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 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标志性成果

系统工程中国学派获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显著的中国特色。

这里涉及另一个术语：系统工程中国模式。一般而言，中国模式是中国学派的实践形式，中国学派是中国模式的学术形式。这里介绍的标志性成果，主要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也有几个方面属于系统工程中国模式。下面列举其荦荦大端者10个方面：

（1）钱学森院士等人对于系统工程给出了独特的睿智的定义。

（2）钱学森院士等人把系统工程定位于系统科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它是一个总类名称，可以分为许多专业。

（3）钱学森院士等人在系统工程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见解。

钱学森院士等人提出的原创性见解很多，（1）（2）即是，下面再举几点：

第一，钱学森院士提出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是基于他提出的系统分类的新方法，即按照系统的规模、复杂性与开放性等三个维度，来对各种各样的系统进行分类。

第二，什么是复杂性？钱学森院士从实际出发，从方法论角度来描述复杂性：“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复杂巨系统就是这类问题。”

第三，钱学森院士提出了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与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以及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

上面三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说明，在4.4节还要作详细介绍。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顾基发研究员与华裔英国学者朱志昌等人基于综合集成思想，1995年提出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Wuli-Shili-Renli System Approach），其中Wuli-Shili-Renli（WSR）为物理-事理-人理的汉语拼音。他们指出：一个好的系统工程工作者或者管理者，应该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该方法论将在4.5节详细介绍。

（4）系统工程在中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是举世无双的。

本书开卷列举的中央领导人的部分论述，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我国培养研究生的400多个学科中，这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学科受到中央领导人这么多的关注。进行国际比较，这是举世无双的。

（5）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应用研究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战场，取得了丰硕成果。

系统工程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政府部门和科技界都能自觉或半自觉地运用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求解本部门本单位的重大问题，系统工程的应用成果比比皆是。中国的“经济井喷”“科技井喷”与国防建设等各方面都有系统工程的贡献，成果辉煌。大的方面，例如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就聚集力量开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小的方面，例如“菜篮子工程”成功解决了大中城市居民吃菜难的问题，企事业单位也有很多例子。现在，大学生制订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发展规划，老百姓安排一次度假旅游，也纷纷运用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

长征系列火箭与神舟系列飞船多次成功发射、开展月球探测的嫦娥工程顺利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设计与建构、青藏铁路建设、高铁建设，以及“天眼”望远镜、墨子号量子卫星、大飞机工程等，无不闪耀着系统工程的光辉。

许多事情一开始就是自觉作为系统工程项目来做的；有一些事情尽管没有明确称为系统工程项目，实际上也是按照系统工程基本原理来做的。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够满意，人们就会联想到：这是因为“不符合系统工程”，要补救还得借助于系统工程。在中国，这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共识。

系统工程应用研究波澜壮阔，普遍开展，无处不在，这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与系统工程中国模式的显著特色。

（6）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具有实力雄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研究队伍。

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研究力量，有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和地方的系统工程学会、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以及大学的系统工程研究所等6个方面，这里简单介绍部分情况，详情见本书“附录B”。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于1980年11月18日在北京成立。钱学森院士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生前一直担任学会的名誉理事长。该学会具有很高的组织化程度。学会秘书处和学会办公室有专职工作人员，学会有多个工作委员会和20多个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还会继续增加）。学会每两年召开一届全国性学术年会，年会主题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系统工程学科的重要课题。全国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系统工程学会；一些地市县和大型企业也成立了系统工程学会，它们都与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系统工程学会体系。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航天第十二院）是中国系统工程的一支劲旅，实力雄厚，积极开展钱学森智库建设，举办钱学森论坛（从2016年4月到2018年12月，已经举办了17期），做了大量研究与应用工作。2016年10月在北京承办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该研究院院长薛惠锋教授现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许多大学都有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学者和研究队伍。例如，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校都有系统工程研究所，上海理工大学有系统科学系、交通系统工程系，上海交通大学有钱学森图书馆（钱永刚教授担任馆长），西安交通大学有钱学森图书馆与钱学森学院等。

