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中医心脏病学的意义

中医认为心乃“君主之官”，心病的诊治在中医学中处于重要的位置。而中医和西医是各自具有独立理论体系的两门医学科学，故其理论特点及研究思路也不尽相同。中医学具有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理论特点，以辨证求因、审因立法、依法组方、随证加减为研究思路。无论是症状的改善，抑或病患的康复，均有可喜的优势，特别对一些难治性心血管病，如反复发作不稳定性心绞痛、复杂性心律失常、难治性心力衰竭等，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辨证治疗，常可得到很可观的疗效，与西医治疗心血管病可扬长补短，体现各自的优势。因此，随着心血管疾病在诊断及治疗方法上的进步和发展，中医在医疗活动中担负起重要的角色，承担了多方面的任务。因此，对中医心脏病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不仅有助于心脏病学理论的深化和自我完善，而且对提高中医的整体学术水平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医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追溯历史，中医心脏病从秦汉时期的理论奠基，到汉代以后实践经验的积累及理论的完善，乃至近现代时期中医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的过程，提及中医心脏病学的相关名著及学派不胜枚举，在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中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资料，成为中医心脏病理论体系的源泉。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相关古籍及现代研究浩如烟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中医理论特点，不同学派又积累了各自不同的临床经验，不同的学术主张和对临床病证辨证诊治方法各异，这些均对中医学发展和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再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离开原有基础就得不到新的进步。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到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中医药的发展也有着固有的规律，即不断继承前人的理论积淀及结晶，不断总结同时代的研究成果，使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本书将系统整理中医心脏病学的古今文献数据，力求在对记载和传承中医文化、体现中医心脏病学的特色及历史沿革等方面，为广大读者提供有价值及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

纵观中医学发展史，从未中断过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医心脏病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成名于世的中医名家，其中不少医家都著有具有其时代特点的医学著作，他们共同铸造了中医学博大精深的知识宝库。通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努力和探索，心系疾病在中医方面的认识从基础到临床经验都已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学说。

心系疾病之“心痛”的病名最早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灵枢·五邪》中也提及，《素问·缪刺论》又有“卒心痛”“厥心痛”之称，《素问·厥论》中还提到了“真心痛”。“胸痹”首见于《金匮要略》，后世医家多以“胸痹”“心痛”为该病命名。“心悸”在《内经》中有惊、惕、惊骇等名称，《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中称“惊悸”“心下悸”。宋《济生方》首次提出怔忡之病名。如同以上所述，古代不同时代对同一疾病的病名不尽相同，不同时代的医家对前人所记载的古籍进行研究，并总结和统一中医病名，这不仅方便读者阅读，还有助于对中医心脏病诊治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对后人研究中医心病具有重要意义。

心系疾病的病因病机早在《内经》就已有论述。《素问·平人气象论》：“……左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素问·举痛论》：“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也”，《素问·痹论》：“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可指出其病因是宗气外泄、心无所依而气乱、心脉不通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将胸痛的病因病机归纳为“阳微阴弦”，沿用至今。隋朝《诸病源候论》提出“心痛者，风冷邪气乘于心也”，认为外感风邪入于心而引起心痛，该书中还指出心悸不安之病机为外感、情志失调，“风惊悸者，由体虚，心气不足，心之府为风邪所乘”“风邪搏于心，则惊不自安，惊不已，则悸动不定”。张介宾《景岳全书》认为心悸由阴虚劳损所致。清代《医林改错》强调瘀血内阻可导致心悸^[1]。历代医家对心系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各有所见，本书将对不同时代对各类心系疾病的病因病机的有关记载进行具体描述。

从古至今，对于心系病症治则治法的论述更是不胜枚举。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其中涉及不少有关心系疾病的辨证和用药的论述，如《伤寒论》：“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中提出治疗胸痹以辛温通阳或温补阳气为治疗大法，并创瓜蒌薤白白酒汤等9张方剂，为后世医家所宗法。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总结了唐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采方药、针灸等内容，对胸痹、心悸的治疗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例如“胸痹引背时寒，间使主之”，强调针灸治疗。金元时期不同学派的医家以不同的学术主张及不同的临床经验形成了学术争鸣，也丰富了对本病的治法，组方配伍多以芳香、辛散、温通之品，每与益气、养血、滋阴、温阳之品相互为用。明代《证治准绳》强调用活血化瘀药物治疗死血心痛，开活血化瘀治疗心痛之先河。清代《医林改错》以血府逐瘀汤治疗胸痹心痛，至今沿用不衰。

