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正式出版和在线发表的原创性研究，根据以下三方面的指标评价其重要性：①文章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②文章是否被学科国际会议列入大会发言；③文章的证据级别（Ⅰ类证据：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有可能改变临床实践；Ⅱ类证据：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或较高影响力的转化医学研究；Ⅲ类证据：提出值得探索和争议的新问题研究）。

通过对所有入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将中国肺癌相关临床研究按照外科、内科和放疗三个领域，进行逐一介绍。重点研究进展及值得关注的研究进展分别见表1和表2。

肺癌根治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价值尚不明确，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牵头开展的ADJUVANT研究（CTONG1104研究）首次就这一科学问题通过前瞻性研究进行了回答。该研究是针对携带EGFR敏感基因突变的Ⅱ～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根治术后进行辅助靶向治疗和辅助化疗的Ⅲ期、随机、对照研究。该项研究结果在2017年ASCO年会上进行了口头报告，并全文发表于《柳叶刀　肿瘤》 ^［1］。此项研究联合国内27家医学中心共同开展，自2011年9月至2014年4月，共筛选483例肺癌手术患者，其中携带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敏感基因突变的222例患者按1∶1比例随机接受标准的4周期顺铂+诺维本辅助化疗，或2年吉非替尼的靶向治疗，中位随访时间为36.5个月。在意向-治疗（intent to treat，ITT）人群中，吉非替尼组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显著长于辅助化疗组（28.7个月vs. 18.0个月），复发风险降低40%（ P=0.0054）。在安全性方面，吉非替尼组最常见的Ⅲ度及以上不良反应主要是转氨酶升高（2%），而辅助化疗组Ⅲ度及以上不良反应包括中性粒细胞缺乏（34%）、白细胞缺乏（16%）和呕吐（9%）等，显示了靶向治疗良好的安全性。在治疗耐受性方面，吉非替尼组中仅有3%的患者因不良反应终止治疗，11%经历药物减量；而在辅助化疗组，两者比例分别为6%和33%。此外，吉非替尼组的患者的生活质量优于辅助化疗组。该研究是国际上第一项完成的NSCLC术后辅助靶向治疗与辅助化疗“头对头”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证实Ⅱ～ⅢA期EGFR突变型NSCLC根治术后给予EGFR-TKI辅助治疗是可行的策略，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虽然EGFR-TKI作为术后辅助治疗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药物选择、用药时间、Ⅱ期/ⅢA期差异以及生存是否获益等，但随着更多类似研究的完成以及总生存数据的成熟，相信EGFR-TKI在术后辅助治疗中的定位和价值会进一步明确。

ⅢA期NSCLC的诊治是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典范，因其人群异质性较大，不同ⅢA期患者的最佳治疗模式成为肺癌领域长期争议的热点和难点。目前国际上对于ⅢA-N2患者推荐新辅助治疗序贯手术的模式。这是基于在无辅助化疗的时代，西方患者直接手术效果差，新辅助治疗较单纯手术提高了生存率。但目前尚缺乏ⅢA-N2患者术前新辅助治疗对比术后辅助治疗疗效的数据，尤其中国人群的数据。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陈海泉教授团队针对此问题开展了一项大样本回顾性研究，结果发表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该研究对668例先手术、再辅助治疗的ⅢA期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人群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时间分别为17.0个月和44.0个月；3年、5年PFS率分别为31.6%和21.0%，3年、5年OS率分别为54.7%和43.0%。肺腺癌亚组5年OS率明显高于肺鳞癌亚组。在肺腺癌中，低度恶性的肺腺癌（腺泡型和乳头型）5年PFS率和OS率与高度恶性肺腺癌（实体型、微乳头型和粘液型）患者并无明显差异。EGFR基因突变型的患者的5年OS率与野生型EGFR患者相似。这些生存数据远远优于西方单纯手术的ⅢA-N2患者的生存数据，与新辅助治疗序贯根治手术的数据相当。虽然这些生存数据的比较是间接的，仍然可以提示先期手术后辅助化疗或放疗是中国ⅢA期NSCLC患者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为未来ⅢA期治疗模式探索提供了新的数据，值得开展前瞻性研究进行可行性验证。

