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清初词坛与词风的多元嬗变
十七世纪中叶，遍体疮痍的中华大地正旋转起急骤的大风暴。肉林酒池的淫糜与饿殍哀鸿的惨苦相激而成的严酷的矛盾冲突，终于演化为烽火遍地的殊死对抗。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其雷霆万钧之势，裹结着胼手胝足的劳苦民众的血泪仇恨，摧枯拉朽地击向颟顸腐败的封建政权。早就陷于泥淖绝境的朱明王朝已是无法避免其覆亡的命运。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由彰义门攻入北京，次日，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立国276年的朱姓王朝至此社稷崩析倾垮。此即史称“甲申之变”。
历史的行程眼看似要拓展开一条新的车辙，而君临着我们这伟大民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土地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本也应该终结了的。然而，由于农民革命自身无力克服的致命弱点，更由于封建统治势力的根深蒂固和负隅顽抗，加之当时犬牙交错、扑朔迷离的政治军事态势，历史车轮令人悚怵地骤然逆转，李自成大顺政权功亏一篑，酿成了中华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又一次被关外民族的封建奴隶主集团所取代的事实。于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又渗透进残酷的民族冲突，华夏之邦将经历新的漫长的痛楚阶段。
闯王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在北京为时仅一个半月。甲申五月初三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师入占北京，是为顺治元年，从此一个以满族贵族集团为主体的新的封建王朝开始全面统治中国。
尽管在清师入关并定都于北京之始，中原和江南各地义师纷起、浴血抗战，但面对锐气正盛、骠悍善战的八旗铁骑终究难以持久。何况民力早竭，民生厌战，大局已是无可挽转。至于故明宗室的企图恢复宗庙，如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等先后于南京、绍兴、福州或称帝或监国，并得到前朝旧臣特别是忠烈之士的扶翼襄赞，可是朱姓贵族们百数十年来朽腐入骨的荒嬉昏庸本质，以及唯知权奸谋私，惯于党同伐异的以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为代表的大吏们的倒行逆施，命定了这些苟延偏安的小朝廷的无所作为，不堪一击。朱由崧、朱以海、朱聿键三个政权均只能维持一年，相继于乙酉（1645）、丙戌（1646）败亡。至于朱聿键之弟聿
的称帝广州，更是不到四十天即告覆灭。只有明神宗朱翊钧的另一孙子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在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以及远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的辅助和奉朔下，更由于取得“大顺”和“大西”两支农民军馀部的支撑，算是对抗于两广或西南达十五六年之久。然而僻处边隅，既难以问鼎中原，更经不起已有着大半个中国的物力辎重为后援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武装的杀伐，也终于在外有强敌、内里争斗的势态下丧亡殆尽，永历帝亡命入缅甸而被执毕命。
东南义师的激烈反抗与西南南明政权的勉力撑拒，对入主中华的满族新王朝的巩固统治无疑是严重威胁。于是，清廷必须采取严厉惨酷的各种手段以配合军事行动原也是可以想见的题中之义。这种霸道多于王道的威劫汉族士民的各种镇压措施，在大江东南尤为严酷。除了薙发令下达时的屠戮以及涉及南北的反诗案外，顺治十四年（1657）南北两闱的“科场案”重点打击在江南。顺治十八年（1661）的“奏销案”（又称逋粮案）集中惩治的则更是江东苏、松、常、镇这四个府郡的士子，此外还有金坛等地的所谓“通海案”大狱等。历经顺治一朝18个年头及至于康熙初期，风波迭起，杀戒大开，只是到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辞”之科的诏举，也就是“三藩之乱”平定在即，清廷始恩威刚柔相兼以施而较多地以“王道”笼络人心。
面对家国破败、山河失色的现实，目击悲壮殉难、凄厉案狱的血泪，身临战乱频仍、水深火热的境地，特别是仕途经济的幻梦的破灭、传统相承的宗法的断裂所导致的旧巢已倾、新枝难栖的进退失据的际遇，在广大汉族人民以及各个阶层的士子心头激荡起种种苦涩辛酸。悲慨、郁怒、凄怆、哀怨、迷茫、怅惶，一股股似风似雨地袭击、紧裹着人们的心灵，而最为敏感的知识阶层则尤其在俯仰今昔之际感慨良多。这是一个心灵颤栗、惊悸徬徨的年代。
言为心声，不平则鸣，这是必然的，也是有历史传统的。伴随着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抒情达意的诗文之作的发生剧变是可以预料的。
然而，满族统治集团原是个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贵族集团，入关前特别是入关初起用了大批汉族官吏，因而在钳制舆论、谨防异端的逆反有足够丰富的经验。他们在四出侦讯遗民行迹的同时，始终警惕着诗文结社之举和注视着文字的反叛痕迹。顺治初的“反诗案”以及严旨禁止社集活动都充分表明了这一事实。诗文，特别是诗所构成的文字狱，历来就多，血的现实和令人心怵的史实，使诗人文士们愈益谨慎从事。
但是，歌哭唱叹之窗又怎能紧闭双扉，心绪情波务需有能抽发流荡之时。于是，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却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及关注之际应运而起，雕红琢翠、软柔温馨的习传观念恰恰成为一种掩体，词在清初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诗之一体而日趋繁荣了。这当然并不是说除词之外的诗文等抒情体裁在清初没有得到新的形态的发展，此处强调词的复苏背景，是为指认其何以能“中兴”的一种契机。是的，是历史赐予的契机。有此契机，历来为文人雅士们视作“小道”的“诗之馀事”的词始得奇迹般地蔚为大观，特别是在经历过元明二代的衰竭时期之后复振而呈现雄肆多姿的景观了。
《历代词话》卷十引述过《词统序略》这样一段话：
观唐以后诗之腐涩，反不如词之清新，使人怡然适性。是不独天资之高下，学力之浅深各殊，要亦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者。故诗至馀而诗亡，诗至于馀而诗复存也。
如果撇开此文中关于诗与词的在某一年代里比较高下这层意思不论，那么，“要亦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者”以及关于“诗馀”之“馀”的雄辩之说，倒是颇可印证词在清代初期的发展轨迹。历史的意外契机促动兴隆起来的清初词诚是“诗至于馀而诗复存”的特异现象，又确是“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的产物。所以，清词的复盛于清初，其复盛也即创变，无创变是不可能“中兴”的。这创变，说到底正是“气运、人心有日新”的要求。
但是，气运、人心与文风诗风词风的相互关联的因变，又绝不是三者同步的，特别是文学风气的新变有着其自身规律的约制，从来表现出渐趋变异而不会突变于朝夕之间。因而清初词的振颓起衰有一个多元并存的不断摩荡不断蜕变的历程，其“中兴”格局始终处在不停的运动形态中。揭其轮廓，大抵经由“云间”词风的消长、“阳羡”词派的崛起和“浙西”词派的张扬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伴随着政界风云和大有力者的好尚的播迁，或北而南、或南移北，词坛中心几经浮沉，始构成清词风神自具的面目。总之，这里凝聚着数十年词坛群彦的沥血心魂，是各派各家词人尽其毕生躬自实践的结果。
本编各章就是意在努力勾勒出清初期词的“中兴”的演变进程，以探寻其大致符合客观存在于词的历史上的这一段轨迹，从而论定各家各派词人所作出的努力和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