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语言风格的典雅化

清罗惇曧《文学源流·总论》说：“文学由简而趋繁，由疏而趋密，由朴而趋华，自然之理也。”在这种文学演进的总体规律制约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样式文人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语言风格的典雅化，从戏文到传奇的嬗变也是如此。

宋元和明初南曲戏文的语言风格以质朴古拙为基本特性，王骥德《曲律》卷二《论家数》说：

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

卷三《杂论上》又说：

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途歌巷咏之作耶？

如吕天成《曲品》卷上评《拜月亭记》：“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评《荆钗记》：“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评《白兔记》：“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此外评《杀狗记》“事俚词质”，评《牧羊记》“古质可喜”，《赵氏孤儿记》“其词太质”，《金印记》“近俚处俱见古态”等等，俱可为证。

到明中期，由于大批文人染指南曲戏文，把以雕词琢句所体现的文人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带入了南曲戏文的改编和传奇戏曲的创作，这就大大改变了南曲戏文的语言风格传统。

明中期文人往往对宋元和明初的戏文剧本随意改窜，竭力变俚俗为文雅，甚至不惜将戏文原作弄得面目全非。这一点，我们只要将《九宫正始》所征引的宋元戏文原作的曲词，与明改本的曲词加以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凡是《九宫正始》所征引的宋元戏文的曲词，往往比明改本明畅易晓，朴质俚俗。风气所至，甚至连原本以文雅著称的《琵琶记》也在劫难逃，变得更加典雅绮丽了。

戏文与传奇在戏曲语言风格上的楚河汉界，是以文词派（或称文辞派、骈绮派）的兴起为标志的。徐渭《南词叙录》说：

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未至澜倒。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盛于今。

所谓“未至澜倒”，说的是在弘治、正德年间，《香囊记》的影响还不甚广泛，大多数戏文的改编本和传奇的创作本尚能基本保持质朴古拙的语言风格传统。吕天成《曲品》卷上《旧传奇品序》，在概括“国初名流”的“旧传奇”的语言风格时说：“存其古风，则凑泊常语，易晓易闻”，“有意近俗，不必作绮丽观”，“极质朴而不以为俚，极肤浅而不以为疏”。而所谓“以时文为南曲”，“无复毛发宋元之旧”，“南戏之厄，莫盛于今”，不正透露出文词派出现后戏文规范萎谢和传奇体制代兴的信息吗？《南词叙录》今存本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自序，可见这恰恰是发生在嘉靖年间的事情。王骥德《曲律》卷二《论家数》也说：

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玦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尽掩。

文词派是明中后期传奇的主要流派，它滥觞于成化、弘治间邵灿的《香囊记》，开派于正德、嘉靖间的沈龄（寿卿）、郑若庸和陆采等曲家。徐復祚评沈寿卿《龙泉记》传奇〔南吕梁州序〕曲文说：“词亦秾艳，但多措大占语，《龙泉》通本皆然。”吕天成《曲品》卷上评《玉玦记》说：“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徐復祚《曲论》说：《玉玦记》“好填塞故事，未免开饾饤之门，辟堆垛之境，不复知词中本色为何物，是虚舟实为之滥觞矣”。梁辰鱼评陆采《明珠记》说：“摛词哀怨，远可方瓯越之《琵琶》；吐论嶒嵘，近不让章丘之《宝剑》。”王骥德评陆采《明珠记》说：“事极典丽，第曲白类多芜葛。”

其后，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李开先、梁辰鱼、张凤翼等推波助澜。凌濛初《谭曲杂札》评曰：“自梁伯龙（郭按，即梁辰鱼）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又评张凤翼：“毋奈为习俗流弊所沿，一嵌故实，便堆砌拼凑，亦是仿伯龙使然耳。”

至万历前期，梅鼎祚、屠隆等登峰造极，愈演愈烈。王骥德说：“于文辞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郭按，即梅鼎祚），摛华掞藻，斐亹有致。”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屠隆《昙花记》说：“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流风所及，连汤显祖的初期作品《紫箫记》和沈璟的初期作品《红蕖记》，也都以骈雅藻丽见称。吕天成《曲品》卷上评《紫箫记》云：“琢调鲜华，炼白骈丽。”又记沈璟自谓《红蕖记》：“字雕句镂，止供案头耳。”

“文词派”的戏曲创作一味追求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像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之一《词曲部·词采第二·忌填塞》中所批评的：“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成以免思索。”他们的作品不仅曲词“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而且“宾白尽用骈语，饾饤太繁”。

我们可以举郑若庸《玉玦记》传奇中的两个例子，以见一斑。第七出《忆夫》中婢女春英伴随贵族小姐秦庆娘采桑时唱道：

【香遍满】野阴舒盖，采掇不少留，岂恤难再茂？想洞口桃花，绿叶曾攀否？恨春风恼乱，破萼争未休。把刘郎殢却，空叹了邯郸妇。

第八出《入院》中，鸨母李翠翠一句一典，将其女李娟奴依次比作邓夫人、寿阳公主、绿珠、潘妃、卓文君、柳氏等“古时几个美人”，唱道：

【北醉扶归】獭髓添微绛，梅瓣贴宫妆。檀屑餐来玉体香，行踹金莲上。漫说道临邛夜亡，索把章台傍。

这是相当典型的文词派语言。婢女、鸨母并非才子佳人，但居然都是满腹诗书，出口珠玉，几乎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典故，连篇累牍，不厌其繁，意思隐晦不彰，令人不知所云。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词派对语言风格典雅化的艺术追求，仍有其不可抹杀的时代意义。首先，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与文人的浪漫情思和蕴藉意绪构成一种“异质同构状态”，它有利于文人学士抒发其细腻含蓄的艺术情感，展示其婉丽幽邃的内心世界。王世贞曾评价张凤翼说：

