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萨福式的爱

聪明的女子常会觉得大多数男人恶心、无用，也难怪她们其中的一些会想和同性谈恋爱了。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1933—2004

批评家

用法：一个人要是在脸书上晒了太多照片，可以警告他当心桑塔格式的记忆侵蚀。

虽然她也跟男人约会，但对于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来说，她最持久的一段恋情是和一位女士——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她们的结合也不是没有争议的；莱博维茨用照相机记录了桑塔格因为癌症去世前最后几个月间的样子，很多人觉得看了难受。

而摄影和癌症是桑塔格最有名的两本书的主题。在《论摄影》（1977）中，她认为我们太依靠照片去记忆过往的事情（看到今天那些视觉主导的社交媒体，像脸书和Instagram[10]，桑塔格的这一论述就更显得有远见了）。在《疾病的隐喻》（1978）中，她分析了我们谈论疾病的方式，特别是癌症，提出其中的语言必须直白，任何修饰都贬低了病人所遭受的痛苦。比如，我们形容一个人正在与癌症“做抗争”，是否值得商榷？

桑塔格有时确实喜欢夸大其词。比如她遭受很多非议的一种说法是把“白人”称为“人类史中的癌症”。（她对于用比喻形容疾病和用疾病作为比喻提出种种严格要求，那是后来的事情。）在“9·11”之后，她立刻加入论争，反对别人把那两架飞机认作“对文明和自由的懦弱攻击”，认为它们是对“美国某些具体盟约和行动”的回应。这种观点让大家义愤填膺。只不过通常来说，右翼评论者，通常是男性，虽然一面说她易被情绪冲昏头，但其实他们对她的厌恶有时候也是一样。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觉得受到了威胁？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子居然敢持左翼观点的同时——这一点不可否认——还很聪明，他们就有点害怕了？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

作家、女权活动家

用法：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写作和她的生活经历都为确立一些女权主义的基本信条做出了贡献。

如果简单把女权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说成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可能会造成误解，不过她的确为女性所吸引，特别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叫范妮·布拉德。而且她的确不循规蹈矩：爱上结了婚的画家亨利·福塞利之后，她提出跟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一起，组成三角家庭。福塞利不予认同，并结束了这段恋情。

在那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写出了《玛丽：一部小说》，被很多人认为是由女性写作的第一部女同性恋小说。到了1790年，她为了支持法国大革命，写了一本《人权辩护》，大获成功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受到鼓舞，于1792年创作她最著名的作品《女权辩护》。它被视作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主要观点不是男女平等，而是两种性别要有同等的权利。最为重要的，它论述了女士即使表面上在智力上弱于男性——用她的词汇说，是“宠物小狗”或“玩具”——这也是因为男性几乎完全剥夺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从婴孩时，就往女性头脑中灌输她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吸引异性。

沃斯通克拉夫特活着的时候遭受了不少冷言冷语，她给一个叫吉尔伯特·伊姆利的男人生过一个孩子，而后感情变坏，她两次尝试自杀。最后她在哲学家威廉·戈德温那里找到真爱，只可惜诞下千金之后，没过几天就死了。他们的女儿就是后来写出小说《弗兰肯斯坦》的玛丽。在极度悲痛之中，戈德温写道：“我确信这世上没有能与她相提并论的人。从我们相伴的时光中，我知道我们能让彼此幸福。而今往后，我完全不再期待生命中还会有快乐和幸福。”

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1901—1978

人类学家

用法：如果你的两性关系是很传统的——比如你只是个不肯重婚的异性恋，那么为了替自己辩护，可以说：“我并不是玛格丽特·米德那些性解放思想的拥护者。”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着迷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生活，而这种不厚此薄彼的态度也延续到了她的感情生活中。除了有过三个丈夫，她还和两个人类学女同事保持着长期的情侣关系。其中一位叫罗达的女士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作为英国圣公会的基督徒，如果米德对自己如此蔑视社会传统感到任何不安，至少她的研究成果给了她不少宽慰。米德观察了不少原始社会后总结道：他们对于性和爱几乎是没有禁忌的。

