关系分析结果：从直接效应（通径系数）来看，心对脾、脾对肺、肺对肾、肾对肝、肝对脾、脾对肾的直接效应（通径系数）分别为 0.0606、0.0703、-0.0703、0.0704、0.1274、-0.0999，除了肝对脾的直接效应达到0.1，其他效应均较弱，但统计学上有意义。一脏通过其他脏对另一脏的间接效应较弱。提示：疾病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在慢性心衰疾病中，虽然病位证候要素以心脾相关为主，但同时还与肝脾、肺脾、脾肾、肺肾、肝肾相关。心脾相关与心血管疾病只是说明在某个阶段、某个证型如慢性心衰代偿期相关性，慢性心衰代偿期病位证候要素以心脾两脏为主，而不稳定型失代偿期心衰病位证候要素则涉及多个脏器，这是五脏相关的主次之分。正如邓铁涛教授所说：“从临证实践探讨五脏病证之间关系，五脏相关就不是两脏联系这么简单认识。中国文化根源是《易》，易者变也，疾病是动态变化的。在疾病发生传变的过程中，不仅是两两相关，而是三脏甚至多脏系统之间的相关，有一证与多脏相关，一病与多脏相关，五行不能离开五脏，五脏又不能单独存在，而五脏相关能较好地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

治疗慢性虚损性疾病邓铁涛教授强调补脾益肾，这是五脏相关理论脾肾相关的分支。本研究调研运动神经元疾病病例161例，男100例，女61例，平均年龄（49.84±13.89）岁，共有64个有效症状（含肝脏系统6个、心脏系统13个、脾脏系统21个、肺脏系统8个、肾脏系统16个）。调研中发现频数较高的五脏系统症状分别为：脾系证候四肢无力（占90.7%）、肌肉萎缩（占90.7%）、体倦乏力（占86.3%）、口唇色淡（占73.3%）、形体消瘦（占67.7%）、食少纳呆（占55.3%）。肾系证候脊椎改变（占76.5%）、细脉（占62.7%）、腰膝酸软（占47.8%）、沉脉（占34.8%）、畏寒肢冷（占27.3%）。肝系证候肌肉震颤（占72.0%）、肢体强急（占29.2%）、弦脉（占23.6%）、头晕目眩（占21.1%）。肺系证候面色苍白（占75.2%）、言语不清（占49.7）、饮水咳呛（占49.1%）。心系证候神疲懒言（占73.9%）、舌体震颤（占56.6%）、心悸（占23.0%）、紫舌（占23.0%）、失眠（占21.1%）。脾肾虚损、肝阴不足是本病主要证型，病位涉及肝脾肾三脏，病久可见虚实夹杂之证。

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从两脏之间的直接效应看，心与肾、脾与肺的直接通径系数较大，分别是0.8539和0.7403；肺与肾、心与肺、脾与肾的直接通径系数次之，分别是-0.4930、0.3444和0.2919。从间接效应来看，涉及三脏的间接通径系数较大的有肺-肾-心、脾-肺-肾、肾-心-肺、脾-肾-心、心-肺-肾、肝-脾-肺、肾-心-脾、肝-脾-肾、心-脾-肺，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0.4210、-0.3650、0.2941、0.2493、-0.1698、0.0403、0.0175、0.0159、0.0152。五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统一整体，间接效应通径系数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因果关系，肝-脾-肾间接通径系数0.0159，可以理解为运动神经元疾病五脏各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强调“实脾”是邓铁涛教授治疗肝病的学术经验。课题组对222例肝硬化住院患者进行临床信息采集，构建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肝硬化分期、证型、主症、涉及五脏系统症状、用药等数据库，分别对体征出现频数分析，五脏系统症状频数分析，不同分期涉及五脏症状分析，用药种类、性味、归经等的频数分析，探讨肝硬化中医证候五脏关系。肝系症状出现频数较高的是脉弦（占73.61%）、目黄（占68.06%）、蜘蛛痣（占 22.22%）、腹壁脉络曲张（占20.83%）。心系症状出现频数较高的有舌红（占72.22%）、神疲（占51.39%）、脉细（占48.61%）、舌黯（占45.83%）、寐差（占40.28%）、脉数（占22.22%）。脾系症状出现频数较高的是腹胀（占87.50%）、腹部膨隆（占84.72%）、腹水（占84.72%）、纳差（占69.44%）、苔腻（占54.17%）、形瘦（占50.00%），苔白（占50.00%）、乏力（占 40.28%）、身黄（占40.28%）、腹痛（占33.33%）、舌淡（占31.94%）、口干（占26.39%）、便软（占 25.00%）、脉滑（占23.61%）、大便次数增多（占20.83%）。肺系症状出现频数较高的有气促（占12.50%）、发热（占11.11%）、咳嗽（占8.33%）。肾系症状出现频数最高的是双下肢水肿（占63.89%）、小便黄（占45.83%）、尿少（占40.28%）、面色晦暗（占11.11%）。

频数统计结果：以两脏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共有91例，占40.99%，其中肝脾系表现的有68例，占30.63%；心脾系表现的有10例，占4.5%；脾肾系表现的有6人例，占2.7%；脾肺系表现的有5例，占2.25%；心肝系表现的有2例，占0.9%。以三脏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共有33例，占14.86%，肝脾肾系表现的有2例，占0.9%；心脾肾系表现的有1例，占0.45%；肺脾肾系表现的有1例，占0.45%；心肝脾系表现的有20例，占9.01%；肺肝脾系表现的有6例，占2.7%；心肺脾系表现的有3例，占1.35%。以四脏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总人次有9例，占4.05%，肝心脾肾系表现的有1例，占0.45%；肝肺脾肾系表现的有8例，占3.6%。以单脏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总人次77例，占34.68%，其中肝系表现的有10例，占4.5%；脾系表现的有66例，占29.73%；心系表现的有1例，占0.45%。其他尚有小部分没有明显涉及脏腑症状者有12例，占5.41%。结果显示肝硬化代偿期以肝脾两脏相关为主，失代偿期危重病人则多脏相关。

运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212例肝硬化住院患者的115个有效症状（含心脏19个、肝脏16个、脾脏48个、肺脏12个、肾脏20个）按照五脏的归属共提取5个主成分，分别代表了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各自症状信息的94.4%、94.8%、86.7%、99.1%、96.7%，这保证了数据分析的全面性。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技术，它运用统计中的假设检验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用来分析五脏间的相互关系。五脏非线性主成分之间的相关分析显示：肺与肾、肝与脾、肝与肾之间的相关性较强，肝与肺、脾与肾、心与脾的相关性次之，相关系数分别是-0.1808、-0.1595、-0.1453、0.1316、0.1300、0.1027。经检验，肺与肾、肝与脾、肝与肾的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肝与肺、脾与肾、心与脾的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其余两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1。结果提示：肝与肺、脾与肾、心与脾之间呈正相关，肺与肾、肝与脾、肝与肾之间呈负相关，其中肺与肾、肝与肾、肝与肺、脾与肾的相关系数符号与五行相生相克符号相反。

从两脏之间的直接效应看，肺与肾、肝与脾、肝与肺的直接通径系数较大，分别是-0.1797、-0.1457和0.1129，肝与肾、脾与肾、心与脾的直接通径系数次之，分别是-0.1090、0.1085和0.0954，肺与肾、肝与脾、肝与肺、肝与肾、脾与肾、心与脾的直接通径系数经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他两脏之间的直接通径系数较小，经检验无统计学意义。从间接效应来看，涉及三脏的间接通径系数较大的有肝-肺-肾、肺-肾-肝、脾-肾-肺、肺-肝-脾、肾-肝-脾、肝-脾-肾、心-脾-肝、脾-肾-肝、心-脾-肾，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0.0203、0.0196、-0.0195、-0.0164、0.0159、-0.0158、-0.0139、-0.0118、0.0104。其余三脏间的间接通径系数及涉及四脏、五脏的间接通径系数均小于0.01。五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统一整体，间接效应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如肺-肾-肝，不能认为是肺的病变影响到肾而最终引起肝的病理改变，因此这里的间接通径系数可以理解为是五脏各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

