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广陵词坛和毗陵词人群
陈子龙在浙中各郡播下的“云间”种子渐成余爝的时候，他的一批江东弟子却贾馀力而先后在苏、锡、常几个文化中心活跃不已，最后与北来的王士禛相会合，终于以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的凑合，群集古广陵的扬州，掀动起一个空前兴旺的词学高潮。
这是清初第一次形成的规模大、阵容广、自觉性高的声势盛壮的词的活动中心。
按其基调言，这原是“云间”词风馀波未尽而实际是已从总体景观上转化成“花间”情趣的一个词学中心。无论是广陵词坛领袖人物王士禛的《衍波词》，还是当时真正的词苑核心巨子邹祗谟的《丽农词》、董以宁的《蓉渡词》、彭孙遹的《延露词》，都属程度不等各出面貌专攻绮靡艳丽之调的倚声之作。
然而，广陵词坛构成之际，又正是诸大案在江南风波迭起的惊恐时期，更是“海警”告急，郑成功、张煌言最后一次水师直驱江、皖腹地的风云难测之时。位处大江之北盐商关饷中心的扬州具有极其微妙的政治色彩，而先后“雅集”于此的词界代表人物有不少位正罹“奏销”案开革功名或贬黜降职。于是，多少还沉淀在心底的家国兴亡之遗恨和目下遭际的新怨交织成的心态，与那浅斟低唱香艳之调颇多不协和味道，一种潜在状态的渐浸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所以，广陵词坛的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兼容并蓄，包纳各种审美情趣的宽宏气象。各种词风、各种艺术情趣相互交融、竞相吸取。在心灵的交流中，摩荡、扬弃、融汇、嬗变所形成的词的风气的骚动，必然消解着门径的偏见，冲击着“定于一尊”的宗旨。应该承认，这种新骚动乃是当时微妙复杂、扑朔迷离的动荡政局中词人们心态的折射体现。当然也成为清词嬗变的一个契机。
诚然，这样的骚动并非只在广陵一隅，契机也不是仅只光临三分明月占领了二分的扬州。但是，如此群雄聚首、英彦毕集，确是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词风骚动的特点的。以清初词坛的总体来审察，可以借用一句“春风十里扬州路”。
在综述广陵词坛南北英才时，决不能遗却来自天都峰脚下的黄山孙默，其对清词发展的贡献是应大书一笔的。
（一）王士禛·彭孙遹
广陵词坛的兴起，论其功绩首应属王士禛。渔洋于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在其创诗歌的“神韵”一派。他在扬州任上既未构组成词的流派，而且离任赴京后基本上脱离了词坛。可是，王士禛却是广陵词学中心活动的凝聚力所在，其作用无异于一个组织者。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士禛曾避讳作士正，又作士祯，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次年授扬州府推官，以“品端才敏，奉职最勤”升礼部主事，历充经筵讲官、国史馆副总裁，累官至刑部尚书，卒后谥“文简”。著作繁多，有《衍波词》2卷，又名《阮亭诗馀》，词论著作名《花草蒙拾》，为1卷。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吴伟业实际上并未始终“以温、李为宗”，王士禛则确是“翕然从之”，未见更辙的。所以，谢氏在《词话》卷八的评定是准确的：“阮亭沿凤洲、大樽绪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虽未尽倚声之变，而敷辞选字，极费推敲。且其平日著作，体骨俱秀，故入词即常语、浅语，亦自娓娓动听。”王氏自序其词说：“向十许岁，学作长短句，不工，辄弃去。今夏楼居，效比邱休夏自恣，桐花苔影，绿入巾舄，墨卿毛子，兼省应酬。偶读《啸馀谱》，辄拈笔填词，次第得三十首。易安《漱玉》一卷，藏之文笥，珍惜逾恒，乃依其原韵尽和之，大抵涪翁所谓空中语耳。”这是可信的。《衍波词》今存的遍和《漱玉词》以及后来又“和云间诸公春闺”、“和《湘真》词”等确是大抵属于“休夏自恣”的清娱之作。
《衍波词》最为人艳称的是《蝶恋花·和漱玉词》：
凉夜沈沈花漏冻，欹枕无眠，渐听荒鸡动。此际闲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忆共锦衾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往事迢迢徒入梦，银筝断续连珠弄。
据此足可见王氏“作为‘花间’隽语，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唐允甲《衍波词序》）之一斑。
他的《小重山·和湘真词》虽略露兴亡之感，但颇似其诗之濛濛以神韵烟雾一样，着痕轻淡，吞吐其意而已：
行云如梦雨如尘，秣陵惆怅事、最伤心。当年琼树照“临春”，胭脂井，犹带落花痕。芳草碧氤氲，旧时朱雀桁、几回新？青溪休赛蒋侯神，风景换，红泪上罗巾。
其《贺新郎·和竹山韵》的“长安一雨分新旧”云云亦同此类。《衍波词》中真属精彩可撷、常语浅语入词而神味清虚的应是《浣溪纱·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崖赋》这样的作品。例如其一：
北郭青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又如其二：
白鸟朱荷引画桡，垂杨影里见红桥。欲寻往事已魂消。
遥指平山山外路，断鸿无数水迢迢。新愁分付广陵潮。
这类词自然俊丽而含蓄以今昔感，纵向的历史无情的淘洗之迹，从不着意、不雕琢的章句中浸透而出，颇耐寻味。可惜在王士禛今存140首词中并不多见。朱孝臧题《衍波词》的《望江南》就是抉住这方面的情韵，很有眼力：“消魂极，绝代阮亭诗。见说绿杨城郭畔，游人争唱冶春词，把笔尽凄迷。”（《彊村语业》卷三）
王士禛于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到扬州任，年仅27岁。至康熙四年（1665）离任，他在广陵达五年有馀。吴梅村说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前人认为是实录。王士禛在扬州通判任上，广交诗人文士，遗逸中有林古度、杜濬、方文、孙枝蔚等，又与邵潜、陈维崧等或修禊于如皋冒襄的水绘园，或酬唱在红桥、蜀冈间诸胜地。特别是团聚了大批词苑名流，不仅有本郡的吴绮（
次）、汪懋麟（蛟门）、宗元鼎（定九），有通州的陈世祥（散木），更有曹尔堪、宋琬以及其长兄王士禄。而避地如皋八载之久的陈维崧则无疑成为雅聚修禊的主角之一。至于邹祗谟、董以宁、彭孙遹等乃渔洋词学同志，过从尤密。这样一大批词人相好无间，朝夕唱和不休，真是空前未有的盛事。
最重要的是他支持并与邹祗谟联名合编了大型词选《倚声初集》，支持孙默汇刻《国朝名家诗馀》。康熙十六年（1677）江都汪懋麟在为梁清标《棠村词》作序时说：
本朝词学，近复益胜，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同时休宁孙子无言复有《三家诗馀》之选，由是广为六家，又十家，今且十六家，势不百家不已，岂不与毛氏争雄长乎？
汪氏此说是符合史实的。而这一切又均如顾贞观所论：“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所以，王士禛总持广陵词坛之功应予充分肯定。
王氏词学活动在他离去扬州时也就告终结了。“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眎‘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顾贞观《论词书》）。他在此后长达四十五年左右的大半生时间里，以诗雄视当世，而确实“绝口不谈”倚声一道。顾贞观是从“凉燠之态浸淫而入于风雅”以及“习俗移人”，特别是随“有大力者”的好尚而转移的角度来论词的风气的，发此议论已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之夏。其实，王士禛的一度热衷于词而骤然弃去，就他本人心态而言，当有更深层的动因。除了艺术观念上仍持有词乃“小道”这一层原因外，以其擅于审时度势而又力图骋雄文坛有所建树的为人心性特点和才智来说，他不会不感觉到词的创作面临着一个矛盾棘手的事实：如一味沿承“花间”至“云间”的路子走去，虽纠正了明词淫哇和杂搀俚曲的弊病，但“雅正”之后也会陷于滞塞而迂，雕琢而僵，饾饤而酸等歧途，而且曼声轻语的情韵又常与实际心态难相协调，生气不充，前景不会乐观。然而，如果发“变”声，引吭高唱，壮词慷慨，王士禛是深知此中潜在的危险性的。对一个还企想在宦途有大发展的才官说来，他各方面机缘条件都不错，何必冒此风险？
