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青蒿素被推广后，由于复合青蒿素比氯喹贵10～20倍，许多贫穷国家无法负担得起。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球基金也因此继续分发氯喹，1999～2004年之间，95%得疟疾的非洲儿童得到的是氯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起到退烧的作用。这种情况直到2004年才开始改变。

可是复合青蒿素的应用还是很不理想，国际组织给非洲国家购买复合青蒿素的专款只有不到一半用在购买药品上，其余被非洲各国政府挪为他用。而市场上的青蒿素大多是没有经过标准化生产的药品，甚至有很多假药。在亚洲，假药起码占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病人服药大多没有服满一疗程，给了疟原虫变异的机会。

就在国际组织终于花大钱为贫穷国家购买复合青蒿素的同一年，在实验动物身上已经发现疟原虫出现针对青蒿素的基因变异。到2007年，复合青蒿素已经对30%的疟疾病例无效。在柬埔寨进行严格的大规模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试验中，虽然非常有效，但始终不能彻底消灭疟原虫，总有极少数疟原虫顽强地存在着。各种迹象表明，和其他抗疟疾药一样，耐青蒿素的疟原虫已经出现了，复合青蒿素疗法很可能已经是又一个过去时了，在抗疟史上的地位无法和奎宁相比，只能和氯喹等同。

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遇的机会失去了，就只好等下一个机会。在下一个新的抗疟疾药物出现之前，疟疾的流行会猖獗到什么程度？

每年全球的疟疾病例在3亿～5亿例之间，死亡人数在100万～200万之间，主要是非洲的儿童。在这个地球上，每100个人每年至少有5个人得疟疾，无论在感染人数和还是在人口比例上，毫无疑问，疟疾是排名第一的传染病。

人类和疟疾的战争，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2015年，中国科学界有一场骚动，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分享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这个诺贝尔奖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两个第一，是中国科学家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也是中国本土科学研究成果所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荣誉，中国自主的科学研究终于获得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认证。这个诺贝尔奖对于世界来说，则是疟疾再一次唱了主角。

自1902年第二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罗纳德·罗斯之后，这已经是诺奖第四次授予和疟疾相关的研究，每一次都创造了第一。

1902年罗斯以“在疟疾研究上的工作，显示了疟疾如何进入生物体，因此为成功地研究这一疾病及对抗的方法奠定了基础”获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人。

1907年阿方索·拉韦郎以发现疟原虫获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法国人。

1927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以表彰他发明治疗麻痹性痴呆的疟疾接种法，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精神病学家。

屠呦呦以青蒿素获奖，不仅对于中国来说创下多项第一，也是诺奖第一次给予治疗疟疾的药物。从诺奖设立之初，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从发现疟疾的传播途径到发明治疗疟疾的药物，说明疟疾和一百年前一样，依然是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威胁。

在我们为中国人终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而欢呼雀跃的时候，要清醒地意识到，青蒿素的成就也许是无法复制的。关于青蒿素的发现权一直有争议，不仅在中医研究院和云南等地之间，也在中药研究所内部，因为屠呦呦只是研究组组长，当年研究组获得的是集体奖，青蒿素在国际杂志上第一篇文章也不是中医研究院发的。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青蒿素是在越战时间所进行的一项战时项目，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中国将来还会获得更多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但是需要做更多的努力，需要更大的运气，更需要更多的科学的基础。

青蒿素获奖并不表明疟疾已经得到控制，在控制疟疾之路上我们还要走很远很远。

从成就本身来说，青蒿素因为没有及时大规模应用和耐药疟原虫的出现而没有原先那么神奇了。2008年获得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的日本人远藤章从青霉菌产物中发现了降胆固醇的Statin类药物，全球几千万人每天服用，其疗效不仅不存在疑问，而且还大有魔药之趋势。远藤章的发现没有争议，他和屠呦呦同岁，如果诺奖破天荒给予药物的话，远藤章的希望要比屠呦呦大多了。

青蒿素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发现下一个奎宁或青蒿素的时刻了，人类战胜了天花，但败于疟疾。

败而不馁，再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