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人死于伤心:与文学为伴的生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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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无动于衷而又心不在焉地离去

悲哀往往源于熟悉的事物的消失,比如那家西餐馆。它的原址——我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原址——现在是一家文质彬彬的火锅店。关于地理位置,我没什么记忆,会有记得住的路名,曾觉得要走很远才能到达,如今看来近乎咫尺。只有细节,连同发生这些细节的场景还保存了下来:雪白的冰激凌球在橘子汽水中浮动,球上插着两面小纸伞。

随父母来到这间小餐馆(只是偶尔一次的奢侈),我会把《机器猫》带到这里来看。那些盗版书,加在一起也就七八本吧,但是印刷还很不错,后来被叫开的康夫、小静、小强、大雄,在那些书里分别叫野比、静子、强夫、大胖。在图书馆里遇到,我都直接拿去办外借,总要被那个满头卷发的女管理员诅咒:这本最抢手了,你却要借出去看!

我是孩子,任性不需要理由,我藏身在小伞的下面,它们保护我,又让我不必说什么“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不必说,也不该说,那既不酷又不现实。爱总结是个坏习惯,一个人可以享受着大致的岁月静好却不需要总结它,何况我有过多少不太好的念头,只不过没有实施而已。看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那个妇人,我就有同感:谁没有过置人于死地之心的,才可以说自己曾经无忧无虑。还记得有一次野比君一头撞开房门冲进来:“机器猫,给我一颗炸弹!我要把大胖炸死,我也跟他一起死!”

“我要杀掉劳里卡,”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说,“用我手上的这把斧子。”劳里卡是姑妈的女儿,卡内蒂恨她,在回忆录《获救之舌》中,他告诉读者劳里卡后来长成了一个冷酷俗气的女子,成天就想嫁个好人家。卡内蒂鄙夷地说:“她23岁,而且还怕人家已经把她当成老处女来看待了。”还记得他说母亲的话,“她总想榨取我的感恩”。甚至到母亲死时,“充斥我内心的,还是她从前的威风,我怀疑她在我面前隐藏自己”。

他的爸爸早就没了,妈妈一个人带他。吃冰激凌球或别的什么甜美食物的经验,也许距离他很遥远,可是,一个总拿文字行报复之事的人不会讨人喜欢,而他还有大言在先,说“我改不了我的不宽容”。就连红颜知己薇莎,后来成了他的太太,也频遭他的嘲讽。二十六七岁上,卡内蒂读了19世纪伟大德国剧作家毕希纳(Georg Büchner)的作品,心中生出了天大的委屈,他一头冲到薇莎家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骂你……六年来,所有美妙的东西我们都谈过,你却没有一次在我面前提起毕希纳。”

这本《获救之舌》很古老了,我边读边想,我若有一天也写出这样的回忆录,那要么是因为太失败,要么是因为太成功。太失败,自然要找点发泄的渠道,相反,得志了还不猖狂,更待何时?

不过事实上,即使任性胡来,卡内蒂对薇莎也有着感激,不像对自己的寡母那是从头到尾的不留情面。薇莎是个知心姐姐,大他八岁,填补了他落空的恋母情结,她能见招拆招地应对卡内蒂的臭脾气,又能帮助他成长。卡内蒂迷恋德语世界的一代讽刺大师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后来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他也专门提到了克劳斯对自己的影响,而薇莎却及时拿出《圣经》,告诫他“不要把任何人册封为上帝”。

我坐在餐馆里,一会儿看几页书,一会儿看看人。不管是谁,只要进过餐馆和公厕,就该懂得人跟人没什么不同,都得进食,都得排泄,在进食的时候都会发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动静,或者,为了不发出动静而有意违背本能,嚅动着嘴巴和腮帮吃东西。大人都以为,凭那彩色小伞我就可以开心半天了,确实如此,它们给了我谜一样的安全感,让我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无师自通地养成了不崇拜任何人的习惯。我有一个并不存在的薇莎。

在那本小小的《耳证人》里,卡内蒂写了这么几句话:“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但他也就听得更好了。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去,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但同时,“什么他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蛮值得一看了”。

这里有一种暗中的骄横,就像一时得意的凶手坦白他精密的行凶准备。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是很幸福的,但是,这取决于人能否随时确认自己的收获,哪怕是被夺走了什么东西,也能随时恢复自信,为方才的亲历而悄悄称幸。

在一个名叫“博物馆”的咖啡馆里,整整一年半时间,卡内蒂都在注视一位日日看报纸的松内博士,他认清了那个人是一只猛禽,一直在不着声色地识人断事。至于好友布洛赫,卡内蒂以更强的欣赏的口吻描写他的行状:


