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无言丰碑的孔夫子——我的太爷老师

我的家乡位于祖国西北边陲，是青藏高原上一个贫寒闭塞的小山村。村子在陡峻高岭近顶的山腰，自东至西呈环形的山弯里，散落着二十来户农家院落。背山向阳，南亩绕村，桃梨杏柳，绿荫傍屋，青瓦白茅，炊烟袅袅，居民往还，守望相助，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就风光而言，算得上是世外桃源了。

祖辈们蛰居本村的历史，绝不会超过两百年。爷爷在世时曾指着老坟给我数，他爷爷坟堆以上的坟头，就不知道怎么个排序，所以有人问起我的族源，我常常戏称“三代以上无考”。祖先们来自何方？又因何飘落在此？因无识文断字之人，所以祖祖辈辈，天籁未凿，蒙昧混沌，枯草残叶，自生自灭，村子的历史与传说，都永远被埋进那些坟堆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天辟地有了所学堂，可以说真正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

学堂在村子中间的山梁崖子下，是一间南北向的大房子。两边两个双扇门，门扇是“文革”时从神庙拆来的，有雕花的窗棂；屋里高低不等有几排长桌与板凳，西墙上挂块小黑板，黑板顶墙上贴张缺角的毛主席像；东西厢有几间低矮茅屋，是羊圈和驴圈，娃娃们整天和牲畜一起学习，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南边是悬土崖子，边上蹲了一个照壁，两边被农家一溜线儿地堆放着硬柴，却自然形成了南墙；中间是小半个篮球场大的院子，碎石突兀，高低不平。这就是学堂的全貌。

这里不仅仅是学堂，还是生产队集会、批斗、学《毛选》、扯闲帮子传播是非的集散地，尤其过年时耍社火演戏也在此处。学堂的作用，按上古来说就是“明堂”，照今天而言就是村里的“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

无所不能的“戳气”和“行人”

学堂的老师是一位同村人，民办教师，每月有八元钱薪水，还有生产队全勤的工分。他四十来岁，中等个儿，胖瘦相宜，方脸疏眉，嘴角下垂，呈悲苦状，背微微驼，常双手抱胸，筒袖而行。老师的官名叫漆润江，奶名我至今都不大清楚，但他有两个外号：“行人”与“戳气”。“行人”是能干能行的褒语；“戳气”很难解释，有小气计较，惹人嫌厌的意味。老师在村里的地位，一方面是至高无上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老师，更重要的是几乎凡间之事，他无所不能，且无所不精；另一方面他往往计较得失，唠叨烦厌，是一个矛盾对立的统一体。

我小时候总想不通，农村人的辈分怎么那么乱。老师虽然年纪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但他的辈分竟然是父亲的爷爷级，是我的太爷。我们那时不习惯叫他老师，娃娃们都是按辈分来称呼他。老师的家族辈分在全村最大，他又是行三，所以学堂里从来听不到叫老师，而是叫祖太爷、太爷、三爷、干爷、干大（方言中音dá）、三大、行爸之类，不知者还以为是黑帮老大在点卯呢。

太爷少年时，聪慧无比，十四五岁就做了大队会计甚至书记。他心算能力极强，算盘没打出来的数字，随口即答。他很早就入了党，做宣传抓革命，样样在行。他自称只上过十八天的盲校，却能写一笔好字，还能自编顺口溜数来宝，文从字顺，音节低昂，顺畅响亮，不亚于报纸上的诗歌。

他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农村人分木匠为三类：一是砍砍钉钉，修缝补漏的；二是能端得起平刨，拉得了直线，做个柜子棺材什么的；第三种那能耐可就大了，农民不懂房屋设计，但能立得起大梁盖得了厅堂的，就是鲁班爷级的了。太爷处在二、三级之间，木活儿做得很是了得，他心细如丝，几块木材，他能物尽其用，绝不浪费，顺手还用剩材给你做点小家什儿。他做的炕桌用颜料画上各色花卉，是精美的工艺品。他打的木桶不仅轻巧耐看，最主要的是不漏水。学堂院里经常刀剁斧砍的，就是他在做木活儿，当然是有报酬的，太爷绝不能吃亏，如果你给他少了，他会唠叨你个三年五载，而且下次很难再求得动他。

他还是一个画匠，也叫纸活儿匠。那个年代不兴迷信，所以没人敢在给老人送葬的时候扎纸人纸马。但每年春节，要贴窗花，耍社火，其中一项就是跑灯，长方形的四面糊白纸灯，里面固定点上小蜡烛，灯底插一根三尺的把儿，擎在手上排跑出各类队形，战鼓咚咚，催人魂魄，是老古传下来的战阵。灯的四面纸上贴各色剪纸，太爷手巧至极，他剪的窗花灯花，不仅细腻复杂，而且不重样，因为他不衬花样子，拿一把剪刀在纸上游走，一会儿一幅富贵缠枝石榴图就出现在手中。他做的转灯，里面的小人儿，滴溜溜转，活灵活现。他扎的纸人纸马，表情丰富，神态逼真，线条流畅，栩栩如生。

他又是藏有秘籍的阴阳风水先生，能掐会算，谁家小孩头疼发烧了，猪娃子生病不食了，都心急火燎地求他给算算，看是中了哪门邪得罪了哪路神仙。他先是把你冷落在旁边，任你急得像猴子，他却絮絮叨叨地像个老太太，讲某年某月某日某次他让你帮什么忙，你却没有帮到，现在还有脸来求他，数落够了才问病人生辰八字，手掐嘴念，再说出一个道理，或是踩到太岁了，或是冒犯祖先了，或是猪拱尊神了，或是恶神对冲了，然后叫你到十字路口烧点纸，到祖坟去点炷香，或者剪几个纸人洒洒米曲叫叫魂，十之四五还挺见效的。

