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用一生做爱国者、好医生、好老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教授1951毕业于燕京大学，1956年获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他的医术精湛，享誉国内外，是我国肿瘤内科治疗专业奠基人。在孙燕院士的引领和众多肿瘤内科医生的多年努力下，我国对淋巴瘤、小细胞肺癌和睾丸肿瘤的综合治疗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他首先应用现代科学方法阐明了扶正中药的免疫调节作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共计发表论文380余篇，编写肿瘤学著作42部，多次受到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此，我们用文字记录了孙燕院士的职业生涯。

“对我来说，宁可要具有爱心会看病的好医生，也不需要只会研究而不会看病的人来临床工作。我们培养的博士都是‘文武双全’的，这样才能成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临床上更是如此。肿瘤很复杂，所以学习实践一辈子，仍然觉得很多还不会。这就像是我的老师张孝骞教授说的：‘对待每一个新患者都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观察。’”

一、奠基：扎根中国肿瘤临床事业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体瘤研究领域仍是一片空白。1957年，中央敏锐地认识到肿瘤在卫生工作中的重要性，果断地将正在筹建的国际医院改为肿瘤专科医院，并在1958年开始接待患者。

1959年，为了开展多学科综合治疗，孙燕从协和医院被调到肿瘤医院，两位老院长给他和周际昌布置了一项任务：开创肿瘤治疗这一全新学科内科治疗。万事开头难，当初的病房只有5张床位，此后孙燕等人克服万难，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使内科肿瘤学茁壮成长，到1965年，肿瘤内科已初具规模，病床增加到了30多张，有青年医生5名、进修医生2名、护士8名。同时，科室的医疗和科研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1960年，乳腺癌综合查房建立，1965年内科病房正式成立。

从1960年起，孙燕团队试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开发的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突出成果，很多晚期患者得到缓解和根治手术的机会。该研究论文于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进行报告，引起轰动，当时被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改革开放后，国家派出专业人员到欧美国家学习访问，孙燕和胥彬、韩锐、管忠震、廖美琳等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于1979年后陆续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肿瘤中心学习、工作，不但开阔了眼界，也与国际同行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为这些当时的年轻学者回国后促进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团结：致力于学术团队的建立

1982—1983年，以孙燕为代表的我国肿瘤事业的先驱者们相继归国后，便如火如荼地着手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发展和研究，把西方发达国家在肿瘤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介绍给国内的所有同行。从1983年开始，孙燕不断地以鲜活的形式，开始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会议和培训班，包括为国际抗癌联盟（UICC）举办的亚洲地区肿瘤内科学培训班、全国内科治疗学习班、肿瘤GCP培训班等；将世界卫生组织（WHO）癌症三阶梯止痛原则引入国内；引进很多国际性的会议，培养了大量的临床肿瘤学专家。

1996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三届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会议时，包括孙燕在内的几位学者提出：“为什么不成立我们的临床肿瘤学会？”经过一年的筹备，在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崔月犁、陈敏章和副部长彭玉，以及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张天泽及吴孟超的支持和倡导下，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于北京成立。其后短短的20年里，以“团结、协作、务实”作为会训，在几任理事长及秘书长的领导下，CSCO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先锋队和最活跃的专业学术组织。2003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与CSCO达成互认互惠关系。2003年11月，孙燕作为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当选为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主席。目前，CSCO已经有个人会员13 000余人，团体会员98个，成为我国医学界第一个与国际全面接轨的重要学术组织。

1964年，中国第一届肿瘤化学治疗会议在上海召开，参会者只有寥寥24位，包括吴桓兴、金显宅两位元老和从事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的专家医师。当时的情境，让很多奋战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医生一度感到孤单，每见到一位从事临床肿瘤学，特别是内科的同行就十分亲切。如今，飞速发展的内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CSCO每年大会参会的代表近2万人，并有很多国际肿瘤工作者参加交流。

同时，无论是CSCO，还是中国肿瘤内科学会（CSMO），都涌现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已成为各个地区、各个机构的学术带头人，推动着肿瘤学的不断发展，这也让以孙燕为代表的我国肿瘤事业开拓者们倍感欣慰。

三、实力：加快临床研究的发展

中国抗肿瘤新药的研究已经有60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才开始有快速的进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创新和两院院士大会上，几次提到“十二五”期间在医药领域内取得的成果；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共提及“医药”一词近20次，都说明党和国家对医药创新的重视。