五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统一整体，间接效应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如肺-肝-脾，不能认为是肺的病变影响到肝而最终引起脾的病理改变，因此这里的间接通径系数可以理解为是五脏各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拟合数据后，得到肺与肾、肝与肾、肝与肺、脾与肾的生克关系与五行相生相克关系不一致的结论，但从上述举例的脏腑相互之间生理病理联系方面即可解释。与五行生克推衍相比，不同于五行生克的单向性，五脏相关学说的运用更加灵活。五行生克关系，最终是要通过五脏来具体体现，要从各脏的气、血、阴、阳来说明。因此说构成脏腑相关学说根本要素的是五行所体现的联系性和整体观，而不是五行生克形式本身。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是西医病名，现代医学认为心肺同病。根据《西医内科学》中关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4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002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课题组对346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住院患者，进行疾病过程中涉及中医脏腑证候的分类研究。结果：慢性肺源性心脏病除涉及中医肺或肺、心两个脏腑系统外，还可涉及肾、脾、肝等脏腑系统。其病位虽在肺与心，但按照中医脏腑相关证候分析：肺大肠系症状中，最主要是咳嗽（332例，占96%）、咯痰（318例，占91.9%）、喘证（314例，占90.8%）；心系症状主要是胸闷（336例，占97.1%）、心悸（328例，占94.8%）、失眠（76例，占 22%）；肾膀胱系症状主要是喘促（218例，占63%）和水肿（111例，占32.1%）；脾胃系症状主要是疲倦（162例，占46.8%）、肢体乏力（118例，34.1%）、水肿（91例，占26.3%）；肝胆系症状主要是不寝（45例，占13%）、口苦（48例，占13.9%）。肺系与心系合计346例，占100%；累及脾系262例，占75.7%；肾系226例，占63.6%；肝系94例，占27.2%。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之脏腑传变，由肺及心，肺火（如肺部感染喘咳）往往加重病情心火（影响心主血脉）功能。这与五行的火克金不同，而是肺金克心火。病情发展由肺心及脾肾与肝，不一定按照五行生克关系传变，古人有“五脏旁通”脏腑关系的说法，即心与胆相通，肺与膀胱相通，脾与小肠相通，肝与大肠相通，肾与三焦相通。五脏旁通理论为临证中医诊治慢性肺源性心脏病，通过调治肾与膀胱、调治肝胆，调治脾胃达到治疗肺心提供实践依据。

即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五脏相关不仅是指“小五行”脏腑系统，同时也包括“大五行”之天人相应。五脏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五脏与自然环境关联、五脏与社会环境关联等方面。其模式可概括为：肝系统外关联、心系统外关联、脾系统外关联、肺系统外关联、肾系统外关联。“五脏乃阴阳二气之所舍藏，故皆通乎天气。”生命起源于自然界阴阳二气，生命活动的维持亦有赖于沟通天地阴阳二气，“生气通天”实现五脏系统与环境的关联。而且“同气相求”，“脏气法时”，阴阳之气的四时消长变化规律使生命活动也表现一定的时空节律性。人体生命活动必然与外部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研究五脏系统与自然环境的相关性，认识顺应四时气候的生长变化作用和规律才能健康无病，逆自然规律而行必将发生疾病，其意义在于指导临证用药以及防病养生。

课题组对100例重症肌无力患者与100例健康人在构建PRO量表理论模型进行比较研究，经由专家重要性评分、离散度分析、因子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判别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等方法，筛选出条目52条，组成正式MG-QOL量表，包括除药物干预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外界环境、社会环境、精神心理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统计分析T=10.695、 P<0.001，结果有明显差异性。

以上三个层次，分别体现为五脏系统内部的关联的功能系统观；系统之间的关联的即五脏联系观；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联的天人合一整体观。按这三个层次的原则来整理中医五脏关联的历史文献，去除其哲理化的表述，则既能保留中医学说的基本内涵，又能形成新的逻辑层次，成为对历代有关五脏关联性的各种理论的知识整合。

课题组还通过临床调研，建立冠心病、心衰、重症肌无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及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肝硬化、肺源性心脏病、小儿紫癜等8个病种3162例证候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信息资料数据库，结果显示疾病的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临床病证有一证与多脏相关，有一病与多脏相关。正如邓铁涛教授所说：在疾病发生传变的过程中，不仅是两两相关，而是三脏甚至多脏系统之间的相关，有一证与多脏相关，一病与多脏相关，五行不能离开五脏，五脏又不能单独存在，而五脏相关能较好地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

作为一个整体框架与一种运用思维，五脏相关学说在临床应用中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例如有着重于以肝为中心的五脏相关，也有以脾或肾为中心的五脏相关等。这些是古今名医形成独特学术风格的基础，它们都统一于五脏相关学说的基本体系之中。如邓铁涛教授倡导整体的五脏相关学说，而在个人临床上较多体现出以脾为中心的诊治风格。课题组在研究中，根据邓铁涛教授经验，选择了四种重大疑难疾病进行临床验证。其中冠心病（含心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重大疾病，重症肌无力及危象抢救属于疑难危重疾病。在邓铁涛五脏相关学说指导下，侧重从调脾胃以安五脏的角度综合论治，对这些疾病探索出了新的治疗模式，取得较好疗效。

临床研究分证候流调（包括回顾性调研与横断面的调查）、随机对照盲法试验两部分。流调目的，是探讨现代医学疾病中医五脏证候相关性问题，包括病位要素及气血精津等精微物质与经络通道等。

共纳入319例经冠脉造影提示冠脉血管狭窄大于70%的冠心病患者，证候要素分布规律统计结果表明，气虚占比例最大278例占87.1%，其次为血瘀和痰浊，辨证同时包含气虚，分别为255例（79.9%）和251例（78.7%）。而在实际辨证分型中，此三者多共存而成组合证：心脾气虚、痰瘀阻络证。

冠心病心绞痛不同病期中医证候分布特点的横断面调查。采用临床病例直接观察法，共收集符合条件的病例270例，其中急性期组（198例），可聚为四类：第一类：气虚血瘀、痰浊（偏寒）内阻证，病位以心、脾两脏为主，占急性期病人总数的38.9%。第二类：气虚血瘀、痰浊（偏热）内阻证，病位以心、脾两脏为主，占急性期病人总数的31.9%。第三类：气阴两虚、痰瘀阻络证，病位在心、脾、肺、肾，占急性期病人总数的17.7%。第四类：阳气亏虚、痰浊瘀阻证，病位在心、脾、肺、肾，占急性期病人总数的11.6%。缓解期组（72例），可聚为三类：第一类：气阴两虚、痰（偏寒）瘀阻络证，病位以心、脾两脏为主，占缓解期病人总数的48.6%。第二类：阳气亏虚、痰（偏寒）瘀阻络证，病位在心、脾、肺、肾，占缓解期病人总数的37.5%。第三类：正气亏虚、痰（偏热）瘀阻络证，病位在心、脾、肺、肝、肾五脏，占缓解期病人总数的13.8%。

证候流调结果分析：①冠心病中医辨证，五脏分阴阳，以气血精津为物质中介沟通。证候流调结果表明其以气虚为核心，以痰浊和血瘀为重要病理产物，这是冠心病的病机所在。②冠心病心绞痛不同时期（急性期、缓解期）的病性特点均表现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缓解期以虚证表现为主，急性期以实证表现为主；虚证以心脾气虚为主，实证以痰浊、血瘀为主。③病位要素涉及心、脾、肺、肝、肾五脏，稳定期以心、脾两脏为发病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反复不稳定型冠心病心绞痛可涉及五脏。证候流调结果为临床辨证用药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

调脾护心治法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按2∶1的比例应用简单随机分配方法分为调脾护心治法治疗组及安慰剂对照组，疗效评价和统计分析由第三方按盲法进行。已纳入自2007年1月以来广东省中医院住院的200例病例，其中治疗组（暴露组）135例，对照组（非暴露组）65例。治疗组：给予邓老冠心方，每天1次。对照组：接受西医规范治疗，不给予中药治疗。两组同时接受西医规范治疗，但不可加用具有相似作用的中药、中成药、静脉制剂等，疗程24周。结果显示如下：

心绞痛疗效：两组心绞痛疗效上，试验组显效率35.6%，对照组显效率21.5%，两组经卡方检验，差异有显著性。

中医证候疗效：两组中医证候疗效上，试验组显效率36.3%，对照组显效率21.5%，两组经卡方检验，差异有显著性。

毒性和不良反应：试验组未发现明显的毒性和不良反应。2组病例治疗前、中、后，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酶学检查等均无异常。

我们在调脾护心治法治疗胸痹的基础上，探讨了五脏相关理论在冠心病胸痹证的应用机理：①冠心病的早期，病位涉及肝脾，其相关性与现代医学代谢综合征有相似之处。肝郁脾虚，肝失疏泄，脾不健运，从而导致精微物质输布失调，聚集成痰，血脉从而瘀阻。现代医学的认识，即是高脂血症、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以及血管的粥样硬化。②冠心病的中期，病位在心脾两脏，心脾相关为基本病机。心脾相关，气虚生痰，因痰致瘀贯穿冠心病整个病程，因此也是冠心病的基本病机。③冠心病的后期，心肺相关，其与现代医学心肺衰竭相似，心的血脉瘀阻，心失所养，从而导致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影响肺朝百脉、司呼吸之功能，出现动则气短、活动耐量下降等心衰表现，而脾脏继续受累。④冠心病的晚期，心病日久，肝脾心肺诸脏皆损，后天损及先天，心肾相关，肾主水功能失调，从而水湿内停，出现心悸、气促、水肿的心衰的表现。

