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精神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及其社区防治得到了人们的重视，精神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现代精神病学的发展也有了很大进步。精神康复概念在精神科领域被认可并推向全社会，如何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如何更好地发挥自我潜能，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都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关注将逐渐成为精神科工作的重点，心理治疗也成为精神科治疗手段的主流之一。

在精神康复方面，国内外建立了不同的精神康复个案工作理论模式，包括“致病—压力—应付—能力”模式、个案管理优势模式和复原模式。

“致病—压力”模式首先由学者Meehl提出和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成因探究上。他提出精神分裂症的成因，是患者拥有生理和心理的潜在危险因素，又外加环境压力所造成。在精神康复服务中，早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Anthony和Liberman将“致病—压力”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致病—压力—应付—能力”模式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引发、康复进展和康复结果。根据此理论，当患者的生理及心理致病性，加上社会及环境压力，超过患者的应付和承受能力后，便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并引发精神分裂症症状。这些生理及心理致病性，加上社会及环境压力，对患者的影响程度是因人而异的，要考虑患者本身有没有合适的保护因素。生理、心理致病性和社会环境压力等危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之间的互动和相互抵消，能影响精神分裂症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康复进展。

精神分裂症属于多基因遗传的复杂性疾病，国内外大量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家系调查、双生子及寄养子研究均发现遗传因素在本病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与患者血缘关系越近、亲属中患病的人数越多，则患病的风险度越大。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卵孪生兄弟姐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机会高达45%。

多巴胺假说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中枢多巴胺功能亢进，或由于多巴胺受体增加导致对多巴胺的敏感性增加所致。该假说支持的证据主要包括：长期使用促进多巴胺释放剂如苯丙胺，会使正常人产生幻觉和妄想。5-羟色胺假说源于5-羟色胺假说激动剂麦角胺二乙酰胺（LSD）能导致幻觉。近年来，随着非典型（新型）抗精神病药，如利培酮、奥氮平等在临床上的应用，5-羟色胺假说在精神分裂症病理生理机制中的作用再次受到重视。

神经发育假说认为由于遗传因素（易患性）和某些神经发育危险因素（妊娠期与出生时的并发症、怀孕期间暴露于流感病毒或母爱剥夺、冬季出生等）的相互作用，在胚胎期的大脑发育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神经病理改变，主要是新皮质形成期神经细胞从大脑深部向皮层迁移过程中出现了紊乱，导致心理整合功能异常。

影响精神疾病发生的心理因素包括人的个性特征、对事物的看法、应对方式和情绪特点等，如心理负担过重、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心理反应大，均可能诱发精神疾病。

影响精神疾病发生的社会因素包括生活中的各种大事、意外事件和不良事件、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文化、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等。天灾人祸、亲人亡故、工作或学业受挫、婚姻危机、失恋等重大生活事件是诱发精神疾病的重要社会因素。面对的生活压力越多，患者的康复进程越不理想。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患者面对生活压力时变得无助和脆弱，容易发病。研究显示，与高情绪表达家属同住的患者发病率比那些与低情绪表达家属同住的患者高出约3倍，而且相处时间越长，发病率越高。高情绪表达的家属往往对精神疾病患者有敌意态度、作过度批评和过分介入患者的生活。

根据“致病—压力—应付—能力”模式，保护因素能抵消生理、心理和社会危机因素对患者的负面影响，有助于促进患者康复。保护因素主要包括以下4项。

精神科药物能有效控制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尤其是妄想和幻觉。

采用正面和解难的应对方法面对压力和精神疾病，有助于患者康复，恢复其能力和改善生活品质。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精神疾病，且依照医生指示服药的患者，能够减少病发和入院治疗的次数。相反，以滥用药物或拒绝服药的负面应对方法面对压力和精神疾病，会令患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患者本身社会功能的强弱，对其精神疾病的康复起着很大的作用。患者的社会功能越强，越有助于患者的康复进展。通过技能训练，患者能提升其社会功能和独立能力。

适当的社区支持系统，能为受助者起重要的保护作用，可以减少社会压力对他们的负面影响。研究显示辅助就业能有效帮助受助者就业并提升自尊。

个案管理（case management，CM）作为一种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该模式强调个案管理员和患者共同参与确定患者的优势，然后制定目标计划，而不是由临床医生确定及“开处方”。治疗师或个案管理员对患者的服务不仅包括药物干预和指导性的心理社会活动，还需将医患双方共同确定的选择和目标设定为个案管理的核心。个案管理模式认为所有人都具备广泛的天赋、才能、能力、技能、资源和志向，见图1-1。

