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稼轩风”的南北鼓扬者
（一）“稼轩风”在清初重振的背景·附论“科场案”流放词
词发展到北宋沦亡、南宋偏安这个历史时期，构成了词论家们常说的有异于“北宋词”的“南宋词”。两宋词的差异实系时代特点要求文学作出选择的差异。辛弃疾悲慨清壮的雄风在词坛上张扬而起，正是时代对风格的选择或促迫的一次伟大成功。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戴复古在《石屏词》中概括当时诗苑词坛的景象时说：“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变”和“渐”将一个渐变的流程表现了出来，“稼轩风”之在南宋的被宗尚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除去某些借倚声作为附庸风雅或逞露才学的作者外，凡严肃的词人，无论是抒写男女情爱或家国忠爱，他们在进入创作之际都必然有自己的艺术情趣和风格倾向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与词人们各自的禀赋个性、学识修养等有关，同时又无可摆脱地与他们的生平经历、际遇环境紧相联系着。而后一点按其实质而言，正是时代的规定性的体现。
所以词人审美情趣的自我选择以至艺术风格的构成，既是自由的又是并非绝对自由的，有时甚至是很不自由的。作家对于艺术情趣、审美习惯以至文学风格的追逐，一方面不能不是一己主观的自由选择，是主体性的顽强表现；另一方面则又是顽强地被渗透进时代的客观的促迫要求。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时代对审美的情趣、习惯、倾向以及艺术风格有其特定的选择性和促迫性。当然，这种选择和促迫又必定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作家体现出来的。
应该看到，时代（具体说就是特定的时间、空间、历史阶段）对艺术风格、审美情趣的选择，并不一定就是束缚和限制创作主体的个性追求。简单化地对此作消极性的评估和论定，难免从另一端陷入机械论或形而上学的泥淖。大量史实往往正好佐证着这种时代要求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即不仅造就了某些大诗人、大文豪，鼓起雄风震荡的文海诗潮，而且推促了某种文体的兴盛和发展。辛弃疾的词及其“稼轩风”就是一个生动而典型的例子。清词的得而“中兴”，“稼轩风”是卓有功绩的。
“稼轩风”为什么在康熙之初重又勃然兴起？回答这个问题，固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大背景上去找种种原因，然而最为切合当时文士词人的实际的，还是应着重考察几场大案狱对他们造成的“病蚌”心态。而最主要的是前文曾多次提及的“科场案”和“奏销案”，这两场大案大狱都严重地打击和威劫着知识分子的仕途生涯。科举功名是封建士子千百年来视为唯一的进身事业的途径，这方面的任何希望和失望以至绝望，无不深刻地影响波及甚而根本改变他们的心态。因而在这问题上派生的震荡其反响总是异常激烈的。清王朝选择这一关系到士子们命脉的问题施以威慑，其意当然是图能从打击中达到震服汉族士子的目的，可是问题总是得失参半又互为因果。汉族知识分子刚从顺治之初频频开科考试中感到生存希望犹存，紧接着就面对如此严酷的铁腕，不由不深深感受到新王朝的残酷性，从而勾起已渐沉淀的旧痛，酵化为一种逆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既有愤急的，也有颓唐的，既可是悲慨的，又可以是萧瑟凄楚的，更可能转化成玩世不恭或超然“物外”的。
为了收拾起关内的局面，稳固统治的基础，早在顺治三年（1646）四月，清廷就颁发命令革除前明的科名。这可以说是对汉族士子的第一次威劫。《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云：
将前代乡官、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朦胧冒免者，治以重罪。