课题组以心脾相关理论为指导，制定了“冠心病气虚痰瘀证”诊疗规范，形成冠心病综合诊疗方案。针对冠心病从脾→心、从痰→瘀的发生发展的过程，邓铁涛教授制定胸痹的基本治法——“调脾护心法”。着重从脾胃入手，强调对脾、对痰进行诊治，突出了病机之本。以“心脾气虚、痰瘀阻络”证为基本证，在温胆汤的基础上定立基本处方邓老冠心方，再随证加减。方中以党参甘温益气健脾为君，五爪龙性平、微温，功能益气补虚、健脾化湿；法夏辛温性燥，为燥湿祛痰之要药，可杜生痰之源；橘红苦温芳香，醒脾行气助法夏化痰；田七甘温，活血通脉止痛，四者共为臣药，配合君药达益气除痰祛瘀之效。茯苓健脾渗湿，俾湿去脾旺，痰无由生；轻用竹茹，除烦宁心，降逆消痞；用枳壳代枳实，意在开胸行气，又可防枳实破气伤正。白术苦甘温，苍术辛苦温，合用而起健脾燥湿之功。此五者共为佐药辅助君药及臣药加强其益气化痰、理气活血通络之功。甘草甘平，补中扶正、调和诸药，为使药。全方升清降浊、攻补兼施，共奏益气除痰祛瘀通脉之功，脾气健则心气旺，痰瘀去则心阳振，使心脉通畅，不治心而心君自安，而达到防治冠心病的目的。调脾护心，即补脾土以生心火（血），与五行心火生脾土的相生关系不同且相反，这是五脏相关理论出自临证实践依据。

运用邓老冠心方治疗胸痹的临床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表明，调脾护心治法可有效改善胸痹患者心绞痛症状，明显改善了气虚痰瘀型患者的中医综合证候，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是临床安全、有效的中药疗法。随访结果显示：降低冠脉搭桥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20%；减少冠脉介入后心绞痛复发率23.7%。心脾相关理论指导下创立的调脾护心法与除痰化瘀法综合运用，是当代防治冠心病诊疗方法之一。

临床研究分证候流调、随机对照盲法试验两部分。

512例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病性证候要素分布情况，提取9个病性证候要素，构成比大于10%的本虚有气虚、阴虚、阳虚；标实有血瘀、痰浊、水饮。其中最多的两个病性证候要素是气虚和血瘀，两者均超过85%以上。其次为痰浊，占78.5%，再次为阴虚、阳虚、水饮，占25.0%、14.3%、10.7%。其他如痰热、血虚、气滞。

病位证素组合分布情况，心衰病位只涉及一脏的有45例，占8.8%；病位涉及两脏及以上的467例，占91.2%，其中病位涉及心脾两脏429例（占83.8%），涉及心肾两脏290例（56.6%），涉及心肺两脏143例（28.0%），涉及心肝两脏36例（7.0%）；涉及三脏以上294例，占57.4%，其中涉及心脾肾三脏269例（52.5%），涉及心肺肾三脏135例（26.4%），涉及心肺脾三脏134例（26.2%）；涉及四脏以上146例，占28.5%，涉及心脾肺肾四脏132例（25.8%）；涉及五脏9例（1.8%）。

中医证型分布情况，证型分布中，最多的是气虚痰瘀证，为278例（占54.3%），其次为气阴两虚、痰瘀内阻85例（占16.6%），其次为阳虚痰瘀24例（占4.7%），阳虚水泛17例（占3.3%），其余各证型较为分散，<3%。在证候虚实组合中，单纯证9例，占1.76%，单纯实证4例，占0.78%，本虚标实证499例，占97.46%。

证素组合情况，单证型11例，占2.2%；二证相兼59例，占11.6%；三证相兼425例，占83.2%；四证相兼17例，占3.3%。三证相兼型最多共425例、占83.2%，而三证相兼型中又以气虚痰瘀最多。

证候与心功能分级情况。气虚痰瘀，心功能Ⅱ级69例，Ⅲ级157例，Ⅳ级52例，合计278例；气阴两虚痰瘀内阻，心功能Ⅱ级23例，Ⅲ级39例，Ⅳ级23例，合计85例；心阳不振痰瘀阻络，心功能Ⅱ级2例，Ⅲ级13例，Ⅳ级9例，合计24例；阳虚水泛，心功能Ⅱ级0例，Ⅲ级7例，Ⅳ级10例，合计17例；心阳不振水饮瘀结，心功能Ⅱ级0例，Ⅲ级7例，Ⅳ级0例，合计7例；气阴两虚瘀血阻滞，心功能Ⅱ级9例，Ⅲ级4例，Ⅳ级0例，合计13例；心气不足，心功能Ⅱ级6例，Ⅲ级0例，Ⅳ级0例，合计6例；其余，心功能Ⅱ级40例，Ⅲ级33例，Ⅳ级28例，合计101例。

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方案。将观察数150例及分组数2输入PEMS3.1统计软件包，输出随机种子数及分组结果，制备随机卡。两组均给予一致的心衰标准治疗，包括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β-受体阻滞剂、洋地黄制剂等。同时治疗组给予邓老暖心胶囊，对照组给予安慰剂胶囊，每次3粒，每天3次。暖心胶囊，规格：每粒0.45g，36粒/瓶，口服，批准文字：粤药制字Z03020970号。治疗24周。

临床研究结果。心功能疗效：两组患者治疗后心功能均有持续性改善。治疗组心功能改善2级者13例，改善1级者43例，总有效率78.87%；对照组改善2级者8例，改善1级者39例，总有效率64.38%，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中医证候疗效：治疗24周中医证候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84.5%，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63.0%，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病死率：两组在治疗后随访24周，治疗组死亡人数4人，对照组死亡15人，两组病死率分别为2.90%和8.95%，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安全性比较：两组患者均未见三大常规、肝肾功能异常，在不良反应方面，治疗组有1例出现咳嗽，停药后不予特殊处理均可缓解，对照组无不良反应。

中医五脏分阴阳，治疗心衰重点调补心脏的气血阴阳。阴阳分治之中，又以温补阳气为上。心衰就是因为心阳气虚，功能不全，血脉运行不畅，以致脏腑经脉失养，功能失调。瘀血水饮继发于阳气亏虚，一旦形成又可进一步损伤阳气，形成由虚致实，由实致更虚的恶性循环。截断这一循环的关键在于补虚固本，在补虚的基础上兼以活血化瘀，利水祛痰消肿。针对此病机制定具有益气暖心、通阳行瘀功效的暖心胶囊，临床试验证实，在心衰西医基础治疗上，暖心胶囊组比对照组更能改善心衰患者心功能、中医证候，提高生存质量，提高左室收缩功能。24周总再次住院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其中再次住院的原因中，因心衰急性发作、急性心肌梗死、中风住院治疗组低于对照组。提示暖心胶囊对减少心衰急性发作，降低再次住院率有较好效果。

结论。邓铁涛教授研制的暖心胶囊，具有调脾暖心、益气通阳、除痰祛瘀功效，调补心脏气血阴阳，初步证实了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心血管疑难病症病位在心，但其病机不仅在心，根据邓铁涛经验，需要注重从脾论治，不同阶段还应兼治其他脏。应用名老中医临床经验治疗这些病症的疗效，也进一步说明五脏相关学说对临床具有更好的指导作用，丰富了治疗方法。

课题组共收集COPD患者915例，其中急性加重期499例，COPD稳定期416例。男性746例（81.5%），女性169例（18.5%）。年龄（71.29±9.14）岁，年龄分布以70～79岁所占比例最大（49.4%）。咳嗽病程（13.29±10.92）年，气促病程（4.85±6.64）年。危险因素分布中以吸烟所占比例最高（81.8%），其次为环境污染（39.6%）、职业粉尘（15.0%）、生物燃料（6.6%）。

证候分布与五脏关系：根据所聚类别的证候条目分布情况由专家组结合专业知识与临床实际进行证候判别，采用样品聚类法分别聚为2～8类，其中聚为4类最为合理且与临床辨证分型一致性最好。再将各聚类类型中四诊指标百分比<20%且无辨证意义的指标删除，得出各聚类证候群，参照中医辨证标准，并经专家组判定后给予适当证型名称。结果提示在COPD证候的脏腑定位中均与肺相关，其次为脾、肾，再次为心、肝。