当代医家在继承中医古代经典理论思想及经验的同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及临床研究方法和手段，不断开拓进取，对中医心系疾病从病因病机到治则治法进行了基础及临床研究，提出了新观点、新理论，并且取得了多项国际化科研新成果，将中医心血管病研究又推向了新的高度。例如陈可冀院士^[2]，他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及老年医学的研究，倡导活血化瘀，重视瘀毒病变，在活血化瘀及芳香温通方药治疗冠心病的理论及疗效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著述甚丰，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又如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用毕生精力研究中医理论，在痰瘀学说等方面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临床善治心血管等疾病，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3]。沈宝藩教授扎根祖国西域边陲，长期致力于不同民族特殊地域因素致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临床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擅长诊治心脑血管疾病，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及科研成果，认为血瘀痰凝互为因果，并提出用药甘温并用、佐以苦辛的观点^[4]。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当代中医名家还有很多，其相关科研成果也很丰硕。因此对古今心脏病的理论思想及科研成果进行梳理、总结也是当代心血管病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本书也将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及宝贵经验予以一定的归纳和总结，方便中医继承者们参考借鉴和学习。

研究中医心脏病既包括对前人科学思想的不断继承，更注重开辟新领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创造新技术。在生命科学迅速发展的现代，随着人类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全球化中医药的兴起及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的不断提高，有关心血管系统的中医学新理论、新成果也不断涌现。

历史悠久的中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就应当不断地重新认识、丰富和完善自己，在继承和发扬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也是中医新发展的一种内在的本质需求。因此研究中医心脏病，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要求我们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新的时代，对心脏病的研究，不管是西医学还是中医学，都逐渐从宏观世界走向更加精微的微观世界，从分子、基因的角度认识心脏病的发病机理。当今研究中医心脏病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让传统的中医药真正走向世界，进入主流医学领域，最终实现与西医相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创立世界新医学。

新的时代，对中医心脏病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中，对中医心脏病的认识也有了新发展、新成就。有医家认为瘀血证是引起心脏病的主要原因，如陈可冀院士重视瘀毒病变，倡导活血化瘀法治疗心脏病^[3]；郭士魁教授^[5]也认为血瘀心脉是胸痹主要发病机制，故历来善用活血化瘀、宣痹通阳法治疗胸痹等心系疾患；张伯礼、沈宝藩等教授^[4]主张痰瘀互结的观点，在治疗上善用药对、甘温并用。血瘀证的观点兴起的同时，络病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吴以岭教授^[6]提出络气虚滞、脉络瘀阻的观点，主编《络病学》一书，该书出版后对络病理论的临床研究在中医学界出现了热潮，通心络胶囊在临床上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医学的新发展不仅表现在新理论的提出，还表现在对古代理论的新认识。伏邪发病早在《内经》就有提出，但邪气隐匿机制却长期争论不休，伏邪理论的应用也不断拓展。现代医者也对该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如国学大师任继学提出心病即“毒邪伏于心脉，感而诱发”。中医心脏病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还表现在其他多个方面，如对病因病机研究的微观化，对中医辨证分型的的标准化，对中医药治疗的规范化等。这些新发展、新成就对于推动中医心脏病研究的发展、提高我国民众的健康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和科技竞争力，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古至今，中医对心脏病的认识包括其病因病机、辨证分型、治法治则及中药方剂的运用等多个方面，具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人而异、复方用药等优势和特色。要让中医心脏病学实现国际化，即要求我们的科学研究要客观化、规范化、科学化，包括证的客观化研究、诊断的规范化研究、舌脉客观化研究等，如肾本质研究、舌象仪、脉图仪的研究等。这也提示我们，要让中医心脏病理论得到国际的认可，实现全球化，就需要严谨、规范、客观的临床试验及实验室研究。临床观察性试验可提高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临床疗效，实验室动物实验及相关分子生物实验又可提高对中医理论的微观认识，从而证实相关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在其考察及实验过程中还能发现有些中医理论的局限性，从而改正错误理论，提出新问题，进而提出新观点、新方法，还能规范中医治疗心脏病的思路与方法，保证在总的研究思路正确的基础上，进一步辨证论治，体现中医的整体思想和辨证论治的特点。这样规范、科学、客观的科学研究，既能保持中医在心病学上的特色，更能突出中医在心病学中的疗效优势，以提高临床疗效为中心，体现特色，发展学术，使传统的中医心脏病学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中医需要现代化，但不是代表中医全盘西化。因此，要让中医心脏病理论及方法规范化、科学化，并不能以西医模式来套用中医理论，而必须将中医学放在中国哲学的内核以及在此内核之上的取象比类的自然科学之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更加科学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是深刻理解和掌握中医思维方式，而中医意象思维是最为独特的中医思维方式，是西医学中所没有的。理解中医的意象思维，并由此优化和发展中医，只有这样，中医才能按其固有规律发展。但同时可与西医相结合，互补不足。

