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膏方的形成和发展
膏剂作为中医“丸、散、膏、丹”四大剂型之一，究其产生的源头乃是远古先民与疾病斗争的产物。由于当时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类对于自身的防护水平又极为低下，因此，外伤科疾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而人们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动物的脂肪经加工后外敷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治疗作用。在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籍《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大多为此类膏剂。可见当时膏方的用途主要为外用。随着加工工艺的发展，经过一个阶段的使用和摸索后发现一些植物类的原料也可以入药合成膏剂，而这种膏剂是可以作为内服使用的，从而拓展了膏剂的使用范围。因此，我们在《灵枢》中已可以阅读到内服膏剂疗疾的记载。嗣后内服膏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医籍中都有内服膏剂的收载。如《伤寒杂病论》中的麻仁白蜜煎、猪膏发煎、大乌头煎;《肘后备急方》中的裴氏五毒神膏、陈元膏;《小品方》中的单地黄煎等。可以说，至迟在汉晋之际已形成了我们现代所应用的膏方的雏形。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膏方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全面而迅猛的历史阶段。此时，人们对自身的健康卫生更加重视，不仅关心对疾病的治疗，更将视野扩展至养生延寿、防病保健等领域。而实践证明膏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因此该阶段是膏方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从现存的医籍中可以发现以下两大显著的变化特点：一是内服膏方的数量明显增加，大大超出外用膏剂;二是以补益、滋养、强健、延年为主要功效的膏方大量的涌现。如《备急千金要方》收载的枸杞子煎，《外台秘要》收载的陆杭膏、鹿角胶煎，《太平圣惠方》收载的神仙服黄精膏、茯苓膏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奠定了膏方这一剂型在治疗虚损性疾病中的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膏方的应用进一步发展成熟，在膏方治疗的理论、膏方的组方以及制剂的加工工艺上都与现代膏方相当接近。我们从《证治准绳》中的一段记载可见一斑：“虚劳之疾，百脉空虚，非黏腻之物填之，不能实也。精血枯涸，非滋湿之物濡之，不能润也。宜用人参、地黄、天门冬、麦门冬、枸杞子、五味子之属，各煎膏，另用青蒿以童便熬膏，及生地汁、白莲藕汁、人乳汁、薄荷汁，隔汤炼过，酌定多少，并麋角胶、霞天膏，合和成剂。”这一时期涌现了诸多的经典名方，如霞天膏、益母草膏、两仪膏、龟鹿二仙胶、琼玉膏等。而且明清医家留下了大量应用膏方治疗的临床实例，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医家应用膏方的实际情况，如吴鞠通（《吴鞠通先生医案·虚劳》）、薛生白（《扫叶庄一瓢老人医案·经产淋带女科杂治》）、徐灵胎（《洄溪医案·吐血》）、尤在泾（《静香楼医案·失血门》）等等，不胜枚举。可见当时膏方应用已是相当普遍，水平也已较高，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近现代膏方应用沿着明清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又是膏方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现阶段膏方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其一，发展了《内经》四时养生的理论，认为冬季更适宜于膏方的调治。因此，现代膏方多在冬至前后配制，服用至立春结束。其二，大大拓展了膏方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在当代中医药工作者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许多慢性、迁延性、虚损性疾病以及由于体质羸弱而易罹患的一些疾病如虚人感冒、反复尿路感染等运用膏方治疗效果显著，优势突出，而使得以治疗为目的的膏方临床应用有了很大的发展，广泛施用于内、外、伤、妇、儿等诸科。这是当代中医临床医家们对膏方发展的重要贡献。
二、膏方相关的中医学理论基础
1.因时制宜