这一打击对象显然是地方上的士绅势力，而且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因为上层官僚的分化、收买以及剪除，早已在入关之初即已施行。地方士绅和士子是封建官僚队伍主要补充来源，是务须加以整饬的。因此这次打击面极宽，凡属前明的举人、秀才无不在“革去”之列。以词人而言，陈维崧等均为“乱后功名同濩落”者。
清政府深知科举制度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晓谙汉族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状态。所以就在同年开科召试进士，而且接连加科，丙戌（顺治三年）之次年，复加丁亥科，到顺治六年己丑科，4年之中考了3届，共取进士1066名（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关于开科试士的目的，《清世祖实录》卷十九顺治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的奏疏说得很明白：
近有借口薙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若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据不少文献记载，顺治开科之初，凡旧朝举人都被勒令应试，采取了硬性措施。这正如一边张起网口，等着鱼群游入，一边在另端竭泽而驱，赶其转向。其权术之险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兴趣对顺治一朝特别是前十年的进士作个分析，就会发现这数以千计的汉族“高级”知识人士中，有多少坐罪入狱，有多少贬斥黜降，有多少抽身脱网。那些数字是足可反映清廷宦海之凶险的。
使清初士子既谈而色变，又内心愤慨无比的要数顺治十四年（1657）的“科场案”。科举之试，营私舞弊早已成为痼疾，历朝历代皆然。顺治君臣抓住这个把柄，做了一块血腥大文章。打击重点虽在江南，但威慑的却是全国。
这是科举史上的空前大浩劫。事情发生在张名振屯师江中、遥祭明孝陵的第三年，显然不是偶然的。科场案蔓延及河南、山东、山西各省，最大的是顺天、江南两闱。顺天乃京畿所在地区，“江南”则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二省一市范围，而当时“乡试”的地区划分，“江南”所属还不止上述省区。明朝在江南与顺天都设有国子监，均属全国士子精萃汇集之所。清廷的特别留意江南，更是处心积虑。江南闱案发生在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后顺天闱案一个月。事由给事中阴应节参劾江南主考方猷等录取桐城同族方章钺为起因发动。结果方猷等俱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举人方章钺、吴兆骞等均责四十板，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对南北两闱案惩处情况，孟森《心史丛刊》等曾作过比较：北闱所株及的大多为南士，而且仅戮两房考；南闱则特旨加重，考官全体处死，两主考十八房考的妻与子皆籍没入官，并株连及举人之父母兄弟妻子。北闱流人俱戍尚阳堡，“去京师三千里”，南闱则远至离京“七八千里”之宁古塔。清廷威劫汉族士子，注意的重心乃在江南，南北二闱整治的对比确实最说明问题。而从南方士子对整个文坛的影响来说，又总是处于率先开风气并左右着全国态势的位置，于是，此案的株连之广、影响之烈，以及由此造成的如铅铁沉压一般的心态，就势将促迫着文学的各领域发生风气的变易。由于文网禁严，历次毁版灭迹，文人们编集时也审慎地予以删汰，今天已不易读到有关这场大狱的直接记叙的作品。但仅以吴兆骞的发配宁古塔后，二十馀年中始终维系着大江南北文人才士们的心魂这一点看，就很可以感受到此案影响的深远了。至于最后由顾贞观恳求纳兰性德予以援救，以及吴兆骞得到大吏宋德宜等的资助，也都不只是纯系友谊的行动，而是有着深层的心理背景的；顾贞观《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那两阕《金缕曲》之所以播传海内亦非偶然事。
