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灸法的起源与发展
灸法属于温热疗法，与火的关系密切。火的历史在我国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或80万年前的“蓝田人”时代，乃至更远。我们的祖先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也极差，因此平均寿命极低，这就迫切地需要人们运用各种治疗方法来与疾病进行斗争。据考古学研究，早在大约5万年前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用火来取暖、熟食，尤其是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
火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对火的认识、控制和驾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火在治疗疾病方面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火的发现和利用不仅让人类可以吃到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而且使人类摄取更多的营养，促进身体和脑的发育，给人类带来了温暖，消除寒冷解除疲劳。
人们还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砂土熨烫腹部或关节，腹痛或者关节痛的症状会减轻，这就是后来的热熨等外治疗法的开端。在使用火的时候不小心烧伤了身体的某一部分，有时竟使病痛得到减轻或完全消失。古人在煨火取暖时，由于偶然被火灼伤而解除了某种病痛，从而得到了烧灼可以治病的启示。经过不断的总结，人们发现用火烧灼局部皮肤，可以治疗牙痛、胃痛等疾病，这是灸法的雏形，也是灸法的起源。火的发现和使用，对人类的生活和繁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同时也为灸法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灸法随着火的应用而萌芽，并在其应用实践中不断发展。
“灸”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灼”，是灼体疗病之意。最早可能采用树枝、柴草、兽皮取火熏、熨、灼、烫以消除病痛，以后才逐渐选用“艾”为主要灸料。艾，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野生植物，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到处生长，因其气味芳香，性温易燃，且火力缓和，于是便取代一般的树枝燃料，而成为灸法的最好材料。《本草纲目》载艾叶能“灸百病”。《本草从新》曰：“艾叶苦辛，生温，熟热，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元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以之灸火，能透诸经而除百病。”
“灸”字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早有提及，如《庄子·盗跖》有：“丘所谓无病自灸也”。据《左传》记载，晋景公病，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攻”指艾灸，“达”指针刺。《孟子·离娄上》也曾记载：“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显然也是指的艾灸。从中可以推断在春秋战国时代，灸法是颇为盛行的。
在医学专著中，灸法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并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民的生活习惯、条件和发病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看出灸法是北方发明的。《灵枢·官能》中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灸疗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灸疗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灵枢·背腧》论述了灸法的补泻：“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还提出了艾灸之禁忌证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黄帝内经》奠定了灸法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一书为汉代医圣张仲景所撰，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尽管针灸条文不多，但其中《伤寒论》载灸疗7条，《金匮要略》2条，重复出现2条，实为7条，并且在针灸应用上提出了阳证宜针、阴证宜灸的观点。张仲景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仲景对灸的禁忌证有了很大发挥，专篇论述灸法禁忌。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误治的条文有21条，其中17条属于三阳篇，误治的原因均与热证用灸有关。在《伤寒论》116条中指出：“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指出阴虚之人筋骨失于濡养，若用灸法，加重阴虚使病情恶化，故应该慎用。张仲景具体指出灸疗禁忌范围包括太阳表证、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翕所撰写的《曹氏灸方》是灸疗专著，共有7卷，惜已佚。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最迟是在唐代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依照刊本抄录的，原刻印本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