200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孙燕院士曾总结临床肿瘤学的重要成果。在1973—1975年组织了全国居民死亡回顾调查，并编写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受到全世界同行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孙燕院士团队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达成协议，在高发人群中开展维生素加微量元素的双盲干预实验，研究结果1993年发表在《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杂志，治疗组食管癌、胃癌和白内障（因为这些药物具有抗氧化作用）发病率均有下降，是这类干预试验中唯一阳性结果，受到国家广泛关注。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是学习和引进国外抗肿瘤药物和方法，但在肿瘤内科治疗领域内，仍然有一定的开创性工作，改善了临床实践。除了前述大剂量化疗治疗绒毛膜上皮癌、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以外，还有全反式维甲酸和砷剂在急性早幼粒白细胞治疗中的应用、榄香烯治疗癌性胸水、参一胶囊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重组人血管抑制素提高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效果等。这些研究项目大多曾经获得国际上的大奖和国家奖，多数已经进入诊疗规范。

近年来，中国自主创新的药物日益增多，“十一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发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具有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的埃克替尼上市，成为全球第3个同类药物，且不良反应较低；“十二五”期间中国创新药物，治疗胃癌的阿帕替尼和治疗T细胞淋巴瘤的西达本胺上市；“十三五”期间有望走出的创新药物还有恩罗替尼、阿可拉定、艾维替尼等。

同时，中国临床肿瘤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或主持了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例如由中国学者发起组织的、在亚洲开展的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IPASS研究，在2008年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上公布了最终结果，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项纳入来自87个临床中心的1217例初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比较了吉非替尼与标准化疗（卡铂+紫杉醇）的疗效。研究发现，在亚洲的非吸烟肺腺癌患者中，吉非替尼作为一线治疗，优于传统化疗，这一优势尤其体现在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中。这项结果进一步促进了分子靶向治疗在常见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更是中国临床肿瘤学者对世界医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近几年，我国在临床肿瘤学国际会议上，不断发出“中国好声音”，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基因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报告。这些进步，都让孙燕等先导者们相信，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会有更多的创新药物上市。而最近，我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无疑将会使我们的临床研究进入国际大家庭，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祖国医学在慢性病的调控上具有独特的作用，而调控是21世纪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靶向治疗本身就是调控，中国学者应当更容易理解。与古代调控寒热、虚实和阴阳不同的是，我们目前调控的是基因、受体、免疫和激酶。中医的辨证论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和目前的治疗个体化应当是研究的重点。提高患者的治愈率才是真正的成果，“与时俱进”的内涵是更有效地为患者服务。

今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有十几项来自中国的论文在大会做口头报告，其中包括乳腺癌、软组织肉瘤、肺癌、鼻咽癌、大肠癌、骨肉瘤、肝癌和免疫治疗方面的论文。孙燕院士等肿瘤内科的先导者不仅培养了大批能领导一方的将才，而且还有能领导、包容各个亚专业的帅才。他经常和吴桓兴教授说：“我们村的年轻人真棒！”由此可见，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临床肿瘤学家在国际上的表现，足以让开拓者们骄傲、欣慰。

人才的成长是基础。目前，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沿海特区基本都有了肿瘤专科医院，而且正努力在地市级发展肿瘤防治机构。我们有信心地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和对世界的贡献将进入发达国家之林，与我们伟大祖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称。不难看出，其中质的改变，就是从学习、追上到创新的药物和基础研究越来越多了。

对于孙燕院士，他一生的三个追求就是做一个爱国者、好医生、好老师。他的人生信条可以总结如下

1.医乃仁术，人文教育和修养也很重要。

2.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延续。

3.不能满足于目前临床肿瘤学的现状，必须不断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4.医学没有“天才”，需要临床实践和磨练；成才是马拉松，不是短跑冲刺。

5.只想工作8小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不适于在我们这样的医院工作。选择了医生这一职业，就要牺牲自己很多时间、爱好。

6.看准了就要锲而不舍地前进。

7.要学会包容，“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是一种缘分，公平竞争，和谐发展。

8.学者与医生是两种概念。医生有医生的要求，就是治病救人，学者则是在一方面知道得比别人多或有自己的见解。医生可以成为学者，而学者在今天不能当医生，需要考取“执业医生执照”。临床医生的研究是转化医学，从实验到临床，从临床到实验再回到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