吴兆骞是江南闱案遭祸罪人中的大名士，也是一个对考察此案前后足资解剖的典型人物。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少以隽才，与陈维崧、彭师度有“江左三凤凰”之称，及长曾继“复社”主盟，名动一时。“三凤凰”中彭师度（1624—？）字古晋，号省庐，华亭（今松江）人，著有《省庐文集》。崇祯十一年（1638）虎丘“千英之会”时彭氏只15岁，后来由于抑郁而狂，不知所终。吴兆骞发配宁古塔时年仅二十七八，苦戍塞外长达22年，生还不几年即病死。江南最具才华的文人在当时所受的摧残由此可窥得一斑的。今存吴氏《秋笳集》已是辑零的不足本，虽保留了不少边塞寒吟之诗，但对其“科场”罹难之事是难以审察的了。集子里连与陈维崧等交往文字也都缺残，可以想见其他。《陈迦陵骊体文集》卷二《与吴汉槎书》倒能让后人侦知当年他们是如何英姿爽发的，其中说：
方今戎马蹂躏，人物散失，每遇一贤，何常不叹。况我足下，素爱王充之论，极怜庾信之哀，仆所以愿同深诣，共扶绝业者矣。
这信的前面更有如此文字：
仆既幽闷惑溺，浮沉芜秽，久歇性灵，长辞篇翰。而一二海内名贤，黄门兰摧，舍人玉折；方检讨吹箫而乞食，吴祭酒挟瑟以阳狂。纵有音容，几于星散。其他姓氏，靡不蓬飘，吁其悲矣，心伤悴矣。
此信当作于“科场案”前些年，陈维崧概括了东南文人沦落之状：陈子龙“兰摧”，李雯“玉折”，方以智流落为僧，吴伟业受辱告归，其他名流蓬飘星散。他们的愤急怨怼之情如此激昂，能不遭大狱？清廷能不施加杀伐？所以这类文字很有助于认识这大案的实质。
吴兆骞的《秋笳词》，据著录为2卷，但今天仅能见残存的3首。所幸3首中还可看到作为“科场案”的当事人之一在苦寒之地的心绪。吴兆骞早年才华风流，无疑写过许多香艳之作，现今虽仍吞吐有致，欲言犹止，但终也不能不一变为“商”音“变”声了。如《生查子·古意》：
秋高紫塞风，阵阵衔芦雁。盼断别时音，尘暗书难见。昨岁灞桥头，折柳看如线。又是玉关春，絮卷天涯远。
题作“古意”，实系“今情”，只不过略加掩饰罢了。《念奴娇·家信至有感》则是直面现实的抒写：
牧羝沙碛，待风鬟唤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绿杨烟缕。白苇烧残，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路。消受水驿山程，灯昏被冷，梦里偏叨絮。儿女心肠英雄泪，抵死偏萦离绪。锦字闺中，琼枝海上，辛苦随穷戍。柴车冰雪，七香金犊何处？
凄情苦语，决非未临此境者所能尽道。所以，即使仍属“儿女情”、“相思意”，但已不可能是“秦七黄九”之调所能载得起，也无暇去以“绮语”讲“比兴”言“寄托”了。眼前怨、心头苦，全用直叙的赋法出之，遭际处境决定了非如此不足以披露尽兴。连向以轻柔为标格的闺秀词人临此心境也无法不凄绝而咽，一变其调。试看汉槎之妹吴文柔的《谒金门·寄汉槎兄塞外》：
情恻恻。谁遣雁行南北？惨淡云迷关塞黑，那知春草色？
细雨花飞绣陌，又是去年寒食。啼断子规无气力，欲归归未得。
吴文柔，字昭质，杨焯之妻，曾著《桐听词》。她的“惨淡云迷关塞黑，那知春草色”一句，是可以看作心境与词境，或者说处境与心境之间关系的艺术的启示的。身处“关塞黑”，就不可能言“春草色”的！想不变其情韵亦不可能。
彭师度虽未直接罹难，但考察一下他的心态也不无意义。他有《彭省庐诗馀》传世，可以看一看这位源出“云间”嫡派的《玉漏迟·初寒夜坐》：
梧叶零秋晚，应悲玉露，相侵偏早。点点铜龙，又是昏黄时了。月色楼头初起，筛清影、伴人欢笑。
影照，此时倚得，栏杆多少？莫说对景长怀，便壁底吟蛩，怕寒声悄。徙倚无聊，愁听砧声烦恼。被底莫翻红浪，阳台梦、别来还杳。心似捣，非为玉杯潦倒。
从“玉露相侵偏早”到“便壁底吟蛩，怕寒声悄”，横遭凌逼、噤若寒蝉的心态毕现。“云间”籍的云间派中人笔下也已如此，岂非时势、遭际所使然吗？
当事人历经苦难后，既可能变得悲慨凄怨，也可以转为冷峻沉默；既可能出以抗争姿态，也可以变成离心倾向的隐退。北闱遭祸流放尚阳堡的孙旸就是后一种类型。孙旸（1626—1701），字寅仲，号赤厓，又号蔗庵，江苏常熟人。顺治六年结“同声社”的骨干，十四年举人，即罹案难。他在康熙七年（1668）被“恩准”提前放还。孙氏著有《折柳词》，又名《蔗庵词》。流放归来他的心情一方面是“红笺题遍，傍桃花不见，旧时人面。甚闲情、更谱新词？又兴切归兮，悲歌弹剑”（《解连环》），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向碧荇香蓠，钓丝重理”。他的《木兰花慢·送陆义山请假归里》典型表现出文人遇蹇后的不合作心理。这种隐退行为固然已是传统常见，但在满汉争斗甚烈的清初自有别一种内涵。词云：
秋风生乍浦，香稻熟，紫螯肥。任嫩擘黄芽，甜分红柰，不换莼丝。柘西，旧时鸥鹭，白