他还会女红，能织布、打绳、化装与裁剪衣服。他织的麻布，经纬纵横，整齐美观，缝成麻布衫儿，结实耐磨。村里唱戏穿的各类戏服，从军装、领章、帽徽、刀枪、布景，以及后来唱古装戏用的纱帽、盔甲、龙袍等，绝大部分是他设计剪裁，精美艳丽，与县剧团的差不了多少。他勾的脸谱，在风吹日晒霜打雨浸苍老褶皱糙如牛皮的脸上，也能描出个凤眼红唇的花旦来。他甚至能用糨糊糊纸壳造出板胡，再从活马身上剪了马尾，煮过水软化后做弓弦，居然能拉出声儿来。

最厉害与最权威的，太爷还是村里社戏的总导演与主演。每年过年期间，村里要唱十天大戏，唱戏的重点在娱乐，但更在祭神，即使在“文革”期间，仍偷偷进行，从未间断，故所有演员都是男性。那时都唱样板戏，太爷是导演兼主演，要给演员们拉角子（排戏），他不仅要教身段，还要教台词，众人多不识字，念百遍还是记不住，太爷就气得说在给猪教经。他主演旦角，如阿庆嫂、常宝、铁梅等。他演的铁梅，在我眼里就是刘长瑜级别的，他唱着京剧—秦腔—眉户三种混搭的腔调，再捎带点“花儿”的味道，可谓举世独创的剧种，尤其当他踩着碎步咬着辫子冲到台口，一字一顿地唱“咬住仇咬住恨仇恨的种子要发芽”，真可谓掷地有声，铿锵有力，革命烈火，就在我等心中，旺旺地燃烧起来。

对于农民来说，宁肯得罪生产队长，也有几种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师爷、医生、阴阳、木匠、画匠和猪仙。这几样太爷几乎占全了，所以他就是村里的佛尊，全村奉若神明，嫉妒钦羡，爱恨交加。而他在做老师的时候，把这十八般武艺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使得他的学堂，在全县都大大地有名。

风格独到的“土教学法”

我至今记得初上学时的光景。五岁的时候，母亲下地劳动时就经常把我扔在学堂院子里，那样就不至于爬树掏鸟窝摔断胳膊腿儿，所以学堂兼有点托儿所、幼儿园的意思。因为我不是正规的学生，总被人欺负，而且不能随便出入堂内，也不能厚脸皮天天去玩，这是很丢份很丧气的事情。

于是，我想上学了。不是先知先觉到要学文化，而是要赖在学堂，就必须是学生才行。在一个阴雨天，我哭闹着跟爷爷要钱说我要念书，爷爷从炕头破席子底下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一个五分的钢圆儿（硬币），让我去太爷家报名，我头上顶了片麻布，在细雨中蹚着深一脚浅一脚的烂泥到太爷家，却趴在门蹲上只探头不敢言语，他问我是不是想念书，我无言又郑重地把那个钢圆儿放在他的炕桌上，不知是这个钢圆儿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总之他没要我的钱，从报纸糊的高级箱子里找了本旧书给我，我就算是入学了。

社员们农活儿忙，天麻麻亮就下地了，但学生会晚点儿，一般是太阳出来了才去学堂。太爷永远是背个粪背篼，手拿着铁铲，先沿着村里的路走一圈拾粪，那可是斗私批修的年代，牛羊骡马都是公家的，当然它们拉的粪便自然也姓公，私人是不允许拾的。但太爷例外，他名义上是给公家拾粪，但有一部分却上到了他家自留地里，这是他的特权，今天的话说就是潜规则。他边拾粪边喊：“娃娃们！念书喽——”娃们听到声音，就三三两两地到学堂去了。

我们没有纸和笔，学写字的时候，都是一屁股坐在学堂院子的地上，用小石子、木棍儿或者直接用手指在土里画字。刚入学的时候，有三个左撇子：富平、翻花和我。太爷强迫我们用右手写，我是顽固的左派，右手怎么都使不惯，他就骂骂咧咧地把我右手拇指强压在地上划，划破了皮才罢手，晚上回到家里，左手伸手拿筷子，母亲又用筷子抽着打，因为左撇子，我就觉得像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抬不起头来，很想砍掉自己的左手，不知道今天左撇子的孩子，在家里和学校还受这种气不？太爷把我们三个打成另类，随手在地上画一个圈儿，拎着我们耳朵进去，让我们反思纠错，于是他在我们就用右手画，他走了就用左手画，但就是不敢跳到他的圈外去，后来我读了《西游记》，看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时给师父画的圈儿，就马上条件反射般地想到我小时候太爷画的圈儿来。

太爷不会汉语拼音，我到高中才学那玩意儿，他也不完全懂汉字笔顺，而我们那时的课本，不像现在的小学教材，“上中下，人口手”，由易到难，科学合理。我们也没有学“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从一年级第一课起，依次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三面红旗万岁”等，众人在地上乱画着仿写。有个娃写“毛”字，从右往左歪斜着横画三笔，然后从下边轨弯儿向上画竖弯勾，而且穿透了最上面的一横，太爷看到气坏了，就边追边打边骂：“你这心荒的东西，你给戳透了，你还给戳透了，你这个小现行反革命！你怎么对得起毛主席！”