《针灸甲乙经》为魏晋时期著名的针灸学家皇甫谧撰成，化脓灸便最早见于本书，即“欲令灸发者，炙履褊熨之，三日即发”。到了宋代、清代，发泡灸（发疱灸）更是得到了发展。医家李守贤、王执中、窦材以及元代的徐凤、龚廷贤等也提出了很多发灸疮的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关于灸的壮数，《针灸甲乙经》一般为每穴每次3～4壮，其中头部、颈部、肩、背等处多为3壮；胸、腹、腋多为5壮；最少的是井穴，灸1壮；最多的是大椎灸9壮；个别如环跳灸至50壮。在该书中对灸法的禁忌也予以论述，其中误灸穴位引起不良后果的有29个穴位，也有用化脓灸感染引起不良后果的。
晋代医家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所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4条为灸方，从而使灸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急证用灸、灸以补阳，同时对灸材进行了改革，并最早使用隔物灸，为灸疗的多样化开辟了新途径。其妻鲍姑，亦擅长用灸，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女灸疗家。
唐代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已失佚，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黄帝明堂灸经》三卷、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以及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法经验。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法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入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着人也”。此外，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法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症等，均用灸法取效。
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中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在使用灸法时，他认为：“风热之证，每次用灸，不得超过百壮，而且宜从少至多……寒湿之证，每次用灸不超过千壮，而且宜从多至少……”指出“腹中者，水谷之所盛，风寒之所结，灸之务欲多也。脊者身之梁……背又重浓，灸之宜多，经脉出入往来之处，故灸能引火气。”
宋代许叔微在著作《普济本事方》《伤寒百证歌》等书中强调了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观点，并且广泛应用于临床。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法、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做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睡，不知痛”。
在唐宋时期，随着灸法的专门化，出现了以施行灸法为业的灸师。如唐代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昌黎先生集·卷七》），生动地描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宋代张杲《医说》中，也曾有灸师之称。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鉴于当时盛行灸法，非医者对灸法也加以应用。《南史·齐本记》载，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因治有效验，迅速推广，一时间都中大为盛行，被称为圣火，甚至诏禁不止。《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也提到：“吴蜀多行灸法”，表明此法在民间已颇为普及。另外，宋“太宗病亟，帝（指宋太祖）往视之，亲为灼艾”。
金元时期，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和针法应用的日益推广，灸法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在灸法的巩固和完善方面，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明确指出“骨热……灸百会、大椎”等，并总结了引热外出、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疗。罗天益则主张用灸疗温补中焦，多取气海、中脘、足三里3穴施灸，认为可“生发元气”“滋荣百脉”等。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如“一妇人久积怒，病痫，目上视，扬手掷足，筋牵，喉声流涎，定时昏昧，腹胀痛冲心，头至胸大汗，痫与痛间作……乘痛时灸大敦、行间、中脘……又灸太冲、然谷、巨阙及大指甲内间，又灸鬼哭穴，余证调理而妥”。
明清时期医家通过大量医疗实践不断改进灸疗技术，艾卷药条灸出现，最早记载于明初朱权之《寿域神方·卷三》，其云：“用纸实卷艾，以纸隔之点穴，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待腹内觉热，汗出即差”。这时的艾条灸还是属于实按灸，即艾条隔纸按压于穴位，隔纸仍为减少患者的痛楚，以后又改为悬灸法，即离开皮肤一定距离灸烤。最早艾卷不加入药末，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中才在艾绒中加入麝香等药末，并命名为“雷火神针”或“雷火针法”。到了清代，李学川、陈修园等人又在艾绒中加入了不同的药物，并改名为“太乙神针”“太乙针”，记述此法的专著有《雷火针法》《太乙神针心法》《太乙神针附方》《太乙神针方》等，并在临床上也广泛应用，尤其在清代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代常用的艾卷灸法和药条灸法均由此发展而来。