于是在清初文学史上出现一个令人深可玩味的事实：世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王士禛二位大诗人，朱竹垞以诗鸣于前，转而却以“浙西”一派宗师称盟主于词坛；王渔洋以词早著声名，建坛立坫盛极一时，可又转去专力为诗，创“神韵”之宗而扬名天下。他们的各自转变心力与视野的时间竟衔接得如此紧，即在康熙五年前后，这不能轻率地视之为偶合。尽管他们实际上诚不可能自觉到默契分工，但时代总会选择代表人物，时势风会每每在一代才智之士身上完成设计。“神韵”诗派与“浙西”词派可以说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孪生物。是两位文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统治意志和统治思想的需要。所以，王士禛在词坛上急流勇退是有其很深的自我意识和人文背景的。
探寻这一消息的意义是，它从或一侧面表明，词在当时已日益增强了抒情主体的情绪力度，切近时事的现实主义色彩渐见浓重。这样，既然词的“流连声酒”的脂粉气渐渐减弱，它的与统治势力的不协调性从而也就加多，于是，防范与剥蚀其活力生气的各种反逆性的手段和倾向必然产生。清词的发展历程大体就在如此的交替消长之中行进着。
广陵词坛上与王士禛齐名，被称为“彭王”的彭孙遹，不仅长于艳体，而且宦途清通，皆类同于渔洋，到后期悔少作而不事倚声亦几与王氏如驰一辙。但是，彭氏身世和心态别有难言处，所以，彭、王之词亦复有可辨其相异的特点。
彭孙遹（1631—1700），字骏孙，号羡门，别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官中书舍人。康熙十八年（1679）又应“博学鸿辞”试，列第一等第一名，授编修，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羡门是清初名词人中不多见的仕途畅顺者之一。
彭孙遹之父期生明末官太仆寺卿，以江西布政使守赣州而死。兄彭孙贻，字仲谋，陈子龙在绍兴推官任时“奇其才，荐之主司，已定第一，因病不竣试”（参见《嘉兴府志》）。后与吴蕃昌创“瞻社”，为名流所重。后痛父殉国难，复求遗骸不得，蔬食箨冠，不交人事20年。彭孙贻亦工词，著有《茗斋诗馀》。故明的“忠烈”或遗老的子弟出应清科举试而入仕途的并不少见，在当时似并不以之为名节问题。但家国身世和以“达则兼济天下”为名的仕途经济所构成的复杂矛盾心情又常常浮沉起落在心头。这是又一种特定时代的心理现象，带有普遍性，彭孙遹即为一代表人物。
彭氏的3卷《延露词》一向以“惊才绝艳”、“吹气如兰”著称，但也因此毁誉皆有。谢章铤认为彭词“真得温、李神髓，由其骨妍故词媚，而非俗艳”，因而“迦陵之豪宕，竹垞之醇雅，羡门之妍秀，攻倚声者所当铸金事之，缺一不可”（《赌棋山庄词话》卷八）。谭莹《论词绝句》竟赞为“开国填词第一人”。但“浪得才名”之訾也不少，如近人《续修四库全书〈延露词〉提要》就说是“好逞聪明，不能沈著”；卢前《饮虹簃论清词百家》的《望江南》云：“论彭十，怨粉与啼香。绝艳公然推独步，若言持律已迷方。岂可拟南唐？”
其实，彭孙遹的词既非全属香艳，也不是自扬州期间始填词。只是他的大部分艳体是写在扬州。尤侗的序说得清楚：“向读彭子羡门与王子阮亭无题倡和，叹其淫思古意，两玉一时。阮亭既官扬州，羡门有客信宿，会邹子程村初集《倚声》，于是《延露》之词成焉。然则延露者，其无题之馀乎？盖维扬佳丽，固诗馀之地也。”由此可理解，为什么王士禛称其为“艳词专家”时，彭孙遹却“欲怫然不受”（见邹祗谟《词衷》）了。他的大作侧艳之词原是起兴而和《衍波》，又是以客居扬州时为多，在他自己看来并非能概见心貌，以偏概全。擅写艳词者并不一定即以此为追求之境，这是一种复杂现象。
以人们赞肯的小令看，彭孙遹的词，所谓“骨妍”者主要是情深而语俏，有“真”味而非浮艳而已。他的词平心说来并不太狭窄，既有写长夜难寐，春愁难遣的《谒金门·春梦》：
春愁织，一片角声消息。天上佳期无消息，行云何处觅。
静掩流苏帐额，还似见伊颜色。梦破五更风瑟瑟，纸窗凉月白。
也有追思旧情，感慨现实而借句寄托的《柳梢青·感事》：
何事沉吟？小窗斜日，立遍春阴。翠袖天寒，青衫人老，一样伤心。十年旧事重寻，回首处、山高水深。两点眉峰，半分腰带，憔悴而今。
如果仅以“赋艳”、“美人春睡”一类作品论定《延露词》，又怎样能理解如《丑奴儿令·雨窗读悔庵吊琵琶乐府》的“从头细数伤心事”，到“一代红颜万里沙”、“蛱蝶多情苦殉花”的情韵？试看《玉楼春·五日饮虎丘山下题壁》下片：
醉后难平多少事，仰天欲问天何意？偏使鸡鸣狗盗生，却令赋客骚人死。
一腔愤怒，感慨已极，在“生”、“死”两句中有着多少潜台词？李调元《雨村词话》认为《延露词》“率多悲壮，不减稼轩”（卷四），虽不尽准确，但倒是道人所未道。应该注意到，长调已在彭氏词集中至多，《念奴娇·长歌》四阕，《沁园春·酒后作歌与擎庵》四阕，以及《画屏秋色·芜城秋感》等，都激越凄楚，不是当时艳词作家笔底能有的。兹录《沁园春·和韵答金峤庵》：
往古来今，如许英雄，钟鼎旂常。尽飘风冷雨，馀声销灭；寒烟蔓草，陈迹苍茫。南顾昆明，东瞻闽越，二十年来一战场。到今日，喜丰年多黍，兵气销光。溪山老我何伤？且买醉时探肘后囊。须我歌若舞，乌乌击缶；倡予和汝，款款飞觞。仆射不如，尚书不顾，羯鼓催频不记行。才倾倒，早一轮红日，涌上扶桑。
既“喜丰年多黍”，为何又感伤“飘风冷雨，馀声销灭”的南明三个政权成为“陈迹苍茫”呢？既然“兵气销光”，理应好有作为，缘何要“乌乌击缶”，醉里度日？其心态的多层交杂、矛盾错出，都有着抒露。这与王士禛显然是同中有异，并非真正同辙。
渔洋论词排斥豪健之风，彭羡门则在创作实践中采取兼容并取的态度。他的长调慷慨不是意在显露才人伎俩的点缀，这只要比较各家的词作就可以佐证的。彭氏《金粟词话》和《花草蒙拾》等也是既有一致的艺术审美观，又有相互辨难，互为补足的研讨之处。总之，彭孙遹不纯是“花间”之风的追摹者，他与王士禛是有同有异的。号称“彭、王”，而各呈个性，此即扬州词坛所呈现的有异于封闭性、门户偏见陋习的可贵格局的一个明证。
（二）邹祗谟·《倚声初集》·毗陵词人群·董元恺
在广陵词学活动“二三同学，功亦难泯”的诸词人中，邹祗谟的行迹很少为人们所知，但对其词学成就却又颇多误解。
邹祗谟，字
士，号程村，江苏武进人。顺治十五年与王士禛同榜进士。其生卒年向无载录。据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四《覃怀杂诗》、《结邻集》中陈玉璂《与减斋书》等可以考定邹氏卒在康熙九年（1670）。又据他自己的《一丛花·丁未人日》词有“四见丁年”句，此“丁未”是康熙六年（1667），以此上推，其生年应在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之后。参酌宗元鼎于顺治十七年（1660）秋冬际序《丽农词》“忆十年前，邹子程村游广陵，与余定交于谢太傅之法云寺”云云，以及陈维崧、董以宁等同郡词友的生年的界定，邹祗谟出生之年不会迟于崇祯三年（1630）。所以，其享寿仅四十岁出头而已。
邹祗谟早孚文名，其古文辞与陈维崧、董以宁、黄永并称“毗陵四子”。顺治六七年间他的词已积稿成编。邹氏本系毗陵甲族，“高车驷马，已属长卿得意”之年又甚早，后来忽然萎落，且过早逝世。从其顺治十五年中进士后，未见仕履记载于志传，可以断定他谒选待授职时即罹“奏销案”。王晫《今世说》提到：“会有蜚语中之者，一日散万金立尽。”是一旁证。
邹祗谟填词起手很早，《湖海楼文集》卷二《任植斋词序》中，陈维崧回忆说：“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间。”邹氏本人在《远志斋词衷》第一则中也说：“己丑、庚寅间，常与文友取唐人《尊前》、《花间》集，宋人《花庵词选》及《六十家词》，摹仿僻调将遍。因为错综诸家，考合音节，见短调字数多协，而长调不无出入。以是知刻舟记柱，非善用赵卒者也。”己丑是顺治六年（1649）。凡此皆可证明邹氏是清初词人中专心研讨词而又相当早的一个。
邹祗谟早年就与董以宁以艳词小令闻名。黄周星（九烟）曾说：“兰陵邹祗谟、董以宁辈分赋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征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遯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古今词话》引）黄九烟是当时行辈较高的诗人，他在此概述了云间、魏塘、毗陵三个词创作活动中心的侧艳之风尚。今存邹氏《丽农词》3卷，其中“庚寅夏作”的《惜分飞·本意》16首尚在，此外“十索词”也是顺治七年与任绳隗等唱和之作。邹祗谟是毗陵与广陵两地词人相互沟通的中介人物，早在顺治初年他就来往于淮扬一带，所以，曾是“十郡大社”的参加者的邹氏，实系大江南北词学交流的重要人物，他后来之有《倚声》之纂不是偶然的事。因而，王士禛的通判扬州雅集词流的举动，自然会使他们相互引为知己，通共合作了。由此可见，谢章铤认为“邹程村与阮亭、羡门游，故其词修洁，有《花间》遗意”的说法不准确，邹祗谟的词多侧艳原非是受了王、彭的影响。只是他在扬州期间和诸家酬唱又写了“青溪遗事”之咏等大量的色飞神艳、尽态极妍的词，从而构成了今见《丽农词》的主要是感忆情事的面貌。今本《丽农词》系孙默康熙三年所刻，此后的作品已散佚。康熙二十一年（1682）宜兴徐喈凤《贺新郎·题邹进士程村〈丽农词〉遗稿，十九叠前韵》云：“故友程村者，有遗书、在予箧内，见之泪洒。题曰《丽农》词名好，卷内墨痕轻画。程村字画纤柔。纵一派、才情喷泻……”（《荫绿轩词》续编）。徐、邹是“两榜名同挂”的年友，又同是“奏销”一案受害者，所以应是可靠的史料。这阕词的后面有陈玉璂（椒峰）的评，也说“丽农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责矣”。陈氏是武进同乡，所言尤为确凿具体。以上考订，足见《丽农词》全貌已不可见，仅据“留松阁”本的2卷来认定邹祗谟仅得“花间遗意”，无疑是以偏概全。