伯起才无所不际。骋其靡丽，可以蹈跻六季而鼓吹《三都》；骋其辨，可以走仪、秦，役犀首；骋其吊诡，可以与庄、列、邹、慎具宾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帅烟花。

传奇语言风格之所以趋向典雅绮丽，其内因正在于此。因此，这种语言风格后来实际上成为晚明主情文学思潮的载体和表征，在有清一代也一直余风不泯。

其次，对才情与文采的浸淫、追求和自赏，是中国古代文人积重难返的普遍心态，这种普遍心态恰好借助于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和蕴藉婉转的思维方式得以最充分的表现。传奇语言风格之所以趋向典雅绮丽，正根基于这种传统，所以王骥德在《曲律》卷二《论家数》中评论文词派的语言风格时说：

然文人学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遂不能废，犹古文六朝之于秦汉也。

以雅为美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审美意识，这和中国文人独特的文化心态是分不开的。当文人士大夫视“雅”为人的修养极致与最高美德的时候，雅正、雅致、雅趣、雅兴、闲雅、淡雅等等，便成为他们个人风度、气质、情趣的标志。同样的，当文人士大夫以“雅”为文艺的审美标准时，他们在音乐艺术中，常称“典雅纯正”、“中正和平”的歌乐为“雅乐”，以此区分“淫邪”的郑声；在绘画艺术中，则追求“高雅”以抗流俗，崇奉“古雅”以薄寻常；在文学中，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标举“八体”，首推“典雅”，因其“熔式经诰，方轨儒门”，所以历代文人或据“典雅”以抗新奇，或崇“雅正”以薄“侧艳”，或倡“雅丽”以斥“俗恶”。文词派传奇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不正是以雅为美的文人审美意识的必然产物吗？

再次，“言之无文，行而未远”，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强大的审美思维定势。当文词派传奇作家竭力将文人才情外化为斑斓文采时，事实上是在有意识地加强传奇剧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以便传奇剧本在当世和后世的文坛上流传。尽管这是以削弱了传奇剧本的戏剧性和可演性为代价的，但其结果毕竟提高了传奇文学的文体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之足以与诗词文赋等传统文学相抗衡，从而在明中期以后雄视文坛。

总之，正是由于传奇语言风格的典雅化，方才促成了明中期以后文人传奇创作的热潮，从而使明中期到清中期成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成为世界戏剧史上并不多见的黄金时代。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以“形式主义”的贬词一笔抹杀文词派传奇的时代意义，那无疑是非历史主义的。

当然，文词派传奇作家以涂金缋碧为能事，以饾饤堆垛为嗜好，这在根本上违背了戏曲艺术“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的文体特征，不免使传奇沦为案头珍玩，其流弊也是极为严重的。明末凌濛初《谭曲杂札》对此作了鞭辟入里的批评：

今之曲既斗靡，而白亦竞富。甚至寻常问答，亦不虚发闲语，必求排对工切。是必广记类书之山人，精熟策段之举子，然后可以观戏，岂其然哉？又可笑者：花面丫头，长脚髯奴，无不命词博奥，子史通淹，何彼时比屋皆康成之婢、方回之奴也？总来不解“本色”二字之义，故流弊至此耳。

的确，文词派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既违背了戏曲艺术的舞台演出规律，更违背了戏曲艺术的审美规律，后者直接关系到戏曲的艺术生命。因此，摆脱文词派语言风格对传奇创作的如影随形般的影响，便成为明后期许多传奇作家的自觉意识和努力追求。

就外部的文化情境而言，从戏文到传奇，语言风格之所以由质朴通俗趋向典雅绮丽，还与明中期新起的文艺思潮密切相关。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首倡复古，标称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抨击“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的宋诗。由于他们特别讲求文采和才情，有人批评他们的创作“是文人学士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至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之后，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创作诗文作品极力提倡古雅华丽的文学风格，连“藻艳”的六朝诗文和北宋西昆体，都因“材力富健，格调雄整”而得到称赏。文词派传奇的风靡于世正是与这一文艺思潮桴鼓相应的。

凌濛初《谭曲杂札》说：

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靡。弇州公（按，即王世贞）以维桑之谊，盛为吹嘘，且其实于此道不深，以为词如是观止矣，而不知其非当行也。以故吴音一派，竟为剿袭靡词。

王世贞《曲藻》曾明确地以“学问才情”为标准评价元明戏曲，毫不客气地批评《拜月亭记》戏文“无词家大学问”，而赞不绝口地称赏《琵琶记》的“琢句之工、使事之美”。郑若庸、梁辰鱼、张凤翼、梅鼎祚、屠隆等文词派传奇作家，或是“七子”的附庸，或与“七子”中人关系密切，要之多是复古思潮中的弄潮儿。他们正是以典雅绮丽的传奇创作，为“七子”的复古思潮推波助澜的。

文词派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奠定了传奇戏曲语言的基本审美格调，标志着传奇与戏文的最后分界。从此以后，传奇语言风格一直受文词派的影响而不可自拔，典雅绮丽成为传奇作品历百年而不变的主导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