虽然只有一间教室，但太爷调配得次序井然，他教一年级生词后，就让他们在外面的窗台下，对着日头去狂喊狠读，再教二年级或者三年级，互相叉开，互不干扰。他教书有声有色，形神兼具，例如有娃问“拖”字是个啥？咋个念？太爷便拽掐着他的手满院子跑，直到说出“拖”来才放手，从此永志不忘。我至今还记得他教《草原英雄小姐妹》时声嘶力竭地喊：“龙梅——，玉荣——，你们在哪里？”喊得让我们都替英雄小姐妹揪心，女娃子们总是泪眼蒙眬的。

那年月课本经常不能按时来到，开学两个月了，新书还没到，好在每年的课本也没有什么区别，太爷就抄黑板让我们跟着抄。没有复写纸，他有时一页一页地抄下来，发给大家，我觉得他抄得比课本还要好，可惜那些字纸都已经不存在了，否则可真是革命文物哪。

冬日严寒，学堂里处处都是缝隙，寒风呼啸，裹着雪花吹进来，落在书本上钻进脖子里，我们一只只小手都冻得像胡萝卜，鼻子底下总是结着两根葱头，写大仿的时候，边研着墨块儿边呵气，但还是没写几个字就结成了冰。太爷带我们去他家，分年级在三个炕上念书，每个炕上放个他自制的火盆，烧上火关上门，就有了些暖意。娃娃们总是捣蛋，打闹跳腾，一不小心就把炕给踩出个窟窿，浓烟滚滚，太爷气得呼喝狂骂，我们不停地咳嗽流泪，这倒不是被他骂的，是被炕烟给熏的，他边咳边骂，同时慌里慌张地抱着土坯去补炕。

太爷有两个经典动作：一是咬舌头，一是抠大腿，凡打骂我们，必然如此。他有皮肤病，总是在身上抠来抓去的，脾气一发作就痒，一痒就抠大腿，一抠大腿，就咬舌头，我们就心领神会，四散逃生。他惩罚学生的方式，千十百样，我们最怕的有三样：一是掐抓；一是叫爷爷和大大（父亲）；一是打他自己。他打学生不是打，而是用女人手段，一掐二抓三挠痒痒四唾唾沫。有个娃子叫德保，他家就在学堂北埂子上，父亲腿有残疾。德保心粗，总是记不住生词，太爷就喊：“跛子——”德保爹就会答应：“行爸！我在呢。”“你这尕大不念书，咋办？”“打！打！铆足劲儿打。”太爷就把德保掐抓挠唾得满院子打滚儿，嗷嗷叫喊着“干爷”求饶。老师与家长如此的沟通方式，大概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

有时他表达生气的方式，就是叫我们“爷爷”和“大大”。比如他叫我“孝爷”，我就在恐怖气氛中享受着，心想反正是你叫的。岁数最大的三娃，是太爷本家的孙子，也是行三，已经懂事了，太爷一喊他“三爷”或“三大”，三娃觉得骨头太嫩，实在消受不起，就反喊着“三爷”，呜呜咽咽地哭得很伤心。

太爷表达出离愤怒的最可怕方式，是我们一旦背不下课文，他就打自己。有次，他让我们三个三年级学生背课文，我和三娃站在两边，中间的早来拿着书在课桌下供我们偷看，被太爷发现，他让早来举手，就举了右手，他说举左手，就换了书举左手，他说两个手全举，早来做投降状双手一举，书就啪地掉到了地上。太爷站在讲台上，左右开弓给了自己好几个嘴巴，又把仅有的几个粉笔头扔在了地上，掀翻了小讲桌，然后就奔出教室，不知了去向。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他打自己，我怕什么，可他扇自己嘴巴的时候，我分明觉得三魂六魄都离身而去。我们把粉笔头捡起来，扶起讲桌，惊魂不定。太爷的二儿子小平、三儿子小龙也在上学，有人就七嘴八舌地说怪话，“你大上吊了”“你大投崖了”“你大跳井了”。等太爷突然现身，小龙一告状，他就咬着舌头，把所有人都揪掐诅咒一遍，再排着队用板子打手心，而且不准缩手。

太爷对我们纪律的要求，有些酷苛，不许迟到，更不许逃学旷课，如果有谁没来上课，他先会派一个娃子去他家请；如果还不来，就派四个男娃去抬。所以如果不想上学，我们哪怕跑到野地里去，也不敢在家里待着。如果你今天没来，那明天一大早提前去，把学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太爷才不会处罚你。我那时一般不旷课，唯独去外爷家，则不惜触犯太爷的王法，因为外婆会给我做肉臊子长面吃，那诱惑力实在是太强太强了。我走外爷家时，要从太爷家房顶上的小路经过，每次走到他家屋顶，我就会屏息凝气，匍匐狗趴而过，生怕被他瞅见，回来时也是如此，一旦经过他家屋顶，就爬起来落荒而逃，绝尘而去。

太爷的教鞭是一根木棍儿，教完就别在黑板顶上，他随手打我们，我们就随手给他扔了。但因为他常给村里人做木活儿，所以无论是木桶板子还是小棍小条的，他手里永远都有，所以又随手抽来，都是刑具。据说古代私塾师爷就是这样教学生，我想我的启蒙教育跟私塾差不了多少吧。

因地制宜的“素质教育”