但是，即以今存《丽农词》而言，仍还能看到邹氏词的另一面。词集中可以系年的最早一首是《最高楼·丁亥答文友楚中寄词》，丁亥为顺治四年（1647），词云：
离愁处，碧树正苍茫，伊人又一方。君谱茶经携瓦罀，我修花史坐琴床。玳楼中，金弹处，可能忘？他生撇不下鸳池被，今生趱不上鲛盘泪。杨柳下，泛归航。借得世情消酒瓮，拾将奇字衬诗囊。唤风姨，招月姊，伴云窗。
词中惆怅莫名、怨怼郁勃，是20岁左右的词人“调笑风流”的另个侧面——“纵横意气”的受压抑的表现。再看二年后的《满江红·己丑感述》：
滚滚红尘，哭秋风、斜阳宫刹。方悟得、夜半深池，人盲马瞎。山鬼狐威帝以虎，小人猿化妻于獭。待陈情、细诉与天公，凄凉煞。三里雾，何时刮；三月雨，何时撤。用不着慈悲，告伊菩萨。老猾钱刀方作横，少年姜桂何能辣？醉狂时，击柱亦徒然，冲冠发。
呼天抢地，戟指怒目之情态显然不是一般的愤世嫉俗、故作清狂。此词很可怀疑“己丑”是“辛丑”之误，即或许正是顺治十八年“奏销案”的产物，姑存阙疑。
此外，可以肯定是在扬州所作的《沁园春·偶兴和阮亭韵》的“诗酒逃名，渔樵混迹，何异衣鱼与食鸥”，“逍遥处，问眼前悲喜，何必张皇”，以至于认为“天地梨园一戏场”、“男子何须志四方”等等，显然都是受了大刺激的心态，迥异于绿窗倚谱、红牙歌板的情调。《绮罗香·广陵阮亭署中酬赵千门见赠原韵》为赵氏“怪柴桑、早赋归来，春尽听、杜鹃鸣北”的从南昌司李谪官回而鸣不平，与《凤归云·偶作》为自己“颓然坐废，曾消得、蛮触功名，邯郸滋味”的悲慨，都是一种特定处境中的心绪。
“怕教鬓发苍浪，且随分新词赋几章”（《沁园春·偶兴》），专注于倚声之道，何尝不是借“酒”浇胸中块磊之一法？所以，确认邹祗谟这一类型作家在词史上的位置时，务应稍作周全考察。
王士禛在《居易录》中道：“余在扬州与故友邹程村撰《倚声集》，起万历，讫顺治，以继卓珂月、徐野君《词统》之后。”事实上《倚声初集》的编成，主要是邹祗谟之力，也是邹氏在扬州期间的一桩大事业。后来尤侗在为邹祗谟外甥、宜兴陈枋的《香草亭词》作序时说到：乙巳（康熙四年）春他和邹氏讨论词体，在激赏《倚声》一选时也偶摘不协韵调之作，为此“程村益爽自失”；并说邹祗谟“将欲校正重锓，未果”而“作古”（见《西堂杂俎》三编卷四）。这正可证实邹祗谟对《倚声》一选的严肃态度，他是倾注心血以为学问事业的。
《倚声初集》通常被称为顺治年大冶堂刊本。实则邹、王二序虽署的顺治十七年庚子，成书已在康熙之初，书中各家评语中时有康熙四年前一些记事，可证是随刻随补选补评而成的。关于编选此大型词选的宗旨，王士禛在序中说：
《花庵》博而未核，《尊前》约而多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然亦详于隆、万，略于启、祯，邹子与予盖尝叹之。因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闺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无传，亦犹尼父歌弦之意也。
明朝天启、崇祯以来的50年，在当时是极其敏感的一段历史，这时期人物的言语文字和心态大有犯忌处。《倚声》的有意搜罗，使“不至湮没”，不能说没有别的苦心孤诣在。此选在20卷作品之前有4卷《前编》，编录时人词话、论词杂文、韵辨等，《前编》之前又有《爵里》3卷，录词家470馀人之姓名、字号、籍贯、仕履及词集名。许多名位不显于后世者，赖此可备征考；不少作者后来蜚声词坛，则据此能见他们早期作品的艺术风貌，并可供补遗辑佚等。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倚声初集》都卓具文献价值，是研究清词必不可少的一部总集。
入选于《倚声初集》的词人总数475人，分列为万历朝45人，天启朝15人，崇祯朝91人，清顺治朝则为324人。这就是说，即使简单地以两个王朝来划分人数，明与清也是一与二之比。何况，“爵里”名单的分列各朝是以词人的最先一次仕履为准的，例如，列入“万历”朝的45人中不仅有的谢世甚迟，而且有好几个入清而出仕的，如钱谦益等。在选词数量上也是略于远而宽于近。所以，《倚声初集》毫无疑问是清初词选，认为它所录“实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编晚明词选”，显然是疏于审辨的误断。
《倚声初集》分“小令”10卷，选词1116首；“中调”4卷，选词364首；“长调”6卷，选词434首。总计为词选20卷，选词1914首。举凡明清之交以来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靡有所遗。尽管从总体上看，仍然不免有编者的艺术趣尚的某些倾向存在，但毕竟是体大容闳的了。它确是清词初始时期的一部汇合众流、备陈诸体的要籍，对词坛繁荣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作用。
邹祗谟为《初集》作的序是清初十分重要的一篇词学文献，是顺应词体复盛的时代趋势的十分精彩的词论之作。序较长，节录如下：
……“恼公”“懊侬”之曲，“金荃”“兰畹”之编，其源始于“采荇”、“弋雁”，其流浚于美人香草，言情之作，原非外篇。揆诸北宋，家习谐声，人工绮语。杨花谢桥之句，见许伊川；碧云红叶之调，共推文正。其馀名儒硕彦，标新奏雅，染指不乏。必欲以庄辞为正声，是用“尚书”“礼运”而屈“关雎”“鹊巢”也。至于南宋诸家，蒋史姜吴，警迈瑰奇，穷姿构彩；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鲸呿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譬诸篆籀变为行草，写生变为皴劈，而云书穗迹、点睛益颊之风，颓焉不复。非前工而后拙，岂今雅而昔郑哉。胡致堂有言：童稚时获侍先生长者，见其酒酣兴发，多依腔填词以歌之，曰此宋代慢声也。当时大儒，亦所不废。自套数诸曲行，而昔时声依永之理尽失矣！先儒之言如此，而况于今日帖括之流，呵为蜡屐，名理之硕，等若雕虫，毋足怪矣。然近世如用修、元美、元朗、仲茅诸先生，无不寻流溯源，探其旨趣，而词学复明，犁然指掌。然如钱功甫、卓珂月、沈天羽诸前辈，有成书而网罗未备；贺黄公、毛驰黄、刘公
诸同志，有论断而甄汰未闻。仆乃与渔洋山人综核近本，揽撷芳蕤，被以丹黄、申之辩论，为时不及百年，而为体与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凡名公巨卿之剩艺，骚人逸友之遐音，无不推本性情，标举风格；庶几数百年而后，得比于“花庵”、“尊前”诸选，不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以存一时之啸咏，何莫非灵均“骚辨”之馀，靖节“闲情”之继？而猥云祧彼元声，荐斯近曲子，何见之陋耶？……
邹祗谟在此文中有几点值得赞扬的观点，一是辟头巾气之迂腐。“必欲以庄辞为正声，是用尚书礼运而屈关雎鹊巢也”，这不只是意在为艳情闺思占一地步，其深层内涵在于主张情性不受名理之学的羁绊，从而也就为抒情的广泛性和自由性拓开天地，俾使“情爱”与“忠爱”得以并行不悖。二是肯定了“变”的必然之势，屏斥僵硬凝滞观念。“非前工而后拙，岂今雅而昔郑”，此乃精警的诘语。他并不专尚南唐北宋，而是同时赞肯南宋不同流派的各家，兼容并蓄，从风格体式各个方面主张拓宽词的境域。这在清初是较早发表的识变异、集大成的词学观。观照那些或专意南唐、温韦，或标举北宋、南宋，与邹氏的观点相比较，显然是褊狭而封闭的习气。邹祗谟这观念，正是清词势将胚变出自己丰富多彩的面目的先期征兆。他道出了一批有个性的词人力求摆脱某种词学传统观念的束缚的要求或心理动向。在这一点上，邹祗谟与他的同郡词友陈维崧等已经相当接近以至相似的了。三是着眼于“今”而不泥于“古”。《倚声初集》实际上是一部“今词选”。这是与他的“变”的观念互为因果的又一卓识。“为时不及百年……仿佛乎两宋之盛”，不管怎样，敢于将“今”之词与“古”之两宋相提并论需要勇气。比起流行的认为词至宋代已“观止矣”的说法，也无疑高明得多。敢于贵“今”，始得发展；唯知恋“古”，焉能“中兴”？这是极清楚的道理。
