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彭静山教授（1909—2003），祖籍山东省济南府历程县城北五里大槐树彭庄，生于辽宁省开原市。15岁学医，师从东北名中医马二琴先生等四位老师，22岁杏林悬壶，临证近70余年，精通内、外、妇、儿、针灸，提倡针药并用。耄耋之年创立眼针疗法，被公认为中医界一代宗师。

1951年任中国医科大学讲师，组织针灸研究委员会，开设针灸室，这是西医院开展针灸最早的。1952年全国大力推广针灸，先后编著了《简易针灸疗法》、《普及针灸手册》，为开展针灸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历任辽宁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和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副院长等职。1986年被聘为北京中医学院名誉教授，1987年应邀参加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1989年被聘为中国针灸专家讲师团顾问。1990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名中医，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彭老一生出版著作16本，在国内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静思庐随笔”100余篇，为后人留下300余万字的宝贵资料。他多次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任民革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76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满足了多年心愿。

彭老妙手扶桑梓，高医攀新峰；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薪尽火传，桃李满园，被公认为中医界一代宗师。

1909年彭静山教授生于辽宁省开原市内。1918年入开原第二小学，1922年入开原师范附属高小，1924年入兴仁医学社。那时候全东北没有一所公、私立中医学校。学习中医只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家传，彭老的先人并没有做医生的，这当然是谈不到了；二是自学，古语说：“秀才学医，罩里捉鸡”。然而，当时彭老还是不到十六周岁的孩子，文言文都看不懂，哪里比得上秀才？这条道也不通；三是师承，就是拜老师，从头学起。彭老只好走这个途径。

刘景川先生，开原老城人，是不第秀才。当时，辽宁省开原县还是个荒僻小县，进士、举人甚少，实属凤毛麟角，秀才也不多，因此不第秀才也算名流。刘老先生满腹经纶，能作诗，善制灯谜，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但文章憎命，屡试不第，只好设馆教学。

刘老先生的父亲、哥哥都是医生。老先生也研究医学，创办“兴仁医学社”，只占一间房子，南北大炕，共有二十四名学生。北炕十二名读四书五经，南炕十二名读医书。这边讲书，那边写字，彼此互不干扰，每年学费二十五枚银圆。

彭老是孤儿，十五岁时，先父彭泽霖故去，家贫穷，由叔父彭鹤田东凑西拼代交学费。一切都按照私塾的方法，讲书，念书，背书，写字，五更上学，半夜放学，除按时回家吃饭以外，没有运动时间。所安排的课程从《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叫做“四小经典”）开始，加上《四百味药性歌括》，刘先生自己编的《本草汇编》七言歌（即把《本草备要》编成歌诀，如“甘温固表生黄芪，灸温三焦壮胃脾”等等）。倒也合辙押韵，易读好记。而后再学《内经》、《伤寒》、《金匮》、《本草经》所谓“四大经典”，还有《医宗金鉴》的几种《心法》、《中西汇通选读》等，两年来就读了这些医书。刘先生善写医学论文，教给学生怎样写论文，五、六百字一篇的文言文，每周写一篇。理法方药，无所不备。

读医书的第二年，开原考试中医，彼时没有卫生局，由公安局卫生科办理。彭老他们一共有六名同学去应考，只凭念会了上述有限的医书，加上会写医学论文这点本领，竟敢于一试。考试结果，他们六名同学的名字，金榜高悬。但是榜后出了一道布告，上写着他们六个人的名字，说：“查某某六人，试卷虽佳，而年龄过轻，行医未免误人，暂不发给行医执照。该生等努力为之，前途无量！”他们本来是在老师鼓舞下，身入考场，见见世面，体验一下考试的情况，自知不具备当医生的本领。但是，眼看着别人领到“行医执照”，笑容满面，他们既羡且妒，怅惘地回去向老师汇报。老师哈哈大笑，异常高兴。老师的心理是，六名学生全部高中，而且名列前茅，医社的名誉，从此身价十倍，明年的新生将要成倍增加。

