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清传奇的历史分期

综上所述，传奇戏曲具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即规范化的长篇剧本体制和格律化的戏曲音乐体制，以及另一个相当重要的构成要素即文人化的艺术审美趣味。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了传奇戏曲区别于其他戏曲体裁的文体特征。这一文体特征的基本建构，标志着明清传奇史的开端；这一文体特征的本质蜕变，则标志着明清传奇史的终结。而明清传奇史的分期，也必须而且只能以这一文体特征的嬗变为主要依据。

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发展的，它总是呈现为波浪式或螺旋式的发展状貌，文学艺术的历史也不例外。现代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曾指出：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在从明中叶至晚清约450年的历史进程中，传奇文体的总体特征发生过或这样或那样、或多或少的变化，从而构成不同时期特定的传奇文体特征。这种特定的传奇文体特征，既从属于既定的传奇总体特征，又由特定历史时期中传奇戏曲的创作实践所制约、所规范，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一过程中游移出去。因此，这种特定的传奇文体特征便成为明清传奇演变史中某一历史时期的显著标志，它的基本建构，标志着这一历史时期的开端；它的基本解构，则标志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终结。明清传奇史研究者的任务，便是发现并重构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传奇文体特征，阐释这一特征的内蕴，描述这一特征的表现。

当然，文学的历史演进，一方面根因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体系自身的演变所引发和催动；另一方面也根因于外在原因，由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所引发和催动。在这里，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我们在坚持以某一特定的传奇文体特征作为传奇史分期标准，并据以研究不同时期的传奇文学的同时，必须深入地探讨促成这一特定文体特征的建构、变化和解构的内在的与外在的诸种原因，以便揭示历史演进的真正秘密。出于这一考虑，本书力图把传奇戏曲置于明清时期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中进行整体考察，着力研究传奇戏曲在总体文化嬗变中所打上的时代烙印，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所发挥的文化功能，所体现的思想趋向，以及所含蕴的民族文化心态。

根据以上认识，我认为，从明中叶至晚清，传奇的历史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即生长期、勃兴期、发展期、余势期和蜕变期。兹将各时期的主要特征简述如下。

（一）从明成化初年至万历十四年（1465—1586），共122年，是传奇的生长期。传奇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征，终于剪断了同戏文母体的脐带联结，呱呱落地了。

这时期的传奇作家从整理、改编宋元和明初的戏文入手，吸取北杂剧的优点，探索、总结和建立了规范化的传奇剧本体制。在这种整理和改编的过程中，传奇作家逐步建立起篇幅较长、一本两卷、分出标目、结构形式固定、有下场诗等不同于戏文的规范化的文学体制，成为后代传奇创作的圭臬。传奇剧本体制的定型约完成于嘉靖中后期（1546—1566），它标志着传奇的真正成熟。

文词派（也称骈绮派）是传奇生长期的主要流派。它滥觞于邵灿（成化、弘治间人），开派于郑若庸，李开先、梁辰鱼等推波助澜，至梅鼎祚、屠隆而登峰造极。文词派以涂金缋碧为能事，以饾饤堆垛为嗜好，将文人才情外化为斑斓文采，固然加强了传奇剧本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但却违背了戏曲艺术“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的文学特性，削弱了传奇剧本的可演性和戏剧性，使传奇沦为案头珍玩。从此以后，传奇的艺术风格一直受文词派的影响而不可自拔，典雅绮丽成为传奇作品的主导风格。而格调“清柔而婉折”的昆山新声的流行，与传奇作品典雅绮丽的艺术风格埙篪相应，使传奇创作竞奏雅音。

传奇与时代精神的融汇，以李开先的《宝剑记》首开其风，《浣纱记》和《鸣凤记》相互应和。这三部传奇作品中鲜明的忠奸斗争观念、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成为明清传奇重要的时代主题。此外，传统的伦理教化剧和爱情婚姻剧，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二）从明万历十五年至清顺治八年（1587—1651），共65年，是传奇的勃兴期。这时期的传奇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传奇创作被晚明进步文艺思潮推到时代思想文化的顶峰。有的传奇作家借助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淋漓尽致地表达内在的情感欲求和情与理的激烈冲突，追求肯定人性、放纵个性、歌颂世俗的享受和欢乐、向往个体人格的自由与平等的近代审美理想。有的传奇作家则用传奇作品抒发对黑暗社会的荒谬感受和对理想政治的痛苦追求，力图批判现实，挽救人心，有补世道，大量的历史剧和时事剧由此而生。

传奇音乐体制也逐渐走上格律化的道路。沈璟首先潜心致力于昆腔格律体系的建立，从宫调、曲牌、句式、音韵、声律、板眼诸方面，对传奇音乐体制作出严格的规定，于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1600—1606）之间撰成《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成为“词林指南车”。此后各种曲谱大量涌现，至崇祯、顺治间，传奇的昆腔格律体制已趋于完善。

沈璟和汤显祖的争论是这一时期的一件大事，史称“汤沈之争”。论争的核心问题是戏曲创作中文辞与音律何者第一。二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沈璟是从曲乐的角度要求文辞服从音律的，汤显祖则是从曲文的角度要求音律服从文辞。“汤沈之争”的结果，是使其后的许多传奇评论家提出了熔文辞与音律为一炉的理论主张，许多传奇作家也努力追求文辞与音律两臻其美的创作境界。“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自此成为传奇创作的不二法门。