个案管理优势模式注重患者的优势而不是病态，相信患者有学习成长和改变的能力，强调患者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提倡患者自我导向以及自作抉择的信念。优势视角自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工作各个实务领域，乃至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国外学者将优势视角用于精神健康、妇女、儿童、家庭及社区等领域，丰富和拓展了优势视角的内容。国内学者亦将优势模式运用于妇女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家庭、社区等领域和农村留守妇女及儿童等问题中。个案管理优势模式的治疗理念是将患者作为一个有优势的、完整的个体来看待，该模式有6项核心原则：

1.关注患者优势而非疾病症状。

2.个案管理员与患者的关系是基础和要素。

3.干预取决于患者自己的决定。

4.认为社区可提供丰富的资源而非障碍。

5.在社区中与其他患者进行接触和联系。

6.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可以继续学习、成长和改变。

应用个案管理优势模式进行干预的内容包括：与患者一起进行优势评估，引导患者发现自己的需求；制定目标计划，根据评估表中患者的愿望，列出优先事项，制定日程安排；开发健康工具箱，帮助自己缓解病症；健康复原行动。

优势评估是提供有关患者优势和资源的详细总结，包括目前的能力和以前的成绩，在个案管理员的协助下由患者完成，并定期更新。优势评估表（表1-1）是一种工具，帮助患者和个案管理员认识到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并不仅局限于当下，还包括自己过去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从外部获得或者可以使用的资源。具体评估包括患者的日常生活状况、财务状况、社会支持、健康、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现状，未来愿望及既往资源。个案管理员在评估时要注意引导患者发现自己的需求，患者想要或期待从服务中得到什么；就患者目前的情况，他希望发生什么。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接触患者，以取得其信任并建立起合作关系，通过多次交谈，优势的内容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在优势评估表里逐渐记录、填满相关内容，起初可能会缺乏细节，但随时间的推移和参与程度的提高，将会变得更加具体和完整，记录时要用患者自己的语言。

制定目标计划由个案管理员与患者共同完成，根据优势评估表中患者的愿望和志向制定目标计划，列出患者的优先事项（目前最想要的事），制订日程安排，见表1-2。目标计划的制订应是具体的、可测量的、可达到的、现实的、及时的，同时在制定目标计划时要注意把较大的目标分解成较小的、可完成的、可测量的步骤或目标，并明确完成各步骤的责任，指定每个步骤的计划完成时间，记录实际完成时间、完成目标的进展情况。另外，在计划的制订中，个案管理特别强调患者的参与过程，目的是为了达到增强其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我照顾、自我实现，以及患者“增权”的目标。

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个案管理员帮助患者开发健康工具箱，即列举患者最常用的一些能够保持良好状态和帮助缓解症状的工具，例如：同家属或朋友聊天、记日记、正性的自我肯定、运动、听喜欢的音乐等。指导患者使用这些“工具”维持良好状态，应对不舒服或痛苦的症状。

健康复原行动即完成目标计划的过程，个案管理员负责患者的目标计划、监测患者完成目标的时间和进展，在完成计划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个案管理员鼓励、提醒患者利用健康工具箱进行日常生活的维护，利用患者优势解决问题。在整个康复过程中，指导患者以希望为引导、以优势为基础、以复原为导向。个案管理员要在患者实施计划的每个部分都能随时提供帮助，认可精神疾病对患者的影响，负责患者的药物治疗管理，适时运用心理学策略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教育。

精神分裂症作为严重的精神病之一，多年来医学界一直认为其难以治愈。在美国，极具权威的《精神病诊断手册》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很难恢复至病发前的能力水平。而近期很多研究却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可以“复原”的。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复原”的概念以后，西方精神健康服务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美国精神健康研究的著名学者安托尼（W.Anthony）称之为“复原的时代”。复原模式强调把精神疾病患者视为一个完整的人，以精神疾病患者的发展需要为主导设计、安排、组织各项服务活动。安托尼强调精神病患者的康复应该是一个非常个性化且独一无二的改变个体态度、价值观、情感、目标、技能和角色的过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受到疾病的限制，依然要过令人满意的、充满希望的和有贡献的生活。

复原（recover）概念不同于传统的康复概念（rehabilitation）。传统的康复概念是指在医院的处境中由医生负责提供的、以治疗为核心的、有限的精神健康服务，而复原概念是指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各种精神健康服务，要求以精神疾病患者为主导，让精神疾病患者自己确定改变的目标、方向和途径，服务提供者只是精神疾病患者实现自己梦想的协助者，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满足健康发展的要求以及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复原模式注重精神疾病患者本身的生活经验，对医学模式所关注的专家知识提出了挑战。格罗夫尔把复原模式的基本逻辑框架与医学模式的基本逻辑框架进行了比较，如表1-3所示。