然而，实际结果，适得其反。原因是这样：有一天他们的师娘抱着有病的孙女，请老师看病，同学们停下读书，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怎样看病。老师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师娘急了，问：“她到底是什么病？”老师也急了，紧张而又难为情地说：“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病？”

这时全体同学们愣了，互相用眼睛示意，原来老师不会看病！彭老想，我们念医书是为了将来当医生。老师不会看病，不论他讲得怎么好，文章作得怎么高，将来和他一样，也只能去教医经。所以，第三年彭老便退学了。

彭老又投到第二位老师刘景贤先生处，他也是开原老城人，他当时只有26岁。自己开设诊所，字号是“瑞霖医社”。东北的医生都备有药材，诊费药费混合在一起，没有单收诊费开方的习惯。刘先生很有名望，每天求诊者络绎不绝。他看病时口若悬河，高谈阔论，至于病情，只是简单地说几句，给病人丸散药多，开方很少。

于是彭老又产生了疑问：第一位老师，每天讲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结果不会看病；第二位老师，病人很多，但不谈医理，病人还很满意，据说吃药有效。那么，会讲的不会看病，会看病的不会讲，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究竟理论和临床怎样联系，还是莫名其妙。

这时候，开原城来了一位针灸专业医生唐云阁先生。他专用针灸治病，偶然也用一些药，但以针灸为主（东北针灸专业医生，解放前十余年才有，而且很少），病人很多，兼收徒弟。彭老和刘景贤先生都拜唐先生为老师。刘先生在中医方面，是彭老的老师，在针灸方面是彭老的同学。

唐先生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因为病人很多，每天只教两小时。首先教给学生调息吐纳，每人都盘腿坐在炕上，眼睛半闭，叫做“垂帘”，看样子像老和尚打坐似的。以后就是练臂运掌，练气运指。这一套要每天早晚自己练习，不许间断。接着就是挂线循经，学习经络走行。唐先生讲经络的方法也很特殊。讲到哪一经，选一名同学，脱了衣服，把这一经的体表全都裸露出来，用织毛衣的毛线一条，以水浸泡，取出来放在经络循行线上，非常醒目，形象教学，讲得很生动。第三步就是点穴。唐先生说：“点穴要口传心授，每个穴都有特殊的取穴方法，你们不可轻易外传。”到了这一阶段就分班上课，分班的标准，不以学习成绩优劣，而按交学费多少而分。彭老没有钱，和朋友借了五元钱，遂被分在丙班，总共只教了七十个穴。最后一阶段又合在一起，讲配穴、手法，并让看病人，学习扎针。唐先生说：“穴位是主要的，很少真传。”如果续交学费，还可以升级补课。彭老心里着急，但也无可奈何。

开原别无名医，彭老叔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托人把彭老送到沈阳去学医。

第一天去拜师，令彭老非常惊异。老师的诊所设在他寓所的外院。一进大门，古树参天，花木葱茏，满地繁花似锦；藤萝架、金鱼缸、浮水莲，点缀得幽雅清静；房后叠石为山，山旁一片平地，绿草如茵。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舞剑的场所。室内都是高级设备，沙发地毯，图书满架，古玩罗列，名人书画不少。拜见老师的时候，见老师不到四十岁，温文尔雅，举止大方。身穿串绸大衫，胸侧纽绊上悬挂半个黑大钱，当时很奇怪，以后听同学说，这是“王莽钱”，属于珍贵古玩，可值十几元大洋。彭老听了目瞪口呆，舌翘不能下。