明清时期开始注重使用灸疗器械，为后世灸疗器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用灸器施灸虽可追溯到晋唐，但或采用代用物而非专用灸器，或结构十分简单，如苇管等。至明清，逐步出现了专门制作的灸器。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中以铜钱为灸器，即将铜钱置于艾炷之下以施灸。明代龚信的《古今医鉴》及其子龚廷贤的《万病回春》中均有记载。《万病回春》灸癖根法云：“穴在小儿背脊中……每一次，用铜钱三文压在穴上，用艾炷安孔中，各灸七壮”。又出现了泥钱作灸器，即将泥钱或棋子垫于艾炷之下以施灸，如清代李守先《针灸易学》论述灸法操作云：“用泥钱五个，俱内空三分，周流换之。上着艾如楝子大，灸急疼方去肉，有汗起泡为妙。或棋子中取眼，亦可”。高文晋在《外科图说》中又做了进一步改进，使用了灸板、灸罩。灸板是在一块长板中穿几个圆孔，用以施灸。灸罩则是圆锥形罩子，上留一孔，罩在艾炷上施灸。泥钱、灸板及灸罩的出现，标志着灸器已从代用品向专用器方向前进了一步。此后又有面碗灸、银盏灸等，使灸疗更安全、简便，受到了患者的喜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后世温灸器等灸疗仪器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两代以清代专著较丰，著有《采艾编》《太乙神针心法》《采艾编翼》《太乙神针附方》《太乙离火感应神针》《太乙神针》《仙传神针》《神灸经纶》《太乙神针集解》《传悟灵济录》《卷怀灸镜》《灸法秘传》《灸法心传》《太乙神针十六部》《灸法集验》《经验灸法独本》《延寿针治病穴道图》等21种。特别是清代，更可以认为是对我国灸疗法的总结时期。灸疗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清咸丰时期医家吴亦鼎所撰的《神灸经纶》一书。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灸疗亦与地并重，而其要在审穴，审得其穴，立可起死回生”，说明灸疗之重要。《神灸经纶》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灸疗的理论和实践，并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疗专著。另清代廖润鸿《针灸集成》也收载了大量灸疗的历代文献，予以分类编排，如制艾法一节，就选录了《医学入门》《医方类聚》《局方》等多种前人著作的论述，对“发灸疮法”“疗灸疮法”“调养法”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清末后期统治者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至清末（1822年）道光皇帝废止宫廷针灸后，导致了针灸学的衰落。灸法因其简便、效果好而在民间广泛应用。赵学敏所撰的《串雅外编》一书中，介绍了一些民间常用的灸法，如鸡子灸等也是对灸法技术的补充。
据考证，公元514年，我国针灸学首先传到朝鲜；公元550年，由朝鲜传入日本。在古代，日本民间应用灸法预防保健、延年益寿一直是作为一年中的一件大事。一般人中，普遍施行养生灸，并流行“勿与不灸足三里之人行旅”，“风门之穴人人灸”等谚语。在日本，无论男女，一生中都必须灸治4次——十七八岁时灸风门，据说是预防感冒，古代日本人认为感冒是万病之首；二十四五岁，灸三阴交，意在增强生育能力；三四十岁，则灸足三里，认为可以促进脾胃功能、预防疾病、增加寿命；到了老年，为了防止视力衰退，除了足三里外还兼灸曲池，目的在于使眼睛明亮，牙齿坚固。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灸疗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灸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仅对灸疗临床疗效观察、古医籍整理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且逐渐转移到向灸法灸理现代化研究、灸疗器具创新上来。21世纪灸法研究在灸料、灸的作用机制、灸的适应证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灸材的改良研究方面，传统的灸疗以艾绒作为施灸热源，有温热刺激和药理功效，但在燃艾过程中排放烟尘、污染空气，存在一定的弊端，是当前阻碍其推广和应用的主要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经加工提炼而成的微烟艾条。将艾加工提炼有效成分为油剂，或直接涂敷治病，或再施用物理热源加温，这些方法的出现具有时代先进性，但也只是从某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艾灸法，与传统的艾灸法相比较虽然操作便捷，其疗效却不如传统的艾灸法。
在灸疗仪器的研制方面，传统艾灸的应用不是很方便，所以已经有许多研究人员开展新型灸疗仪器的研制，取得了不少进展，如WT电热艾灸仪、激光仪、多功能艾条器、红外艾条治疗仪、万象定位自动推进式艾条器等仪器开发，并均已在临床应用，取得了一定的疗效。这些仪器具有携带方便、易于操作等特点，但在临床疗效上，尚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灸疗，而且开发的成本相对较高，在临床上尚难以推广。
在灸法的临床研究方面，灸疗在临床适用范围极广，内、外、妇、儿各科，男女老少，实证虚证，均可应用。研究人员从临床上对灸法的适用病种进行规范化研究，筛选灸法的优势病症和有效病症，规范灸法的临床应用；对于临床上经常使用且行之有效的灸法，进行了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盲法研究。
在灸法的作用机制方面，研究者们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认为灸法可能是通过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作用而发挥效应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均参与灸疗对机体的调节过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灸法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的优势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灸法也将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