急性加重期。痰热瘀肺、肺脾肾虚证型310例，33.9%，涉及中医肺脾肾三脏；痰热蕴肺、心血瘀阻、脾肾亏虚证型107例，11.7%，涉及中医肺脾肾心四脏；痰瘀阻肺、脾虚肝郁证型45例，4.9%，涉及中医肺脾肝三脏；痰湿内阻、肺脾肾虚证型37例，4.0%，涉及肺脾肾三脏。

稳定期。肺脾肾虚、肝郁化火、痰热瘀肺、心血瘀阻证型154例，16.8%，涉及中医肺脾肾心肝五脏；肺脾气虚、痰瘀阻肺证型109例，11.9%，涉及中医肺脾两脏；肺肾两虚、痰瘀阻肺、心血瘀阻证型88例，9.6%，涉及中医肺肾心三脏；肺脾肾虚、痰浊阻肺证型65例，7.1%，涉及中医肺脾肾三脏。

脏腑病机传变模式分布特点：肺虚及脾，512例，占56.0%；肺虚及肾，364例，占39.8%；脾虚及肺，224例，占24.5%；肺虚及心，74例，占22.1%；肾虚及肺，60例，占16.6%；脾虚及肾，42例，占4.2%；肾虚及心，15例，占1.6%；脾虚肝郁，12例，占1.3%；肝火犯肺，10例，占1.1%。

健脾益肺Ⅱ号方是在广东省中医院内制剂“健脾益肺冲剂”的基础上，根据五脏相关理论“健脾益肺、培土生金”为治疗重心，适当兼顾心肾和痰瘀。

对符合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的178例COPD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方法，以中心（医院）为分层因素，将病例按2∶1比例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通过SAS软件按临床试验方案要求产生随机分配结果。

治疗组178（男 158，女 20）例，年龄（68.95±8.67）岁；有吸烟史者152例（85.4%），其中已戒烟者105例；咳嗽中位病程为10年，气促中位病程为5年；合并其他疾病者106例（59.6%），其中合并慢性肺源性心脏病22例、慢性呼吸衰竭4例、高血压39例、冠心病10例、2型糖尿病5例；COPD严重度分级1级、2级、3级、4级分别为7例、35例、90例、46例。对照组85（男70，女15）例，年龄（68.38±8.77）岁，有吸烟史者68例（80.0%）、其中已戒烟者47例；咳嗽中位病程为10年，气促中位病程为5年；合并其他疾病者52例（61.2%），其中合并慢性肺源性心脏病12例、慢性呼吸衰竭2例、高血压21例、冠心病4例、2型糖尿病6例；COPD严重度分级1级、2级、3级、4级分别为5例、19例、45例、16例。治疗组、对照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吸烟与戒烟情况、合并疾病、COPD严重度分级等基线资料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两组病人基线特征基本一致，具有可比性。

治疗方案：治疗组，服用健脾益肺Ⅱ号方，免煎颗粒，冲服，每日1剂。对照组，服用安慰剂，免煎颗粒，冲服，每日1剂。两组在观察期内均采用基础治疗，即按需加用支气管舒张剂。疗程2个月，随访4个月。

结果：治疗前后急性加重次数比较：两组治疗前年平均急性加重次数比较，经秩和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病人治疗及随访期间年平均急性加重次数比较，经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组少于对照组。

治疗前后6分钟步行距离比较：两组治疗前6分钟步行距离比较，经 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病人治疗后与随访结束6分钟步行距离比较，经 t（ t′）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组高于对照组。

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疗效比较：两组病人治疗前中医证候计分比较，经 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随访结束中医证候计分比较，经 t（ t′）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计算治疗后的中医证候疗效指数进行证候的疗效判定比较。两组病人治疗后、随访结束中医证候疗效分级比较，经秩和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治疗前后SGRQ总分比较：两组治疗前与随访结束SGRQ总分比较，经 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病人治疗后SGRQ总分比较，经 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低于对照组。

治疗前后BODE指数比较：两组病人治疗前、治疗后与随访结束BODE指数比较，经秩和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前后肺功能比较：两组病人治疗前、治疗后与随访结束FEV ₁、FEV ₁/FVC、FEV ₁%pred比较，经 t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前后营养学指标比较：两组病人治疗前、治疗后与随访结束体重、%IBW、BMI、血清白蛋白、血清前白蛋白比较，经 t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安全性评价：两组病人不良事件/反应发生率均较低，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安全性评价分级为1～2级，以1级为主，安全性良好。

五脏相关学说有层次（主次）之分，重视在脏与脏相互作用时，何者处于主动地位，既与各脏的功能特点有关，也与作用的渠道有关，不是固定的。也就是与气、血、津、精等精微物质的特点及其与五脏的联系有关，不同于五行学说脏与脏之间平衡对等关系。我们在前期的文献调研中也证实了COPD脏腑病机传变的模式包括肺脾、肺肾、肺心、肺脑、肝肺、脾肾、心肝、肾心之间的双向或单向传变，这种传变模式部分可用传统五行学说来解释，但还有一部分必须结合疾病发展过程中的脏腑功能状态和作用渠道来解释。因此，有必要将五脏相关学说引入COPD的临床证治，从而突破五行传变的机械性，使之更贴合临床实际。

结合邓铁涛教授的五脏相关学说，我们提出COPD的病机特点为本虚标实，本虚包括肺、脾、肾虚，标实为痰、瘀，其中脾虚是病机的核心。我们已完成的COPD证候流行病学调研结果亦提示肺脾、肺脾肾、肺心肝相关，其中以肺脾之间关系最为密切。从病机传变特点来看，由于脾虚生痰，痰浊阻肺，肺失清肃，可发生由脾及肺的传变；脾肾为先后天互生的关系，脾伤则后天失养，后天无以养先天，则肾伤而咳喘并作。此外，COPD的瘀证也是病机特点之一，瘀的产生，乃由痰郁日久，气机不畅而致瘀。故健脾一可培土生金、补益肺气，二可以后天养先天、补益肾气，三可杜绝生痰之源、痰祛气行则瘀血自化，因此健脾应作为治疗COPD的核心。COPD患病人群以中老年为主，此类人群元气渐衰，加上COPD病机复杂，试图直接通过补肾来提升元气，非常困难；元气之盛衰，主要依赖于先天之精，亦与脾胃运化水谷精气的功能相关。故通过补脾，以后天养先天，一方面可加强补肾效果，另一方面又可补益宗气，从而加强了平喘之功。

健脾益肺Ⅱ号方是广东省中医院内制剂“健脾益肺冲剂”的基础上优化而成，根据邓铁涛教授学术经验，在原方基础上调整兼顾心肾和痰瘀药物。临床研究选择了急性加重次数、肺功能、生存质量评分（SGRQ）、运动耐力指标（6分钟步行距离）、综合性指标（BODE指数）、营养学、中医证候疗效计分等不同层次对健脾益肺Ⅱ号方的疗效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健脾益肺Ⅱ号方可减少COPD患者急性加重次数，降低治疗后SGRQ总分，增加6分钟步行距离，通过改善症状而提高中医证候疗效，提示健脾益肺Ⅱ号方治疗COPD稳定期患者有一定优势。

历代医家对类似COPD的疾病，有的从单脏讨论，如脾、肾两脏等，但实际上多数采用的是综合论治，即至少采用了以上两种治法，如肺脾肾同治，肺与大肠同治等。根据邓铁涛教授经验，本病主要从肺脾论治，以“补脾益肺”为主要治则。从五脏关系来说，“补脾益肺”既是对传统五行学说“培土生金”的具体解释，又比后者更全面，更符合临床实际。而在此同时，在疾病不同过程还是兼治相关脏腑，才能取得更好效果。

分为证候回顾性分析、症状流行病学调研、强肌健力颗粒临床疗效观察及重症肌无力危象抢救资料整理四个部分。

216例重症肌无力（MG）住院患者证候回顾性调研，症状部分分重症肌无力主症调查及涉及的五脏辨证相关临床症状调查两部分，设计四诊信息采集调查表，采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学方法对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现：重症肌无力的中医证型可分为6个类别，脾肾阳虚型76例（36.54%），肝肾阴虚型26例（12.50%），脾肾气阴两虚、湿浊内阻型30例（13.39%）；脾虚肝旺型17例（8.17%）；脾肾两虚、湿热内蕴型33例（15.87%）；阴阳两虚型25例（12.02%）。在6个证型中，有5型涉及脾脏和肾脏，而其中4型是共同涉及脾、肾脏，4型涉及肺脏，2型涉及肝脏，1型涉及心脏。痰湿这一病理因素夹杂于各型之中，致病情反复，缠绵难愈。初步显示重症肌无力虽关涉五脏，但主要责之于脾、肾，脾肾亏虚是其主要病机。研究结果证实重症肌无力主要责之于脾、肾，脾肾亏虚。论治上补气健脾益肾，强调脾肾互济同治，注重了健脾利湿。