幸运得很，这第四位老师是鼎鼎大名的马二琴先生。马老为沈阳名士、学问渊博，往来皆当时名流。马老工诗、善书，尤爱古玩。行医之暇，品茶吟诗，舞剑弹琴。他有七弦古琴一张，每当诊余，铜炉焚以檀香，窗明几净，静坐弹“平沙落雁”等古曲，悠然自得。对大鼓书素有研究，深通声韵训诂，名演员如奉派大鼓刘向霞、京韵大鼓张小轩等均受其教益，得以字正腔圆，蜚声艺坛。

马老原名英麟，字浴书，沈阳市人。因藏有一架古琴，以后又得了一架据说经过古董家鉴定系明朝严嵩之子严世蕃故物的古琴，珍爱倍至，遂自号“二琴”。

马老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东北的全体中医。在伪满时期，日本人主张废除中医。有人说中医能治病，日本人要求实际考验一下，在全东北调查名中医，只有马老声望最高，派人请马老到长春（伪满叫新京）。马老不去，日本人用势力逼去，安置在粹华医院。该院是长春最大的医院，分为十科。每科设医长一人，都是日本人，且都是医学博士。另设中医科，任马老为医长，这是摆擂台比武的形势。

过了两个多月，一名患者经外科医长确诊，为化脓性腹膜炎，决定开刀，吉凶不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金银花一百二十克，龙胆草十五克，佐以公英、地丁、连翘、乳香、没药、黄柏，一付痛减，二付痛止，三付痊愈。日本医长检查确属治愈，非常惊异。以后由伪民生部保健司决议保留中医，改为汉医，并改称中药为汉药。

彭老从马老先生学习二年，除了讲解过去读过而不理解的医经字句以外，又补读了《温病条辨》。马老为人谨虚诚朴，为“海内三张”之一的张寿甫先生（名锡纯）之好友（彼时张锡纯在沈阳行医）。当时统治东北三省的张作霖，常请马老看病，人多称赞。马老笑曰：“比如我开个鞋店，张大帅买了我一双鞋，并不等于我的鞋每双都特别好。这不算什么。”彭老跟马老所受的教育，除医学、文学、诗歌以外，主要是高尚的情操，端正的医德品行。马老师教导学生说：“对病人要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不要哗众取宠的开业术；更不可乘人之危斫斧头、敲竹杠。张大帅有钱，吃我的药也和卖给别人一样，八角钱就是八角钱，一元钱就是一元钱。”马老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以自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存心济世，存心对天。”可以想见其为人。解放后，马老应中国医科大学之聘，任副教授，中医教研组主任。他传授中医学术，不遗余力，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九三零年，彭老开始行医，时虚岁二十二。自己开不起诊所，只有在金匾高楼的大药房挂牌行医，社会上叫做“坐堂先生”。医生收诊费，药房卖药，互相合作，双方受益，彭老在沈阳一家字号叫“积盛和”的大药房里，一直干了二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

初起年轻，没人信，自己又没有经验，遇见重病心里也没有底。举个例子：有一家接彭老往诊，病人是个年轻的女人，一量体温39℃，本来是温热病，吃药可以好。那时候，心里没数，又想治，又怕出漏子。想和别人讲一下，证明她的病重，难保不发生变化。他家人都不在家，只好把房东老大爷找来，当面讲清，病得很重，请他作证，老大爷满口应承。彭老开方时还是战战兢兢，心里感觉不安。第二天接彭老复诊，病好了，病人笑着说：“我的病也重点，你这先生也小点，昨天你可把我吓坏了！”彭老无言可答，很觉惭愧。于是彭老给马老师写了封信：“但愿程门立雪，再侍诊十年。”老师回信说：“初行医者，莫不皆然。治病时要胆大如斗，心细如发，仔细辨证，不耻下问，平时多读一些参考书。”

谈到多读参考书，更是遗憾。彼时沈阳卖医书的只有一家“德和义”书局，一间门市，书少得可怜。那时候没有国家出版社，都是由几个书局出版，鼓楼北虽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但医书不多。买医书只好上南门脸旧书摊，有时可能遇到一些，赶巧了还有善本。