《倚声初集》之所以标名“初集”，原先当还有续刻二集三集的雄心。可是他连《初集》的“校正重锓”的设想都未得实施。后来陈维崧等编纂《今词选》，从某种意义上倒是继续了亡友的工作。
《远志斋词衷》中，邹祗谟录存过去为《衍波词》所作序文的一段话，并加以补足云：
余向序阮亭词云：“同里诸子，好工小词，如文友之儇艳，其年之矫丽，云孙之雅逸，初子之清扬，无不尽东南之瑰宝。”今则陈、董愈加绵渺，二黄益属深妍。更如庸庵之醇洁，风山之超爽，卓人之精腴，介眉之隽练，公阮之幽峭，紫曜之鲜圆，陶云之雅润，赓明之秀濯，含英咀华，彬彬可诵。词虽小道，读之亦觉风气日上。
这是邹祗谟对毗陵词人群的一次总体概评，亦足见常州词苑之盛。常州之称词派，要迟至嘉庆年间始有旗号，然而清初词人之密集于该郡的声势，远较后来要壮观得多。常州府治当时共辖八邑，词人远不止邹祗谟提到的这一些，而他所论及的作家中有的作品散佚几尽，已难窥全貌，有的艺术造诣并非如所评那样高妙。但是，这毕竟是同代人提供的文献依据，有其参资价值。除了宜兴陈维崧将有专章论述外，本节择其成就较高的词人有所增删地略予绍介。
董以宁（1630—1669），字文友。于明末为诸生时年未及冠，与陈维崧、邹祗谟并有“才子”之称。性豪迈慷慨，喜交游、重然诺。有诗文各20卷，尤工填词，著《蓉渡词》3卷。并于历象、舆地、乐律别有专精，穷究虞氏《易》多有发明。
董以宁卒时年仅四十，当其肆力于《经》、《易》，授弟子常数百人之际，已弃词章之学不为。所以，《蓉渡词》基本上是早年的作品以及康熙初为王士禛题《青溪册页》、《余氏女子绣洛神图》等酬和词。《蓉渡词》素以香奁艳词著称，故王渔洋称之为“艳情中绘风手”，陈廷焯则视之为“词妖”（见《白雨斋词话》删稿）。
艳体词在清初本很盛行，是明人的遗风未泯，而董以宁的穷情极态最为突出。《蓉渡词》不仅有《苏幕遮·帘外听堕钗声》等10阕、《画堂春·夏日课婢》8阕等等“丽而淫”之篇，还有《沁园春》咏“美人”7首，绘形绘色，勾心斗角之笔堪称香艳之极。但也有例外，《望梅花》小令一阕则别具狂狷之意：
芳草萋萋如画，唤起祢生闲话。死向风波曾不怕。长裤请君穿罢，除是阿瞒还值骂，黄祖不堪君诧。
《霓裳中序第一·燕子矶怀古》的“风带泉绅，水肤山骨”和“六代芜湮，五代萍没”之类，写景抒情也都造语新警不俗。《贺新郎·淮阴词》虽直露嫌过，然而淋漓尽致之论亦不多见：
为汉空奔走。叹当年、追猴逐鹿，终烹功狗。留侯曲逆虽阴诈，吕雉之谋多有。算此际、高皇身后。平勃区区都易与，怕将军武悍还如旧。因中祸，君知否？国士无双称善斗。奈英雄、漂母寄餐，未央授首。书生于此终疑诧，何事英风射斗。生死出、妇人之手。刘郎宫寝埋荒草，喜将军、庙祀终难朽。君休信，蒯通口。
至于艳词如《感恩多·鸿信》之类，曲传心境亦颇耐读，其下片云：
忒觉情多，真假转难分。转难分，便是空言，忍猜他未真。
黄永（1621—1680后），字云孙，号艾庵。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顺治末即退归，当是罹“奏销案”黜罢者之一。早年工诗文，与邹祗谟、董以宁以及陈维崧合称“毗陵四子”。有《溪南词》2卷。
黄永词中年以后由倩丽转为清劲峭拔，透郁勃之气。如《卜算子·有感》：
匿影住人间，横眼看天下。都道乾坤一腐儒，自问何为者？得酒且高歌，无酒干休罢。若有留髡送客人，一石臣能也。
又如《沁园春·悲秋》：
宋玉言之：“春女多思，秋士多悲。”况零风细雨，乍停还续；蛩声雁影，到处相随。四壁萧萧，孤灯落落，纵有高怀那处开？除非是，且登山涉水，打马飞杯。醉时屡舞回回，看云气漫空白日颓。似江魂销罢，黯然欲别；潘愁尽处，如送将归。人事萧条，天公做作，长啸微吟泪暗垂。还自问，道黄花红叶，干汝谁来？
“纵有高怀那处开”的情怀显然已不是“雅逸”而是郁闷。一大批词人由“春女多思”之艺术心态转为“秋士多悲”境界，“奏销案”对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打击是这一转捩的催化剂，这从毗陵各家的创作道路已相当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黄永是一例而已。
黄永之弟黄京，字初子，亦能词，著有《续花庵词》，未见，仅从各选本辑得10馀首。黄京的词较少特点，造诣不如其兄，邹氏的“清扬”之评颇难握得。
孙自式（1628—？），字衣月，号风山。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翰林院检讨。顺治十二年（1655）念家乡民困，自请为本地县令，福临目之为“狂疾”，给以牛黄丸勒令退职回武进“养病”。能诗，有《风山诗稿》，词集已佚。《西江月·九日》一首尚可见其“爽”味：
身世飘飘落叶，生涯泛泛孤舟。客心未冷已成秋，况是凄凉重九。何处砧声村曲，谁家笛响楼头。十千沽酒欲消愁，不奈愁多于酒。
此类词也是一派“秋士”之悲。
毛重倬（1617—1685），字卓人，号阆仙，阳羡词派著名词人曹亮武的岳父。顺治二年（1645）出应乡试，因“文体怪异”被有司拘辱，轰动一时。著作甚富，《乐志堂诗集》15卷外，曾有《卓人词》1卷，今不传。《倚声初集》、《瑶华集》诸选中尚可辑存7阕。《满江红》数首特见沉雄之慨，如《芦沟桥》云：
千里征鞍，行看惯、晓来云色。一步步、燕台近也，水深山别。白帢自来辽海畔，黄金不买新丰客。羡鼓鼙、旦夕偃甘泉，渔阳驿。形胜处，居庸壁；无限事，桑乾迹。叹琉璃并出，九龙飞滴。一阵霜寒樊榭酒，数声风咽郦亭泣。洗胸中、遗恨付清流，空今昔。
此即陈其年《万年欢·寿毛卓人》词中所称说“谁识开元旧事？只除是、碧箫红蜡”的情思。毛氏晚年寄情诗酒，托意黄老，并溷迹于市井与“佣保相杂”，行为颇怪异而颓唐。
龚百药（1619—？），字介眉，号琅霞。顺治三年（1646）举人，顺治十八年“奏销案”黜科名学籍。有《湘笙阁词》，今亦不传。介眉与卓人均系常州词人中年齿较长者，并享高寿，唯龚氏于“奏销案”后即行迹无闻。所传残卷零篇大抵早年所作，隽秀轻丽为主，如《桃源忆故人·春愁》：
红桃雨散东风起，濯濯杨枝如水。天别放春何地，只在莺花里。花朝扑蝶谁家会？点点飞花轻坠。自有旧愁牵系，不为新憔悴。
钱珵，字紫曜，生平湮没不详，所著《白雪斋词》亦不传。但今存几首词作凄楚幽怨，已非“鲜圆”情韵。如《南歌子·春暮》：
怕对韩凭魄，愁听蜀帝魂。柳绵吹尽闭朱门，斜倚凤花箫局、度黄昏。
又如《浪淘沙·初冬夜宿梅花楼有感》：
三径草平遮，树老槎牙。黄芦占尽白鸥沙。空有小寒风信到，不见梅花。夜月听啼鸦，也带伤嗟。高台倾处石横斜。淅淅纸窗惊晓梦，吹入霜华。
钱珵词擅以轻婉之笔描述心理深层活动，在不见锋芒的文字间构筑起遗世独立的不合作形态。
杨大鲲，字九抟，一字陶云，号天池，又号秋屏，亦号晓屏，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
杨大鹤，字九皋，一字芝田，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官至谕德。著有《稻香楼词》，其卒较迟，已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
杨氏兄弟先后以词名于时，但新创不多，意格均非上乘。邹祗谟“雅润”之说也属泛泛语而已。
陈玉璂（1636—1699后），字赓明，号椒峰。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内阁中书。有《耕烟词》3卷，又名《学文堂诗馀》。弱冠之年文名即蜚声南北，凡天文、地志、兵刑、礼乐、河渠、赋役均悉心精研，时称俊才。陈玉璂得名既早，享寿亦高，其卒年已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之后，是清初常州重要词人之一。其词清俊秀朗多于轻艳冶丽，是由《花间》入而不从《花间》出者。如《临江仙·中秋》：
佳景中秋秋正好，溪山不用钱赊。谪仙今夜醉谁家？掉头明月里，无路访银槎。剩有平生骚句在，断纨零素天涯。四更牛斗又西斜，朗吟还到晓，露湿满庭花。
又如前调《题周栎园先生画册》：
春到江南浑欲老，素笺收拾分明。南宫北苑浪猜评，半篙春水白，数点暮山青。无语游人如欲语，依稀雨骤风轻。听来几度落花声，情随双雁渡，梦断一江横。
在常州诸家词中，《耕烟》一集自是一种情趣，春风骀宕、花月低弄之音已见消退许多。所以，阳羡陈维崧对这位“椒峰弟”颇多同志之感。
清初常州（武进）籍词人中最重要的要推董元恺。尤其是在邹祗谟、董以宁相继去世后，他的词名益高。有《苍梧词》12卷，数量特多，今尚存近700首作品，而且在当时题咏《苍梧》的作家之多也仅次于对陈维崧的《迦陵词》的吟赞。词人们借对《苍梧》一集的题赠，每多发挥出内心的感慨和郁垒，形成一种很特殊的联唱格局。