近年来，肺内磨玻璃样结节（grass ground opacity，GGO）的发现率明显提高，引起医患的广泛关注。根据Fleischner放射学会及IASLC的共识，肺内多发GGO一般认为是多原发肺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俊教授团队与北京大学BIOPIC中心白凡教授团队合作，利用二代测序技术从基因突变层面证实即使肺内纯磨玻璃样结节（pGGO）也可以发生转移。本研究于2017年10月份在线发表于英国胸科协会会刊《胸腔》 ^［3］。在这项研究工作中，研究团队通过对来自同一病人肺内的多个GGO病灶分别进行全外显子测序，绘制了肺内GGO的突变频谱，同时探究了不同GGO病灶之间的演化关系。该研究发现，多发GGO患者中，同时存在多原发肺癌和肺内转移的情况，而且原发灶和转移灶均为GGO病变。该项研究的发现挑战了GGO不会发生转移和转移灶不会呈GGO形态的共识，对肺内多发GGO的性质判别和临床处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肺小结节检出率的增加，肺小结节术中定位成为困扰胸外科医师的新难题，各式定位方法也层出不穷，各擅胜场。上海肺科医院陈昶教授团队研发的3D打印辅助小结节定位技术，利用Bio3D软件对患者胸部CT数据进行胸腔三维重建，并标注小结节及相关解剖标志、设计定位模型，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立体胸廓模型。16例患者18个肺部小结节全部定位成功。研究成果发表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4］。该项技术有可能成为未来肺内小结节精准定位重要辅助工具。

近年来临床上多原发肺癌的诊断比例逐渐增高，但目前的多原发肺癌的诊断标准多还基于40年前发表的Martini诊断标准或10年前ACCP修订的标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团队回顾了96例根据目前的临床和病理标准诊断为多原发肺癌的患者，从临床和遗传学特点两个方面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多原发肺癌进行了比较。该研究将患者根据实性成分比例分为3组，分析了生存及部分患者的各病灶的多基因检测结果。发现多原发肺癌各病灶驱动基因不一致性且手术切除的预后较好，表明多基因检测可以为鉴别原发和肺内转移提供帮助。本研究发表于美国心胸血管外科学会会刊《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5］，并配发了两篇评论。来自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胸外科Berkel教授认为，该研究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综合了影像、临床和遗传信息的分析方法，为多原发的诊断提供的新的支持。来自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Antonoff教授认为，研究结果与临床实践高度相关，解答了多灶肺癌的核心问题，并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此外，在肺癌的微创外科方面，国内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外科学年鉴》接收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团队的机器人手术对比胸腔镜手术的荟萃分析 ^［6］，以及《胸心血管外科杂志》发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团队关于进展期肺癌胸腔镜手术与开胸手术的匹配对比研究 ^［7］。

既往二代EGFR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阿法替尼在与一代EGFR-TKI对比时并未显示出生存上的显著优势。2017年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牵头开展了一项新型二代EGFR抑制剂Dacomitinib对比吉非替尼一线治疗EGFR敏感突变患者的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开放Ⅲ期临床研究（ARCHER1050） ^［8］。该研究旨在评估Dacomitinib对比吉非替尼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主要研究结果发表在《柳叶刀　肿瘤》。该研究共入组452例患者，按1∶1随机分配给予Dacomitinib（227例）或吉非替尼（225例）治疗，根据IRC的评估，Dacomitinib组和吉非替尼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4.7个月和9.2个月（HR 0.59，95%CI 0.47～0.74， P<0.0001），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ITT人群中，Dacomitinib组和吉非替尼组的ORR分别为75%和70%，中位疗效持续时间分别位15.9个月和9.2个月（HR 0.55，95%CI 0.42～0.71， P<0.0001）。对于获得客观缓解的患者，Dacomitinib组的缓解持续时间显著长于吉非替尼组（HR=0.40，95%CI 0.31～0.53， P<0.0001）。至最后随访日期，患者的总生存数据尚未成熟，仅167例患者死亡，Dacomitinib组和吉非替尼组分别为76例（33%）和91例（40%）。安全性分析数据显示：两组患者发生任意级别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的患者分别为226例（>99%）和220例（98%）。Dacomitinib组最常见的AE为腹泻、甲沟炎、痤疮和口腔炎，吉非替尼组最常见的AE为腹泻、AST升高、ALT升高。两组主要的3～4度AE发生率对比：痤疮（14% vs. 0%）、腹泻（8% vs. 1%）、AST升高（1% vs. 8%）；两组患者任意原因的4度AE发生率相当，均为2%。治疗相关的严重AE（Serious AE，SAE）发生率，Dacomitinib组为9%，吉非替尼组为4%。Dacomitinib组的接受剂量调整的患者比例为66%；而吉非替尼组仅为8%。ARCHER1050这一研究的结果支持Dacomitinib用于EGFR突变的晚期NSCLC一线治疗，为这类患者提供了一线的治疗选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Dacomitinib达克替尼在安全性上的劣势将极大的限制其在一线治疗中的应用。此外，该研究排除了CNS转移患者的入组，因此Dacomitinib对CNS转移的疗效尚不明确，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