《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在中医学讨论生命的形成时是将人体置于整个自然的大环境中来考虑的，这一思维同时也贯穿于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治疗原则的确定和治疗方案的实施时更强调与自然界的协调，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如《内经》中多次提到“毋逆天时”“无伐天和”。
所谓“天时”“天和”即是自然界时空运行变化的普遍规律，而气候的变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又因为其与人类的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故而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发现了一年中气温、日照、雨量、风力变化的规律，因而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而农作物的生长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经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凋零的过程。同时对人体生理现象和疾病的观察中发现机体的功能状态和致病因素也随着季节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天人相应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四时气候的变化、草木之盛衰来阐释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的思考方法。因此《素问·四时刺逆从论》指出：“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脏。”可见机体的皮肤腠理、经脉气血的状态都随着四时的变化而呈现出表里沉浮、虚实开闭之别。而《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则是从病理的角度揭示四时致病特点与脏腑的关系。
正因为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的基础生理时是与四时的变化规律紧密联系，故而在保健养生方面亦极为重视根据四时的特性确立调养原则。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认为：“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可见四季生、长、收、藏的特点分明，而又有紧密关联，每一环节都是下一环节的基础和保障，如此往复更替，生生不息，故养生当守此原则。
膏方多选择在冬季服用正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由于冬季的主要功能是封藏，在冬季一派毫无生机的景象背后其实进行着重要的物质和能量积累，为万物来春的生发提供基础。因此，在冬季进行膏方调治能够更加有利于精微物质的吸收与储存，培补气血，长养元神，达到增强人体正气或改善虚损状态的目的。
2.病机的虚与实
疾病的虚实是反映疾病当前状态的最根本的病机，是疾病主要矛盾的所在。《素问·通评虚实论》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实”则主要指邪气亢盛，表现为致病邪实较强，而机体的正气尚未明显衰退，故正邪相争，反应较为强烈，产生比较显著的剧烈的临床表现。而“虚”则主要指正气不足，是以正气不足为主要矛盾的一种病理反应，表现为精微物质的匮乏和脏腑经络功能的减退，导致机体状态低迷或抗病能力低下，因而机体正气与邪气的相互作用不甚剧烈，反应较轻，产生一系列虚弱、衰退和不足的临床表现。因此，虚实病机是正邪盛衰消长的一对病理矛盾的综合反映。
在疾病的临床过程中，正气与邪实的力量对比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疾病的虚实病机也是随着正邪势力的消长而随时发生转化的。如实性病变失治误治，病邪留滞，耗伤正气，则可形成邪实正虚，邪胜正怯的局面。若正气不足，无力驱邪外出;或体质本虚，又兼内生的水湿、痰饮、气滞、瘀血等病理产物凝结阻滞于内，则可形成正虚邪恋，虚实错杂的病变。所以，虚实错杂一般有虚中夹实或实中夹虚两类。如此的消长变化则又决定了疾病的好转、痊愈，或是恶化、死亡等不同的预后和转归。若正气胜邪，邪气日衰而被清除，则疾病向愈，是为正胜邪退。若正气不盛，而邪气亦不太过强，则双方相持不下，致使病势处于迁延状态，则为邪正相持。还有些情况下病邪对机体的作用已经消失，但疾病过程中正气被耗伤而虚弱，则表现为邪去正虚的局面。
扶正与祛邪，是针对虚实病机而采取的治疗原则。这一治疗原则是基于正气与邪气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强弱消长进退的状态而建立的。扶正与祛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则，一是针对正气不足以补为法，一是针对邪气亢盛以泻为法，但二者之间又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而临床具体应用中则又可根据实际情况随证变通，因而有寓补于泻、寓泄于补等治法。故而临床运用时需分清虚实标本的强弱盛衰和轻重缓急，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扶正与祛邪的原则，灵活进退。