收集2006年7月至2010年7月就诊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共751例，采用临床直接观察方法，建立完整档案和追踪记录。利用Microsoft Excel 2003，建立数据库，输入收集的临床资料。用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SQL Server数据挖掘软件，运用Naive Bayes算法，对447例病例进行数据挖掘，寻求各临床分型关键影响因素。

数据统计结果：男性307例（40.9%），女性444例（59.1%），年龄分布1～86岁，平均年龄36.5岁，病例类型包括Ⅰ型149例（19.8%）；ⅡA型160例（21.3%），ⅡB型376例（50.1%），Ⅲ型40例（5.3%），Ⅳ型24例（3.2%），Ⅴ型2例（0.3%）。并发症一胸腺异常、甲状腺异常为多见，包括另有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肌炎、白色素斑沉着、糖尿病、乙肝等疾病，以及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及消化系统疾病、肾结石等66种其他并发症或合并症。重症肌无力36个常见证候从脏腑归属来看，以脾系症状出现频率最高，另外肾系症状、肺系症状、肝系症状、心系症状均有出现，且比率均在10%以上，提示重症肌无力病机以脾胃为主，与肾、肺、肝、心四脏相关。脏腑受累情况为五脏受累161例，占21.4%；四脏受累183例，占24.4%；三脏受累175例，占23.3例；两脏受累155例，占20.6%；单脏77例，占10.3%。

数据挖掘结果提示：各分型MG中Ⅰ型以脾受累为主，可累及肝；Ⅱ-A型以脾受累为主，可累及肾；Ⅱ-B型以脾肾受累为主，可累及肺；Ⅲ型以脾肺肾受累为主，可累及心；Ⅳ型以脾肺肾受累为主，可累及心。综合上述结果表明病情越轻，涉及脏腑越少，而病情越重，证候表现越复杂，涉及病变的脏腑越多。

初步纳入98例患者，按照随机的方法进行两种治疗和安慰剂对照。通过卡方检验，得到两组资料在基本情况方面均没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周期3个月，治疗措施，采用患者纳组前基本治疗加脾胃气虚1组（补中益气汤为主）、脾胃气虚2组（补中益气汤加补肾药物）和安慰剂治疗。均以强肌健力颗粒命名，实行盲法对照。治疗疗程为3个月。临床评价指标：重症肌无力的肌无力评分，中华生存质量和重症肌无力PRO量表的评价。

脾胃气虚1组和安慰剂比较：使用非参数方法比较治疗后两组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华生存质量评价 t检验结果表明，治疗后3个月，神、形、情三大领域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重症肌无力PRO评价量表，除了治疗领域，其他领域如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社会领域QOL得分差别在两组患者之间都有统计学意义，从得分情况看，可知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

脾胃气虚2组和安慰剂比较：使用非参数方法比较治疗后两组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华生存质量评价 t检验结果表明，治疗后3个月，神、形、情三大领域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重症肌无力PRO评价量表，治疗领域、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社会领域QOL得分差别在两组患者之间都有统计学意义，从得分情况看，可知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

脾胃气虚1组和脾胃气虚2组比较：使用非参数方法比较治疗后两组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华生存质量评价 t检验结果表明，治疗后3个月，神、形、情三大领域之间的差别物统计学意义；重症肌无力PRO评价量表，除了社会领域，其他领域如生理领域、心理领域、治疗领域QOL得分差别在两组患者之间都有统计学意义，从得分情况看，可知脾胃气虚2组比脾胃气虚1组效果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重症肌无力治疗与危象抢救至今虽然是世界性难题。本研究收录自2005年7月至2010年7月入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房的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132例，以姓名、性别、年龄、入院时间、住院号、分型、病程、诱发原因及并发症、抢救措施、转归、抢救次数、涉及脏腑12个项目保存资料，形成资料简表。

所收集的病例中，第一次抢救病例为98例，占74.2%；第二次抢救病例为17例，占12.9%；第三次抢救病例为10例，占8%；第四次抢救病例为3例，第五次抢救为2例，第六次抢救为2例。危象发生时呼吸困难，吞咽不下，往往需要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装置胃管鼻饲食物药物。中药制剂，必须药专力宏，避免汤剂煎煮容量过大、减少水分在胃肠潴留或堵塞胃管。

抢救措施及结果：中西医结合抢救。中药制剂，使用强肌健力系列（强肌健力饮、强肌健力胶囊、强肌健力颗粒、强肌健力口服液），强肌健力系列中药制剂中如强肌健力口服液、强肌健力颗粒，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临床难题，从而提高疗效，中西医合作成功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132例。危象抢救死亡率与现有文献报道18.75%大大降低，相比居于国内先进。

重症肌无力依据现代医学进行诊断，中医分析其病位在于脾胃，但临床上并非单纯治脾胃可以解决，而是体现为五脏相关。在临床进程的不同阶段，必须结合五脏的变化进行调治。尤其是危象阶段，必须抓住脾胃，五脏兼顾，处理好兼夹证、并发证，方可挽回。

通过以上4个病种临床研究，总结邓铁涛教授五脏相关理论指导疾病诊治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五脏相关诊断式+五脏相关用药式。以重症肌无力为例。五脏相关诊断式=病名诊断（一般采用西医病名，如重症肌无力）+病位所在主要脏腑（脾）+气血阴阳形体官窍等变化（气虚）+相关脏腑（兼夹证与合并症延及心、肺、肝、肾四脏）。

这里涉及五脏相关理论的第一、二、三层次。第一层次：即脏腑内部气血阴阳的变化，脏腑系统本身的特点（脾主肌肉，眼睑部位属脾，故重症肌无力患者眼睑下垂）。第二层次：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五脏相关能够较准确表达病证在不同阶段、不同证型有主次之分与病位之分（重症肌无力ⅡB型中度全身型以脾肾相关为主），这样不同于五行学说生克推衍与五行木、火、土、金、水关系的对等。第三层次：其他因素如外界环境、社会环境、精神心理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即包括除药物干预以外的相关因素。

五脏相关用药式=药物归经理论（主方强肌健力饮，方中黄芪、党参归脾肺二经，当归入心肝脾经，白术归脾胃经）+药性理论（升降浮沉，方中升麻行气于右，柴胡行气于左，左右升降治眼睑下垂；四气五味，方药多为甘温之品健脾补肺）+临床实践经验用药（邓铁涛教授经验，五爪龙乃岭南草药，又名土北芪，色白入肺脾二经，补而不燥）。通过药物的归经与前面诊断式中的相关脏腑相联系，再结合具体的药性选用药物（兼夹证、合并症加减用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结合了五行和中药学理论而更强调实践优位。

我们总结邓铁涛教授学术经验，认为五脏相关理论对重大疾病与疑难疾病防治的指导是需要“程序+策略”模式。即五脏相关临床应用程序，寻找合理临床路径策略。项目专家组曾要求五脏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临床验证与示范，同时又指出：“证候调研结果与治法方药不一致时应考虑以邓铁涛教授学术见解为主的协调方法。”

本临床研究正是根据项目专家组的意见进行。五脏相关，强调的是五脏系统的“相关性”联系。不是单独讲述一个藏象，而是探讨临床病种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病位、病机变化、证候脏腑归属、诊治应用程序及策略与临床路径等问题。从临证角度，五脏相关与五行学说区别在于：五脏相关强调实践优位而五行学说有推演成分，五脏相关是中医术语而五行学说是哲学语言，五脏相关有主次（层次）之分而五行学说相生相克关系机械循环对等。

名医验方乃其毕生临床经验结晶，根据邓铁涛教授提出“方药的实验研究可否证实中医五脏相关之理”的设想，课题组按照项目专家组建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名老中医验方强肌健力饮实验研究，佐证中医五脏相关既是功能上的相关，也不排除以客观物质相互影响为基础的可能性，进行以下系列实验研究。

脾肾相关该项实验研究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复制脾虚证小鼠动物模型的脾脏、肾脏、肝脏、心肌组织均出现质量、RNA（核糖核酸）含量及组织形态学改变；脾虚证动物随着造模时间的延长，性激素［睾酮（T）、雌二醇（E ₂）］出现了与肾虚证相同的变化，表明动物证型转化与病机改变也有中医“五脏所伤，穷必及肾”逐渐加重的病理过程。