边、几度怨归迟。昨日陈情天上，宵来梦到渔矶。霏霏。薄雪一些儿，为尔洗尘缁。想贺监风流，烟波诗景，未许人知。漫疑，终南捷径。只山云、堪与说心期。高卧不闻朝请，随他月落乌啼。
陆义山，即平湖词人陆葇，康熙六年进士。孙旸是借题发挥，表述自己的“心期”：“随他月落乌啼”。
关于“科场案”引起的深埋心头的隐痛，清初词人在作品中有所涉及的似只有宜兴陈维崧、曹亮武等。现将有关词篇一并于此引述，以见波及之广、戍边之苦以及笼罩在亲友心上的阴影之浓。陈维崧族叔陈卫玉也与吴汉槎一样“廿年苦语三更尽”地流放宁古塔。吴汉槎《秋笳集·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顾舍人书》中提到过陈卫玉：“阳羡陈卫玉，善谐笑，工围棋，亦嫣秀可喜，弟时与之弈。”陈维崧有《贺新郎·弓冶弟万里省亲，三年旋里，于其归也，悲喜交集，词以赠之，并怀卫玉叔暨汉槎吴子》：
休把平原绣。绣则绣、吾家难弟，古今稀有。万里寻亲逾鸭绿，险甚黄牛白狗。一路上、夔蚿作友。辛苦瘦儿携弱肉，向海天尽处孤踪透。三年内，无干袖。平沙列幕悲风吼。猎火照、依稀认是，云中生口。马上回身争拥抱，此刻傍人白首。辨不出、穷边节候。犹记离乡年尚少，牧羝羊、北海双双叟。长夜哭，阴山后。
写关外流人惨苦情貌及其子弟家族的艰辛探亲事，在清初不仅罕见，而且也没有如陈迦陵这样形象毕现、声泪俱下。这无疑具有透视此案有关情事的史料价值。陈维崧表弟曹亮武的《南耕词》又有《贺新郎·陈卫玉舅以事徙塞外二十年矣，弓冶表弟曾万里省亲。闻有损赎之诏，复破产而行，词以送之》一词：
万里寻亲者。已拚将、男儿弱肉，荒原血洒。辽海银州都历遍，相见悲酸难画。争拥抱、泪如波泻。年少离乡今头白，怆穷边、失却江南话。如可赎，百身价。传闻天诏都门挂。许捐金、榆关生入，似非风马。吾弟竟将田园卖，重向李陵台下。怕金尽、事难凭把！此去长安须问讯，倘雁书系足君王射。如此子，足传也。
此词纯属叙事，下片写心理起伏，亦足见折射史实的功能特性。从不同侧面，已可看到“科场”一案的严重影响和带来的心灵创痛的深刻程度。
假如说，“科场案”还只是有重点的威劫，那么“奏销案”的大大借题发挥，则是从面上进行一次席卷式的打击，而且目标就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时在顺治十八年（1661）。关于“奏销案”与清初大批词人的关联，前面已有不少论述。现大致就此案的实情作一概述。
“奏销”一案是紧接着苏州金人瑞（圣叹）等“哭庙案”而来的。《清圣祖实录》卷三记载说：
（十八年六月）庚辰，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属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
孟森《心史丛刊初集》列《奏销案》专题特指出：此“特当时以故明海上之师，积怒于南方人心之未尽帖服，假大狱……以威劫江南人士也”。是说得很准确的。
清初江南甫定，赋役奇重，旧赋未清而新饷已临。兼以士绅包揽侵蚀，故积欠常数十万。钱粮匮乏，十年并征，民力早被榨竭而逋欠如故。此时适逢清廷颁定“催征钱粮未完份数处分例”，朱国治借机造欠册达户部，号曰“抗粮”。那么如何“严加议处”呢？董含《三冈识略》记说：
……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馀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其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之谣。
这是又一次开革功名，动摇士子视为命脉的仕途基础，而且打一个斯文扫地。董氏说的“探花”指叶方霭，《柳南随笔》的作者，常熟人王应奎（1684—1757）在《续笔》卷二中明说此事：
辛丑奏销一案，昆山叶公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右，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公盖为己亥（顺治十六年）进士及第第三人云。
看来近似笑谈，但实质是虐弄的权术。这场大案中，凡列名于欠册的秀才、举人、进士，全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则降二级调用。以致王士禛《香祖笔记》感喟说：当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