在临床上求助膏方治疗的患者多以慢性病虚损性疾病为主，这些疾病的共性特征是以虚损为主导病机，在此基础上而又反复加重，夹有邪实，并不断进展恶化。所以其正邪盛衰、标本虚实的关系较一般患者更为复杂。若单纯认为膏方是补剂，大量施以补益之品，不考虑到标中的邪实，则邪实留连，使正气亏耗，在补益效果尚未产生之前正气已进一步衰竭。更有补益滋腻之品与邪相恋，不能达到补养之功。故近代中医名家秦伯未强调：“膏方非单纯补剂，乃包含救偏却病之义。”所以非标本兼治而不能取，兼用扶正祛邪俾邪去正安，正胜邪怯，正其治法。加之一料膏方通常需服用一至二月，故更应仔细分析正邪关系，从整体上和动态演变中把握扶正与祛邪的尺度，才能取得理想的临床疗效。
3.先天与后天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一个有机整体，而五脏中尤以脾肾的作用至为显要，因此分别被喻为后天之本和先天之本。如李中梓提出：“故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
脾是人体后天生长和各种生命活动的物质和能量的提供者。《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外界摄入的饮食在胃中腐熟后，经由脾的作用将其消化、吸收化生为精微物质，并将这些精微运化至全身其他脏腑和形体官窍，是气血生成的物质基础，是濡养四肢百骸的重要养分。故中医学有“脾旺四时”“旁灌四脏”“脾主肌肉”之说，均是强调脾脏化生精微长养机体的作用，而这是人体生成后继续生长发育成熟的重要保障，因此脾被赋予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若脾脏受损，则运化失健，生化乏源，可导致气血津液的生成不足，脏腑功能的下降。
而肾是人体禀赋强弱、生长发育迟速、脏腑功能盛衰的决定者。《灵枢·决气》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经脉》则云：“人始生，先成精。”此处所谓的“精”即是人体受胎时的胎元，禀受于父母，先身而生，是后天脏腑活动的原动力，为人体生命的本原。而肾脏是封藏、滋养以及使用此先天精气的脏腑，故其为先天之本。
肾中先天之精，在人体生长发育及生殖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其能决定生殖能力的盛衰。人出生之后，肾精在后天的长养下不断充盛，至青春期天癸至，性腺随之发育成熟，而见男子遗精，女子月经按时而至，因而具备生殖能力，且随着肾中精气的不断充盛而日臻成熟;至年老，则肾精亏，天癸衰竭而不能孕育。另一方面其能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人体生长壮老已的过程是由肾中精气的盛衰所主导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所描述的：“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八八，则齿发去。”故而，肾中先天之精是生长发育的原动力，肾气充盛，则生长发育正常，脏腑功能强健;若肾气亏虚，则生长发育迟缓，五软五迟，或齿脱发落，过早衰老，脏腑功能低下。
而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先天与后天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肾中先天之精时时激发后天脾胃所生之精，并根据机体的需要，输送至其他脏腑，成为脏腑功能的物质基础;而后天脾胃所生之精又不断充养先天之精，使之保持活力，二者相辅相成，互助互用，如此，藏中有泻，泻而又藏，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共同维持机体的各项功能。
膏方所调治的疾病多为慢性虚损性疾病，故临床施治时应重视对脾肾功能的充实。但脾肾孰轻孰重，历来就有“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两派观点。其实，只要充分理解脾肾的功能特点以及两者的相互联系，再结合具体的临床情况，一般不难确定补脾还是补肾的原则。诚如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到的：“脾肾两脏皆为根本，不可偏废，古人或谓补脾不如补肾者，以命门之火可生脾土;或谓补肾不如补脾，以饮食之精自能下注于肾。”
4.气血和精
气血和精都是人体内的重要物质组成，而慢性虚损性疾病中往往存在着这些物质的消耗和匮乏，产生一系列病理现象。因此，膏方调治时需重视对这些精微物质的培补。