T790M突变是EGFR-TKI耐药后的主要继发耐药机制，约占50%～60%，奥希替尼是克服这一耐药的有效药物。由香港中文大学莫树锦教授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牵头开展的AURA3是一项开放、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在经EGFR-TKI治疗进展后的EGFR T790M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中，对比了接受奥希替尼与铂类联合培美曲塞双药化疗方案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共纳入419例一线EGFR-TKI治疗失败并且经Cobas检测确认为T790M突变阳性的患者，按2∶1的比例随机分配至接受奥希替尼或铂类联合培美曲塞化疗，主要研究终点为研究者评估的PFS。结果显示，与双药化疗方案相比，奥希替尼能够显著提高客观缓解率（ORR）（71%vs.31%， P<0.001）和改善PFS（10.1个月vs. 4.4个月，HR 0.30， P<0.001）。奥希替尼对CNS转移也有较好的控制，较化疗组进展风险下降68%，PFS延长4.3个月（8.5个月vs.4.2个月，HR 0.32）。安全性数据方面，≥3级的治疗相关性不良事件（AE）的发生率在奥希替尼组为6%（n=16）、双药化疗组为34%（n=46）。AURA3研究的结果建立了EGFR-TKI失败后T790M突变患者的治疗标准，研究结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9］。基于该研究的结果，2017年3月22日中国CFDA批准奥希替尼用于既往经EGFRTKI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并且经检测确认存在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成人患者的治疗。

对于EGFR突变的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脑转移患者，一代（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等）或二代（阿法替尼）EGFR-TKI均具有一定的疗效，但缺乏与传统脑转移放疗“头对头”对比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牵头国内17家中心开展的BRAIN研究（CTONG1201）是一项多中心、开放、平行、随机、对照研究。针对EGFR敏感突变、并至少有三个脑转移病灶的NSCLC患者按1∶1随机分配接受一线埃克替尼或全脑放疗（30 Gy/10Fx）±全身化疗，主要研究终点为ITT人群的颅内PFS。与全脑放疗±化疗相比，埃克替尼显著改善了合并脑转移的EGFR基因敏感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的颅内PFS（10.0月vs. 4.8月，HR 0.56， P=0.014）和颅内ORR（65% vs. 37%，P=0.001）。该项研究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全文发表于《柳叶刀　呼吸病学》 ^［10］。虽然该研究的设计存在一些争议和缺陷，例如选择全脑放疗作为对照对照组化疗不作为强制方案且脱落率偏高、未设立EGFR-TKI联合脑放疗组等，但BRAIN研究是国际上首个证实EGFR-TKI可作为EGFR敏感突变型脑转移一线治疗方案的前瞻性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引起业内对EGFR突变脑转移治疗的关注。

二代ALK抑制剂艾乐替尼可用于治疗克唑替尼耐药的ALK融合基因阳性的晚期NSCLC，但作为一线方案是否优于克唑替尼尚不明确。由香港中文大学莫树锦教授牵头的一项Ⅲ期开放、随机、对照临床研究（ALEX研究），比较了艾乐替尼与克唑替尼一线治疗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11］。该研究纳入303例晚期NSCLC患者，按1∶1随机分配接受艾乐替尼或克唑替尼治疗，主要研究终点是研究者评估的PFS，次要终点包括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PFS、中枢神经系统进展时间、客观反应率和总生存等。经过中位17.6个月（克唑替尼）和18.6个月（艾乐替尼）的随访期，艾乐替尼组由研究者评估的中位PFS尚未达到（95% CI 17.7个月-未达到），克唑替尼组为11.1个月（95% CI 9.1-13.1个月），疾病进展风险降低53%（HR 0.47，95% CI 0.34-0.65， P<0.0001）。研究的次要终点之一，即由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中位PFS得到了与主要终点一致的结果，艾乐替尼组为25.7个月（95%CI：19.9-未达到），而克唑替尼组为10.4个月（95%CI 7.7～14.6个月）（HR=0.50，95% CI 0.36～0.70， P<0.0001）。值得关注的是，艾乐替尼可将中枢神经系统（CNS）的疾病进展风险降低84%（HR=0.16，95%CI 0.10～0.28， P<0.0001）。无论是否存在基线CNS转移，艾乐替尼治疗组的12个月累计CNS进展率仅为9.4%（95%CI 5.4%～14.7%），而对照组为41.4%（95%CI 33.2%～49.4%）。艾乐替尼的安全性数据与既往研究一致，3至5级不良事件较克唑替尼更少（41% vs. 50%）。总体而言，艾乐替尼无论从PFS、ORR抑或安全性方面均优于克唑替尼，可以作为ALK阳性晚期NSCLC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从ALEX研究的数据看，艾乐替尼一线优于克唑替尼，但在全程化治疗管理的时代，对于ALK阳性的晚期NSCLC的最佳治疗策略尚不明确，一线即选择艾乐替尼，还是克唑替尼序贯艾乐替尼，孰优孰劣尚存争议，这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近年来肺癌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极大地改变了肺癌治疗策略，但经典的化疗仍然是肺癌综合治疗中不可或缺的手段。S-1在消化系统肿瘤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在肺癌中仍处于探索阶段。香港中文大学莫树锦教授牵头的多中心Ⅲ期研究，比较了S-1和多西他赛作为二线或三线治疗晚期N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全文发表于《肿瘤学年鉴》 ^［12］。研究共入组1154例患者，1∶1随机分配至S-1组和多西他赛组。研究结果显示，S-1组和多西他赛组在OS（主要研究终点）、PFS（次要研究终点）均无显著差异，中位OS分别为12.75个月和12.52个月（HR 0.945，95% CI 0.833～1.073， P=0.3818）。两组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8.3%和9.9%。EORTC QLQ-C30生活质量评价显示S-1组有显著改善。该项前瞻性研究证实S-1作为二线或三线化疗不劣于多西他赛，可用于经治晚期NSCLC的治疗。该项研究为乏善可陈的二线及以上化疗方案增加了新的治疗选择和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随着越来越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上市和研究数据的发表，免疫治疗已成为一种泛癌肿的治疗手段，在晚期NSCLC一线、二线治疗均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目前PD-1/PD-L1单抗药物在我国未获得CFDA批准，因此2017年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基础/转化性研究和临床标志物方面的探索，尚缺乏有影响力的可以改变临床诊疗决策的研究结果发表。