事实上，列名于欠册的并非尽属逋欠者。有完而总书未经注销的，有实未欠粮而被他人隐冒立户的，有本邑无欠而被他邑的人冒欠的，更有十分全完而总书之吏以纤怨反造十分全欠之账的，还有因姓名近似而牵连被捕的，千端万绪，五花八门。总之，一时淫威大发，鸡飞狗跳，以至有“绅衿”自刎于差役家中，可见祸害之烈。
这对人文荟萃的江南文人实是一次极大的刺激。当时四府籍贯的著名诗人词家无不遭到牵连，革职丢官的人数之多，从本书前后各章中随处可见。毫无疑问，这与词人们心态的激变会有莫大关系的，从下一章对阳羡词人的介绍中还可更集中地看到这一点。
此外，在“奏销案”发动的同一年，即顺治十八年的七月，清廷又借“通海案”兴大狱。这是在郑成功退师之后，对沿江各地与郑（成功）、张（煌言）水师曾有瓜葛的士绅狠予杀伐。在这场绥靖肃清异己的行动中，当然又夹着复杂的官场倾轧因素在内，所以，扩大固无疑，气氛极恐怖。《明季南略》卷十六《金坛大狱》一节说：此案“共斩六十四人，家属男女没入、流徙，大小老幼又共二百七十六人”。金坛与丹阳、丹徒同属镇江府，当时镇江以及其他州府牵涉此案者尚多，此仅一个例子而已。
如此大狱迭起，再加之连年战乱不断，一直到康熙十二年又爆发延续好几年的“三藩”之战，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到处白骨遍地，野有饿殍，浓重的悲凉肃杀的氛围笼罩上下。至于才人命蹇、仕途蹭蹬，原是封建时代普遍现象。沉沦下僚、蛰居冷衙固已多悲，处在如此险象环生、时有不测之虞的年代，更有复杂的际遇、不堪的打击袭来，自会愈发感到愤急。凡此种种，无不激荡回旋着一股逆反的心态，“稼轩风”的际时而兴，诚是非常自然的事。所以，这是南宋以后，最为典型地需要“稼轩风”的时期，也是“稼轩风”在词史上最显得雄奇的一次重振，而且是最后一次全面的振起。
然而，由于艺术情趣上存在严重的“正宗”观念，排斥性的门户偏见对“稼轩风”在清初词坛上所构成的宏伟格局及其积极作用每每视而不见，或不屑谈及。在这二三十年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趋尚“稼轩风”的词人大批涌现，他们散处各地，从不同的角度借赞颂《稼轩长短句》表明自己的审美倾向，运用这一艺术格调抒述内心的郁闷和感慨。如果把这些史实略予集中，是足能反映这一种词风在鼓荡张扬的特异面貌的。同时，也就能理解清初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的形成和崛起，原非孤立的偶然事。
需要补充的是，上文指出的某种逆反心态其本身不是肤浅、浮薄、单一的，它所呈现的外部特征也绝不是可以简单化地删繁就简，取其一端从而以偏概全。以辛弃疾的逆反心态在词中的表现而言，既有排奡激荡的悲慨雄放，又有猿啼鹃泣般的凄苦哀怨，更不乏貌为萧散闲逸的风神。“稼轩风”理应包容这样多种层次的内涵，否则未免太过粗疏轻率地理解这一代雄风了。事实上，通观词的流变史实，不难发现辛词所发生的影响的多侧面性。同时，真有才识的作家在承继前贤的法乳时，又总是渗入自己的情态心性而多有创获和发展。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看，“稼轩风”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而它那强烈的独抒怀抱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弹性大、兼容性强的性能，即具有开阔的足以流转丰富情思的空间容量，恰恰决定了这一体格的不凝滞僵固，得以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开拓。
（二）傅世垚·刘榛·金人望
这又是一批不见经传、少为人知的词人。
傅世垚，字宾石，河南汝阳人。《全清词钞》选录其《贺新郎·寻春》一阕，词虽爽捷流转却并非傅氏力作。年序排列也不确，他不是顺治朝的作家。傅燮所编《词觏》选存世垚的词多至88首。据之可知傅世垚在康熙二十年前后曾任四川资中县令等职，不久即厌弃宦途冷官而告归。傅燮著《绳庵词》中《望江南·和宾石宗弟山居乐》称其为“宗弟”，可知其年齿的大略，他们是后先官蜀中的。关于其人与词，傅燮《沁园春·读宾石宗弟〈盘石吟〉，兼忆昔年今日之事。时宾石为资令，以养亲予告》词可供参资，上片云：
旅舍挑灯，读君之词，真是异才。羡胸中浩浩，贮书千卷；毫端滚滚，无点尘埃。并驾辛刘，追踪姜史，以下文、何足道哉。尽扫去，秦黄秾艳，康柳优俳。