更不幸的是在彭老行医的第二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控制文化，关内的一切书刊报纸都不准卖，书店早存的也大部分不许再卖。据说“商务印书馆”用禁卖图书烧了一冬天锅炉，损失之巨，可想而知。

在伪满十四年沦陷期间，谈不到读书，只在临床治疗方面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病人日益多起来。

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彭老就任中国医科大学讲师，组织针灸研究委员会，开辟针灸室，公开对外治疗，以作研究。伪满洲医大积累了大量中医书，珍本、善本、绝版、抄本，搜罗极为丰富（此皆为伪满洲医大时代日本冈西为人、黑田原次等所遗）。

那时候，只有彭老一名中医，西医还没开始学习中医，大量中医书由陈应谦校长（陈氏以后为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批准彭老随便看。彭老这时才真正进了中医学的宝库，直感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有的书彭老久仰大名，无缘相见，现在可随时随地阅读，有的以前连书名都不知道，读来更有兴趣。

彭老读了大量的书，温习了二十年所治过的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感觉到过去读书太少，思想境界狭窄。其间写了几十本读书心得笔记。

过去二十年行医中虽然也用针灸，但只是作为救急及补充疗法，主要以方脉为主。现在专搞针灸，回忆起经络学说，多半忘记。因此，在博览群书中，以针灸作为重点之一，以《甲乙经》、《铜人经》、《针灸聚英》、《针灸大成》等为主要学习材料。先把经络原文复习熟了，按着经络体外循行，一穴一穴地自己摸索。唐老师点过的七十个穴，都很准确，回忆起来，容易掌握。其他的穴只好读分寸歌，写在小本上，有工夫就念。治病之暇，边喝茶边读，在车上、在厕中，看电影开演之前，甚至于和亲友会面时，也边谈边看，晚上在枕上默诵经脉篇和分寸歌，往往在默诵中睡去，醒了还接着背，这种功夫虽然很苦，却能收到良效。

双手各持一针，练习直刺、斜刺、横刺、反刺、倒刺、浅刺、深刺、重刺、轻刺等手法。读书的时候把练针枕推到旁边，手里还拿着针，边念边捻。有的同志说彭老搞针灸是科班出身，其实，彭老也是半路出家，通过长期实践，才逐渐地有了一些体会。下面是彭老的几点体会。

首先，针灸并不神秘，不是高不可攀，但也不像某些人曾认为的那样“十天八天就可学会”。它除了首先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做基础以外，还必须另做一些基本功夫。彭老主张把三百六十经穴弄得纯熟，至于经外奇穴除了肯定有效的如印堂、膝眼、十宣、四缝之类以外，彭老认为没有必要层出不穷地找什么新穴。因为，距离经穴周围一寸五分以内还是经穴范畴，无所谓新穴。

其次，无痛扎针有许多方法。彭老的方法是十二个字：“准确找穴，躲开毛孔，迅速刺入”。找穴一要“宁失其穴，勿失其经”；二要找病穴，即有压痛或以指压穴时指下有坚硬、虚软、条索状、小包、硬节等感觉，谓之病穴。如不是病穴，应该更换。穴取得准确，要躲开毛孔。皮肤上有若干星罗棋布的冷点、温点、痛点，躲开痛点就可以避免针刺疼痛。痛点无法辨认，经过长期体验，凡属痛点多和毛孔一致，针时要在几个汗毛孔的中间进针就可以不痛，还应迅速。《难经》云：“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要发挥左手的作用，左手在针灸时作用大于右手：一可以找穴按压掐穴留痕作为针刺的记号，消毒后手指不必再去摸穴；二用长针时可以挟持针体配合右手；三如病人体位移动即可用左手矫正；四针前可用左手四个指头比齐在穴的上下切循，使经络流通以增强疗效。至于使用补泻手法和起针也都需要左手协作。