勃兴期传奇的语言风格，逐步转向“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的审美追求，以明白晓畅而又文采华茂的风格，达到雅俗共赏、观听咸宜的艺术境界。与此同时，传奇作家也自觉地追求传奇情节的新奇怪异，煽起一股求奇逐幻的时风。他们明确表示：“传奇，传奇也。不过演奇事，畅奇情。”

（三）从清顺治九年至康熙五十七年（1652—1718），共67年，是传奇的发展期。

由于明清之际传奇创作和舞台演出的关系空前密切，促使传奇的剧本体制、文学要素和语言风格发生了新变。在传奇剧本体制上，出现了“缩长为短”的普遍的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二十出至三十出成为传奇作品篇幅的常例。在传奇文学要素上，从音律与文辞何者第一的争论，转为明确标举“结构第一”，突出了传奇的戏剧性特征，传奇的结构艺术至此也臻于成熟。在传奇的语言风格上，天平从雅俗共赏的平衡状态更多地偏向了俗的一边，李渔直截了当地说：“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于是，一个以剧本体制的严谨化、音乐体制的昆腔化、语言风格的通俗化、戏剧结构的精巧化，一句话，以传奇艺术的舞台化为特征的崭新的传奇文体规范体系得以重构。

此期传奇创作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包括清初生活在苏州一带的十几位专业戏剧作家，如朱、朱佐朝、毕魏、叶时章、陈二白、丘园等。苏州派的整体风格，是以较完美的传奇艺术形式敷演伦理意向鲜明的戏剧性故事。二是以李渔为代表的一批风流文人，包括王绪古、范希哲、万树、周稚廉等十几位作家。他们的整体风格，是以日益完美的传奇艺术形式敷演既风流自赏又不悖礼教的才子佳人故事。三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正统文人，他们以创作诗词古文的传统思维模式创作传奇，借传奇抒发故国之思、兴亡之叹、身世之感、风化之意，借传奇显示渊博的学识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他们是文人之曲的薪火接传者。

洪昇和孔尚任是两位集传奇创作之大成的戏剧家，分别创作出了划时代的传奇名著《长生殿》和《桃花扇》，把传奇创作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四）从清康熙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19—1820），共102年，是传奇的余势期。

传奇内容的道德化，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个特点。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戏曲风化观甚嚣尘上，在传奇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夏纶、董榕、吴恒宣等作家极力地将道德内容审美化，赤裸裸地以传奇教忠教孝。蒋士铨、张坚、石琰、沈起凤等作家则倡导传奇艺术道德化，主张以“笔墨化工”来“维持名教”。一时理学之风盛行剧坛。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传奇艺术的诗文化，大多数作家都以创作诗文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创作传奇。他们主张“以曲为史”，强调事有所本，言必有据，力图以传奇为史传，表现出征实尚史的审美观念。他们提倡“以文为曲”，将传奇视为“音律之文”。以文的结构布局取代了戏的排场关目，以事件的来龙去脉压倒了戏剧的动作、冲突和情境，以人物关系的设置淹没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他们标举风格雅正，以“虽浓艳典丽，而显豁明畅”作为传奇的语言风格。而且在剧本体制上，这时期的传奇作品也逐渐表现出杂剧化的趋向，每本八至十二出的传奇作品大量涌现，已成惯例。

因此，虽然这时期传奇作品仍然为数甚夥，但是由于作品在内容上与时代精神脱节而日益理学化，在形式上与舞台实践脱节而日益诗文化，这就大大促进了传奇走向衰落的历史趋势。

（五）从清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1821—1911），共90年，是传奇的蜕变期。

首先是传奇剧本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嘉庆年间开始的传奇杂剧化倾向，在这一时期蔚为风气，八出至十九出成为传奇剧本篇幅的常例。这不能不伴随着传奇作品的结构排场、角色设置、曲白比重、语言风格等一系列变化。传奇文体逐渐地消解了。

更重要的是，从康熙、乾隆以来的所谓“花、雅之争”或“昆、乱之争”，到嘉庆年间花部乱弹已逐渐占了上风，至道光以后愈演愈烈，雅部昆剧简直沦为花部乱弹的附庸了。传奇创作一方面在民间审美趣味的冲击和陶冶下，趋向于音乐体制的纷杂化和表演艺术的复合化。另一方面，传奇创作为了固守自己的一隅之地，干脆沦为纯粹的案头文章。特别是文人的传奇作品，已经几乎成为和诗文一样的抒情、言怀、讽世、宣教的文学作品。

综观明清传奇约450年的历史演进，大致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运动过程。在剧本体制上，从元杂剧之简短，到戏文和传奇的冗长，再到传奇的杂剧化，其所表现的生活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音乐体制上，从戏文的散乱自由，到传奇的规整划一，嘉庆以后又出现流于散乱纷杂的趋向，各种戏曲声腔在竞争中普遍地汇合交流。在语言风格上，从戏文的朴拙鄙俗，到文词派的典雅绮丽，再到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最终复归为雅部昆剧的秀雅清丽和花部乱弹的直质粗俗的分流。在思想文化内涵上，从明前期戏文和生长期传奇的理学化，到明中期以后进步文艺思潮的激扬，而至清康熙、乾隆以后又沦入彻底的理学化。在审美趣味上，从彻底的文人化，到平民趣味的泼染、渗透，最终又复归为彻底的文人化。这种正、反、合的运动过程，在其抽象的意义上，不正是明清时期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缩影和象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