随着医学研究的微观化，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水平的研究也日趋多见，这也成为中医心脏病现代研究的新方法。分子细胞生物学的方法既证明了中医的整体观，又使中医在客观化、定量化上与综合一演绎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填补了中医缺乏微观空白，使中医的抽象思维建立在实验基础上。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也是一门试验医学，把人作为试验对象，通过几千年的实践，积累大量经验。辨证施治是中医药的一大特色，但长期以来中医“证”的含义相当模糊，主要通过望闻问切收集的资料加以分析，主观因素太多，客观化指标缺乏，难以掌握，也影响中医药的治疗效果。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分子生物学使中医“证”的含义量化及客观化成为可能。建立中医“证”的动物模型，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从分子水平加以量化及客观化。

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和阐明，并尽可能地挖掘潜在优势，这是当今时代对中医心脏病学理论补充和完善的要求。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仍需更大程度上的参与。随着中医药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医药现代化技术条件的不断成熟，尤其是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以及生物技术等新学科、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中医心脏病的研究将逐渐实现规范化、客观化的要求，有望取得更为合理的科技支撑，形成更为深入的突破。

研究中医心脏病学，既突出体现中医特色，又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充分展现出其学术内涵源远流长。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医学与多学科之间广泛交叉，国内外医药市场竞争加剧，健康观念、医学模式、医疗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医药需要在自身原创性优势的基础上，回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获取新动力。因此心脏病的中医药研究需要实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在微观、还原的基础上的宏观、系统整合，从而推动中医心脏病学的发展、创新，并且勇于在世界生命科学前沿释放自身的创造力。

以整体观念为主要认识方法的中医药学理论，与当代医学、生命科学复杂性和整体性研究的发展趋势具有共通之处。因此加强中医心脏病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使中、西医药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优势互补，有必要且有可能逐步系统整合。这对于促进医学科学体系创新，探索解决生命科学中的复杂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对心脏病学中医理论的现代运用通过系统归纳，总结整理，为中医心脏病学提供了更多科学依据，提高了中医学术水平，同时也增强了国际影响力。中医作为我国医学的根源，中医心脏病的研究亦是中医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

为此，本书将对中医心脏病从古代藏象学说、现代病例研究及常见证候的辨证论治方面做系统全面的阐述。从心脏病一般病症深入到各个系统的相关疾病，并提供规范、科学地诊断及治疗临床各种心脏病的最新思路和方法。同时，也将对中医心脏病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思路进行系统阐述，其中将重点对当今中医心脏病科学发展方向和研究手段进行介绍，指导中医心脏病学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1]田德禄，蔡淦．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2]杨金生．中国中医科学院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实录：陈可冀[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

[3]王洪图．内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4]王晓峰．沈宝藩临证经验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5]翁维良．郭士魁—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

[6]吴以岭．络病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