由于特殊的原因彭老右耳全聋，左耳听力下降到90分贝。中医四诊望、闻、问、切，是用眼睛察看病人的形态、表情、面色、舌苔，用耳朵听病人的呼吸、声音，询问患者最痛苦的症状和发病过程，最后切脉。由于耳聋，病人讲话听不清，失去了闻、问两项，不仅成了“二诊”医生，而且无法量血压，听心肺。病者慕名而来，纷至沓来。则因失去两诊，徒唤奈何！为了恪尽一个医生的天职，解除病患的疾苦，于是便想在视力方面创新路，设想以望、切二诊之长，弥补闻、问二诊之短。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翻阅劫后余书，终于发现了线索。明•王肯堂《证治准绳》里载有华佗关于人生了病在眼的白睛上有形色丝络显现，可验内之何脏腑受病的一段话。虽然全文仅108个字，彭老却如获至宝。经昼夜把玩，冥思苦索，终于拟出“观眼识病”的设想。由华佗提的五轮设想用八卦划分眼睛为八区，内联五脏六腑，外察形色丝络，试对病人先观眼后切脉，或先诊脉后看眼，互相参照。日里应诊，晚间总结，摸索前进，经验日丰，准确率逐渐提高，给诊疗以莫大便利。到了1974年，观眼识病积累了一万多病例，准确率达到90%，把望诊向前推进了一步。

1974年，有一位胆道蛔虫患者疼痛不可忍受。彭老正在写处方，患者家属凑在他左耳旁说：“开方、抓药要很长时间，再回家煎药，病人实在受不了了！大夫，有能尽快止疼的办法吗？”此证用针刺胆俞穴，15分钟可以止疼。彭老忽然想到，此患者眼睛的胆区丝络鲜红，如果在胆区扎一针能否也奏效呢？于是取了一支短针，在病人右眼胆区扎了进去。这本是大胆的尝试，然而竟针入痛止成为奇迹。病人欢喜而去，彭老由此产生了研究眼针的兴趣。尔后试验治疗痛苦最大、服药无效的12例病人，均奏奇效。于是眼针作为一种独特的微针疗法在临床中显现了它的端倪。

既之，彭老又主管针灸科，于是就大力开展在眼区定穴针刺，对凡属针灸适应证的疾病，都用眼针。从此，眼针的临床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医疗的奇迹也就层出迭见，颇令人欣慰。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少妇做人工流产后小腹疼痛不能忍受。伏在诊查床上呻吟。问明原因，以眼针针其下焦区，针入痛止，欣欢而去。

伍某，女，19岁。每次例假即发生痛经，疼痛难忍，用眼针刺其双下焦区即愈。

刘某，男，50岁。患重症肌无力，不能睁眼，走路时须用手指扒开眼皮，否则就不能迈步，用眼针三次治愈。

有一位颈椎骨折的病人，骨折治愈后忽然右腿不能迈步，但可以屈伸，亦不疼痛，只好每日屈着右腿，架着双拐走路，已患病8个月苦恼万分，听说眼针有奇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院求治。诊察其面色微黄，舌无苔，六脉沉细，左尺尤甚，看眼右眼下焦区络脉浅淡。原于骨折，肾主骨，肾阳已虚，失其矫健动力，导致不能迈步。让其仰卧，直腿抬高试验，左腿抬85cm，右腿不能抬起。针其两下焦区后，左腿抬90cm，右腿抬10cm。二诊时，右腿感觉轻快，架单拐行走。针下焦区后，左腿抬高90cm，右腿抬高30cm。第三次来时，还架一拐，当手杖使用。针下焦区后，左腿抬95cm，右腿抬70cm。病人欢喜异常，鞠躬致谢，扛起单拐，行动自如地走下楼去。