西土边壤，山高苦寒，春夏之交，才山青草绿，桃梨杏花，竞相争艳，芍药牡丹，红白山峦，正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情景。每年这个时候，太爷就带着我们排着队，敲锣打鼓地去山野，那时我还不知道世上有所谓的踏青。乡野翠绿，风和日丽，花香气清，百鸟欢鸣。我们拾野菜，打猪草，追蝴蝶，采花蜜，摘大把的狗艳艳花（狼毒草花），将里面的蚂蚁和小虫子抖出来，再盘成花环戴在头上，露珠晶亮，滴在脖颈，清凛冰凉，爽心适肺，花香扑鼻，令人酥迷。

我们从扫帚里挑出竹子，截成手指长的竹节，将刚出土绿黄间半的马莲芽摘下来，蘸上唾沫插在小竹筒里，就可以吹出悦耳的声音。或者将开了花的马莲从节上掐下来，一吸一吹，就能发出像小鸡“啾啾”的叫声。十几个娃娃，背着打满猪草的背篼，戴着鲜花的王冠，吹着自己的号角，像打了胜仗的战士，在将军的带领下，喜气盈溢地排着队，掌着得胜鼓，满载而归。

太爷会唱戏，但却不会唱革命歌曲，可是他要强得很，到公社或县里去开会，听到一句半句，回来就教我们，等后来我真会唱那些歌，才知道他教的基本都是荒腔走板的。最为可靠且不求人的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来学歌，那时收音机有专门教革命歌曲的节目。我们学堂里最先进也最宝贝的，是一台已经破旧得绳捆索绑，但还勉强能收到台的收音机，太爷把它看得比儿子还重三分，抱在怀里，来时抱来，走时抱去，绝不允许娃娃们触碰。

我们也听不懂普通话，电池又金贵，所以只有到教唱歌的时段，才打开那宝贝。没有钟表，天天看太阳影子，在墙上标线猜时，不是迟了就是早了。收音机放在高高的窗台上，我们虔诚敬畏地伸长脖子支起耳朵，太爷严肃凝重地旋转开关，郭兰英的唱腔，高亢透亮，从匣子里神秘流出，“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唱”，我们就跟着吼一嗓子，“一杆杆枪——唱”，又跟着喊一句，好多歌儿就是这么学会的，但歌词却是不甚知之。最让我们心痛的是，收音机后来被任家门村学借去，又被炮点房（人工打土炮消冰雹的屋子）的年轻人借去，炮点房失火，差点将两个社员烧死，收音机未及救出，活活被烧焦，从此再没有过。

那时多半是唱语录歌，在唱“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时，有个女娃名叫元元，她爹的名字叫“早成”，我们在唱到“早晨”时，就不怀好意地盯着她，大声重重地唱这两个字。西北方言，不分前后鼻音，“成”与“晨”一样读。元元听罢，就泪雨滂沱，哭爹喊娘地找太爷告状，太爷就把我们所有人大大妈妈的名字，唱佛经似的念三五遍，直到元元开心为止。

当时全国人民都处在战备状态，准备和苏修大战，喇叭匣子里说甘肃处在反修防修最前哨，所以社员们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当民兵站岗放哨，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太爷充分发挥他的木匠美工优势，给我们二、三年级的娃们，每人做了木枪一杆木刀一把，没有油漆，就用红墨水染色，或者我们自己用红纸蘸水，在上面擦点儿红印儿，就是相当标准的老七九步枪了。我偷偷把母亲拧好的拉鞋底绳子割了两截，用做我枪刀的背带，遭到一顿暴揍，但我觉得这点皮肉之苦吃得极为值当，因为我把枪和刀左右分挂在双肩两胯，那感觉跟潘冬子没有区别。太爷绝不允许大家糟蹋这两样宝贝，有个娃的妈妈用刀搅拌猪食，太爷说要到县里去告状，因为那是革命红小兵的武器，吓得那娃子三天没有过阳魂。

有了刀枪，太爷就教大家跳舞，我们持枪舞刀，变换队形，边唱边舞：“战士不离枪，骏马不离鞍，子弹推上膛，谁敢来侵犯？阶级斗争记在心，保卫祖国永远向前。唵唵！杀杀！”或者是“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消灭帝修反，人民来武装”等。我们挎枪背刀去邻村做宣传，一二三四，孔武有力，挺胸昂扬，威风凛凛，那些学校的学生娃看了，羡慕得眼眶都要掉到地上。

暑假的时候，正是家乡麦收时节，社员们没日没夜地收割，我们在太爷的带领下，唱着“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的革命歌曲，跟在大人收割过的麦地里拾遗落的麦穗。太爷将大家分成小组，在指定的麦地里拣拾，他要求麦穗必须排得整整齐齐，再扎成一个个小把，然后集中到他那里，他一一清点然后分出名次，到生产队记工分，而且还要去实地查看拾得干净不干净，我们谁都不敢怠慢，所以地里都会拾得一穗不剩。

秋天是采药的时节，太爷带着大家去山里采药，杜仲、柴胡、干草、黄芪之类，满山遍野，俯拾即是，或挖或采，一把一捆地扎割整齐，再数给他。生产队给学堂分了一块肥地，每年栽些当归、党参之类的药材，药材卖了就可以添置几盒粉笔什么的，当然太爷顺便偷偷买些针头线脑的，聊补家用。