复原概念本身包含着对精神健康服务的不同评估视角。从精神疾病患者角度决定的服务合作关系包含了对精神疾病患者不同的态度，例如，把精神疾病患者视为有能力的人、不训责或者贬低精神疾病患者、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感受和经历、由精神疾病患者决定自己的发展路径以及仔细倾听精神疾病患者以明确他们的需要等。如果对复原有意义的生活缺乏信心，精神健康服务就无法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成长的机会。

安托尼借助复原这个概念改变了精神健康服务的基本视角，他认为复原模式包含了8个方面的精神健康服务原则。

（1）专业人士不是精神疾病患者复原的关键，在没有专业人士的干预下，精神疾病患者也能复原。

（2）复原过程中的共同特征是精神疾病患者身边有复原的坚信者，这些坚信者始终与精神疾病患者站在一起。

（3）复原的视角不是探索精神疾病病因的有关理论，而是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态度。

（4）即使精神疾病存在，精神疾病患者仍可能复原有意义的生活。

（5）复原过程能够改善精神疾病病症出现的频率和时间的长短。

（6）复原过程不是直线改善的方式，其间可能出现倒退的现象。

（7）从精神疾病的各种不良影响中复原，通常要比直接从精神疾病病症复原更为困难。

（8）从精神疾病中复原并不意味着不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只是拥有了复原的知识和经验。

即由精神疾病患者自己引导、选择、决定和实践复原的具体方式和途径。

即依据精神疾病患者自身不同的能力、抗逆力、需要和经验等选择不同的多样发展途径。

即精神疾病患者有权参与各种决定并且做出选择。

即复原过程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整个生活，包括精神、身体、灵性和社区等不同方面。

即复原过程不是一步一步的直线发展变化过程，而是伴随着挫折的不断学习过程。

即复原注重各种能力、抗逆力、才能、处理技能以及个人内在价值的建设。

即相互支持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复原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经验性的知识和技能的分享以及社会性的学习。

即对精神疾病患者采取接纳和欣赏的态度，包括维护他们的权利、消除社会歧视和污名，这些是实现复原的关键。

即精神疾病患者具有照顾自己和寻求复原的责任。

即复原提供了寻求未来美好生活的基本信息和发展要求。

复原是精神疾病患者在多个层面上的发展过程，是通过积极的、支持性的和增权的外部环境重建健康、能动的自我的过程。Andresen和他的同事们把复原的变化分成4个方面：①发现希望；②重建自我；③寻找生活的意义；④承担复原的责任。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将复原过程分为前后连续的5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精神疾病患者充满困惑、无望等负面的情绪和感受。

处在这一阶段的精神疾病患者发现了复原的一线希望。

接着前一阶段的警觉期，精神疾病患者开始尝试各种改变的努力。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精神疾病患者开始重建积极的自我。

经过重建期的努力，精神疾病患者在这一阶段表现出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生活。

精神疾病患者的复原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Davidson的研究，有助于患者复原的因素包括以下8个方面：

除了药物治疗外，他人的支持是重要的复原因素之一。患者需要家人、朋友、专业人士和社区人士等提供不同的支持，如在困难时期给予鼓励、对良好的表现给予赞赏、视患者为有尊严的个人而非病人等，都对复原十分有帮助。

患者要重燃希望，首先要令自己相信有改善生活的可能，有能力做出改善的行为，并且愿意和渴望改变。

当患者被确诊后，他们不单承受精神病的病状、能力不足的限制、别人排斥和歧视等，他们同时会将自己看作是“精神病人”—一个被贬低价值的身份。患者只有摆脱“精神病人”的身份，将自己看作是有能力、贡献、需要、权利和尊敬的人，才能去发掘、选择和追求个人有价值的生活。下列因素有助于帮助患者重新定义和建立自我：发现个人的潜能、检视个人优点和弱点、将个人能力付诸实践、运用个人能力面对精神疾病和困境。

患者可以按照个人的兴趣、能力、性格、资源、信仰等，设定和参与有意义的活动。通过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有助于肯定自我价值和建立人生方向，同时对社会做出贡献会被社会赞赏和接纳，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自我价值。

精神疾病未必能完全消除，但能够有效管理，管理的方法有很多并因人而异，如药物、辅导、康复服务、应付策略等。管理病症强调患者的主动参与。

在复原过程中，患者须为自己的复原努力，疾病只是需要改变的个人生活范畴之一，其他生活范畴如工作、居住、娱乐活动、社会交往等，患者都有责任、能力和控制权去改变。

虽然很多国家出台保护政策，但仍有部分人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根深蒂固，患者要学会发展个人的抗压力，抵抗社会的歧视和压力。

复原不但涉及患者使用社区服务和设施的情况，亦涉及他们如何成为真正的公民，行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