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人死于伤心:与文学为伴的生活冒险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所有的人都不会死

电视机有过一段漫长的君临年代:它拱起一块凸面玻璃,俯瞰着唯一的观众,屏幕里,一场永无终结的追逐正在进行。老鼠跑在前面,猫跟在后头,他们的脚下起了旋风,身后带起尘土,所到之处房倒屋塌,草皮都掀了起来,一地的狼藉。

看《猫和老鼠》是童年的一项保留节目,它的精妙之处,在于猫和老鼠无论挨了怎样的打击,被烙烫,被电击,被锤子敲脸,树砸脑袋,又是刀砍又是斧剁,从楼顶被一棍子打到二里地远的草坑里,也只会发生各种形变,秃一块皮、起个大包或烤焦身体的某个部位,要不了几秒便能复原,完好无损。

我就这样开开心心地看啊看。在《说吧,记忆》里,纳博科夫回忆童年心情时做了一句总结:“所有的人都不会死”,正因此,时间是徜徉的,漫游的,每一分钟都跟前一分钟大不一样,在时间中来来往往的都是人,但人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遵守怎样的自然和物理规律,我不关心。

但到了某一集,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次,猫和老鼠争夺一张吊床,老鼠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蚂蚁和青蛙的力量,最后猫被扔进了一个水池里。一个水池,正常的操作应是猫扑腾几下,然后在水底托着腮帮子生气,然而这次不同,画面中的水池忽然变成了地狱的岩浆一般,热气逼人,猫的身体瞬间分成了好几块,在咕嘟咕嘟的水泡里一点点下沉。

我大吃一惊,汗毛都竖了起来:汤姆猫,这回是真的死了!

虽然片子还在继续,猫继续他生龙活虎的表演,但后来遇到这一集,我却不敢再看了。随着猫的死亡,有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在我的脑中破土。死是一起恶性事件,它无情地暴露了一个事实:肉身并不是可随意塑形的玩具,它是惩罚的对象,是忧虑的来由,它的存在和完好,一时间,似乎仅仅是为了保存一个生物死之前的样子。

但死亡的时刻,又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诱惑,就好像一个孩子不敢进地下室或是黝黑的楼道,却总要在那入口张望一眼。巧的是,我读过的书中,第一个真正印象深刻的死人,也是死在水里的。有一个特写:那是一双光溜溜的大脚,脚趾朝上,四周是一片漆黑。他是刚刚坠到水底的,所以一定有浮土在周围漫起,血把水染得更浑了,汩汩的气泡翻滚着上升,应该还有敌兵的呐喊在渐渐消停下来。

这个人是张顺,有名的“浪里白条”。他的死,《水浒传》原作里写得很详细:在四更天,杭州城外的涌金门,张顺从水底潜伏中腾身而起,朝城上攀去,他以为城里方腊的守军毫无防备,没想到,城头忽的伏兵大作,张顺赶忙跳回水中,但被飞矢、苦竹枪、鹅卵石追上。水本是他的恣意徜徉的掩蔽所,这一下竟成了尸床,第二天,敌军在水中捞起他的尸骸示众。这一段读起来让人扼腕伤心。不过,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人在征讨方腊时死去了四分之三,唯独“涌金门张顺归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连环画画家还特写了他的死状——一双大脚。

我有过一段着迷于连环画的时光,在书中,时不常会看到一些死亡的场面。《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第一册里就有大将军何进被杀,人头从城上丢了下来。那时,我到一个好朋友家里,就趴在他家的地板上一起看书,我们都不知道东汉末年到底是个怎样的乱世背景,翻到这一页时,又觉得尴尬,他指了指画面,很不自然地说:“这个是……头。”

这是中国的话本文学,来自口口相传的故事,所以,一个个在战场上被杀、被刺,在刑场被处死的人,基本上都是戏剧的高潮而已。我喜欢看两个武将对垒,来回打了几回合,一将斩杀另一将,比如说《定军山》这一本,黄忠刀劈夏侯渊,我是看了又看,夏侯渊头朝下,黄忠的刀口往他的脖子上抹了过去,一时间,胜利的和失败的,威武的和卑琐的,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尘埃落定的时分真让人神清气爽。

《水浒传》却有些不同,它是一部有浓烈的肉体气息的小说,脖子、胸膛和四肢总是占据了面对刀尖的位置,死亡除了拦脖子砍头颅,更充满了剖腹剜心之类展示性暴力。书中的死法比《三国演义》丰富得多,枭首的,碎剐的,缢毙的,炮轰的,石头砸死的,乱箭攒身的,还有被蛇咬了中毒身亡的,好汉们多有手刃仇敌或滥杀无辜的经验,连环画多渲染杀人前的准备动作,渲染刀口闪耀的仇恨与绝望。

只要我持定看戏的立场,它们便不过是一些身外之事,具有十分的强度而已。当我能读原著时,我还特地寻找这类血腥的、肉感的段落,去与人分享。我着迷于文字里的画面感,当宋江领命征方腊,好汉们在一种密集的节奏中死去了,而他们帅气的诨名——“摩云金翅”“云里金刚”“立地太岁”“插翅虎”“没羽箭”“一丈青”……则有如一个个灭绝的恐龙物种那样,听起来豪壮而悲凉。