放疗是肺癌根治性和姑息性治疗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各种有效系统性治疗手段的不断涌现，放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温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国内多家放疗中心在这方面做了相关工作，所得成果在2017年得以全文发表，总结入围的三篇代表性文章 ^{［13，14，15］}。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locally advanced-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LA-NSCLC）的标准治疗策略是同步放化疗，与序贯化疗放疗相比，可显著延长患者的PFS和OS ^［16］，然而与放疗联用的最佳化疗方案国际上一直未有定论。目前同步放化疗中最为常用的两种方案是依托泊苷联合顺铂（EP）方案和卡铂联合紫杉醇的（PC）每周方案。前者应用早，欧洲较为常用，可全量与放疗联用，相对方便和经济，而后者在美国使用更为普遍。鉴于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绿化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旨在比较在ⅢA-NSCLC同步化放疗中前述两方案的疗效。2007年至2011年，共计200例患者进入随机，其中191例符合入组条件并完成相应治疗（EP组95例，PC组96例），中位随访时间73个月。EP组的3年OS率明显高于PC组（41.1% vs. 26.0%， P=0.024）；EP组中位OS为23.3个月，比PC组延长2.6个月（HR 0.76，95%CI 0.55～1.05， P=0.095）。毒副作用方面，2级及以上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在PC组明显高于EP组（33.3% vs. 18.9%， P=0.036），而EP组3级及以上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更高（20.0% vs. 6.3%， P=0.009）。基于以上结果，该研究推荐EP方案是同步放化疗的首选化疗方案，研究结果发表于《肿瘤学年鉴》 ^［13］。该项研究不仅为同步放化疗的化疗方案选择提供了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所推荐的EP方案由于价格低廉，也可大大降低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

脑转移是小细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SCLC）患者主要的复发模式，多项临床研究证实在有临床获益的广泛期和局限期SCLC患者中预防性脑放疗（prophylactic cranial irradiation，PCI）是标准治疗 ^{［17～22］}。部分早期SCLC患者，尤其是Ⅰ期患者根治性手术治疗是有生存获益的。而对根治性手术后SCLC患者PCI是基于未行手术患者的临床研究，缺乏针对根治性手术后患者行PCI的数据。上海胸科医院的韩宝惠教授团队针对该临床问题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发表于《胸部肿瘤学杂志》 ^［14］。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06年1月至2014年1月在上海胸科医院接受了根治性手术的349例SCLC病例。其中有115例患者接受了PCI治疗，234例未接受PCI治疗。结果显示，在病理Ⅱ期（HR 0.54， P=0.047）和病理Ⅲ期（HR 0.54， P=0.009）患者接受PCI治疗较未接受PCI治疗的患者显著延长OS。对于病理Ⅲ期患者，未行PCI组颅脑复发转移风险明显高于PCI治疗组（ P=0.018）。而对于病理Ⅰ期患者，两组间的OS和脑复发转移的发生率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因此，该研究支持在术后Ⅱ/Ⅲ期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全脑预防放疗，但不支持在Ⅰ期患者中进行预防照射。该项研究的性质虽为回顾性，但对SCLC术后是否行PCI给出了相对明确的结论，为开展前瞻性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前期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