第二，本实验创建了脾肾两虚复合证动物模型，即前期采用大黄复制脾虚模型，后期在脾虚基础上采用氢化可的松复制肾虚摸型，更有助于探求脾肾相关的微观物质基础。研究发现三碘甲腺原氨酸（T ₃）、四碘甲腺原氨酸（T ₄），环腺苷酸（cAMP）、环鸟苷酸（cGMP）、T、E ₂这类物质在脾虚、肾虚证中均有改变，其比值发生改变可能是脾虚向肾虚转化最先涉及的病理因素，这类物质可能是脾肾相关的物质基础之一。

第三，强肌健力方及其君药黄芪对脾虚、肾虚大鼠的调控效应研究。观察强肌健力方对脾虚大鼠胸腺、脾脏细胞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及胸腺凋亡刺激基因蛋白（FAS）表达的影响，君药黄芪在强肌健力方中的作用。强肌健力方防治脾肾两虚的机制可能是由于在重用黄芪与其他药物配伍应用时，有效成分发生了变化，从而能够改善垂体，胸腺等脏器的功能，使机体得到恢复。

脾虚证：本实验采用国内比较公认的利血平来复制脾虚小鼠模型，本实验药物组包括强肌健力口服液高、中剂量组（给药剂量为26g/kg及13g/kg），连续用药16天。主要观察各组小鼠脾脏、肾脏、胸腺、肝脏、心肌、小肠等组织RNA水平的变化，以及各组小鼠造模前后体质量和脾、肾、胸腺、肝脏、心肌组织脏器指数及组织形态学的变化。实验结果提示脾虚模型组动物脾脏、肾脏、胸腺、肝脏、心肌、小肠组织中RNA含量均比正常对照组显著下降，这说明以上各脏器组织细胞脾虚时正常的增殖受到了阻抑，使动物体内RNA分泌紊乱而合成减少的。而强肌健力口服液对的脾脏、肾脏、胸腺、肝脏、心肌和小肠组织则能促进其RNA含量合成分泌增加，使各脏器质量恢复。提示强肌健力口服液能促进RNA合成，补充人体营养，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增强体质，有利于脏腑功能的恢复，使正气建立，从而减轻脏器的病理损伤。表明该方在治脾的同时，又兼顾他脏，多元调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脾虚时脾、肝、肾、心、小肠等脏腑在病理改变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病理形态结构表明，脾虚模型组小鼠脾、肾、胸腺、肝组织的形态结构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破坏，尤以脾、肾组织为甚。这些器官的病理改变是临床上脾虚证患者出现纳差、腹胀、便溏、及免疫功能降低的病理基础。实验结论提示脾虚证动物的脾脏、肾脏、肝脏、心肌组织均出现质量、RNA含量及组织形态学改变，说明脾虚可以使脾、肾、心、肝等脏器受到损害，从而形成多脏同病的局面，提示脾虚证与五脏之间有着密切相关性。而强肌健力口服液具有多种脏器组织保护功能，从而改善机体整体的代谢功能，表明该方治疗脾胃虚损型重症肌无力的作用机制与其促进RNA合成有密切关系。

采用氢化可的松肌内注射复制肾阳虚证大鼠模型，在造模的同时进行药物治疗，连续14天。用药组包括强肌健力方和右归丸组。实验结果显示肾阳虚模型组大鼠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含量、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皮质醇（Cor）含量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P<0.01）。而E ₂含量升高、T含量降低，E ₂/T比值升高（ P均<0.01）。血清T ₃、T ₄分泌减少，有显著性差异（ P<0.01）；反三碘甲状腺原氨酸（rT ₃）分泌增加、促甲状腺激素（TSH）呈反馈性升高（ P<0.01）。cAMP含量降低、cGMP含量升高，cAMP/cGMP比值降低（ P均<0.01）。强肌健力方能使肾阳虚证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上各环路的激素水平明显升高（ P<0.05或 P<0.01）；而右归丸对ACTH有显著的恢复（ P<0.01），对CRH、Cor的作用尚无差异（ P>0.05）。灌服强肌健力方各剂量和右归丸后，能使T含量显著升高，降低E ₂/T比值，有显著差异（ P<0.01）；E ₂的含量未见明显改变（ P>0.05）；能使T ₃、T ₄的含量明显升高，rT ₃分泌降低（ P<0.05或 P<0.01），对TSH无明显改变。同时对cAMP、cGMP水平及cAMP/cGMP比值也有明显的回调（ P<0.01）。病理形态学显示：肾阳虚模型组大鼠胸腺、脾脏、肾上腺和睾丸的组织结构明显遭受损伤，胸腺指数、肾上腺指数降低，出现明显的萎缩，睾丸则代偿性增大。用药防治组中，强肌健力方使已遭损伤的肾上腺、脾脏、睾丸组织结构得以修复，对胸腺组织的修复作用尚不显著但能够使胸腺指数升高（ P<0.05）。结论提示通过横向对比分析强肌健力饮对脾虚证、肾阳虚证防治作用的实验研究，可以发现：两证型都存在甲状腺激素、环核苷酸、性激素不同程度的抑制或紊乱，同时脾脏和胸腺都出现萎缩及明显的病理损伤。表明该方的主要作用机理在于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来改善机体的虚弱证候，从而揭示：T ₃、T ₄，cAMP、cGMP、T、E ₂这类物质在脾虚、肾虚证中均有改变，推测这类物质可能是脾肾相关的物质基础之一。而胸腺、脾脏在脾虚、肾虚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及组织结构损伤，提示胸腺和脾脏可能是脾肾相关的病理学依据之一。

实验通过延长大黄的造模时间，由10天延长至20天。动态观察性激素的变化情况。发现脾虚模型组大鼠造模10天时血清E ₂、T含量均比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 P<0.05～0.01），而E ₂/T比值变化不明显（ P>0.05）；至造模20天后，脾虚模型组动物血清E ₂含量比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 P<0.01），T含量则下降（ P<0.05），其E ₂/T比值显著升高（ P<0.01）。灌服强肌健力方和四君子汤10天时能显著降低E ₂、T含量（ P<0.01），而对E ₂/T无任何改变；给药至20天时则能显著降低E ₂含量和E ₂/T比值（ P<0.05～0.01），T含量有所升高（ P>0.05）。从以上结果可知：脾虚实验中，前、后期性激素E ₂、T的含量比值变化迥异，前期未见变化与临床脾虚证患者情况一致，后期与肾阳虚证患者的性激素改变相同，故提示：大黄塑造的脾虚证随着造模时间的延长，出现了肾阳虚证客观指标的改变。这一现象符合中医证候在临床随病程迁延发生改变或转化的实际情况，出现脾虚日久导致肾虚证，即中医学“脾虚及肾”证候。性激素E ₂、T比值可能就是脾虚向肾虚转化最先涉及的病理改变因素和机制，换言之，E ₂、T可能是脾肾相关的物质基础之一。实验结论表明脾虚证动物随着造模时间的延长，出现了性激素（T、E ₂）等指标阶段性不同变化，表明脾虚及肾是逐渐加重的病理过程，先为脾虚，最后使体内性激素水平发生紊乱，而出现脾虚日久及肾的虚损，这一现象与中医证候在临床随着病程迁延而发生的症状相符，提示从单一动物模型来阐明脾肾相互关系更符合中医“脾虚及肾”这一理论。而强肌健力方能改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激素的功能。

实验在复制大鼠脾肾两虚模型时，前期采用大黄灌胃（14天），苦寒泻下损及脾阳，致使脾脏运化失职，后天失养，日久传变，累及肾阳，后期采用氢化可的松肌内注射（10天），更加剧了肾虚的程度，同时由于肾脏虚损，前期受损脾阳亦不能恢复，最终出现脾肾两虚，元气虚损的症状。结果表明模型组动物体温在脾虚阶段开始下降（ P<0.05），而到后期脾肾两虚时，体温降低更加明显（ P<0.01）。模型组T ₄、T ₃和rT ₃含量在脾虚和脾肾两虚阶段均明显下降（ P<0.01），而TSH分泌无反馈性升高。T在脾虚时暂时性升高，到后期脾肾两虚时T则明显降低（ P<0.01）。E ₂含量则在整个造模过程中一直升高（ P<0.01）。E ₂/T比值在脾虚时没有变化，而到脾肾两虚时明显升高（ P<0.01）。ACTH前期变化不明显，后期升高（ P<0.01）。在前期应用大黄复制脾虚模型后，模型组cAMP含量升高（ P<0.05），cGMP没有变化，cAMP/cGMP比值略有升高（ P<0.05）；而在后期脾肾两虚模型结束后，模型组cAMP含量进一步升高（ P<0.01），同时 cGMP含量出现降低（ P<0.05），而cAMP/cGMP比值升高更加明显（ P<0.01）。实验结论提示本实验创建了脾肾两虚证动物摸型，即前期采用大黄复制脾虚模型，后期在脾虚基础上采用氢化可的松复制脾肾两虚证大鼠摸型，这为脾肾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中医复合证造模的可行方法以及实验依据。