到了冬天，大家都去拾柴，以为御寒之计。他要求每人必须把自己的柴背子码得整齐好看，然后排着队回去，如果你没有参加拾柴，就必须把家里上好的柴，背上在村口等着，加入大部队的行列中。如果你的柴太少太差，就会被他拎出来“展览”，而且扬言要送到公社让雷部长检查。雷部长是公社武装部部长，面目狰狞，心黑手辣，批斗“地主反革命”时只要是他绑人，那人准会死过一次，所以社员哄娃子只要说“雷部长来了”，娃娃立马就不敢哭了。他一提雷部长，柴少的娃子就会哭闹着让家长再背柴到学堂来，百试而不爽。

70年代中期，正是全国人民“农业学大寨”的高峰期，学生经常到田间地头做宣传、刷标语，村子背后的山沟里，有上好的红胶泥，紫石沟里有天然石灰粉，我们在太爷率领下去挖粉采泥，将村子里各家各户的院墙刷白，他用笤帚草自制的大笔，刷上“农业学大寨”“扭转南粮北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林要批孔，反修要防修”等各体美术字，白底红字，醒目美观，就像县城的马路两边一样，我们觉得真是可着劲儿的光彩无比。

学堂虽然简陋，但被太爷布置得富丽堂皇，墙上贴着他用红绿纸剪的花边，中间一朵大牡丹光荣花，然后钉上一排排的小竹签，整齐地挂着我们的刀枪，另一面是学习园地，挂着我们写的作文。这种场景，在大城市的学校里，大概司空见惯，但在我们那里，可是先进得一塌糊涂。

太爷是先进，所以不允许他的学生在外面出问题。有次几个娃子经过邻村，偷着摘了几个菜瓜，被人家发现追打，邻村人就编了口诀说：“漆润江，漆润江，教的学生扳菜瓜。”太爷几乎要气疯了，咬着舌头把那几个可怜的家伙耳朵都快要撕下来，他边打边骂：“我的人被你们丢光了，丢尽了，丢到背后河去了，你赔你赔，让你大赔，让你妈赔！”

太爷的学堂在全县都赫赫有名，他成了县里的先进教师，经常会有人来观摩。娃娃们把学堂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太爷派人去在村口放哨，等到参观的人快到的时候，他一打手势，大家就破着嗓子朗读课文，给领导来个碰头彩，如果领导夸说读得好，他就甚是得意，如果领导没说什么，或者读得乱哄哄的，他事后会把大家收拾一番。但遗憾的是，学堂东西两边是牛圈和驴圈，毛驴并不听他的话，有时正在参观，驴见到生人，一高兴或者一生气，就高昂地吼上几声，声冲云霄，让太爷扫兴至极，但自始至终，仍然是学堂与驴圈共存。

篮球架与硬柴盗林

学堂的院子，虽然只有小半个篮球场大，但太爷带着大家砍了木材，做成篮板，又栽了四根椽子算是篮架，把篮板钉上去，在上面横凿两个眼儿，将柳条在火上烧热了曲成半圆圈儿插进去，就成了篮筐。我们也不懂篮球规则，仅知道每队是五个人玩儿，因为鞋多半没帮子，跑起来拖拖拉拉，所以干脆光着脚在布满小石子的场院里冲抢，有点像是橄榄球比赛。有时邻村学生来跟我们打，我们感觉要输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半场埋小土堆，里面倒插上尖厉的酸刺，光脚板子很容易扎进去，疼得他们龇牙咧嘴，于是就由打球变成了打群架。

学堂在山崖边上，篮球稍蹦得高点儿，就会弹出院子。我们打球时，相当谨慎，有打球的，有在场院边紧张候着的，但球仍然经常滚下山去，捡球的时间比打球要多。蒿草没身，灌丛密布，十几个人拨着草丛找，毒蛇、蛤蟆藏在里面，每次都胆战心惊。终于有一回，篮球再也没有找回来，当时有个娃子的父亲正在沟里割蒿柴，第二天他背着封盖的背篼进城了，回来时给他儿子买了双解放牌胶鞋。于是全村盛传说他捡到了球，卖了很多钱才买了那么贵那么好的鞋。直到数年后，有人在枯草里发现篮球已经朽烂，才算是给他平了反。

那时的森林，社员是绝对不可以私自进入的，不要说伐木，就是折根松枝被发现了，也是破坏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罪大恶极。但太爷往往以修理桌凳为由，经生产队同意，带大点的孩子去砍几棵碗口粗的杨树，抬回来锯成木板用。但他经常是夹带私活的，学生们抬着背着给学堂用的，他自己则瞅来瞅去砍些顺手木材，背到自己家去。

有一次，我们背着柴木先走了，在大路上歇着等他，等啊等啊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因为背的太重太沉了，撅着劲儿往起背使过了劲，被木材给压在底下，翻不过身来，他绝望地一个一个喊我们的名字，没人搭理，后来好不容易翻过来，背着背子到了路上，就把我们骂得脸红耳涨。最后骂他儿子小平：“我死了，人家的大大都是活的，人家的家都浑然的，你家就烂了，你就没大了，你也不等我，你个挨刀的，你的良心被狗吃了，猪吞了，狼扯了，鹰叼了。”小平就啜着鼻子，像才明白了似的，哗啦哗啦地掉眼泪。太爷又踹踹这个的木板，踢踢那个的背子，轻蔑地说：“就你这三斤重点儿，挂在我耳朵上，挑在我的尕指头上都带走了。”我们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任他踩过了瘾出够了气才罢歇。