关于傅世垚词的艺术宗尚，读他本人的《沁园春·读辛稼轩词不忍去手，戏成小词以送之》尤为明白：
爱读公词，乐此不疲，何其快乎？念清真匡鼎，说诗无倦；孤高张谓，积卷成车。我亦年来，嗜痂成癖，日入篇中学蠹鱼。呀然笑，觉一朝去此，病也堪虞。小窗灯火清虚。似大白频倾读汉书。喜将军上阵，目眦裂破；归来捉笔，金玉霏如。自是奇人，卓然千古，岂类寻章摘句儒？吟哦处，看江天无际，月影徐徐。
他甚至以稼轩词作为疗治心病的药石，可见“卓然千古”的辛词的情韵是怎样地扣动着他的心弦。
傅氏的词以明爽腾越见长，具一种郁怒与冷峻相济，凄清时见放逸的特点。这种充分表现抒情主体的惆怅莫名、哀乐无端，甚而“目眦裂破”神情的艺术趋尚，无疑是“稼轩风”的门径。例如《玉蝴蝶·益门镇有感》：
此地曾经争战，土人传说，三载之前。白骨青磷，遍野膏血尚红鲜。败垣中，都无砧杵；乱茅里、犹有狼烟。最伤心，鸢乌日暮，狐兔林边。堪怜，遗黎几个，无家栖止，窟穴颠连。更苦凉闺有梦，新鬼抱星眠。痛沙场、京观万垒；问骷髅、牙齿千年。况西风，又吹残角，送入重泉。
词人以白描手法勾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狼烟白骨”之图，堪称现实主义的好作品。而“新鬼抱星眠”及结句的“送入重泉”云云又不失为韵致新颖之唱。他有《鹊桥仙》“喻蛩”、“喻蛙”二首，表现一种难以言传的心态，却出以近乎冷嘲揶揄之笔，但沉重的压抑感是明显的：
哀蛩莫诉，听吾喻你：你亦有情之子。窗前愁叹到天明，有情者、应为情死。是何愁恨，凄凉至此？料必难为言耳。但随秋雨咽砧声，更不得、重来尔尔。
青蛙听语，汝宁可笑，睡足池塘春草。长鸣端的为公私？只这等、悲呼昏晓！蹄涔曳足，青泥可饱，有甚不平烦恼？好凭鼓吹叶宫商，早则是、天公晴了。
可以体味到他对整个时代环境和生存其中的“人”的苦楚有深刻的把握。联系他的《汉宫春》中“长呼一拍，痛床头、唾壶蒙灾。此呼也，并无宛转，喉间吐出寒灰”，“斯世炎凉覆手……块然有舌堪偕”等话，那种箝制与抗争相对峙的心境，以及浇薄世情、昏沉世道都能从中感受到。当赤心难消其热，块磊惟求一吐时，就狂歌高唱，以谋心灵的平衡，这是历来文人自我解愁之法。但像傅世垚即使歌哭也难消解积郁的心态，则是新的拓进，也足见其时世道的艰辛。这类作品是前人很难写出的。
在无可排解愤懑时，构筑自求心安的精神世界是这类词人谋求解脱的一法。傅氏《沁园春》即披露这样的心境：回到大自然去。词云：
检点行藏，漫劳弹铗，出也无车。算殷勤惟有，夕阳红树；会心都在，衰草流霞。檄慰晨昏，琴随左右，九折羊肠兴未奢。看不尽、那牛羊村落，秫黍田家。萧萧短鬓天涯。笑点染西风雪渐加。纵连云石磴，漫劳蹑屐，拍天孤浪，渐愧乘槎。来则须来，去耶何去？博得荒凉邵圃瓜。都付与，这匆匆寒月，瑟瑟黄花。
然而栖止于豆棚瓜架之下，以聊博心魂有所寄，这是欣慰呢还是悲哀？山河虽美，人事惊心，天地间何处不触景伤情？于是，只能去求黑甜一醉之乡了。《贺新郎·饮酒》吟道：
酒压兰陵酢。待追随、青州从事，几多潇洒。鲸吸自嫌河海窄，说甚江湖倾泻！借天地、聊为庐舍。醉后兴酣双耳热，任狂呼、搅得蟾蜍怕。里老坐，宁辞骂？囚吞鼍饮皆豪者。又何妨、汝南俦侣，青莲流亚。放眼正惊星斗暗，诗愤穷愁欲嫁。再不问、阎浮晓夜。更欲诸君停觞政，使羲和、暂放华胥假。君且去，吾眠也。
问题是一当“诗情酒债，总回头、梦也难堪”（《夜飞鹊·感旧》）之时，又将如何排遣？人生严峻之极，脱逸出尘之谋只是心造幻影而已。生当斯世，心志刚直之士不可能真去沉湎于醉生梦死之境，愈是“醉后兴酣”以求心安，愈不能心神清宁。
“稼轩风”的特点之一是最擅于抒述这样的心绪：人天交战，自我搏击于灵魂深处，从而出以跌宕顿挫的情思起伏之势。傅氏颇有这方面的词才。
清初河南词人群对辛稼轩词的推崇和追摹现象，很值得辨察，也耐人寻味。周在浚是河南人，傅世垚是河南人，商丘地区的刘榛又是个“稼轩风”的鼓扬者。这和古称中州的这一地域自晚明以来历天灾人祸、兵火频仍无疑有深刻的关系。特别可注意的是，以侯方域老家为中心的商丘这个地区乃是陈维崧几度栖居并唱酬不断之处，又是他四弟陈宗石14岁起就入赘侯家的流寓之乡。所以考察河南词人的审美倾向，对豫东（商丘、睢州、祥符一线）词风略作关注，有助于认识陈维崧沛然飚举的“湖海豪气”，因为他的在康熙十年左右专力为词，正是他结束商丘滞留的生涯之不久，《迦陵词》（继《乌丝词》后）的上限就得从寄居豫东算起。大量史料表明，说豫东词人群是阳羡词派之友翼，似不是无稽之谈。