气是机体组成的最基本物质，而气的运动变化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器官功能的基础。在日常生命活动中产生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重要的生理作用。气的组成主要包括禀受于父母的先天精气、饮食中的水谷精微以及自然之清气。水谷精微由脾胃化生，自然清气由肺所呼吸，先天精气由肾所封藏，故而气与肺、脾、肾三脏关系密切。任一脏腑的受损都可导致气的生成障碍，产生不足。临床上出现食少纳差、神疲乏力、短气自汗、语声低微等表现。因人体的津液运行输布需要气的推动和气化，所以气虚也可导致水湿等病理产物的产生。表现为眩晕胀重、胸闷不舒、痞满胀痛、肢肿尿少等。
血是人体内又一大基本物质，其具有营养濡润机体脏腑官窍，维持肢体正常运动和感觉的功能，且是精神和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血是由脾胃将饮食水谷中的养分物质消化、吸收后注于肺脉，再在心的作用下变化而为最终的血液（即奉心化赤）。故血的生成与脾胃心肺有关，而尤以脾胃最为关键，故有“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之说。血的不足可导致全身或局部的濡养功能减弱而出现一系列病理状态，如心血不足则神失所养，而出现心悸怔忡，失眠多梦;肝不藏血则眩晕耳鸣，夜盲雀目，肢体麻木，筋爪不荣，肌肤干燥;冲任不足则经少色淡，经迟经闭，不易受孕。
精（本篇讨论的主要为肾中先天之精）是人体最原始、最根本的物质，为禀受于父母先身而生之精华。其贮藏于肾中，在后天精微物质的滋养下不断充盛成熟，从而发挥其主导生长发育和生殖的作用。由于精是人体最本原的物质，故在虚损性疾病的早期一般尚未累及肾精，但随着疾病的反复发展，气血津液的损耗，脏腑功能的衰退持续不能改善，则必将损及肾中之精。故而疾病的后期应重视补肾填精。
气、血、精三者并不是完全孤立地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复杂和紧密的联系。如气能生血，气能行血、摄血，气又在肾精的封藏中起重要作用;血能养气，血能载气，血与精又可互相资生，精血是为同源。鉴于气、血、精之间相互资生，相互依存，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提示我们在辨证施治时应全面地、动态地判断它们的不足有余以及亏损的程度，以确立正确的治疗原则。
三、膏方的调治原则
1.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各种中医内外治法都需遵循的基本原则，膏方治疗亦不例外，当在辨证论治原理的指导下进行。中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辨证方法，如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等。各种辨证方法都有其相对适宜的病种和应用条件。由于膏方调治的对象以内伤杂病为主，且多为经年累患，深入脏腑，故以脏腑辨证为主，这也是目前临床上大多数医家所采用的辨证方法。
脏腑辨证包含了对病位、病性以及病情严重程度的判断。
病位，即指疾病所发生的病变脏器的定位。由于各个脏腑都有相对独立的生理功能，其所表现的外在的生理现象也各有特征，临床上通常根据可观察到的外在的异常表现来判定病变的脏器，如出现咳嗽、咯痰、喘息、短气多为肺系病变。而有一些生理功能则需两个或多个脏器共同完成的，如呼吸运动，需肺肾两脏协同。肺系疾病至后期多出现动则气促，甚至安静状态下也呼吸浅促，则其定位当在肺肾两脏，需肺肾同治。此外，对病位的判断还当掌握疾病的脏腑传变规律，结合“治未病”的思想，不仅应对已病之脏进行正确的判断，还需对将病之脏作处合理的动态预判。如肝气郁结可横逆犯脾，出现肝郁脾虚;肝火亢盛可上炎灼肺，出现木火刑金。对于这些传变的趋势都应在病位分析中加以考虑。
病性是指疾病病理变化的本质属性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在膏方治疗的辨证时最关键的是寒热、虚实这两对属性。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寒热代表疾病过程中阴阳的消长，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虚实则代表了正邪的进退，“精气夺则虚”，“邪气盛则实”。两者结合可反映疾病的基本状态，如虚寒、实热等。
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指疾病过程中正邪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机体的损害程度和预后吉凶。所以需从正邪两方面来分析。如正气不足，表现为局部的，单个脏器的，未损及脏腑组织结构和根本功能，不危及生命的为轻浅，反之则危笃。如气虚单纯表现为脾气虚，临证见纳谷不馨、食欲不振者轻;如进一步出现纳食减少，面色萎黄、神疲乏力者重;再进一步出现水谷不进，数日不食，倦卧淡漠者危。邪实亦是如此，如热邪侵犯局部出现红肿疼痛者轻，若合并全身壮热憎寒，口渴烦躁者则为邪势猖盛，耗伤气阴，较重;若再出现疮面色黯、疮顶塌陷而伴神志昏聩或狂躁谵妄则为危候。正邪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其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病情的严重程度，故临床判断时应综合考虑。