董元恺（？—1687），字舜民，号子康，顺治十七年举人，次年即罹“奏销案”被黜。陈玉璂康熙二十六年作《苍梧词序》说他的词“于秦、史诸家，贯穿变化，别成一家”，并没抉住精神所在。尤侗的序文较切近事实：“董子以兰陵佳公子，为名孝廉，忽遭诖误，侘傺不自得，于是西出秦关、东走粤峤，登大梁之城，泛小孤之渚；过咸阳吊祖龙之陵，入乌江哭重瞳之庙，陟夫椒问吴王之故宫，眺邺台寻魏武之遗迹，则有兴亡如梦，慷慨馀哀者矣……故以抑塞磊落之才，使飞扬跋扈之气；以嵚崎窈窕之遇，抒缠绵凄怆之怀。其为词也，或取诸骚焉，或取诸子焉，或取诸史焉，或取诸赋与诗焉，或取诸书与画焉，无不有也，无不似也，岂非哀乐过人，一往有深情者乎？”《苍梧词》确实自废黜后倾寄入了全部激昂慷慨之情，其风格最近《湖海楼》。董元恺远游归来居郡里时，足迹也常在阳羡的铜峰画溪之间，所以，完全可以说《苍梧》一集实乃阳羡词风之一翼。即如《贺新郎·和何宫讲省斋闻雨追悼清河君之阕即用原韵》而前后十叠“也”字韵的这种健笔风貌，也酷似陈迦陵一派。遗憾的是从清中叶以后在某种艺术偏见左右下，董元恺的词已极少为人注意。
《苍梧词》无论山水、怀古、抒情、记事均有不少独见奇崛的佳篇。如刻画溪壑峰岭之瑰丽怪异的，有《一寸金·游大小龙渚》：
一柱玲珑，万象谁驱巨灵凿？或人而伛偻，兽而蹄啮，连而弭伏，竦而腾跃。大小盘空攫。昂然峙、两龙搏角。窈而曲、如奥如堂，石势参差转楼阁。我入其中，鼠通猿引，趾与肩相错。正嵌空幽户，摩崖欲记，披衣碧藓，崩崖欲落。游戏天吴窟，湿杖履，惊波喷薄。问何方、直达巴陵，洞底悲风作。
又如《过涧歇·过三十九涧逾襄王岭入罗岕》：
山叠叠，溪流曲曲。大似雷轰，细似琮琤碎玉。声声续，天际倒悬三峡，波漾千竿竹。石齿冷，入手寒香沁新绿。更耸身直上，鸟道清泉，羊肠翠麓。扶杖云生足。小憩松风，看摘春纤，轻携碧篓，村火几处茶初熟。
此类不加涂饰、不用典实、不落常套，而是捕捉眼前山奇水险之景，并层次复沓，有实感、有空间形象的山水词，《苍梧词》中有20来篇。清代山水词较之宋代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和创辟，表现手法的如立体感、动感诸方面也有新的拓展。董元恺是卓有成就的一家。
董氏咏古感怀词也特多，且不作泛泛语，如《多丽·北邙山感怀》：
出荒郊，连山断岭嶕峣。尽从来、千秋百岁，同归旷野萧条。凭聚敛，贤愚魂魄，总埋没、新旧蓬蒿。玉匣珠襦，铜棺瓦器，泉台何处姓名标。纵置就、万家新邑，百尺立碑高。只落得、苔侵藓剥，风雨飘摇。便岁时、裂钱烧酒，殡宫麦饭谁消？飨丰肌、髑髅行乐，穿幽宅、狐兔宣骄。石马惊嘶，漆灯无焰，漫漫长夜路迢迢。几曾见、人间金碗，罗袜更藏娇。年年是、白杨衰草，断送英豪。
又《念奴娇·乌江怀古用东坡赤壁韵》：
长天浩渺，看年年如此，江山风物。夺却会稽头与印，已定江东半壁。九郡称雄，五侯臣服，一剑飞寒雪。入关以后，东归讵是人杰？赖有骏马悲号，美人宛转，叱咤英风发。试问汉家今孰主？都向暮烟沉灭。百战难亡，千金可购，遗恨冲冠发。阴陵道上，乱鸦叫醒残月。
又《永遇乐·过虎牢关用辛稼轩韵》：
千古崤关，是英雄、战守纷争处。废垒寒沙，荒原宿草，精灵自来去。汜水滔滔，河流滚滚，日夜何曾少住！把当年，袁曹刘项，一样销沈龙虎。有恨兴亡，无端成败，赢得横鞭指顾。西去荥阳，东来嵩渚，险设成皋路。风响鸣环，霜飞断镞，隐隐犹闻金鼓。惊心问、长陵抔土，今犹在否？
流连感喟于历史陈迹前，反思昔往今来，体察人生的诸般辛辣。这些怀古之作都有一定情意厚度，并且气势雄沉，读时令人惊悚。
董元恺咏史感怀的小令亦颇多蕴藉耐读的篇什，如《忆王孙·江上》：
一江江水阅兴亡，花月春江事渺茫。江上风吹雁两行，泪沾裳。江北江南总断肠。
《减字木兰花·浴温泉》：
九龙汤沸，范阳水设鱼龙戏。洗罢奚儿，翻作奚儿洗马池。仓皇西幸，马嵬坡下长生竟。河水汤汤，南内无人有寿王。
这些词均能不尽露筋骨，或以情致胜，或以议论胜，颇多馀味曲包的神韵。至于写情爱的作品，如刊去脂粉而出以清丽缱绻之貌，则仍有可观的不俗章句，若《浪淘沙·七夕》：
新月一弓弯，乌鹊桥环。云
缥渺度银湾。天上恐无莲漏滴，忘却更残。莫为见时难，锦泪潸潸。有人犹自独凭阑。若果一年真一度，还胜人间。
又如《酷相思·西江代内》：
帘卷帘垂朝复暮，断送落红无数。想杜鹃声里人何处？春山也、留君住；秋山也，留君住。两峰三竺西泠渡，旧是同行路。纵叮咛燕子浑无据！春江也，随君去；秋江也，随君去。
康熙末年间山东田同之（号小山薑，著有《晚香词》）的《西圃词话》讲到一个关于词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来诗词并称，余谓诗人之词，真多而假少，词人之词，假多而真少。如《邶风》、《燕燕》、《日月》、《终风》等篇，实有其别离，实有其摈弃，所谓文生于情也。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此诗词之辨也。”田氏之论有些绝对化的倾向，假借“裙裾”以写怀送抱，原是传统的寄托手法，不应一概谥之为“假”。但是他指出的“男子而作闺音”既是历来词中的普遍现象，而且“情生于文”，即为“文”造“情”的作品确是从来比比皆是，自“花间”以后几乎是文人词的一大宗，其中“假”情“虚”意的美文之作难以指屈。这确是词史上一个严重的值得辨析的大问题，更是明清词研究需加以注意的。然而“男子而作闺音”应区别出一种类型，就是“代内”、“代闺人”等明确标题的，以一己的感受设想对方也身同此心的抒述。这是从温庭筠《梦江南》的“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独眺到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写法的发展。这类作品中有相当数量是有其事而有其情。董元恺的《酷相思》即是一例。他那首咏“七夕”的《浪淘沙》也属有新意有真情的。
（三）孙默与《国朝名家诗馀》
孙默是广陵词学中心的重要人物。这位“一穷老布衣，而名闻天下”（王士禛《祭孙无言文》）的特立独行之士，其本身虽不以词著称，然而他采辑并世词家的著作汇编刊刻留松阁版《国朝名家诗馀》，却对清词的建设和发展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国朝名家诗馀》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规模宏伟的词的总集。
孙默（1613—1678），字无言，又字桴庵，号黄岳山人，安徽休宁籍，流寓维扬。关于孙默生平和为人，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五《孙处士墓志铭》中有较翔实的记载：
处士去休宁而来游于扬也，居一椽，从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饮。乡人多大估，居积于扬，竞尚居室衣服、饮食伎乐，处士望见辄摇手闭目去。见通人大儒，即折节愿交，而于寒人畸士工文能诗或书画方伎有一长，必委曲称说，令其名著而伎售于时也，然后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归之。……如是者自壮至老如一日。
汪氏又说：
善估以长子孙者，吾乡人之常也。假高蹈不仕，阴托王公贵人，弋名利以自丰者，从来“处士”之习也。而处士独不事生产，终其身于交友文字中，未尝涉毫发私。一子亦不强教。而黄山去扬州非有千万里之遥也，竟谋归未得，亦当世贤人君子之责，而处士卒不言，以穷老死。……处士尝索“送归黄山诗”，四方之作几盈数千首。又集孙氏凡以诗名者为《一家言》，欲镂板以行。又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其属余序而先板行于世者，止十六家词。死之日，犹启敝笥，理四方友朋书疏，授其子，其重交好文固如是。
综汪懋麟所述以及当时诸名家的诗文，说孙默是一个词学活动家是毫不夸大的，他的收编汇刊活动并不同于如常熟毛晋这样的出版家也是显然的。
孙默始游广陵当在顺治八年之前，也即他还不到40岁时。孙枝蔚《送无言归黄山》有序说到此：“辛丑岁，无言游于广陵且十有馀年焉。然后即归黄山老焉。”辛丑是顺治十八年（1661）。由此可知，孙默在扬州的这些年正是长江下游“有事”，即郑成功、张煌言等先后多次师入长江，而沿岸一度“属邑皆下”的斗争尖锐时期。所以，有论者从同时诸家诗文集中钩稽材料，揣摩孙无言参与抗清活动的事，并对数以千计的“送孙无言自广陵归黄山”的诗词文作出种种理解，都不是无根之谈。
孙默在扬州交游大都为遗逸之士。就以康熙三年“北郭诗会”言，一起唱酬的有龚贤、林古度、杜濬、陈维崧等，并由通州陈鹄（菊裳）作图，陈维崧作《依园游记》。本人也以“潇洒绝俗”（王晫《今世说》）为诸名士所重。他年年宣称归黄山而始终未真的成行，到处飘游，踪迹不定。陈维崧《醉太平·题孙无言半瓢居》一词很能勾勒其隐栖恬退的神貌：
颜渊一瓢，先生半瓢。傍人笑问团瓢，是吟瓢酒瓢？巢由饮瓢，先生住瓢。行窝何处非瓢？任肩挑坏瓢。
俗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孙默的“半瓢”生涯无疑乃一种有所掩饰的社会活动。只是到了顺治十七年王士禛到扬州后，他始在声言归黄山的同时，专意于词的辑刊事业。
他搜罗词集又不是坐守扬州一地，而是四处出访，在周游各地中尤其是在当时兵荒马乱之际完成其事，这也非常特殊。《湖海楼诗集》卷一有首《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诗，很值得注意。诗作于康熙二年（1663），陈维崧在原注中说：“时无言刻程村、骏孙、阮亭三家词，特过海盐索骏孙小令。”这在词史上是不多见的韵事。诗云：