刘榛是这群作家中很重要的一个，他更是陈维崧友谊笃深的至交之一。刘榛（1635—1690），字山蔚，号董园。诸生，雅擅古文。其文章与睢州田兰芳（篑山）齐名，又与同邑诗人宋荦（牧仲）并称。著有《虚直堂文集》，其中第24卷为《董园词》，存词68首。
刘氏的词学观十分鲜明地表现在他《念奴娇·读宋名家词》中：
诗亡骚变，下梢到、荡子尖新词曲。冶绿妖红争抹饰，那是男儿气骨？风月多情，柳郎第一，开卷羞人目。相思谱就，可怜痴恨千斛。儒雅本色风流，稼轩吾友，还后村吾族。太史文章工部诗，个里游行原足。下令词坛，为刘左袒，为柳长戈逐。管城先拜，义辞巾帼之辱。
他力主“气骨”而斥去脂粉味，追求词要如“太史文章工部诗”，反对专门假借闺袆之体，在当时应该说是敢于直言无忌讳的。当然，“长戈”逐柳永词格，似太过激，因为即使“刘”姓词人如宋代刘过的《龙洲词》就有艳情之篇，刘克庄的《后村长短句》也不免闺袆之作。《送入我门来·答牧仲论词》可以补充上一首：
累牍连篇，高谈何绮，恍如玉麈亲承。牛耳词坛，仔细论新声。君真颂酒吟花手，念我拙、风云月露形。游戏也，聊亦喷胸吐臆，写兴排情。最爱风流本色，那知析宗别派，依尺循绳。覆粕倾糟，倔强恨生平。羞为怨绿愁红态，更笑谢骚人韵士名。嗟疏狂自命，筌蹄忘矣，所得何曾。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顺治四年（1647）十四岁以大臣子列为侍卫，康熙三年（1664）授黄州通判，累擢江苏巡抚，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著有《绵津山人集》及《枫香词》。在豫东文人中，宋荦最为通显，诗文皆享大名。词学观念上也与刘氏以及侯家兄弟子侄辈（方域已逝，指方岳等）不一致。刘榛此词是与宋荦辩论之作，写在康熙十八年左右。他坚持“写兴排情”的抒胸臆主张，这与他原是个古文家而又为人刚直有关系。词中“析宗别派”、“依尺循绳”二句显然是对当时词坛风气的不满。
刘榛迟陈维崧七年才去世，但他在陈氏病逝后即弃词不作。知音既失，“摹拟雕饰”之风又大炽，于是不屑为之了。
《董园词》以自然条畅、气盛自得称于时。如他的《念奴娇·榆钱》虽系咏物，却不堆砌窒闷，层次多而有深度：
汉家泉府，不知朽多少、无名缗贯。抛向人间无吝惜，那数何曾十万。鹅眼圆开，
环轻飏，小字人争羡。每年三月，富储阿堵无算。且莫随例呼兄，却愁轻薄，去买春闺怨。羞涩囊中穿不得，空借章台金钱。枌社风光，收之晚景，饶有黄
伴。笑摩双肋，学人满贮千串。
词中暗寓对挥霍骄奢者的讽刺，“晚景”之说也并非只是清高之论，仍还有着贫富悬殊的愤情，但写得不露不粗，自然而见工力。又如《贺新郎·次韵和徐方虎太史灯下菊影》，这首“剪”字韵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熟题生做，凌空旋转而议论风发，既不见雕琢，又别见深意和美趣：
寂寞湘帘卷。问黄花、同人清苦，如何排遣？已
东篱形影吊，却笑兰膏泪泫。傲秋色、甘随冰茧。不信曹刘堪摸索，恁虚怀、略露风流浅。疏散态，幽情展。莫猜淡墨淋漓显。恍澄波、萍踪牵乱，荷钱匀扁。到眼乾坤皆幻影，不见白云苍犬。着色相、庶乎其免。真假凭人看仔细，差胜如、渣滓留坟典。归乌有，残剪。
从“着色相、庶乎其免”以下很尖锐地揭示出：真之影远胜假之形，高洁之花其影也“真”，彩纸剪出之色相其形总也还是“假”。特别指出世间真假互幻淆，假冒货也会如“渣滓留坟典”的。
宗尚“稼轩风”的词人通常擅发议论。情中见理，情自理出，情理相生，因而在力度上常沛然有馀。刘榛和傅世垚的词都具有一定力度，但在烈度和不假藻采这一点上刘较傅尤见突出，从另一角度看，傅氏词又比刘词显得丰腴而秀润。
《全清词钞》大陆版《前言》指出：《词钞》漏收淮安金人望的词至属遗憾，这是有识之见。金氏《瓜庐词》确为康熙前期崇慕“稼轩风”的卓特之帙。
清初的山阳（今江苏淮安）是个名家荟集、文风甚盛的郡邑。阎再彭、张养重等结“望社”于此，同时海内名流如李楷、杜濬、傅山、魏禧、阎尔梅等过山阳必下榻阎再彭之“一蒲庵”，后来万寿祺避徐州之乱在这里筑“隰西草堂”栖止多年。稍后，丘象升、丘象随兄弟又享盛名。金人望年序略迟，他与杜首昌、《词综》编纂参与者汪森，以及钮琇、阎若璩同时交游，与“浙西六家”之一的沈皞日则谊在师友之间。
金人望，字道周，又字道洲，一作道驺，号留村。康熙十一年（1672）副贡，出任广西马平知县，后改关中长武令。康熙三十八年（1699）充陕西“乡试”同考官。这是个“三仕一令”，两遭“诖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物。