布洛赫……一言不发。……他的倾听由细微的、可感知的呼吸打断,这证明说话者所说的话不仅被听见,而且被吸纳,仿佛你每说一句话就踏进一所房屋,然后从容地在那里落座。那些轻微的呼吸声是主人对你表示的敬意:“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说什么,请进,你是我的客人,愿意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下次再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这几个操德语的人命该聚在一起:克劳斯、布洛赫、卡内蒂,之后互相观察,彼此吸纳。卡内蒂觉得,倾听或观察都不是彬彬有礼的,而是威胁行为。凭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受迫害妄想,他说布洛赫的眼睛意味着“捕获、抢夺”,他的“请进”犹如请君入瓮。呵,别说咖啡馆,哪怕一个高朋满座、欢声雷动的场合,也只不过是人们暂时没有抄起桌椅大打出手而已吧……我并没有他那样的妄想症,可是,我一旦亲身体验过攻击性的被压抑,也就不认为时光会在静好的状态下凝固多久了。冲突是有趣的,冲突是青春。在我眼前的漫画里,机器猫拿出21世纪的高科技产品来处理小学生之间的恩怨,有时解决它,有时激化它。

上学了。很多人我看一眼就想远离,而结交的好朋友呢?事后想想,他们都不至于优秀到让我崇拜的地步,如此,跟他们在一起我才有安全感,想旁观便旁观,想投入便投入。在卡内蒂眼里,《没有个性的人》的作者穆齐尔(Robert Musil)是个跟克劳斯、布洛赫一样伟大的作家,因为他穷,他老实巴交;而跟穆齐尔齐名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也就是写《尤利西斯》的那位,就大不一样了。1935年,乔伊斯来参加卡内蒂的朗读会,听他读新写的剧本《虚荣的喜剧》,听完后说了一句话:“我用刀刮胡子,而且不用照镜子。”卡内蒂为此耿耿于怀:他怎么可以比我更尖酸刻薄?“我为乔伊斯感到羞愧,”他写道,“他这种强迫症似的敏感,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强迫症似的敏感”——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当然,他也是欺负乔伊斯比自己年长,寿命又不太长,就如同那位劳里卡也活得不如自己长,所以尽可以落井下石一样。那种尖刻和小肚鸡肠本可以引而不发,可他太爱自己,太害怕屈居别人之下。我也一样,所以才把崇拜他人的本能削减到零,才采用“耳证人”、旁观者的方式,尽量表现出漠然、心不在焉和随时退出的状态来保护自己。

这种自我保护的习性,后来甚至强到了这样的地步:为了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为了不出丑,我主动到主管者那里请缨,去做极其无聊的登记造册工作。一个个姓名在眼前滚过,绝大多数都不能立刻转换为面孔,我却悠然得连心跳都减慢了,觉得自己很明智。当我在《耳证人》中,看到卡内蒂把他观察到的人,像榨汁机一样榨成五十种形象、五十个性格——“泪水司炉”“受诱太太”“累娘子”,等等不一而足,后来,他又在《群众与权力》中把人群分门别类,我觉得这位老兄简直就是我的精神先驱:通过把别人分类,自己便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了。

而读名单的经验也不知不觉地养成了我对文字的奇特热情。跟课本上人人必须抄写的词句不同,它们像是某种秘密档案,知道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就如同窥探到了隐私。它们当然也没什么用处,只是让旁观者饱有所获,从而继续旁观下去。日后,他们终于相信写作可以完全代替行动了,像卡内蒂那样,一面在纸上倾吐满满的恶意,尽力将所认识的人挖苦个遍,一面把自己活成一个社恐深度患者。他的强迫症病入膏肓。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曾说,卡内蒂跟人约定给他打电话必须拨两次,一次响五声,他才会接。

曾有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1927年7月15日,维也纳的许多工人集会,为两名被一审处死的工友举行暴动,并把司法大厦给点着了。卡内蒂看到了军警的枪弹,看到呻吟倒下的人,但他并没觉得这里有涉及社会正义、阶级斗争的问题。在《群众与权力》里他写下了如此的反思:“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厦’。但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听到这呼声的人都将它传给了其他人,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没有考虑,没有停留,没有推延,每个人都将它向同一个方向传递。”

1927年他才二十二岁,好吧,这个阴郁的、未老先衰的、似乎从未露出过笑脸的卡内蒂,也有过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从他制造的阴郁里走出来,外边是随时恭候的阳光。应该保护自己,但是,因为擅长保护而总是不自觉地害怕他人,以至于随时抽干他们的血肉,放到解剖台上解剖,实在不太有趣。运动会那天,在看到许多人(“群众”)死命奔向终点线时,端坐广播台的我嘴里喊着“加油哇!”,心头实实在在地掠过了一丝庆幸。我为不必丢脸庆幸,更为远离人群而庆幸。我并不知道,久后必有一天,我将掉头走回到他们的行列里面。

参考书目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陈恕林、宁瑛、蔡鸿君译:《获救之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徐庆译:《耳证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陈良梅译:《眼睛游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陈良梅、王莹译:《耳中火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米歇尔·图尔尼埃(Michel Tournier, 1924—2016)

我在这儿经常面临着一种富有意义的现实,它几乎总是明朗的、可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