由此例想到，下焦区可使瘫腿恢复，则上焦区对瘫臂或亦有效。试治中风偏瘫，竟出乎意外的成功，从此眼针竟以治中风偏瘫而受到病人的欢迎。

在贵阳开针灸手法研究会时，水利电力部驻贵阳某单位的一位老同志患中风一年，下肢能够走路，一只左臂不能抬起，多方治疗不效。贵阳医学院邀会诊，检查其上肢无肌肉萎缩，肩肘关节亦正常，只是怎么也抬不起来。于是用眼针刺其上焦区，针才刺入左眼上焦区，左臂立即抬起。病人感动得流下泪来。

沈阳政法学校副教授李某的父亲突患中风，左侧偏瘫，不能动转。在左眼上、下焦区针刺，左手足应针而动。又治疗5次，竟获痊愈。

辽宁省公安厅一位主任，由于搬东西扭伤，脊柱不能前俯后仰，亦不能左右侧弯，但四肢活动如常，仍可走路，唯脊柱强直难动。诊脉两尺无力，看眼下焦区络脉鲜红曲张。针其两眼下焦区，用框内点刺法在两眼下焦各点刺3下，立即可以弯腰仰背左摇右晃，欢喜而去。

从此，眼针治疗中风的名声传扬出去，病人来的很多。至1982年据167例中风偏瘫的临床观察，总有效162例，达97%。病程3个月以内的病例，针一次后可走路者23人，举手过头者7人，能说话者2人；针两次后可走路者18人，举手过头者3人，能说话者1人；3个月以上的病例，针一次后可走路者3人，针两次后可走路者1人。

经过几年的临床实践，证明其适应证与针灸疗法相同，对经络病候的主要疾病如中风偏瘫、急性扭伤、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胆绞痛及各种疼痛证候均有迅速而良好的疗效。根据祖国医学理论，进一步改进和确定了眼穴方案。辽宁省卫生厅于1982年邀请专家鉴定，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辽宁省重大科技成果奖。眼针疗法作为微针疗法的一种终于诞生。

1983年新华社记者王勤学同志首先采访，写了《妙手银针除病患》的报道，发表于《健康报》，引起国内针灸同行的关注。

1984年《光明日报》科技开发公司筹备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会后即举办北京市眼针学习班。计有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协和医院、三零一医院等12所著名医院的14位针灸医生学会了眼针疗法。他们将眼针运用于临床，均取得很好的疗效，有的已发表了眼针方面的论文多篇。《光明日报》科技开发公司同我又在当年9月与云南中医学院在昆明举办了眼针学习班。学员来自云南、广西、四川、陕西计150人。病人也来自上述四省（区），每天超过100人次，以中风偏瘫为最多。一位昆明的武术家患中风偏瘫，行走困难，经过眼针治疗一次，即手足灵活地表演了八卦拳。云南中医学院电教室有录像，颇为生动。1986年辽宁中医学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在京联合举办眼针学习班，学员来自18个省。以后彭老又利用各种针灸会议的机会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长沙、哈尔滨、合肥以及华佗的故乡安徽亳县等地讲授眼针疗法并做临床表演。经过几年的传布，眼针疗法终于在国内逐步得到推广。

1985年彭老在深圳的“辽宁深圳疑难病治疗中心”应用眼针，引起香港针灸界的很大兴趣。1986年新华社记者姜敏同志采访后，把眼针疗法列入国际要闻向国外播发，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重视。有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国针灸学者、临床医生先后来沈阳对眼针疗法进行考察、学习，亦有国外病人专来求治。1987年10月，以日本健康之友会为首，国际技术者联合会、日本针灸师会、《医道日本》社等十几个单位邀请彭老访日讲授眼针疗法。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针联第一次针灸学术大会上，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代表，听彭老讲了眼针疗法。1988年4月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来沈阳为眼针疗法临床录像。6月应邀第二次访日，以东京、大阪为中心，在大阪首次讲授眼针疗法，受到大阪针灸医生的热烈欢迎。同年8月有美国针灸医师、日本几个针灸学术团体50余人来学习眼针疗法。可以说，眼针疗法业已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