金氏酷好稼轩词，《瓜庐词》自序一开头就说：“予年三十二弃帖括乞升斗，涉江越峤，携稼轩辛公词一卷为水行山宿伴。”词集中更有《念奴娇》题为“稼轩全词，世罕善本，余得于里媪筐箧中，二十馀年未少离。秦人李生椒其见而嗜之，手抄不辍，不半月过予，俱能出口成诵矣，作此示之”。词云：
稼轩老子，唱新词、真个文章游戏。考亭与稼轩启曰：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脍炙士林之口。国色天然夸绝代，说甚苏豪柳腻。欲觅知音，跫然空谷，神物终须
。山行水宿，何曾一日轻离。讵料逐客飘零，新丰市上，长吉欣交臂。听我朗吟三两阕，暗记不遗一字。亟写蛮笺，逗他粉甲，两美心堪醉。应知闺阁，近添多少风味。
金人望同邑好友阮晋跋《瓜庐词》说：“留村借古人之调，以吐胸中之奇。”他所借的就是稼轩之调，吐的则是“风尘之恨，歧路之悲，人事之销沉，古今之兴废”等悲凉凄楚的心声。现举数例以见其词的风貌。《贺新郎·答潼关吏》：
拦马当头诘。讶年时、一官来此，今胡而出？若有人兮弃印走，赫赫皇家之律！君遮莫、挂冠逋客？鸟雀由来飞不过，纵囊轻、何故缄
密？狐白裘，终难匿！我今约略为君述：最堪怜、到官三月，便遭褫斥。卖到琴书皮骨尽，那得千金之腋？幸免税、愁吟半集。听去道旁哄一笑，便扬鞭、急走魂俱失。回首望，云如墨。
上片问，下片答，用简驭繁，似疏而密，通篇白描赋法，一个落魄去官、满怀孤愤的倒霉人形象已传神之至。因为问答之间互补互辩，故词篇容量开拓。读此词，最易令人想起辛弃疾《沁园春》“戒酒”问答词之格式和《八声甘州·读李广传》一阕的神韵。金人望词“真气盎然”，自然舒卷，不必有慷慨激昂之势而其势已深寓冷峻调侃语中，“歧路之悲”宣泄无遗。
《拜星月慢·长沙喜遇白门任心友即送其去武昌》则是抒写“风尘之恨”的佳篇。词所表现的封建科举时代才人沦落为小书吏、为穷幕僚的可悲情状，在当时是足能让“有心人同声一哭”：
旧历无多，孤筇谁侣，双鹤空庭缱绻。束缚酬知，宛似蚕眠茧。因孙楚、得与秣陵人共，三日寸心非浅。粤水湘山，先后同君典。论经纶、宜把通身显。谁知道、一半因人展。休说世少常何，且安排针线。况五都、独有胭脂贱。春来矣，领取春风健。还借问、夏口帆樯，较长沙近远。
“老为诸侯客”之差使对才士说来无异倚门卖笑。束缚蹉跎，屈身下吏，心不能不伤。桐城蒋愚（也是个幕客）说：读时只觉满耳是“啼残山鹧”声。金人望最显胆力的词是《贺新郎·拜唐司户刘去华先生墓下》：
正气乾坤载。叹我生、何缘到此，攀萝而拜。三尺墓门千古恨，树上鹃啼血洒。今日里、愿将身贷。地下有灵应识我，恐先生听去吁还骇！碌碌者，宁卿辈？蚍蜉撼树无深怪。但当年、太和之末，势同瓦解。“风汉”孤忠摈不用，坐使长流岭外！无非是、刑馀蜂虿。谏议虚名身后诔，问唐家、陵寝今安在？馀此地，年年赛。
写“古今之兴废”与“人事之销沉”，都是为了抒一己之愤闷。刘去华即唐朝中晚期的刘，当时宦官专横，常痛疾直斥，卒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终死于该地。刘氏行为孤特，有“风汉”之恶谥。金人望在岭南触绪自悲，一恸于刘墓前，“愿将身贷”与“地下有灵”等句一掬古今知己、身同肤受之泪，可称是胆张而勇。他敢以“风汉”自拟，形似孤忠，充分透露一种逆反心理，是对“贤不肖”与“穷达”之间的相逆差的历史和现实的愤怒抗议。所以，这类词所蕴涵的历史感的纵深度特别应引起重视。
《瓜庐词》的淋漓痛快与放胆无畏是非常可贵的。集中无限牢骚全盘托出的作品俯拾皆是，再读一首《贺新郎·去西安》：
匹马轻衫发。最消魂、灞桥杨柳，秦关明月。回顾黄图连甲第，一片旌旗猎猎。压我在、百僚之末。手板倒持前且却，笑般般、终是书生怯。成底用？忙扪舌。霜风一阵遭蹄蹶。纵阳城、考当下下，事真咄咄。穷矣男儿方失路，又恨生无媚骨。把十丈、珊瑚敲折。百二关门天堑险，幸今朝、得解
鹰绁。还饮我，黄麞血。
沉沦幕僚，固是一种羁缚，屈身冷衙持板折腰又何尝不是羁缚？“生无媚骨”，所以“考当下下”，如此颠倒世道更令人难以忍受。而这一切归根结蒂是被“黄图甲第”的权要们压迫、扼制的结果！金人望写得真够“金刚怒目”、“探拳伸爪”的。
《瓜庐词》的存在，令人益信清初顺康之际确是真正需要、也是真能造就一批在承继中发展“稼轩风”的词人的时代。“稼轩风”的特征是“气”盛而“情”郁，以壮盛畅行之“气”驭沉郁悲凉之“情”，并非徒以豪宕激昂的外部形态为标志。纵观傅、刘、金诸家词，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