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梦华怀旧情结

杭州在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与南宋两度为都，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一种皇（王）城文化和帝都意识。这种文化意识牢固、鲜明地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在杭州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心理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这是西湖小说家津津乐道“唐宋遗韵”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这座昔日“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留给历史和它的市民太多可以诉说与追忆的奇闻逸事。西湖小说津津乐道的“流风遗韵，古迹奇闻”，确实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它们在太平盛世可以妆点繁华，在黑暗乱世则成了杭州人的精神安慰与理想寄托。

月满则亏，盛极必衰。南宋之后，杭州作为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至高地位一去不返，就连区域性中心的地位也受到邻近的南京、苏州等城市的强大挑战，甚至被取代。前朝与后世对比中强烈的反差和失衡，是杭州人在后南宋时代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与窘迫。正如《情史·卫芳华》慨叹：“繁华总随流水，叹一场春梦杳难圆。”在强烈的失落中，油然而生的是追忆梦华的怀旧情结。怀旧情结在文学艺术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古人爱如班固《西都赋》所说的“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西方文学家认为“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已经失去且无法复得的东西显得越加珍贵，通过抚今追昔，在古与今、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中，怀旧能把最普遍、深刻、敏感的追思和眷恋，沉淀和铭刻在这片土地上某些人群的集体潜意识与记忆深处。当受到眼前风物与现实事件的刺激、触发时，这种梦华怀旧情结便条件反射式地表现出来，小说作者“感到只有沉溺在过去时间的记忆中才能确证自我，而现时的空间则是人产生孤独和无助感的直接原因……”从而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心理。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也是如此，梦华怀旧情结不仅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审美趋向，而且契合杭州地域文化浸染下的小说读者的接受习惯与审美情趣。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复古思潮中的怀旧情结。明代尚古好古之风盛行，文人竞相以复古为高。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就“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尽管此举是为了“去胡化”，但也影响了后世的复古风气。明代文士崇尚复古，如名臣王鏊（1450—1524）上疏求才“必以通经学古为高”，赵时春（1509—1567）上书请命“复古冠婚、丧祭之礼”。大儒谢复（1441—1505）因“居家孝友，丧祭冠婚，悉遵古礼”而声名卓著。有明一代的社会思潮普遍存在一种“厚古薄今”的观念，好将历史上某一繁盛时期的风尚奉为圭臬，加以顶礼膜拜。明代中期，“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倡言“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文学复古思潮盛行。对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而言，萦绕在杭州“黄金时代”的唐风宋韵，自然也是复古怀旧的对象，即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所说：“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书……”

（二）城市文化与风俗流变中的怀旧情结。明代中后期与清代“康乾盛世”时期，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时过境迁，但一些故物遗风依然执着地留在杭州的市井与湖山之间。明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说：“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指出杭州的城市文化与消费习惯还留有南宋的帝都习气。同一时代的杭州人张瀚（1510—1593）也说：“吾杭终有宋余风。”明代杭州人田汝成还例举“说话”等文化消费活动说：“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他又举出明代杭州的许多方言发音“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未之改也”。昔日梨园市语中的宋人口音与腔调在数百年后，依旧萦绕、回荡在西子湖畔，可见杭州地域文化中的前朝遗风与怀旧情结是何其的鲜明、浓厚。这些又都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将在第三章详析。

（三）鼎革战乱中的怀旧情结。明清鼎革之际，干戈纷扰，先是“甲申之变”，崇祯皇帝自缢，随后中原大片河山沦陷于清军的铁骑之下。江南士绅对此感到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天地忽崩陷，日月并湮沦”。尤其是对于杭州而言，历史惊人地相似，似乎在重演四百年前同样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铁骑踏进临安的悲剧。清军南下后，江南人民纷纷投入抗清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义士。如被称为“西湖三杰”之一的抗清英雄张煌言在兵败被俘后，于康熙三年（1664）八月被押至杭州，作《入武林二首》（《甲辰八月辞故里》），其二曰：“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对葬在西子湖畔的英雄于谦、岳飞表达了深切的缅怀与景仰之情。在被清廷杀害于杭州官巷口之前，张煌言留下绝命诗《忆西湖》：“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再次表达对西湖豪杰于谦、岳飞的景仰，并决意效法先贤舍生取义，魂归西湖。这种情结也隐微寄寓在西湖小说，如《觚賸·布囊焚余》等篇目之中。

（四）在清王朝严酷统治下的怀旧情结。清代杭州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咏史》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王朝加强文化专制，在意识形态控制上十分严苛。汹涌泛滥的文学狱潮与禁书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了牢狱之灾和刀斧之祸，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杭州小说家创作、杭州书坊刊刻的一些反映明末清初变乱的时事小说纷纷遭到禁毁，如杭州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刊刻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陆人龙创作、杭州翠娱阁刊刻的《辽海丹忠录》等作品就曾多次被列入禁毁书目。西湖小说作家多不敢言及近世人事，多借唐宋遗事来隐晦述怀。

总之，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与失衡。由此产生的梦华怀旧情结浸染了西湖小说作者的审美情趣与创作动机，并渗透到读者的审美心理与接受习惯之中。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文化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