有时他带娃子们去村子对面的大森林里偷木材，那是大队的公有林。大伙早早就进了山入了林，他会派侦察员在阳山观察待命，当林里的人已经伐好了木，就会“布谷，布谷”地鸣叫示意，于是侦察员就会唱歌。如果是唱《东方红》，就意味着平安，可以快速穿越两山间的隔离区，跑到安全地带；如果是唱《国际歌》，就说明有“敌情”，不可出林。有一回，放风的人把次序给记错了，唱起了《东方红》，大家高高兴兴地背着木材出林，刚好被大队干部抓了现形，这对于好面子的太爷来说，简直是比杀了他还丢人，所以把那个放风的骂到脸变红变绿好几回，才算解了他心头之恨。

罕见的暴风雨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如批斗“地富反坏右”大会、忆苦思甜大会、公审公判反革命分子大会、放映革命电影等，有太多太多的群众集会。对于学校来说，每年的“五一”“七一”节，都要在公社所在地马泉中学开运动会，对于我们整天在山弯玩儿的孩子来说，要去公社那可是经风雨见世面的大好时机，每次都老早把破衫子洗干净，等啊等盼啊盼，兴奋程度不亚于过年。

我那时体弱得像只瘦麻雀，不够运动员的料，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每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沿着乡间公路走九眼泉的平路。公路曲曲弯弯，老半天不来一辆车，对于我们来说，看到汽车是很奢侈的事儿，一群尕娃子在马路上撒欢儿狂奔，太爷带着走不动的女娃子在后面赶，他破着嗓子喊：“犟耳朵驴，慢点儿啊！”但我们像脱了缰的野马驹，根本听不到他在喊什么。

等到下了公路，约有两公里的山沟，这才是我们的欢乐谷。一天奔波，带的那点儿干粮早都吃光了，大家饿得已经前心贴了后心。小河泉水，清冽甘甜，一头扎在清泉里，狂灌满肚子，便像加了油的拖拉机，又可以发动了。绿草茵茵，凉风习习，河水淙淙，夕阳暄暄。没了汽车的威胁，大家顺着河渠乱窜嬉水，河水间突兀的白石上，盘着许多蛇，在暖暖懒懒地晒太阳，我们既惊惧又兴奋，胆大的拿起石头就打，胆小的也在后面呼喝，一不小心，后面的石头就把前面的后脑勺儿打破了，然后就开始打架。太爷懂巫术，对着晚阳吸气吐纳，然后挽着二郎指，朝娃子头上流血处打圈吸吹，嘴里念念有词地重复咒语，最后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我们围在他的周围，像对待太上老君那样神圣虔诚地仰着脖子看他的表演，结果那血就真不流了。等到山根要爬山的时候，师生都已经精疲力竭，太爷骂不动了，娃们玩不动了。一段山路，拧如草绳，竖地盘立，像是天路，总是爬啊爬啊爬不上去，总看不到村里诱人的炊烟，看不到花花狗儿颠颠地摇着尾巴跑来，痒痒地舔着你的手和脚脖子。

有一年的“七一”节，我们在马泉中学操场上开完运动会的闭幕式，一所小学一所小学地排队依次离场，等我们退场时，天色已至昏时，乌云压顶，雨意浓浓，对于看惯了暴雨的我们来说，都没有在意。紫石小学的带队老师是马泉当地人，顺便回家了，学生就由太爷和另一位老师带队，那位老师在前，太爷在后压阵，当我们翻过阳山坡时，才发现了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在我们的前山，天上的黑云，厚积层叠，无有边际，黑云带着恐怖而邪恶的黄色，逼面压顶，势欲崩裂。转瞬之间，狂风夹杂着雨滴打下，雨点大到打在身上生疼生疼的。紧接着，便听到噼里啪啦的脆响，众人惊惧地哭喊：“疙瘩子，疙瘩子，疙瘩子来啦——”

蚕豆大小的冰雹，借着风势，斜直刺下，坚如弹丸，形同弹雨，在树叶上草丛里和我们的脑袋上，叮咚捶响，女孩子们震惧得撕心裂肺地哭喊。天地相接，世间漆黑，人被风惊噎得吭嗤喘息，像是被割断了喉管的老牛。滚雷像点燃了的二踢脚，天上爆响后，再接着地气在脚底炸开，大地被震得微微发颤。闪电当头劈下，在眉际颈间，撕裂肆虐。电光裹挟着飓风，打着旋子，迎面来抢，妖风像是拧绳一样，一股一旋，开合卷起，人被吸提，踉跄匍匐，艰于呼吸，噎咽几死，战栗发抖，无法行走。闪电劈下的当儿，可以看到地面上的冰雹，像恐怖的白珠精灵，哇啦哇啦地撒欢儿滚跳。

不一会儿，冰雹又幻成暴雨，像打翻了的水桶，瓢泼倾泻，我们没有了路的判断，依稀凭着电光，在大小土坎与马兰草台间，跌跌撞撞地跳跃爬滚，每个人都成了一团烂泥，不知道谁在哪里是否活着，唯觉世间只剩下了自己，极度的恐惧，让我全身像发疟疾般颤抖，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只凭直觉在山坡间绝望地跌爬滚翻。

我本来是冲在前面，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按着帽子颠顿，就在我一抬手的当儿，帽子便飞了出去，我惊惧地喊：“帽儿，帽儿，我的帽儿！”然后在地上擦挪，在周围的草丛里摸索。那是今天刚戴的崭新帽子，是专门为此次出远门，求了多次父亲才买来的，所以我舍不得就这样丢了。摸了一会儿，听到远处有人喊：“有人吗？还有人吗？”我听出是太爷的声音，就喊：“太爷！我的帽儿没了。”他一听便暴喝：“你这个贼戳刀剐的，命都要没了，你还要帽儿，还不赶紧滚！”我听完没敢吱声，就赶紧往前滚了。