具区之峰七十二，莫厘缥缈群
岏。吴宫废苑日萧瑟，洞庭春水空弥漫。狂夫七载客江表，旧游冷落增长叹。松陵高士推顾况谓顾茂伦，献岁寄我云中翰。铜坑老梅数百树，何不刺艇来盘桓。我时正作广陵客，吴孃婵鬓相逢难。佛狸城畔遇孙子，大叫锲臂同追欢。红桥丝柳酒帘挂，见此讵复愁眉攒。无何告我渡江去，布帆径欲游盐官。“问尔作装有底急？鲥鱼正美堆冰盘”。君言“一事系怀抱，越中彭十今秦观。红牙小令风格妙，字字可付吴姬弹。我行适越苦为此，千里那顾行蹒跚”。孙郎语竟杯已干，陈生送客春将残。横江估舶大笑汝，白昼浊浪生波澜。“韦庄牛峤好词句，此事何与卿饥寒”？舟行倘过王珣宅，切莫怀古心悲酸。
陈诗之所以有史料价值，是因为透露了孙默征词的活动不纯是艺事雅趣。诗中提到的顾有孝（字茂伦）就是一位早年从事抗清斗争，后来隐居“钓雪滩”以选诗为事业的高士。至于“吴宫废苑日萧瑟”以及“切莫怀古心悲酸”云云也都道出了他们特有的时代感和隐秘的心态。然而，孙默毕竟切切实实地在收集并汇编《国朝名家诗馀》，先后分4批刊刻了17家词。他编刻的顺序是这样的：
康熙三年（1664）先刻成“三家诗馀”，即：邹祗谟《丽农词》2卷，彭孙遹《延露词》3卷，王士禛《衍波词》2卷；黄冈杜濬为之序。康熙六年（1667）续刻3家：曹尔堪《南溪词》2卷，王士禄《炊闻词》2卷，尤侗《百末词》2卷；孙金砺为之序，以上合为6家。康熙七年（1668）又续刻4家：陈世祥《含影词》2卷，陈维崧《乌丝词》4卷，董以宁《蓉渡词》3卷，董俞《玉凫词》2卷；汪懋麟为序，以上合为10家。
康熙十六年（1677），即孙默去世前一年复增广以下诸家：吴伟业《梅村词》2卷，梁清标《棠村词》3卷，龚鼎孳《香严词》2卷，宋琬《二乡亭词》2卷，黄永《溪南词》2卷，陆求可《月湄词》4卷；以上总为“十六家词”，邓汉仪为之序。此外还有程康庄《衍愚词》1卷，故世称留松阁《国朝名家诗馀》又名“十六家诗馀”，实际是17家，总数40卷。
从以上编刊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轮廓，即孙默开始时是以广陵词坛诸名家词为纂辑对象，而后渐渐扩大，以至构成“期足百人为一选”的宏愿。
孙默最终没能实现“期足百人”的计划，但他在“诸名家词未刻者嗣出”的预告之后，开列过一张名单。考之于扬州地方文献，这名单既有不少广陵一郡包括通（州）如（皋）之隅的词人，也有浙皖诸名家。其中如吴嘉纪，世人仅知其为诗人，据此可证明当年也曾有词传世；而孙默自己亦有词集，不意这位热心于刊刻别人词作的活动家却散佚了其本人的作品，这不能说不是难以弥补的大憾事。这足具史料价值的名单共列56人，除去已刻集17人外，尚有：严沆（颢亭）、冒襄（辟疆）、吴绮（次）、杜世农（辍耕）、杜世捷（武功）、李以笃（云田）、孙默（无言）、朱一是（近修）、宋实颖（既庭）、王追骐（景之）、吴嘉纪（野人）、汪楫（舟次）、叶藩（桐初）、张俨（若思）、张度（仲方）、姚景明（仲潜）、方云拖（彦博）、季公琦（方石）、吴昆（晖吉）、邓汉仪（孝威）、孙金砺（介夫）、范国禄（汝受）、孙枝蔚（豹人）、姜鹤侪（子翥）、姜稼（遵养）、沈泌（方邺）、季公琦（希韩）、灵干（中发）、弘修（梵林）、谈允谦（长益）、程邃（穆倩）、顾苓（云美）、王概（安节）、宗元鼎（梅岑）、陈玉璂（椒峰）、纪映钟（戆叟）、杜濬（茶村）、张潮（山来）、冒丹书（青若）。
《国朝名家诗馀》是清代第一部“今”词总集的汇刻。它的优点是保存了清初名家完整的词集，特别是某些词人的前期作品，可供研究者清楚辨析他们前后词风的演变。后出的聂先、曾王孙合编的《百名家词钞》不仅起手要迟十多年，而且是人各钞选30首左右，只是词选的汇编，所以，史的价值较之前者要逊色得多。
邓汉仪《十六家词序》说：“人各一编，咸矜秘帐，流通都市，裒集为艰。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命舟车、裹粮糗，不惮冒犯霜露，跋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六家之词，皆其浮家泛宅，殚力疲思而后得之者……今日域中作者林立，十六家之外，宁无岸然杰异，堪树词场之赤帜者？而无言曰：吾方以鸣始也！十六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欤？而无言之于词学之理与体也，信可谓劳苦而功高者矣！”这诚是总结性的评价，孙默在清初词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就无须赘述的了。
（四）广陵词人群以及通（州）如（皋）诸名家
清初扬州地区词人辈出，声闻彰于海内的名家甚多，加之毗邻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及其属邑如皋有陈世祥这样的填词高手和以冒襄兄弟、父子为核心的水绘园唱和群体，形成了异常活跃的倚声按谱的局面。正是有此“地利”“人和”的条件，四方词学名流始得以云集于此，王士禛等也就有可能在广陵推波助澜，掀起一个词创作的热潮。
广陵词人中最著声誉的是吴绮、汪懋麟、宗元鼎等。
吴绮（1619—1694），字次，一字丰南，号听翁，一号葹叟，别号红豆词人。江都人。顺治十一年（1654）以贡生荐授中书舍人，“奉诏谱《椒山乐府》，迁武选司员外郎，盖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宠异至矣。出守湖州，多惠政”（《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吴绮在湖州任上“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有“三风太守”之称，终以“失上官意罢归”。吴氏才华富艳，诗宗李商隐、杜牧。著有《林蕙堂集》26卷，并辑编《宋金元诗选》。另与程洪合编《记红集》4卷，为唐宋词之选本。吴绮还擅曲，作有传奇《啸秋风》等。他的骈体文在清初与陈维崧齐名。
吴绮的词有《艺香词钞》4卷。对吴绮词的评价，历来看法不一。朱彝尊认为他“选调寓声，各有旨趣，其和平雅丽处绝似陈西麓”（见《国朝词综》卷四引）；陈廷焯《词则》以为“《艺香词》四卷，绮语最工；竹垞谓其绝似陈西麓，则未必然也”。谢章铤则认为如“以诗譬之”，吴次“着墨不多，都适人意，殆王、孟欤”。《清史稿》等又将其置于陈维崧一派，论定为豪放。比较客观的评价要推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他在第九章中说：“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然能情语者，未必工壮语，次则两者皆工。”
吴绮词本擅艳情。康熙十一年间，他“买舟来阳羡，于陈检讨其年未官时定布衣昆弟之欢”（《瑶华集》例言），这对他的词风变化关系甚大。陈维崧有《满江红》记这次“订布衣昆弟之欢”的情事云：“雨覆云翻，论交道、令人冷齿。告家庙、甲为乙友，从今日始。官笑一麾君竟罢，病惊百日馀刚起。问乾坤、弟畜灌夫谁？惟卿耳。”有这样的情性沟通，也就必然影响词品的演变。所以，论作家的艺术风貌，不能不作必要的知人论世之辨。
吴绮成名之作《醉花间·春闺》出，天下争羡“红豆词人”美称，词云：
思时候，忆时候，时与春相凑。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
鸦啼门外柳，逐渐教人瘦。花影暗窗纱，最怕黄昏又。
这即所谓“调和音雅，情态亦秾”的“词中小品”（陈廷焯语）。究其实，无非思致精巧，隽语有情而已。他的《明月棹孤舟·江上》则陶写了一种复杂的情怀，气势不凡而又刚柔互济：
黄叶几枝横酒舍，摆西风、酒旗低亚。醉不成欢，心难与问，谁是芦中人也？万里江声潮欲泻，似当年、雷轰万马。两眼秋云，一身斜日，长啸佛狸祠下。
他的《贺新郎·姜学在清瑶屿中和陈其年韵》，壮而不率笔粗犷，是吴绮另一侧面的代表作。清瑶屿，即艺圃，是姜埰流寓吴门时所居的文震孟旧园。姜学在即姜埰之子。姜埰，山东莱阳人，崇祯末年以言得罪，廷杖流放安徽宣城，半途，明朝倾覆，遂隐苏州。姜埰兄弟、父子是清初著名的“节义”之士，吴绮的词作于这特定环境中，把一腔感慨都吐了出来：
屐齿穿苔罅。爱君家、鱼丝竹脍，雀绵披鲊。坐上须眉人影绿，一片空潭微射。有数点、海鸥常下。尽日狂谈挥玉麈，笑人间、世路羊肠怕。吾醉矣，心无挂。闲来泼墨珠泉泻。记当年、湖边杜牧，置身图画。今日飘零江海上，游倦临邛司马。梦醒后、邻钟初打。华屋山邱休更叹，看乌衣、燕子重来者。今古事，难凭藉。
《沁园春·述怀》一词显得更壮浪澜翻：
落拓黄衫，一帽东风，星星鬓须。只侯嬴关畔，题诗借笔；漂母祠前，买酒骑驴。跃马平生，当年儿戏，为甚关门独校书？花前醉，笑古人欺我，击缶呜呜。江山何处归欤？算且去江边学钓鱼。看马卿才调，何年北阙；孙郎意气，几日东吴？三尺玉龙，一床狂梦，曾到大槐宫里无？呼天语，问天生如此，肯老菰芦？
