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代诗骨陈子昂
陈子昂(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射洪县)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彰显了唐时推崇的“汉魏风骨”,被誉为一代“诗骨”。
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为富裕,这造成了他轻财好施、慷慨任侠的性格。他属于浪子回头式人物,后来发奋攻读,博览群书。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任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勇猛直率,直言敢谏。当时武则天当政,任用酷吏,滥杀无辜,陈子昂不畏强权,屡次上书。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羌人,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年),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亲病逝。在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对他横加迫害,最后冤死于狱中。
碎琴动京城
陈子昂一生里最富有传奇的事迹,发生在他第二次参加京试期间。
唐代的进士考试,卷子不密封,考官除了看考生的卷子外还要看他的名气,更重要的是看是否有达官贵人的推荐。因此参加进士考试,首先就要在长安出名,使自己的诗文让一些有名望的人知道。那如何才能“暴得大名”呢?
唐高宗末年,陈子昂在长安街头踟蹰徘徊,偶然见有人捧胡琴求售,索价高昂。其实,这个卖琴的人说不定就与陈子昂一样,抱有成名的渴望。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争相传看,由于价格离谱,却无人敢于下手。陈子昂看了琴之后,二话没说,倾囊便把琴买下。围观者啧啧称奇,陈子昂觉得差不多了,大声道:“我生平擅长演奏这种乐器,只恨未得焦桐,今见此琴绝佳,千金又何足惜。”众人异口同声道:“愿洗耳恭听雅奏。”陈子昂说:“敬请诸位明日到宣阳里寒舍来。”
第二天,果然宾客满座。在酒酣耳热之际,他手捧昨天新买来的琴说:“我陈某虽无二谢(谢脁、谢灵运)、渊明之才,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至京,携诗文百轴,奔走长安,到处呈献,竟不为人知。弹琴,我虽擅长,恐污尊耳。”说罢举琴就摔,“哗啦”一声,把琴摔得粉碎,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下,他才把自己的诗文遍赠宾客。众人愈以为奇,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摔千金,此人必是豪贵、奇人,奇人所作,必为奇诗奇文,不观也知其妙。”于是争相传诵。一日之内,子昂诗名满京华。其中“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之句,使人赞不绝口。
不久,陈子昂中进士,以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赏识。他的诗是唐代革新派的先驱,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
陈子昂与糖画
糖画起源于四川,民间又称“糖影儿”“糖饼儿”。顾名思义,糖画就是以糖汁做成的画。它亦糖亦画,可观可食,是广泛流传于巴山蜀水、备受老百姓喜爱的民间工艺食品。相传它是在古代“糖丞相”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这一民间工艺在四川主要流行于成都市、新都、双流、金堂、温江、郫县、都江堰市、彭县、绵阳及自贡、泸州、重庆、乐山、内江等地。
相传陈子昂在家乡时很喜欢吃黄糖(粗蔗糖)。不过他的吃法却与众不同。首先是将糖熔化,清洁光滑的桌面上倒铸成各种小动物及各种花卉图案。待凝固后拿在手上,一面赏玩一面食用,自觉十分有趣。
后来陈子昂到京城长安游学求官,因初到京师人地两生,只做了一个小吏。闲暇无事时便用从家乡带去的黄糖如法炮制,以度闲暇。一天,陈子昂正在赏玩自己的糖画。谁知宫中太监带着小太子路过,小太子看见了陈子昂手中的小动物,便吵着要。太监问明了这些小动物是用糖作的时候,便要了几个给太子,欢欢喜喜回宫去了。谁知回宫后小太子将糖吃完了,哭着吵着还要,惊动了皇上,太监只好上前如实回禀。皇上听完原委,立即下诏宣陈子昂进宫,并要他当场表演。
陈子昂便将带去的黄糖熔化,在光洁的桌面上倒了一枚铜钱,用一支竹筷粘上送到小太子手中,小太子立即破涕为笑。皇上心中一高兴,脱口说出“糖饼(儿)”两字,这就是“糖饼(儿)”这一名称的由来。由此陈子昂便得到了升迁,官至“右拾遗”。唐朝及后来朝代设置的小官,分左、右拾遗——咨询建议官员,字面意思是捡起皇帝的遗漏(政策失误),相当于当代的监察兼助理机构。左右拾遗为正八品官职,除了元代,汉族统治者朝代皆以左为大,右为小。所以左拾遗比右拾遗大一些(元代以右为大)。后来,陈子昂解衣归里后,为了纪念皇上的恩遇,同时也因闲居无聊,便收了几个徒弟传授此技。这些徒弟又传徒弟,并将它传向四方。有的干脆以此为业,走村串乡做起“糖饼儿”生意来。这“糖饼儿”生意虽小,但因曾得到过皇帝的赏识,所以生意十分兴隆,学的人越来越多,并代代相传,这一技艺从此就流传下来。