肺脾两脏关系是中医藏象学说内容之一，中医所言的肺脾有部分属于呼吸和消化两个系统功能，临床上这两个系统的疾病可以相互影响，有代表性的病种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本研究首先掌握肺脾两虚型COPD病证结合模型的较适宜的造模方法：a.硫黄等烟熏法复合木瓜蛋白酶雾化吸入法复制SD大鼠COPD“肺气虚证”模型，番泻叶冷服泻下法复制“脾气虚证”模型，从而复制肺脾两虚型动物模型；b.香烟烟熏法并脂多糖气管内滴入法复制SD大鼠COPD“肺气虚证”模型并番泻叶冷服泻下法复制“脾气虚证”模型，从而复制肺脾两虚型动物模型。对比发现，后一种造模方法更具有代表性和可行性，更接近临床实际。

采用“烟熏加气管内滴入脂多糖联合番泻叶灌胃泻下法”复制“肺脾两虚型”COPD动物模型，其中药物组在造模的同时给予强肌健力方高、低剂量治疗，造模60天。实验结束时，比较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改变及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10（IL-10）含量。结果：模型组大鼠 TNF-α含量明显升高、IL-10含量明显下降，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或0.01）；强高组与强低组TNF-α含量均较模型组均有明显下降（ P<0.05或0.01）；强高组IL-10含量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升高（ P<0.05），强低组IL-10含量无明显变化。

开展强肌健力方对肺脾两虚型COPD大鼠气道重塑和转化生长因子-β ₁（TGF-β ₁）的影响的研究。采用随机平行对照的实验方法，将40只SD大鼠随机分为强高组、强低组、模型组和正常组4组，每组各10只。造模结束后，取各组大鼠肺组织切片行HE染色，光镜下观察病理改变，并用测微尺测量气管壁厚度，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肺组织TGF-β ₁ cDNA的含量。结果：模型组基本符合人类COPD病理生理变化。模型组气道壁厚度较正常组明显增厚（ P<0.05），强高组气道壁厚度明显变薄，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但强低组与模型组比较无明显变化（ P>0.05）。模型组肺组织TGF-β ₁cDNA含量较正常组明显升高（ P<0.01），强高组、强低组肺组织TGF-β ₁cDNA含量明显降低，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均<0.01）。提示邓铁涛教授验方强肌健力饮，对肺脾两虚型COPD大鼠气道重塑和转化生长因子-β ₁产生作用，这也可能是肺脾相关理论的物质基础之一。

观察强肌健力方含药血清对脾虚大鼠胸腺细胞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和凋亡刺激基因蛋白（FAS）表达的影响，探讨强肌健力方防治脾虚证的作用机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观察不同比例的强肌健力方含药血清对脾虚大鼠胸腺细胞PCNA和FAS基因的表达。结果显示，不同比例的强肌健力方含药血清组均能使胸腺细胞PCNA表达增加，而FAS表达则明显降低。结论提示强肌健力方含药血清能使胸腺细胞PCNA高表达，而FANS则呈低表达，表明该方药能促进胸腺细胞增殖，同时对胸腺细胞凋亡有抑制作用，这是该方治疗脾虚证的主要作用机理之一。

本实验通过观察强肌健力方对脾虚证大鼠脾脏、胸腺组织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表达的影响，探讨该方药防治脾虚证的作用机理。实验结果显示脾虚模型组脾脏、胸腺组织PCNA蛋白表达均比正常对照组减少，阳性平均面积率显著降低（ P<0.01，）而强肌健力方、强肌多糖能使脾脏、胸腺组织PCNA蛋白表达升高（ P<0.05～0.01）。实验结论提示强肌健力方能使脾脏、胸腺组织PCNA表达升高，可以有效促进脾虚证大鼠脾脏、胸腺组织细胞增殖，并对受损的脾脏、胸腺组织具有保护作用，其健脾益气的作用机理与升高PCNA表达有关。

本实验通过君药黄芪在强肌健力方中的不同剂量来观察强肌健力方疗效的变化，目的是观察模型组和强肌健力方疗效的重复性及黄芪在方中的地位。模型采用脾肾两虚模型，用药组分别为：黄芪减量方，单用黄芪方，强肌健力方。本次实验较好的重复了上次脾肾两虚的实验结果，同时在性激素和环磷酸腺苷上可以看到，本次实验前期脾虚阶段较上次实验重，兼有上次脾虚与肾虚的特征，可能是处于脾虚及肾的转变阶段。上一次实验T前期升高（ P<0.05），后期降低，E2/T前期略有升高没有统计学差异，后期显著升高；本次实验T略有升高，可能处于由升高向降低转变过程中，T没有上次实验的统计学意义，E2/T前期就高于正常，更接近肾虚症状。环磷酸腺苷同样出现了类似情况，本次实验中cGMP降低提前出现在前期，上一实验在肾虚时才出现。强肌健力方也观察到了上一实验的防治效果。这次在与其他用药组相比较：黄芪减量及黄芪单方在脾虚阶段与强肌健力方治疗效果差别不大；而到后期强肌健力方优势明显，黄芪减量及黄芪单方效果不如强肌健力方，强肌健力方尤其可以有效增加垂体远部酸性细胞的含量及胸腺PCNA蛋白的表达。因此强肌健力方防治脾肾两虚的机制可能是由于在重用黄芪与其他药物配伍应用时，有效成分发生了变化，从而能够改善垂体，胸腺等脏器的功能，使机体得到恢复。结论提示强肌健力方可以有效防治大鼠脾肾两虚证，其中重用黄芪起到了很重要作用，如减少黄芪剂量或单用黄芪，效果会明显下降，提示黄芪要与该方药同时配伍使用才能全面发挥疗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分别从脾虚证、肾虚证、脾肾两虚证三种模型角度来探讨脾肾相关理论。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及细胞分子水平等微观角度探讨脾肾相关的物质基础。并根据强肌健力方在临床上治疗脾胃虚损及久虚及肾型重症肌无力的功效，从整体联系的观点出发，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指标研究强肌健力方对中医脾虚证、肾虚证及脾肾两虚证的防治效果及作用机制。以上实验结果结论将有助于在更深的层次上研究和认识中医脾肾相关的微观物质基础，为脾肾相关的研究及指导临床实际应用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我们以邓铁涛教授经验研制的具有补脾益损功效的强肌健力口服液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强肌健力口服液复杂体系的组分制备与分离分析方法，分别从整体、细胞和分子等层次评价强肌健力口服液组分药效作用。研究的突出进展是：阐明强肌健力口服液促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增殖效应组分，视黄酸受体（RAR）为强肌健力口服液促BMSC增殖的药理靶点，阐明强肌健力口服液保护BMSC效应组分，提出“强肌健力口服液活性物质群以结构特异性系列物形式存在，促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效应是其相应系列物作用于视黄酸受体（RAR）靶点所产生的整合作用”假说。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是目前研究最多、应用潜力最大的干细胞之一，但是，骨髓中BMSC含量极少，长期增殖活性较弱，扩增速度较慢，容易向脂肪分化衰老，无法满足临床需求。因此，筛选促BMSC增殖有效成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将强肌健力口服液用递增极性溶剂分步提取，所得石油醚部位，乙醇部位和水溶性部位提取物进行BMSC的MTT试验，确定石油醚部位为有效部位。由于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为促细胞增殖作用强的细胞生长因子，因此选bFGF为阳性对照，与强肌健力口服液石油醚部位作用比较，结果表明强肌健力口服液石油醚部位对BMSC促增殖作用。气相层析-质谱联用（GC-MS）和高效液相层析（HPLC）确定石油醚部位促BMSC增殖成分含有脂肪酸。通过视黄酸受体（RAR）来调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的增殖。该部分内容已发表在美国《药物强化性食品杂志》2010年第4期（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2010；13（4）：1-10），被 SCI收录。这一原创性发现对解释中医方药的活性物质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意义。