那种世情既看破又未看破的矛盾徘徊、徬徨感慨的心态写得颇透，是很有典型性的。
邹祗谟《词衷》在论及扬州词人时说：“广陵诸子，善百、次，巧于言情。宗子梅岑，精于取境。然宗固是艳才，刻意避香奁语，岂畏北海无礼之呵耶？”善百，陈世祥的字，宗梅岑即宗元鼎。
陈世祥，号散木，江南通州（今南通市）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入清官直隶新安县知县，不久罢归。有俊才，健辩论，著作甚多，有《白狼诗集》、《半豹吟》、《种瑶草》、《楚云章句》、《
园集》等。关于他的生平，康熙二年（1663）陈维崧作《过崇川访家善百，善百作长歌枉赠，赋此奉酬》一诗颇有可参资处。如云：“与君共醉城南垆，狂邹士憨董文友同欢呼……别来潦倒心可怜，诗赋何曾值一钱……闻君近日亦失势，十年罢官不得志……别来万事吾语汝，邹董于今尽老夫……世间聚散真可伤，阿兄憔悴眠匡床……”（《湖海楼诗集》卷一）据此可知，陈世祥早年曾在常州、宜兴生活过，与陈维崧同宗联谱而年长，其罢官时在顺治十年（1653）前后。从别的文字中又知道，当陈维崧寄居如皋冒氏水绘园时，陈世祥也是冒家座中常客。诸如此类，可以看到大江南北词人间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这对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是很重要的参照因素。
陈世祥的词集名为《含影》，风格婉丽，情韵旖旎，属柔艳一派。即使慢词长调，在他笔下也曼声宛转，细语轻声，可以想知其词的总体面貌。如《沁园春·裁白苧作春衫》：
较量寒消，排当花了，恰值清闲。已携将小妹，绣翻异本；教他雏婢，香拣深斑。重幕须褰，脱棉正可，莫任春光渐渐阑。红毡列，早龙珠麟首，金粟同安。哀牢细织阑干。慢剪破秋江浪几湾。任退红水碧，都嫌色腻；轻容方目，且放纱单。一抹双心，两当八撮，曾入诗人体贴间。裁缝就，正佳人丽服，风日跻攀。
如此纤细而不露冶色脂粉气，是陈世祥的特点。广陵词坛各类活动中，陈散木几乎始终在场，他是一个当时声名很高的作家。
宗元鼎（1620—1698），字定九，号梅岑，别号小香居士。江都县人。一生酷嗜梅花，七岁即作咏梅诗，堂前古梅一株，人称“宗郎梅”。清贫甚，以力耕而食。后隐于城东“东原”，筑新柳堂。康熙十八年（1679）贡太学部考第一，铨注州同知，未及仕。善诗古文，与弟元豫、观、从子之瑾、之瑜合称“广陵五宗”。40岁前作品编为《芙蓉集》20卷，又有《新柳堂诗集》数十卷。工词，著《小香词》，一名《芙蓉词》。又选编《诗馀花钿》（一名《花钿集选》），为清初重要词选之一，其集尤以保存不少已散佚的扬州地区的词人作品为可贵。
宗元鼎词以咏史见长。他的咏史不堆垛典实，而是“史”出自“情”，所以，咏史实是咏怀。邹祗谟称道他“刻意避香奁语”而“精于取境”，是知音之评。在当时扬州词坛上，宗元鼎能取径于此，是颇难得的。他的佳篇如《河传·四宝帐》：
花飐，风敛。冰绡烟闪，夜光萤点。香供玉箪，谁若韩娥姿艳。隔帏芳映脸。东都天子江南客，河山隔。银兔当楼白。秋已归，春又归。清晖，轻魂带梦飞。
又如《河传·丹阳宫》：
欲去，何处？襟吴带楚。情作江流，泪成江雨。记得桃叶渡前，青溪拥战船。痴情每向繁华结。江都别，风景长干绝。想后庭玉树，较绣瓦春风，更谁同？丹阳即建业也。炀帝筑宫于此不果，迁。
这些词立意造语都不落前人窠臼，有股清新味。小令《愁倚阑令》也颇耐读：
江淮路，柳阴边，木兰船。寒食清明，愁绝处，是新烟。玉箫金管年年，真消受水惹山怜。欲傍酒缸眠，一觉夕阳天。
汪懋麟在广陵各家中年齿虽较晚，然其成名甚早，交游遍接南北诸耆宿，影响不小。懋麟（1640—1688）字季甪，号蛟门，江都人。康熙二年（1663）举人，六年成进士时年仅28岁。授内阁中书，后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明史》纂修官，补《崇祯实录》若干卷。旋罢归，杜门著述，昼治经，夜读史。卒时年未及50。汪氏诗才隽异，曾受业于王士禛，中年后由沉酣唐调一变为不专一体不学一人，慷慨深沉，时出新意。其为古文独喜王安石，峭刻豪宕，杜濬以为他的文是《百尺梧桐阁集》诸体裁中第一。有《锦瑟词》，按调厘为3卷，系康熙十五年（1676）以前的作品。汪蛟门词，温润缠绵、柔情如水与豪迈壮往、兴会飚举的风调都有，而其真正的精神所在，是如曹贞吉所说的“以龙门笔意作草堂致语”，诚有“大奇”之处（见《锦瑟词》篇首）。至于那些“沉眠周柳”的“十咏十索”之类所谓“不令人不销魂”的作品，则属习见的香奁体，无其特点可言。
汪氏以史笔为词而呈凌厉之势的佳品如《桃源忆故人·野桥晚泊》：
轻帆落处斜阳快，夹岸柳条都败。雪厚板桥压坏，村酒停灯卖。寒星苦月长湖外，负却孤眠愁债。此夜寂寥情派，料得双鸥解。
此类词押险韵具有一种重力感，画面线条显得老辣苍劲，从而芒角撑肠的抑郁之情非常协调地透现出来。
汪懋麟是“秋水轩唱和”（见下章）的参与者之一，《贺新凉·送周雪客返白下》在“剪”字韵酬唱词中亦系上乘之作：
落叶飞蓬卷。此何时？客中送客，殊难为遣。皂帽羊裘新结束，与尔泪花双泫。叹别绪、春蚕抽茧。万叠西山残照里，看萧萧、易水冰痕浅。平野阔，骏蹄展。天如浓墨光微显。舞回风、雪花如掌，马毛僵扁。盼得人归先白雁，不倩书寄黄犬。想憔悴、柳枝愁免。雪客寄内诗有“廿年憔悴柳枝柔”之句。腊酒正浓春菜滑，试高吟、秋水诗词典。船早渡，对江剪。
他如《贺新郎·赠柳敬亭和曹升六韵》、《沁园春·再赠敬亭和升六韵》等都属《锦瑟》一集中的力作。
广陵词人还应提到的有郑侠如、黄云等。
郑侠如，字士介，号休园，江都人。官工部司务，罢归后筑园退居以著述终老。有《休园诗馀》。其词清爽古淡，在扬州倚声家中别具一副神貌。《浣溪沙·咏梅》颇有夫子自道意：
洗尽铅华独淡妆，孤情偏爱水云乡。耻同桃李媚春光。
已托焦桐传密意，更邀明月伴幽香。一枝寒玉倚横塘。
郑侠如之孙郑熙绩，亦擅词。熙绩，字懋嘉，康熙十七年（1678）举人，官刑部主事，有《蕊栖词》3卷。
黄云（1621—1702），字仙裳，泰州人。顺治十一年（1654）与邓汉仪等从查继佐学。先后刊有《康山稿》、《悠然堂稿》、《桐引楼诗》等，并著《倚楼词》。宗元鼎认为辛稼轩词“有沉淡古抝一种，又有豪爽凄清一种，仙裳学稼轩，是得其豪爽凄清而带风韵者”。《瑶华集》选录他的《南歌子·銮江舟中》一词最具这风格：
扬子涛声近，叉河塔影浮。日斜犹带木兰舟，何处白沙烟树古真州。战马嘶芦渚，军旗闪驿楼。宋家丞相庙仍留，不道又吹残角荻花秋。
黄云之子黄泰来，字交三，一字竹舫，著《洗花词》。泰来为宗元鼎之婿。陈其年曾评黄氏父子词说：“一为幽燕老将，一为三河少年”。泰来词以新婉秀倩见长。
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泰州人。早年为复社中人。康熙十八年召试“鸿博”，因年老授内阁中书衔“赐归”。自作诗集多种，并辑近代名人诗为《诗观》共4集。有《青帘词》。邓汉仪在扬州词人群中年资甚高，交接尤多。他的《满庭芳·吊袁荆州箨庵》最可表明其在词苑文场所处的位置身份与经历生涯构致的情怀。袁箨庵即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家袁于令。词云：
茂苑花飞，白门柳断，才人煞是凄凉。夜乌啼处，檀板剩青霜。忆得袁丝按曲，消魂也，只字难忘。今朝里，骑鲸化鹤，人去月茫茫。当年曾出守，章华梦晓，巫峡云香。奈叔敖官罢，江海空囊。还更飘零绮席，黄昏后，指点丝簧。谁能料，歌喉尚咽，悄语别吴娘。
他的《小重山·金陵步芝麓韵》以及赠史可法之从弟史可程的《念奴娇·广陵舟中送蘧庵先生还阳羡》等，都与《满庭芳》一样，抒述一种“踪迹浑难定”、进退失据的怅茫和“无人处，私倚阅江楼”的独处内省情绪。
在概述广陵词家的结束处，不能不介绍本籍湖北而自明季即流寓扬州的著名词曲家徐石麒。徐石麒，字又陵，号坦庵。精研名理之学，沉默寡言而博学多才。他善画，尤工花卉；精制曲，每成必高声吟哦，令其女延香指摘声律之差误。顺治二年扬州城破，他冒死入取所著书残本。一生著作数十种，达200馀卷，惜大都已散佚。据宗元鼎《花钿诗馀》谓：“又陵，吾邗高人，晚为岁贡生。”这与有的文献说“隐居不应试”略有出入。他有《瓮吟》、《且谣》、《美人词》各一卷，总称《坦庵诗馀》。嘉庆十五年（1810）江都焦循访得徐石麒、范荃等遗稿合刊为《北湖三家词钞》。
《坦庵诗馀》以浅语写深情，直抒讽意独步当时。他每能在淡淡的笔致里饱和一种深沉的辛酸味。如《踏莎行·龙潭道中》：
雁影惊时，山痕断处，白云一段迷红树。马蹄谙尽坂头霜，沿溪觅向孤村驻。浊酒新
，寒烟未煮，一杯持共西风语。满山落叶作秋声，一天凉月无砧杵。
砧杵声断，落叶西风共语，是何等荒凉之境，离乱景况毕现于纸上。又如《临江仙·次陈简斋韵》写劫后凄清心情：
正是看花花好处，重来落尽残英。一樽聊与听波声，半江秋雨歇，十里晚霞明。往事在心徒记省，浑如好梦初惊。鹁鸪犹说旧阴晴，酒清人去后，山寂夜无更。
他的《鹧鸪天·寄书》一词则别有托讽：
坐拂云笺宝翰香，镜台弹指熟思量。草书珍重频千万，花字连环押一双。书释手，泪盈眶。殷勤小语寄书郎：薄情莫问闲梳洗，不似当年坠马妆。