这一传闻虽然有些添枝加叶,但附会到蜀人陈子昂身上,没人认为不合理。
如何看待私仇与法律
夏商时代,在渭河上游地区(今甘肃省天水市境内)长期活跃着一个“邽戎”的部落。到春秋时期,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东周的诸侯国——秦国用武力征讨邽戎之地取得成功,将其设为邽县。这是我国最早设置的两个县份之一,堪称当今县制的源头。秦国越过陇山开始向东发展,为了加强关中地区的力量,将随军征战的一部分邽人安置在渭河下游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邽人聚居区,为了使两地名称有所区别,于是将渭河下游的邽人聚居区设为下邽县(地址在今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一带,管辖范围约为今临渭区渭河以北地区),而将渭河上游的邽人聚居区更名为上邽县(即今天水市秦州区)。上下两个邽县正式分离,上邽县与下邽县的名称也由此正式确立。
武则天当政期间,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来赵师韫入朝当上了显赫的御史,徐元庆知道对方要铲草除根,自己更姓易名,混迹在驿站中充当仆役,这很像晋国的英雄豫让。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来到这个驿舍住宿,这真是叫“老天有眼”啊!深夜,血往上涌的徐元庆痛施杀手,赵师韫在梦中身首异处。见大仇已报,徐元庆坦然投案自首……对于此案,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陈子昂这篇《复仇议状》,可谓千古雄文,他在文章结尾指出:依我辈所见,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按照刑律处死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其美好节操,这样可以使天下按正道顺利发展。把这个案件载入国家法律,永远作为国家法典……
对于陈子昂的雄辩分析,偏偏有人看出了破绽,这人是柳宗元。
《驳复仇议》是柳宗元在担任礼部员外郎期间所写。属于驳论性奏议,句句针对陈子昂《复仇议状》而发。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状》中的观点非常矛盾,毫不足取,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此,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礼义和法律的一致,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可见,用双重标准去审判案件,实际上是对所谓法律的违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与现代法律讲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者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无论尊卑贵贱,无论品行高尚与否,一旦站在法律的面前,所有人都应平等,这样才会有公正可言。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即一个人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处罚,只能拿法律这把尺子去衡量,而不是其他。如果一个人因为品德高尚或地位尊贵而免受法律的处罚,这时候判断案件的标准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法律已经被弃置一旁了,也就更谈不上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时过境迁,徐元庆案的结果如何已不重要,但柳宗元求真务实的思辨精神却依然宝贵。比较起来,柳宗元的结论显然比陈子昂的思考要更胜一筹。
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写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子昂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他直言敢谏,对武后朝的不少弊政,常常提出批评意见,不为武则天采纳,并曾一度因“逆党”株连而下狱。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反而受到打击,这使他心情非常苦闷。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随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是陈子昂的代表作。唐朝卢藏用《陈氏别传》指出:“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与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即使我是在少不更事的年龄读它,也会感到字里行间表达出的巨大感伤,从而让我们知道了幽州台。唐朝的时候称北京旧址为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区域大概是在现在的北京三环以内的地方,而幽州台的具体位置却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在现今的广安门一带,一说是在现在的蓟门桥一带,一说是在今河北易县高陌乡境内,还有的说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丽乡北章村台上西(台上隶属于北章大队,由黄金台在此而得名)。