我们尚未下山，山下庄下门村的大人们，已经摸索上山来找娃娃，全村已经乱了套，村口站满了焦急的人们，乱嚷嚷地叫着自己的孩子或亲戚的孩子，我的神志已经有些不清了，只听到有人喊：“给我一个，快给我背一个！”一双粗壮有力的手接过我，背着就走了。

等我明白的时候，也不知道躺在谁家，父亲在炕头看着我，我说声“帽儿”，就泣不成声，父亲摸着我的脑瓜子说，雨下起来以后，村里的大人也是分兵两路去救我们，一路朝九眼泉方向去了，明天天亮了，就可以回家了。

可怜的太爷，皮肤病一湿冷就发作，痒痛难忍的他，一夜未睡，抠着大腿，拉着哭腔，挨家挨户地数他的娃娃们，好在大家都安然回来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最大的一次暴风雨。第二天，父亲去山上找帽子，不仅找到了我的帽子，还捡了两顶帽子和好几条红领巾呢。

从神坛跌回凡间的太爷

三年的时光，在太爷的学堂里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只学两门课：语文和算术。我考试成绩相当好，能考满分，不过是语文60分、算术40分，加起来100分。到三年级时，太爷给了我两个60分，就升了四年级，前往紫石小学读书，那里要走数里山路，爷爷觉得我太小走不动，就求太爷留我一年，太爷说他知道的全教了，没什么可教的了。又说这娃灵性，兴许能念下书，是递递高还是鹰鹞子，就看他的运命和福分了。递递高是一种比麻雀还小的鸟儿，飞的时候直线往上升，摇摇摆摆，慢得要命，如果有人在下面齐声喊：“递递高，递递高，跌着下来摔折腰。”它就真的掉下来，摔得灰头土脸的。

我离开学堂之后的四五年里，是太爷的荣誉达到鼎盛的时期。他得到公社、县里甚至天水地区的各色奖励，奖状贴满他家厅房里的一面墙，那就是他的一切。他经常作为公社或者全县的先进代表，有时甚至坐着大轿子车去天水市做报告，讲一个只读过十八天书的泥腿子，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

太爷从来没到过城市，第一次到天水，去上公厕，不知道人家是分男女的，他在女厕里自在地蹲着，女人不敢进去，出来人家责备他，他又听不大懂，就用我们当地土语，狗日驴橛地跟着对骂，这是他的长项，城里人哪里骂得过，以为他是疯子，他回来还把此事当成广经到处显摆，了无害羞难堪的意思。

我上高中的时候，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我也因病辍学回家，当起了农民。未曾想到的是：家家户户分到几只羊一头牛什么的，大人们下地了，就只能让孩子放羊，于是像我弟弟这一茬孩子，就一下子失学成了放羊娃。太爷的学堂生源成了问题，他动员这家劝说那家，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现实明摆着：牛得放牧，羊得吃草。每天傍晚时节，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牧归图：一群牛羊在山路间拥挤踏尘，后面跟一帮不比牛羊少的娃娃，叽叽喳喳地在暮色中归家！

对太爷来说，还有更不幸的。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小学教学逐步走向正轨，小学课本的内容，已经远比我们那时难多了。我们总是学“向阳小学的同学们为生产队积肥，甲班积肥15堆，乙班积肥16堆，总共积肥多少堆”之类的算术题。但80年代开始，小学数学中有了ABCD之类的洋文，还有了根号、方程之类的玩意儿，这些对于太爷来说，就都等于是天书。而且有了所谓的会考，村学的学生要到紫石小学去考试。他总是努力地学，而且仍然不允许他的学生学得不好，他甚至想尽了办法来作弊，比如在会考的时候，他跟娃们约定：如果他揪耳朵，答案就是B；如果他摸鼻子，答案就是A；如果他张嘴，答案就是D之类。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慢慢地，他以及他的学生，就老师不是好老师学生不是好学生了。

这样残酷的现实，让凡事求完美，事事不落后的太爷无法接受。他经过痛苦的抉择，断然辞职不干了，任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他觉得如果没有学生，或者学生不好好念书，他自己又教不好，那是难以忍受的折辱。于是，太爷就还原成了一位地道的农民。

太爷变得相当古怪，顽固地保留着他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他有一个手掌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因为没有钱，他用的都是别人扔掉的废旧电池，所以他的收音机永远咝啦嘈杂发出刮锅底似的刺音。除了听秦腔与新闻外，他主要是听每天中午的评书连播，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讲的《三国》《水浒》《西游》《说岳》《杨家将》等，他都爱听，别人是边听边干活儿，他却坚决不这样，他的条件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极度奢侈的，到了评书时间，他要回到家里坐在炕头品着罐罐茶舒舒服服地听，实在不行就在地里搭个凉荫坐着听，这时哪怕是油缸倒掉他也不扶，哪怕是麦子被冰雹砸烂在地里，他也不在乎。

学堂换了老师，太爷不再去那里，只有到过年时唱戏，他才会在众人的央求下去拉角子，但是要请三次以上，他才会做出不情愿的样子大驾光临。他已经“人老珠黄”，无法再演铁梅、阿庆嫂、白蛇和李慧娘了，主角已经换成我们这茬人，但他的三个儿子都是主要演员，每天晚上他抠着腿咬着舌头，面色庄重地出现在后台，骂骂这个，训训那个，但主要是为儿子们勾脸穿戏服，顺便捎带着讽刺旁边的人脸勾得太难看。但往往是戏没开演他就离去了，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演戏永远都不虔诚不敬意，而且达不到他的水平，那戏是没法儿看的，看了只有生气的份儿。