这里假借一女子口吻抒述家国之痛。词笔初似舒缓平坦，结末峭峰陡然拔起，极冷峻之能事，最能代表徐石麒的风格。
最后介绍其时聚集在如皋水绘园冒襄周围的一批词人。广陵一地在清初既有被黜的州牧如吴绮，罢归的县令如陈世祥，又有散逸名士如宗元鼎、黄云；既有邓汉仪这样的朝野兼游的故老耆宿，又有退隐终老的徐石麒等复杂的群体，说明这是一个微妙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独特的地理位置。群集于此的本邑或外来的词人们各以独擅的艺术面貌会合相处，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并在一个时期内和谐地存在，应该说正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不是江南初定而仍风云多变，如果清政权的大一统局面已十分稳固，文学景观将会呈现别一种状态，从吴绮到黄云词所透露的心态固然不可能得见，像徐石麒这样的作家也必定淹没无闻，至于冒襄周围政治色彩甚浓的文化人群体更不被允许存在，这是毋容置疑的。所以，本节不仅把徐石麒放在广陵词人的概述之末，并紧接以“水绘园”群体，其意就是盼能通过词坛的结构层次反映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和文化背景的独异现象。
据乾隆丙戌三十一年（1766）如皋汪之珩编的《东皋诗存》附录的《诗馀》2卷核计，如皋一县，顺治康熙之际有词传世的就有30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冒襄的子弟或亲属后辈，而且与大江南北的词人交往频繁，特别是与广陵地区的作家联系紧密。“水绘园”词人群既是个独立的群体，又是广陵词坛重要的一翼。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明崇祯十五年（1642）副贡，以泣血上书为其父吏部郎冒起宗辨诬而孝闻天下，并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一起矜名节、持正论而得“四公子”之称。俊才大雅而气盛，史可法曾荐为监军，后又特用司李，皆不就。明亡后无意用世，隐于水绘园。著有《朴巢诗文集》，又编师友后辈投赠之作为《同人集》12卷。《影梅庵忆语》则最为世知之美文。
冒襄的水绘园一直宾客盈门无虚席，遗老故旧如邵潜夫等固然是常年寄身，尤应称道的是，当年在南京一起痛斥阮大铖的诸盟友之子，大多在遭难流亡时托庇冒氏家中。这些被陈维崧称为“世盟诸子”先后避祸如皋的有安徽戴重之子戴本孝兄弟，方以智之子方中德、中通兄弟，吴门的彭师度，嘉善的魏允柟等等。这些人又大多为诗词传家子弟，故《同人集》保存了许多集外之作，是当年水绘园中慷慨悲歌的记录。
冒襄的词仅见于《东皋诗馀》和《同人集》所辑录的共14首。他虽不以词名于世，但偶有所作，感慨深沉，情溢于辞。如《鹊桥仙·重九日登望江楼，演阳羡万红友〈空青石〉新剧，老怀怅触，倚声待和》朴茂无华而撼人心魄：
朴巢已覆，苔岑遥隔，剩有丹枫堪玩。今朝重上望江楼，怅南北、烟林全换。尊前新谱，曲终雅奏，一字一声低按。纵然海水远连天，抵不得、闲愁一半。
冒襄同父异母弟冒褒、冒裔亦能词。褒（1644—1726），字无誉，号铸错，幼孤，赖冒襄鞠育教诲。褒事兄如父，与陈维崧、王士禛等为忘年交。十困场屋不售。有《冒无誉诗集》，陈维崧作序。冒裔（1651—？），字爰及，幼于襄整40岁。亦与陈维崧等交游。
冒禾书（1635—？），襄长子，字穀梁，著有《寒碧堂稿》。冒丹书（1639—1695），字青若，号卯君，贡生，官同知，康熙二十二年与纂《江南通志》。自著有《枕烟堂集》、《妇人集补》以及《西堂词》。禾书、丹书与陈维崧谊为异姓昆弟。丹书于词较其兄为胜。如《菩萨蛮》颇具韵致：
金铃送响秋风至，来鸿淡写长天字。字写不成书，空劳度碧虚。井梧飘断梗，素月横清影。照影可曾双？含羞掩绿窗。
此外，冒襄从兄冒坦然，字公履，冒褒之子冒禹书，字玉简，以及冒殷书等，均有词存见《东皋诗馀》中。
如皋词人冒氏一家外，主要的还有石洢、贲琮、许嗣隆、张圯授、薛斑等。
石洢（1641—？），字月川，曾从太仓陈瑚问学。著有《石月川集》、《熊耳山人集》。其《踯躅词》辑入《东皋诗馀》以及《今词苑》和《瑶华集》中。词多比兴，色泽鲜亮。
贲琮（1630—？），字黄理。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有所思》三章赞颂顾炎武、傅山之高风亮节，其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尚在世。《东皋诗馀》录其词22首。《瑶华集》收入他的《散馀霞·晚抵羊流店》词并非佳品。
张圯授，字孺子，著有《茗柯词》。陈维崧如皋八年羁旅时的挚友。明末战乱中其母亡散，圯授终身悲苦抑郁，词亦多凄楚情。重义好交，《八声甘州·赠别于象明》叙友谊如娓娓家常话：
正江皋千里喜君来，何事便言归。记相逢一笑，荒城冷月，绀殿清晖。握手论文恨晚，疑是梦耶非。结箇疏狂社，鸥鹭忘机。忆得三间破屋，便解衣脱帽，松麈霏霏。幸半生沦落，知己未全稀。纵来年重经下里，奈暂时相赏又相违。英雄恨，西风古道，皂帽牛衣。
其时如皋多畸人寒士、草野之民，他们或飘荡湖海，或栖止水绘园内，而才情均极卓异，张孺子只是其中之一。又如薛斑，著《四壁斋词稿》，已佚，也是赖《东皋诗馀》录存30馀首。这些连《全清词钞》均遗漏的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应该特别予以表彰。其实他们的奇才隽情往往不亚于名噪一时的闻达之辈的。试看薛斑的《念奴娇·吴门返棹，过三塘晤周格人，见示何铁画扇并词，即次原韵》：
漂蓬千里，恰归来，又是残冬时节。羞涩空囊从鬼笑，只剩登山双屐。歧路逢君，饥寒驱我，共叹家徒壁。清宵相对，空怜三月离别。闻道北固狂生，挥毫纵饮，浊酒销中热。更写幽人临绝崄，下视乘风飞鹢。松色堪餐，云根俨活，妙理浑难说。奇才如此，世胡欲杀何铁？
再读《金缕曲·寄赠何铁三十初度次铁珊先生用辛稼轩原韵》：
龙犬从人说。说何生、痴狂懒慢，居然怀葛。落拓天涯三十载，历遍穷途霜雪。总埋没、朱颜绿发。回首江南风物好，枉飘零、辜负梅花月。镇日鼓，齐门瑟。与君动是经年别。更堪悲、多番坎壈，几般离合。血里轮囷销铄尽，只剩崚嶒瘦骨。空大笑、冠缨索绝。此后相逢须痛饮，捋黄须、醉舞龙渊铁。看世态，目眦裂。
这二首词不但表现了作者的情性，而且将何铁的奇特才艺与郁勃狂怪、与世相悖的形象勾勒尽出。何铁是何许人物？此即陈维崧最著名词篇之一的《贺新郎·赠何生铁》中说的“小字阿黑”的那位。这是一位书画篆刻艺术家，并擅诗词，系沉沦底层的怪才。
《南庄辑略》有关于何铁的记载：“何铁，一名金雨，字龙若，号缓村，小字阿黑，别号忍冬子。江苏丹徒人，流寓泰州，幼从陈维崧游。工元人词曲，精秦汉金石刻，善弹吹书画。喜出游，负名于时。老年从宦河南，入柳县令署中，感暴疾卒。”何铁虽流寓泰州，却常居如皋，在康熙初陈氏寓水绘园时与陈维崧相识。康熙八年（1669）陈维崧有《晓发如皋示何龙若》诗，可证关系之密。诗云：“一为杜牧扬州梦，十看刘郎观里花。残月晓烟无限感，今朝相送只侯芭。”（《湖海楼诗集》卷三）再从陈氏《贺新郎》词中“底事六州都铸错，孤负阴阳炉冶……休放诞，人笞骂”以及“故国十年归不得”云云看，何铁的流寓苏北，“历遍穷途霜雪”，是有不得已的隐痛在，薛斑的词具有记实性。虽然何铁的词今天只能从《南庄辑略》中读得一首，但对这情性独异而沦于市井的作家，词史应不吝其篇幅。何铁仅存的《南乡子·寄祝逊翁先生七十荣寿》很有清峻之气，绝不类常见的谀词：
白发老羊裘，手执渔竿东海头。曾记茶轩留我饮，香浮，洗尽英雄滚滚愁。相忆复三秋，教子名齐孙仲谋。疑似断山清侣鹤，优游，拄杖看云百尺楼。
冒襄中表兄弟中，许嗣隆颇有词名。嗣隆字山涛，号文穆。亦如皋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学士。康熙三十二年典云南试，四十九年（1710）参与《渊鉴类函》的纂修，寿甚高。著有《孟晋堂词》l卷。他的《惜馀春慢·立夏日同徐方虎先生、王公珮同年、薛修远、冒青若饮匿峰庐，有怀冒辟疆表兄，时辟疆客吴门》一词既富韵味又颇具史料性：
细麦垂花，圆荷吐叶，无计留得春住。半湾流水，一片孤城，步入夏云深处。却喜酒坐琴言，帘影浮空，斜阳暗度。暮烟生、鬓影衣香，缥缈非花非雾。漫回首、离思萦怀，歌残笛歇，四座停杯无语。风床卷幔，月槛笼纱，寂寞溪山谁主。遥忆长亭短亭，劳草黏天，路迷前浦。料江南、杜宇声声，频道不如归去。
如皋一邑词风之盛，除了可以藉此说明广陵词坛的兴隆状况外，它还以具体的事例佐证着前面曾谈到的明清时期乡邑氏族和姻亲纽带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历史文化的特点在后章对阳羡词派的论列中还将得到强烈的印证。研讨近古文学或各类文体的发展史实时，不能不关注到这种文化现象，否则将是遗弃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