在古代,幽州台也叫招贤台,亦称黄金台、蓟北楼,相传即燕国时期燕昭王为强国欲招贤纳士,构建高台,置黄金于台上,作为对人才的封赏。因燕昭王将黄金置于其上而得名。昭王拜郭隗为其师,成为当时燕昭王用黄金台招纳而来的第一位贤才。
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历史铭记了他的千古绝唱。卢藏用评论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从未有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提出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是宣言,标志唐代诗风的斗转。刘勰、钟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陈子昂继承了这一尺度,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而应该以“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由于“初唐四杰”诗人的大声疾呼,唐诗新风格呼之欲出,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陷入审美疲劳,诗歌鼎革时机更加成熟。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时提出,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富有实践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体现了他的变革主旨。《感遇诗》三十八首,恰是表现这种精神的力作。《丁亥岁云暮》一篇更直接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之风,戛戛独造,发出金石之声。
陈子昂身后事
很多人知道射洪县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却不知道陈子昂墓园,墓园位于射洪县龙宝山踝一线。龙宝山唐朝时即名独坐山,因其形酷似人之巍然独坐而得名,是陈子昂生前钟爱之地。诗人曾常在此与高僧“晖上人”坐禅念佛,留下了数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白云苍狗的变异,虽然早已没有了“岩泉万丈流,树石千年古”的景观,但山还是那座山,山前的梓江依然静水深流。
762年11月,杜甫乘船来到射洪,写有《陈拾遗故宅》《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野望》等诗作,他称赞陈子昂是可与日月齐辉的圣贤。2016年1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十几位诗人参加了“诗意遂宁”诗会,提出想去拜谒一代文宗陈子昂墓园。从遂宁行车40余公里后,拐入了一条蜿蜒而静僻的水泥乡道。抵达广兴镇龙宝村政府门前,斜刺里劈空一声大吼,盖过了几辆车的轰鸣……我站在码头的青石台阶上,天空飘起了牛毛细雨,独座山被梓江环抱,宛如梦境。“龙宝”之名本源自民间二龙抢宝传说。本地人将从绵阳而来的涪江叫大河;从梓潼、盐亭方向流下来的梓江称小河。两江对撞,涪江成了正朔,梓江憋屈,成了涪江的支流。码头右侧是宽阔的三角洲田畴,依稀可见农民在地里劳作。江上有渔船漂浮,白鹭点点。
尽管陈子昂的文才与韬略赢得后世隆誉,但鄙视他的人不是没有,往往偏狭地纠结于他成了武曌的御用之人,甚至为杀害陈子昂的刽子手射洪县县令段简大唱赞歌。这个人,就是处于明末清初乱世之际的王士禛(1634-1711年)。王有“一代诗宗”“文坛领袖”之誉,他避雍正皇帝胤禛之讳,改名为“王士正”。乾隆即位后,鉴于“禛”和“正”连读音都不同,于是再将其改称为王士祯。诗宗对文宗,真是狭路相逢。他在《香祖笔记》写下了罕见的诛心之论:
《陈子昂文集》十卷,诗赋二卷,杂文八卷,与《陈氏别传》及《经籍志》合。子昂五言诗力变齐、梁,不须言,其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曰《神凤》,曰《赤雀》《庆云》《甿颂》,其辞谄诞不经,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纲,建大周之统历,革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维新。赐皇帝姓曰武氏。臣闻王者受命,必有锡氏。轩辕二十五子,班为十二姓,高阳才子二八,名为十六族。故圣人起则命历昌,必有锡氏之规。”云云。集中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子昂后死贪令段简之手,殆高祖、太宗之灵假手殛之耳。
尤其是文章结尾,可见怨毒之深。
白云苍狗,蝇营狗苟,该过去的,注定要过去。陈子昂注定是沉默的,宛如他的字: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