先是，村里的戏台，由室内转到室外；由过去用木板搭台，到实土夯出的大台子；灯光也由原来的点蜡烛，发展到了亮如白昼的大电灯泡。条件好了，但随着电视进入山村，戏是越来越没人看，也越来越没人演了，后来就干脆揭倒算了。辉煌一时的大戏，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太爷的尊严还在，也仍然崇高，人们还是很敬重他。但年轻识字的比他知道得多，就是没文化的也跑到天南海北去打工，远远超出了他去过的天水。太爷不再是村里的中心人物，不再是知识与权威的象征，更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佛。村里无论是牌位上供着的众神，还是生活中的太爷，都从神坛上被打翻在地。金钱，不仅成了城市人的神灵，也成了农村人的佛祖！

贫瘠山野的璀璨明珠

我从入了太爷的私塾那天起，逢年过节就在母亲的督责下，一定要到他家去拜年，从小时候手持几个白面小花卷儿，到我工作后给他买一斤半斤的茶叶，只要我回到家乡，一定会到他家给他磕头祝寿。太爷跟我聊天儿，总向我印证：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古代英雄，是否都是真的？天安门究竟有多高？天安门广场有多宽广？总理是不是经常接见我？常去不去中南海？是不是常在大会堂开会？中央知不知道世上有个漆家山？在那里都吃了什么山珍海味？看到了什么别样稀罕？教些什么样大学生？等等。偶尔谈到现在，他就叹气说：如今的娃娃，怎么又成了文盲，伸手数不过来五指，将来可怎么个活法。

当年太爷的家里，只有他一个全劳力，大儿子成家另过，太爷膝下尚有四个孩子，小女儿还有点残疾。他尽责尽职，心血耗尽地经营学堂。偶尔抽空在家里给人家织布，或者在自留地里除草，忙东忙西，片刻无歇。他跟村里人斤斤计较，也不过是卑微的生存所需，要拉扯孩子长大。他经常打骂我们甚至扇自己嘴巴，无非是我们太贪玩儿，让他不放心，恨铁不成钢，但从来没有打伤过哪个娃子。当90年代民办教师纷纷转正，工资待遇大幅度提高的时候，他已经享受不到这些福分。只有那些发黄的奖状和照片，记载着他过去的荣光。他刷写过的标语，在岁月的剥蚀中，也已经浅痕斑驳，终至无形。等到小平、小龙都娶了媳妇，再把女儿打发出嫁了，太爷下巴上的胡子已经花白，那本来就青苔密布的脸上，已是沟壑纵横，他真正成了太爷了。

七年前我的爷爷仙逝，我匍匐奔丧，因为是热孝在身，不能去给太爷请安，他来给爷爷吊孝，农村的老礼儿，他是行家，教我如何行丧礼。我带了瓶茅台酒，请他喝了一杯，算是向他辞行，他兴奋地说这是周总理喝过的酒。他说自己也来日无多，下次就不一定见得到我了。果然，两年后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太爷老师也过世了！

太爷把自己一身的本事：木匠传给了大儿子，阴阳传给了二儿子，纸活儿传给了三儿子，唯独没有一个继承他的本业做教师的。我想他的心中，一定会常常闪过一丝无奈和悲凉。

在那个小山村，现在五十岁以上的成人，都是太爷的弟子。他教过的学生中，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四五个高中生，十来个初中生，其他都是读到小学毕业，或者只上过两三年的村学，但正是他的辛勤努力，为这个村子栽下了读书识字的根基，使三代人脱了盲，就是在外打工，也至少能认得火车站，能辨出东西南北的方向，不至于像我们的父辈，只认识人民币上那几个符号。

在那个偏僻的小学堂，我受到了严格不苟的初级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后来的读书生涯中，养成了许多良好的习惯，具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形成了坚韧不屈的性格，这都得益于太爷的板子教育。我也非常喜好音乐与体育，自学过板胡、口琴、小提琴、小号等，喜欢篮球、乒乓球、足球，甚至喜欢看所有的体育比赛，虽然没有一样学成，也没受过正规的音乐、美术、体育、艺术等教育，但太爷给了我最美好、最自然、最天籁的音体美艺教育，一点一滴地深深浸透在我的骨血里，我认为那才是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之精髓。

我想，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太爷这样的民办教师，在那个特殊年代应该有一大批，他们默默无闻呕心沥血地奉献了一生，给孩子们点亮了知识的明灯，开启了心智的大门，数以亿计的农家子弟，就是以我这样的方式，学会了写自己的姓名，走出了山沟，融入了城市，走向了世界。太爷们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遗憾的是，我很少见过有人记述他们的功绩，为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他们是无言的丰碑，太上的大德。

太爷是一位唯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夫子！他亲手缔造了一个理想王国，他的王国一度是那么地熠熠辉煌，就像点缀在贫瘠山野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最原始、最自然、最美好的人性光芒。他的老去与凋谢，带走了一个山村淳朴自然的天籁时代。他曾经是那个山村的脊梁，经风见雨，质朴坚劲，顶天立地，支柱纲常。我甚至觉得，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太爷和他同时代的民办教师，应该也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