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30年探寻商业组织崩溃或衰败背后的失败逻辑和认知框架的心路历程

今天的世界，论坛、传媒的聚光灯更多地照亮着成功者，商学院课程绝大多数分析着成功的案例，很少有失败的公司愿意把它们惨痛的、血淋淋的经历公之于众。

“我为了这一课，备课了30年！”

“近30年剖析失败案例血淋淋的事实表明，一个失败案例比10个成功的故事更加发人深省。”

我经常在讲课或演讲时，动情地告诉听众，自己孜孜不倦地长期研究之后的感悟。

我对商业企业的了解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纪检监察系统参与“剖析整治非正常亏损国有企业”系列工作后，我有机会面对大批“白骨累累”的亏损企业，涉及企业案例样本数最多的一年达1800多件。

改革开放之初，商业组织绝大多数是集体、国有性质。我“剖析整治非正常亏损国有企业”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经济比较活跃的江苏苏州起步，即在查处经济违法违纪案件中，对涉及企业亏损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从中发现一些企业亏损的非正常原因。对某些非正常亏损企业进行系统剖析，专项整顿，查漏洞，挖“蛀虫”，寻找扭亏增盈的措施。深入剖析研究一个又一个血淋淋亏损甚至倒闭企业的案例发人深省，得出的结论振聋发聩。

1998年，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王克忠教授等合著的《中国国有亏损企业整治新视角》。该著作更多在体制、机制与制度角度对企业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加强体制改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迅速出台企业法律法规基础制度”等政策建议，为推动中国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考。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沿着管理方式改革→产权改革→监管体制演进脉络推进。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有、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规模推进，在“水大鱼大”“风大雪大”大浪潮中，一大批企业“高歌猛进”“野蛮生长”。很少有人注意并仔细研究背后的大批失败者、出局者、落伍者。因为工作性质，我一直关注着这个细分领域，从学术研究角度成为一名长期观察者。

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近30年，特别是20多年前从事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特殊经历，使我了解了大量官商勾结、“一地鸡毛”、大起大落的案例。此外，我曾经参与或亲自主办一些案件，有些还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第一起案件”，如第一起国际期货诈骗案、第一起等额房产、虚拟产权销售案件等。我撰写及出版过有关大案纪实与反思的书籍，参与纪录片撰写、拍摄、编辑，还得了个国家大奖。1995年，我专门采访了吴敬琏老师，访谈涉及金融制度、企业治理、政商关系、制度设计、腐败规律、苏南模式，专访文章“经济学家析巨案”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头条，专访专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喧嚣过后，我聚焦于失败案件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制度原因，进行了研究。在参与中共中央惩防体系等文件的起草后，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源头治理的政策法律与制度改革。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著作《中国制度——顶层设计理论框架与实践案例》。制度决定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延续和民族的存亡。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借鉴汲取现代人类文明成果，重树中国制度文明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石。组织治理方向确定之后，如何以“四个意识”贯彻落实，出台与战略、价值协同匹配、有效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成为国家组织治理协同工程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

后来，我开始关注组织治理、组织中的人。组织的核心是治理，组织的本质是人。对组织的治理结构、治理效率、治理变迁、人的领导力、人的认知格局、人的关系组合、人的性格色彩、人的沟通协同研究的兴趣，促使我进一步剖析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失败案件背后的制度、治理原因，研究一些关键的人或企业的历史、基因、模式、生态、世态、转型等。

有人说，伟大是熬出来的；也有人说，成王败寇，一白遮百丑。当年，面对一些失败案例，我在法律纪律范畴之外，分析一些掀起巨浪的当事人，从个体角度对性格、意志、人脉、想象力、情商、智商等进行了认真研究，细细体察，倒推复盘。

以上这一系列的反思与拷问仿佛时光倒流，让我亲历其中、感同身受、刻骨铭心。这也充分说明思维定式与事后聪明偏向（Hindsight Bias）、认知误区与性格特征、心智模式与价值背景对人的影响多么深刻。追溯源头，寻根问底，成为破解商业组织失败的逻辑，研究打造卓越的协同型商业组织的基石。

当然，这一系列研究有其历史渊源。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人类激烈的社会运动、巨浪淘沙的改革开放，在很小的年龄时就迷迷糊糊认识到，人与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虽然我本科学的是冰冷、无情、一板一眼的物理学，但是1984年毕业论文选择的是有温度的“爱因斯坦早期经历对其思想性格模式形成的研究”，开创伟大时代的爱因斯坦独特的心智模式形成源于早期质疑、孤独与挫折，青春期的思维建构、成长环境、文化圈子，这些影响了其一生。从几乎无人问津的物理学史课题起步，后来又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我的工作围绕人与人类矛盾斗争、人性与人性变迁、人类复杂性与社会治理，职业生涯几乎聚焦于人：人的教育、人的监督、人力资源。这促使我一直探索思考人与组织治理的基本问题：我是谁？去哪里？怎么去？

相对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协同学，人类对社会、经济、管理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商业组织治理是个复杂的问题，目前更多在研究“术”，即拿来主义。“道”的层面还没有贯通。在企业治理中，如何处理战略的“知”与“行”的关系、制度模式的“东”与“西”的关系、价值的“内”与“外”的关系，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家有许多智慧的探索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自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各大智库、咨询公司、学者发表的被业界认可的战略模型大约有100个，都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让人一直思考的是，有没有可能建立一套能够解释包括公司、社会组织等复杂适应系统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用一个框架、模型、象限、矩阵，解释人类治理的复杂运动，通过大量案例研究逐步探索治理的基本逻辑：见树木—见森林—见生态。

第一，聚焦于寻找失败逻辑背后组织治理的核心要素，通过失败案例“生理—病理—药理”的剖析，发现治理的毛病并探索解决方案，从“病入膏肓—被动治疗—主动健康”探索生存之道、治理之道；第二，改变透视事物本质的基本认知范式，找出问题的本质，抽象出决定治理的三维要素，提出决定商业组织治理的三个维度框架“我是谁—去哪里—怎么去”，即“价值—战略—制度”；第三，领导者在治理的驾驶舱要面对的是自身独特的认知结构、组织生命规律和复杂动态的系统。我发现，要面对复杂、动态、突变的局面，要超越传统的“管理协同”，在价值、战略、制度高维层面上实现“治理协同”，这是驾驭复杂系统的秘诀。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三个维度的协同治理框架工具：提供一套更加具有整体性、动态性认知世界的思维范式——复杂性思维。价值、战略与制度的协同，如图0-3所示。

2014年8月，《人民论坛》发表了我的论文《“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构想——中美国家治理案例剖析》，后来我又就金融、全球治理、中美关系发表了一些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建构系统、整体、协同的治理体系立体框架。

2015年，《中国证券报》用整版发表了我撰写的《协同与危机：建构金融资本市场治理体系的十个要素》，对金融资本市场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与思考。明确提出：“美国如果不改变，危机出现的时间极限将可能在2016年后到来。”“美国别无选择，必然要通过一场大规模、大时间跨度的金融战略手段，来完成自身危机的管理、处置、修复、免疫。”“在近几十年的金融战略博弈中，美国一直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世界级别的以金融为核心，以政治、经济、军事为平台的大对决，正在悄然拉开大幕。”对美国的长周期金融战略，我们要有整体、系统、协同应对方案。一语成谶，后来特朗普上台了，“美国至上”让世界进入动荡模式。

基于30年的实践、研究与守望，我创立了“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并将30年前开始的研究，以及探究人类治理活动背后的序参量与协同学法则，一些社会、经济、管理的基本规则的初步思考都汇聚在本书中。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写下本书，在平淡的世界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