至少，很多读者在看了她最有名的两部作品之后，记得的就是上面那句结论。那两部作品是1928年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和1935年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它们让米德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中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偶像，尽管在那个时候的学术圈，米德的研究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其中格外引发争议的是她声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德昌布利湖（现在是钱布里湖）边有个群落是由女性统治的。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反常现象，是因为当时这个地区被澳大利亚控制，后者禁绝了部族间的战争，导致男性无法依靠他们通常依赖的办法——武力——来获得统治地位。不仅如此，后来的调查还找不到丝毫证据显示米德所描述的社会曾存在于这个地区。

曾经“米德”是一个时常被引用的名字，而现在更多的只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注脚。这个注脚还可以再添一个注脚，也就是在儿童保育方面，大家还有时会提到米德的某些“创见”。她在自己研究中生发了许多想法，其中之一——是她和她的朋友本杰明·斯波克共同提出的——每次婴孩哭闹的时候，母亲都应该喂奶，而不只是在每天的固定时间。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

哲学家

用法：只要谈论起古往今来男人如何系统性地压迫女性，提一句波伏瓦的《第二性》都是合适的。

乍看之下，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感情生活似乎和她知识分子以及女权运动领袖的职业是相称的，她不愿被传统束缚，高高兴兴地跟男人、女人谈恋爱。但这些“解放天性”的把戏也竟还有欺瞒、利用的一面。三十多岁的时候她做过教师，似乎勾引过她的一些女学生，然后再把她们送给自己的长期情人，也就是让—保罗·萨特那个斜眼侏儒，后者热爱夺取处女的童贞。这对情人把这种关系称为“三重奏”。

这段我们暂且略过了。波伏瓦一直否认自己是个哲学家，但她1944年的长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完全可以和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对照阅读——都是借用经典故事探讨存在主义哲学（基本上就是在问：“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她也写小说，通常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其中一本《名士风流》（1954）拿下了龚古尔奖。但是她最被后人记住的恐怕会是那本号召女权主义者起来战斗的《第二性》（1949）。书名很好地概括了她的中心论点：女人一直被男人习惯性地展示为次要的性别，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几乎可把她们视作没有阴茎的男人（随便举个例子：《圣经》里就说上帝是先造了亚当……）

更宽泛一些，她还探讨了男人如何在“绅士风度”等幌子之下，将女性困在了一些角色中，最后方便了男人。比如，有些丈夫会赞颂妻子是“家中的女神”。波伏瓦说，不要被这个词蒙蔽，以为是句好话；不是的，这些丈夫是用这个标签把打扫房子的任务永远地套在了妻子的脖子上。把这样的思想用存在主义的语汇表达出来，波伏瓦写道：“一个人从来不会出生时就是女人，她们都是【成为】了女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而后天是男人的塑造才让你成了一个“女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1882—1941

小说家

用法：要是谁在商务会议上絮絮叨叨的，你可以说：“能不能说话简洁一些，这又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最后自杀身亡。谁在怕她呢？爱德华·阿尔比的这个问题早成了经典。应该所有人都怕的吧，不是吗？

当然，以上的概括很不公允，伍尔夫要更可爱、更有趣得多。她或许是有过一些同性的婚外恋情，比如和园艺设计师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但不管是灵与肉，她都很爱自己的丈夫——作家伦纳德·伍尔夫。作为小说家，她为一种开拓性的技术——“意识流”（钻进一个角色的脑袋里，把他所有的想法都写下来）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运用得好，它会显得特别真实，引人入胜；要是搞砸了，那就会成了“你干嘛要告诉我这些”的局面。对于那些还没体会到妙处的人来说，《达洛卫夫人》就读起来有些乏味；里面写的是一个中年女子筹划派对的事情。《到灯塔去》也一样，写了一家子人坐船去标题中的那个灯塔。这样的读者大概会更喜欢《奥兰多》，这个故事更轻松些，跨越许多个世纪，里面有个不死之身从男人变为女人（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伍尔夫对于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爱慕之情）。

伍尔夫五十九岁的时候自杀了，之前好几十年她都饱受心理疾病的折磨，她的病症在今天就会被诊断为“躁郁症”。她在大衣口袋里塞了些石头，蹚进了欧塞河。“一切都离我而去，只剩下一个信念，那就是你对我的好是不会变的，”她在留给伦纳德的遗言中这样写道，“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人生了。”说到自杀遗言，伍尔夫的这一封信让人不胜唏嘘。而与之相去甚远的，是某位奥地利小说家，他的遗言被不少评论家认为至少是文笔恶劣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