（7）系统工程中国学派薪火相传，弦歌不绝，人才济济。

钱学森院士等人非常重视系统工程人才培养。1979年11月，上海理工大学（当时叫作上海机械学院）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钱学森院士亲临发表长篇讲话（见参考文献[1]，351-356）。该校在20世纪80年代初积极举办系统工程研讨班，为全国培养了系统工程第一批中青年骨干力量。在钱学森院士的直接推动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该校于20世纪70年代由哈军工的院本部与4个系南迁长沙组建而成）1979年建立七系即“数学与系统工程系”，系主任由著名数学家、副校长孙本旺教授兼任，系副主任由运筹学家许国志教授、数学家汪浩教授、计算机专家柳克俊教授担任。（后来，汪浩教授晋升国防科技大学政委，柳克俊教授调到北京担任海军装备论证中心总工程师，都是将军级的系统工程专家。）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学科专业目录》时，在钱学森院士的热心呼吁下，系统工程专业作为“试办专业”列入。由于这一举措，全国许多高校成立了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室）或系统工程系，开设系统工程课程，举办系统工程专业，招收和培养本科生，很快又上升到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与访问学者等高层次人才。系统工程作为选修课，在许多大学的管理学院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

1985年钱学森院士在《关于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以后解放军师级干部应达到硕士水平，军级干部应达到博士水平。当时不少人觉得高不可攀，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而且超越了，不少师级干部也具有博士学位，我军现代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我国现行的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目录中，理学门类有一级学科0711系统科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071101系统理论，071102系统分析与集成；工学门类有二级学科081103系统工程；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把系统工程作为研究领域之一，许多教授在该一级学科中培养系统工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博士后与访问学者。

（8）出版了多种系统工程学术刊物和大量的系统工程教材等图书。

系统工程学术刊物，如《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会刊，1981年创刊），《系统工程学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1985年创刊，天津大学承办），《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2001年创刊，北京交通大学承办），《系统工程》（湖南系统工程学会会刊，1983年创刊），《系统管理学报》（上海交通大学主办，1992年创刊，原名为《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6年更名）等。

系统工程图书在中国大量出版，包括翻译的外国图书、国内学者编写的系统工程教材和专著等，其中面向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系统工程教材先后出版了100多种。

系统工程图书大量出版，说明系统工程出版业繁荣。在出版物中不乏精品，同时，有些书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应该尽量与钱学森院士保持一致，宣扬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9）钱学森院士的贡献与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年钱学森院士荣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1989年钱学森院士荣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W.F.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表彰他的三大杰出贡献——其中之一就是研究与推广系统工程。这是全世界理工学界的最高荣誉，当时世界上仅有16名专家获此殊荣，钱学森院士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学者。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1994年加入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Systems Research，IFSR）。2002—2006年，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顾基发研究员担任IFSR主席。

（10）系统工程中国学派超越了美国学派与其他学派。

有人问：系统工程有没有美国学派？答曰：有的，尽管没有明确的称呼，实际上是存在的。系统工程学科是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立的；美国人在工程系统工程应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出色的成果，例如，阿波罗登月被称为工程系统工程的范例。兰德公司（RAND，1945年成立）开展了军事系统工程和社会系统工程方面的许多研究项目（自称为Systems Analysis，SA，这是广义的“系统分析”），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它在1950年研究朝鲜战争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出兵朝鲜”，已经被历史证实；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中美建交模式被美国政府采纳运用至今。

系统工程学科引入中国之后，发展很快，后来居上，在研究的深度和运用的广度上都超过了美国。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有“发展研究中心”或“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这些机构类似兰德公司。实际上，这些机构的人员大多学习过系统工程。相比之下，兰德公司在美国是“一家做大”，我国政府部门的研究中心等机构是在全国“遍地开花”。

美国还有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SFI），1984年创办，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菲（Santa Fe）。SFI聚焦于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性研究，致力于基础研究，不从事应用研究与功利性研究。它是一个松散型组织，没有固定的研究人员，接纳访问学者。SFI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著名论断“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系统工程在美国没有如同钱学森院士这样的科学巨人作为领军人物，没有如同张钟俊院士、许国志院士这样的学术大师共同努力，没有如同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与各级干部的大力支持。所以，美国学派在理论高度和应用广度上都不如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放眼世界，系统工程领域的佼佼者除美国兰德公司与SFI外，还有罗马俱乐部（1968年创办，总部在意大利罗马）、IIASA（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1972年创办，总部在奥地利维也纳）等，它们都有自己的风格，都可以称为一个学派，各有长处与特色，但是在研究队伍的规模上，在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应用研究的广度上，都逊于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系统工程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来日方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提供了广阔天地，它将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