吴用常常安慰宋江说“某某兄弟之死乃天数”,以免宋江联想太丰富,唯宋江对张顺感情太深,得知张顺的尸首被方腊的人挑起来示众,他放声恸哭,第二天就专门去遥祭了。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在这里久留,祭奠仪式很快变成了一场诱敌行动,方腊的军队袭击宋江,又被事先埋伏的宋军包围,一场混战。战争的车轮,仅仅在风光旖旎的西湖边、在水涛轻拍的涌金门停顿了一下,就又启动,去碾压更多的生命了。

所谓“古典悲剧之美”,不知张顺死去的样子算不算其一种呢?多少颗头颅滚滚远去,那双大脚常驻在心,我的想象和感受,像血在池水中化开一般,从一具无生命的躯体漫入人活着的时候。他死在自己最熟悉的介质里,这永远冰冷、永远阴暗而无法捕捉的水,一个凭着超凡的水下技能,能久在其中的人,可曾有过片刻的时机,想到自己的彻底孤独和无所依靠。

要不是那幅画面,《水浒传》大概也无法点燃我对生命的悲剧感受。这书里杀人太多、太轻松了,有如走流程一样,会淹没一些真正悲剧性的抉择时刻,比如宋江杀惜。可是,那只猫在水里分解的样子,我是记住的,它等待着回响。当张顺来到涌金门下,作为事件的死,才开始升级为作为情境的死,让我经历了一个身体化的过程,我踩着连环画搭出的坡道迈向文学的门扉。我认识的“文学”,就是这么一样东西,能把人从电视机前拎到生与死的模拟体验舱里。

我最早接触过的外国小说,比如《少年维特的烦恼》,辛辛苦苦啃完后就嫌弃了。我嫌它们的低效,长长的一个故事只弄死一个人。我还不明白那些作家的追求,在他们这里,像死亡这种严重的事情,是需要通过文字来转化为人生的高潮的;同《水浒传》手脚麻利地杀人相反,西方的作家乐于把生命看作一个长期的、与自身肉搏的过程,生命总是一边在凋零,一边苦苦地追寻完美。必须出自这样的过程,悲与喜,辛酸与快乐,才会成为掷地有声的东西。区区活下去并不是目的,作家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因而也不会仅仅为了取悦那些人而写作。

我注定了也不是一个为活着而活着的人,因此,我会耐心一些。在布宁的《米佳的爱》里,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里,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里,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里,帕特里克·怀特的《探险家沃斯》,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里,我遇到那些常常看似意外的死亡,或者诸如走投无路、仰天长叹的时刻,就不会匆匆翻过。我在叙事为我准备的情境之中沉湎,我懂得,自己也被逐出了童年或是老家——像纳博科夫的圣彼得堡故居那样的失乐园,必须要迎接种种严峻的时刻了。中国的传统文学,像《水浒传》,总是以“天数”打发了生死悲欢,但是,个体并不需要对“天数”的认识,他需要内生于心的命运感。

当纳博科夫写下“所有人都不会死”时,他的笔尖灌注的都是这种命运感。他早就认清了命运的真相,他躲不掉也逃不脱,于是,他向个人的完美发起了远征。

我热爱文字和文学,这本书叙述了我在文学作家们的文字里幸存到今天的过程,他们主要是西方作家,因为对他们的文字和思想,我竟常常产生身体上的亲密感。在这个过程的初期,《父与子》和《骑鹅历险记》塑造了我对自己的认知:微小,但是渴望通过冒险而膨大起来;然后,我跟随《白鹿原》《我快乐的早晨》上了关于爱的启蒙课(学得不好,可以说,很差);再然后,工作将我推进成年人荒茫难耐的世界里,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的诗歌冲了进来,还有安部公房、凯尔泰兹的小说,它们反复确证孤独、苦闷、愤怒是上好的精神资产,值得好好享用。

生命逐渐被交给动荡:出走又归来的火车,难以确定的住所,开始不够用的钱,但亲爱的卡佛告诉我不必急于与人交往,亲爱的毛姆教我用手机,做一个打死也不出世的世外高人;但是,在波拉尼奥们陈说自己的勇敢,纪德展示自己的骄傲、并且暗示说勇敢和骄傲将分别归于怎样的结局时,我才觉得,自己是在抓着一些真正牢固的东西前进了。加缪、奥威尔、斯坦贝克,他们送来了信任、恐惧、梦想,持续地补给我,而伊姆雷·凯尔泰兹用他的《惨败》,帕特里克·怀特用他杀死一个冒险家的冷酷,将我挽留在庆幸及热爱之中,也让我用满腔的热血,去为多艰的人生伤心。

他们穿透了我,构成了这本书的骨脉。我感谢他们,像水接纳鱼类一样,接纳了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经验。另外,我昔日的友人刘苇,曾对我的阅读和审美训练大有滋养,若非离世多年,他会拿到这本书,并不无腼腆地嘲弄一番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