强肌健力饮抗氧化活性的研究表明乙酸乙酯部位中的抗氧化活性最强。采用极性递增溶剂提取法，将“强肌健力饮”的原药材提取得到六个部位：石油醚（60～90℃）、乙酸乙酯、无水乙醇清液、无水乙醇沉淀、95%乙醇溶液、水提物。该六部位经由HPLC表征后，即测其中多酚含量。结果表明：六部位中，乙酸乙酯部位中的多酚含量最高。这六部位后经三个抗氧化活性指标检测（清除DPPH自由基能力、总还原能力及清除过氧自由基·O ₂能力），这三个检测指标都表明：乙酸乙酯部位中的抗氧化活性最强。强肌健力饮保护BMSC活性的研究表明乙酸乙酯部位保护BMSC活性最强。MTT结果显示，在强肌健力饮提取物中，乙酸乙酯部位的保护活性较强，水提部位、无水乙醇部位、95%乙醇部位和无水乙醇沉淀部位的活性较弱。并且，乙酸乙酯部位与BMSC的保护呈量效依赖关系。流式细胞技术结果显示，强肌健力饮提取物的乙酸乙酯部位保护BMSC，呈明显量效关系。该部分内容已申请专利“一种具有抗氧化活性的中药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申请号200810199198.5。

另一实验研究“强肌健力口服液含药血清对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观察发现含药（强肌健力饮，补中益气汤剂量调整）血清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关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存在于骨髓中，来源于先天肾之精气，脾肾相关理论体现“后天养先天”、“后天济先天”，实验证实补脾法能够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生长，含药（补脾方药强肌健力饮）血清可向神经元细胞转化，也可向成肌细胞、肌腱细胞转化，提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可能是脾肾相关细胞层次表达的存在形式的假说。

本实验对由于呼吸肌极度疲劳无法维持正常呼吸功能、需要使用呼吸机辅助治疗、并经中医辨证属于肺脾肾虚型为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进行强肌健力口服液治疗前后血清中蛋白质图谱和多肽图谱进行比较，寻找有明显差异性表达的蛋白，并对差异表达的蛋白进行鉴定和研究。

双向电泳结果显示，与正常健康人血清相比，重症肌无力患者血清中有18个表达不同的蛋白点。这些有差异的蛋白点经酶消化后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MS）进行鉴定和NCBI数据库的比对，结果发现，这18个蛋白点分别属于6种不同的蛋白。其中，4个蛋白（α2巨球蛋白，凝溶胶前体蛋白，血红素结合前体蛋白，免疫球蛋白重链恒定区γ1）在重症肌无力患者的血清中表达降低，而结合珠蛋白和结合珠蛋白前体蛋白这2个蛋白在重症肌无力患者的血清中表达则升高。对比治疗前后病人的双向电泳结果发现，在病人血清中表达发生改变的蛋白在治疗后却没有明显的改变。这说明，这些蛋白在重症肌无力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区分病人和正常人的检测指标，但是不能用来评价药物的疗效。

除了运用双向电泳技术对病人血清中大分子蛋白质的变化进行检测以外，还用RPC18的磁珠将正常人，重症肌无力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的多肽提取出来，然后通过MALDI-TOF-MS和傅里叶变换质谱（FTMS）技术对正常人以及治疗前后病人血清中m/z在700至4000之间的多肽进行了比较鉴定。

在正常人，重症肌无力患者治疗前后的3组血清中，一共检测到近250条m/z在700至4000之间的肽。将这些肽的MALDI TOF图谱输入到MarkerView ^TM 1.2软件中，对这些肽段的表达量进行分析比对并进行统计学检验（ t检验），结果发现了19条变化异常的肽（ P<0.05）。蛋白数据库的搜寻比对结果显示，这19条肽分别属于6种不同的蛋白。与正常人比较，在重症肌无力患者血清中有17条肽降低，包括a-纤维蛋白原前体蛋白的 8 条 片 段（m/z 905.452、1020.516、1077.550、1206.605、1263.575、1350.655、1465.701和 2931.280），补体 C3f的 4条片段（m/z 1777.922、1865.019、1934.125和 2021.128），补体 C4b的 2条片段（m/z 1625.975和 1739.931），以及赖氨酸缓激肽Ⅱ、纤维蛋白连接酶和凝血酶原中的各1条肽（分别为m/z 904.682、2602.337、1389.686）。

比较治疗前后病人的血清，发现有7条肽的表达量在治疗后发生了变化。其中，a-纤维蛋白原前体蛋白的片段m/z1020.516和补体C3f的片段m/z1865.019和2021.128在治疗后表达升高。说明a-纤维蛋白原前体蛋白和补体C3f不仅参与疾病的发生，并对治疗药物有反应，提示这3条片段（m/z1020.516，1865.019和2021.128）可能在疾病诊断和治疗评价方面都有指示性作用。实验研究中新发现的这18个表达不同的蛋白点、新发现的19条变化异常的肽以及这19条肽分别属于6种不同的蛋白，可能是呼吸肌极度疲劳、以肺脾肾虚型为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物质基础之一。

继承五行学说合理内核，创新五脏相关理论，这是它们的辩证关系。五脏相关是对传统五行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五行源出于古代，而五脏相关提出于现代；五行属于哲学范畴各行业均可引用，而五脏相关仅属于医学理论适合于中医；五行生克有术数推演成分，而五脏相关强调临证实践优位；五行之间的关系机械循环对等，而五脏相关依据病症有主次（层次）之分。因此，五行五脏两者关系在学术发展进程中逐渐发生主客互易，带有哲学性质的五行观念，与中医五脏的对应始终是有限度的。古代哲学五行不能全面合理说明脏腑功能，而中医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观、诊治观随实践不断丰富，最终在五行与五脏这一对关系中，逐渐发生变异以五脏配五行，这就是实践对理论的反作用。因此，五脏相关学说是运用现代语言阐述诠释古代中医五行学说的一种方式，可以认为五脏相关学说是不断发展的传统五行学说的现代版，五脏相关能够更加准确的表达五行五脏的关系，从五行到五脏相关正是适应了现代科学学观念和中医临床实践发展的变革。

《中医基础理论》教材藏象学说与脏腑病机，其理论来源有临床观察、哲理推导、取类比附和易理丹道等不同成分，而五脏相关是建立在临床、实验研究基础上，解决中医理论阐释多源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现代《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内容的细化与补充。邓铁涛教授说：五脏的关系，不是依靠书斋里五行相生相克推导出来的关系，而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系。因此，五脏相关是研究中医五脏系统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并予指导临证实践的理论学说。

关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应用理论两大理论范畴。《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属于中医基础理论范畴，而五脏相关属于中医应用理论的一部分，它介于基础与临床之间横跨了两个层次即理论层次与实践层次，是名老中医对复杂临床现象高度的理论概括及临床诊疗思维的一种模式，研究的对象有其具体性与特殊性，能够发挥其他理论学说难以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学术魅力。

从五行到五脏相关，中医学术的发展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才形成今天丰富多彩的理论学说以及各种实用有效诊疗技能。邓铁涛教授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研究放在世界医学的平台上，五脏相关是一种理论指导而不是框架模式，是中医方法论，是中医宏观主流医学的体现。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具有理、法、方、药齐备的特点。理，理论学说即五脏相关；法，诊治法则（原则），如诊治冠心病可调脾护心，诊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可以补脾胃以益肺，诊治重症肌无力可以强肌健力补脾益损；方药，通过实践发现一个方，继而又发现方中之重点药物。21世纪医学发展面临诸多新的考验，人类疾病谱的改变，生态环境的破坏，老年社会的到来，社会各阶层对医疗保健的不同需求。医学发展需要整体系统关联的理念，而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的提出以及解释与研究，正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它将引领中医理论基础的研究走到学术前沿。

本文内容，源于2005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专项“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主要完成人有邓铁涛、徐志伟、刘小斌、邱仕君、邓中光、郑洪、陈芝喜、陈群、刘凤斌、吴焕林、邹旭、林琳、孙志佳、刘友章、杨志敏、莫传伟等。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研究是严格按照现代科学研究项目要求进行设计并完成的，实验研究内容除本文外，还出版专著《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实验研究》，广东科技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而理论探讨与临证专著《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这两部专著，体现邓铁涛教授除了对中医理论深入探讨及临证实践之外，同时还吸纳了现代科学实验研究的方法与内容，难怪现代西医界有人开玩笑说邓铁涛教授是“开明中医”。“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已于2011年3月4日正式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国科发基［2011］71号）。课题验收专家组意见是：对照原课题任务书研究内容及课题调整方案后的各项考核指标，已经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完成计划任务。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根据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提出了新的理解和进行临床验证，较好地体现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且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层面上注重保持中医理论特色，又吸收了现代思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临床上充分结合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在一系列重大疑难疾病的诊治中形成了有特色的治疗思想，并取得较好疗效。研究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其创新性，一是将传统五行学说发展为“五脏相关学说”，切合临床实际；二是临床验证有突破，对部分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取得进展；三是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整理模式进行了较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