在临床实践中，需要将辨病位、病性以及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综合起来，才能明确疾病当前的最本质的状态，为治疗提供正确的指导。
此外，尚有部分医家强调膏方治疗时不仅要辨证，还需要辨体质，即对患者的基础体质的阴阳虚实做出合理的判断，作为膏方治疗的依据。这也是临床中应掌握的重要原则。一般来说，患者的基本体质与其所患疾病的主要证型有内在的联系，如哮喘有寒哮和热哮之别，阳虚体质之人易为寒哮之证，而阳盛体质之人易为热哮之证。体质阴阳虚实的不同往往决定了疾病的易患证型。而临床上也有一些情况下出现疾病的性质与其基本体质的性质相互矛盾的现象。由于体质是由先天禀赋、后天饮食、环境、性情等决定的，一般较为稳定，而疾病的性质受正邪斗争的力量对比，治疗措施、饮食调护的得当与否的影响，可发生较为明显的波动，而出现与基本体质矛盾。再以哮喘为例，阳虚体质之人易作寒哮，但疾病过程中可因痰饮内郁而化热出现整体虚寒、局部实热的表现。此时则应综合考虑整体与局部，处理好体质与病性的关系，把握好治疗补泻清温的尺度。
2.求取平和
中医理论认为正常人体应是一个在物质和功能上都能保持动态平衡的有机体，称之为“平人”，这种理想的状态称为“和”，这种状态的破坏则产生疾病。因此，膏方治疗的根本目的是恢复平衡，重新达到“和”的境界。
膏方调治的疾病大多为经年沉疴，往往正虚邪恋，寒热错杂，其病机一般较外感病、急性病复杂。虽然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治疗方法应该逆病势而行，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但鉴于膏方治疗对象临床情况的复杂性，单一的治法往往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有时甚至出现顾此失彼的结局而使病情加重恶化。所以在求取平衡的治疗中应处理好疾病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把握治疗方法的平衡。诚如吴鞠通所言：“治内伤如相，神机默运。”在临床施治时主要应处理好攻补、寒热、动静、升降这几对平衡关系。
攻补平衡：
慢性疾病常表现为以虚损为主导的临床过程，而其中夹杂标实的证候，也多因虚而起，所以非标本兼治而不能去，兼用扶正祛邪，使邪去正安，正盛邪怯，正其治法。如果拘泥于膏方为补剂，大量施以补益之品，全不顾其标中之邪实，则邪势日盛，消蚀正气，则补剂之功尚未见，而正气之损则日益甚;更有补益滋腻之品与邪相恋，全不能奏补养之功。故标本当共治，实如“补正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自得力”。近代名家秦伯未先生言“膏方非单纯补剂，乃包含救偏却病之义”。
寒热平衡：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是经典的治疗法则，但是临床上往往还是会碰到有些病人虽是阳虚之体，但略进数剂温药，却觉身烦热、口干燥，甚则鼻衄口疮。由于人体是阴阳的统一体，其本身也在不断地动态调节，如果不考虑人体本身的调节，见阴寒而投一派温热，则易动龙雷之火，见阳热而投一派寒凉，则脾胃生化之气被伐。膏方以补益为主，而补益药尤其是补气补阳药物以性偏温热者为主，故需加用适量药性偏于寒凉的药物以监制其温热之性，使整料膏方中寒热药性趋于平衡;而补阴补血药物则性偏腻偏凉者居多，如不反佐温热药，则脾胃因黏腻阴寒而运化不利，脏腑失于所养，又容易被病邪内侵。因此，膏方中处理好药性寒热不偏，方能疗疾救偏。
升降出入平衡：
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人身神机不灭，是因气机不息，上升则地气化生万物，下降则天气甘霖众生;出则吐故，入则纳新;动则运行周身，静则守中而神藏，而贵在升降有序，出入平衡，动静相宜。升降出入运动是脏腑生理功能得以进行的根本，同时五脏各有其气，发挥其生理功能，故而处方时要考虑各脏器的生理特性及药物性升性降，主动主静之不同，正确处理动、静药的配伍运用。开具膏方处方时尤宜平调升降，使中焦气机的升降有序，则清阳升、浊阴降;肝主左升，肺主右降，两者相互配合，可以协助中焦气机升降。欲填精养阴则宜静，补益气血则宜动;如处方以攻逐痰饮、疏理气机、通行血脉、温阳发散为主，当酌加养阴、收敛、重镇之品，以防升散太过或劫其阴津;而以填精补肾、滋阴养血、补气培元为主，也当稍佐理气行血、通利经脉之剂，以防滋腻不化，气滞不行，反生胀满不适。
3.顾护胃气
胃腑是腐熟水谷化生精微的重要场所，在生理状态下需赖其提供营养物质和能量，而在疾病状态下更需要依靠其提供的精微物质长养正气，以为抗邪之资。且内服的药物也需要胃气的运化吸收才能发挥其药理作用。所以膏方调治时应注重对胃气的保护。若为脾胃素健者，运化功能良好，只需在治疗时略加留意，勿使太过滋腻或克伐太过，亦可略施砂仁、陈皮、蔻仁等助运药一二味即可。若为脾胃素虚或有宿疾者，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调治用药。如胃气素弱，运化不及者，宜酌加白术、枳实、鸡内金等理气助运化之药;胃肠素薄，易患泄泻者，则投滋腻寒凉之药当须谨慎;若中焦素有湿浊者，亦忌滋腻，可酌加藿香、佩兰、苍术、厚朴等芳香化湿、醒脾助运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