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家诗遗意述略
魏源《诗古微》云：“汉兴，《诗》始萌芽。齐、鲁、韩三家盛行，毛最后出，未立博士。盖自东京中叶以前，博士弟子所诵习，朝野群儒所称引，咸于是乎在。与施、孟、梁、邱之《易》，欧阳、夏侯之《书》，公羊、穀梁之《春秋》，并旁薄世宙者几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学渐兴，力
博士今文之学。”汉初盛行三家之学，直至东汉今（三家诗）古（毛诗）文之争剧烈，才出现后世毛诗兴而三家微的局面。然三家遗意，尚可于汉代旧籍与后代之辑佚、研究中得之。
三家与毛诗的不同，主要表现于卷数、文字、诗旨解释三方面，从文学思想考虑，其关键又在诗旨解释方面，而于此，三家诗之间亦有异同。大体上三家诗因文字基本相同其解诗释义亦多相似，如《诗·召南·甘棠》，鲁说云：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齐说云：
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慄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故《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
韩说云：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家给人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
三家说中，韩说兼取刺时之意，但美召公行皆同。又如《诗·郑风·野有蔓草》，三家诗皆推求“思遇贤人”意，唯毛诗视为男女之词，颇生异趣。
细绎三家诗旨，又是同中有异。如居三百篇首的《关雎》，三家题解各取己义。鲁说云：
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雎》作。
齐说云：
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
韩说云：
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而毛说云：
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由此可见，鲁说力主“刺诗”，齐说重“美”的一面，韩说先“美”后“刺”，至毛说虽以“风（讽）”立论，则反归敦厚之意。再如《诗·小雅·鹿鸣》，三家诠释亦异。鲁说“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而齐、韩说则与《毛序》“燕群臣嘉宾也。……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说相契，与鲁说异旨。
汉初《诗》学异同，三家与毛诗因官学、私学之异，文学释义之异较易辨别，唯三家因立学官同和文字基本相同，其间相异又易淆忽；故考索三家之异，当注重两点：一是师法传统，一是地域文化。
师法是汉初承先秦“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的传经方式而逐渐形成的。这种由传经方式到传经内容的演化，决定了诸家言经歧义与一家说经思想之系统化。如果说这种师法传统在西汉的发展已成为“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相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鲁丕《上疏论说经》）的学派争锋工具，并因固守陈见受到后世通儒的斥责、扬弃，那么，其法在汉初虽争锋之势已萌，但却留给后世研究家两点借鉴：其一，可以通过各家诗整理之异以考求本真；其二，可以通过各家诗解说之异观照汉初文化大势。由于师法传授，三家诗在汉代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地位。鲁诗倡自申培，在汉代传习鲁诗的思想家、文学家有王臧、孔安国、褚少孙、韦孟、司马迁、刘向、鲁丕、李咸、王逸、蔡邕、王符、徐幹等。虽然这种传习本身就是诗学参融、演化、发展的过程，但鲁诗的微言大义却或多或少存留于传诗者论述中。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序》云：“三家之学，鲁最先出，其传亦最广。……终汉之世，三家并立学官，而鲁学为极盛焉。”所谓鲁学极盛，既是一学派形式构成之状况，而且说明了作为一种《诗》学思想之情形。同样，齐诗倡自辕固，终汉之世受其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有董仲舒、翼奉、匡衡、桓宽、马援、班固诸人；韩诗由韩婴导之，汉世受其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又有王吉、郅恽、梁商、王阜诸人。陈乔枞《齐诗遗说考序》云：“三家《诗》之失传，齐为最早”，然“汉时经师，以齐、鲁为两大宗……要皆各守师法，持之弗失”，而“不逞私臆之见，不为附会之语，祈于实事求是而已。”又《韩诗遗说考序》云：“韩《诗》虽最后亡，持其业者盖寡……其仅有存者，《外传》十篇而已”，而“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章显，为戒者著明，虽非专于解经之作，要其触类引伸，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赐言《诗》之意也。”此亦就师法传授而求其说《诗》解义之理。
观三家诗之渊源流变，韩诗晚出，且盛行于东汉，所以从表现地域文化特征来看，汉初首推齐、鲁二家。司马迁曾讲业齐、鲁之都，其作《史记·鲁周公世家》谓“洙泗之间，龂龂如也”；《齐太公世家》谓“洋洋乎固大国之风也”；一以“龂龂”言其拘谨，一以“洋洋”状其恢奇，甚得两地文化之异旨。缘于地域不同，鲁诗传授得洙泗遗风，解经述诗重圣人遗化，其特色在于潜心咏诵，谙习典章，不越规矩，谨守礼义。《汉志》所载“最为近之”，正是鲁诗拘守先贤遗说之证。而此返古求真之谨守学风，影响了整个鲁诗思想系统。《汉书·儒林传》载：王式习鲁诗，弟子“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即为一例。因为鲁诗限于地域文化而表现出好古敏求、迂谨精慎的特点，其对文学思想的影响随着时代文化思潮的演变，在西汉中叶已不及齐诗对汉文化建构所起的作用，至东汉被韩诗取代。齐诗与鲁诗不同，其因有齐地文化特有的尊贤赏功、好奇创意的思想积素，故阐理时有奇创，渐至恢诡，推衍出以灾异说、阴阳五行说言诗的文化现象。如治齐诗的董仲舒与翼奉，即一倡灾异之说，一纯以阴阳五行说诗；这种由阐释诗理而发挥出的新意，推动了汉代天人之学的形成。陈乔枞云：“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乱安危之故。”（《齐诗遗说考序》）唐晏云：“夫《齐诗》，齐学也。齐人当战国时，驺衍之学最胜。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故齐之儒者多承其绪余，其末流遂至以变孔门之真相。”（《两汉三国学案》卷六）或褒或贬，然皆能提挈出齐诗特色。韩诗与“齐鲁间殊”，然其大义，言仁义顺善之心，多与鲁合；言灾异推步之术，又与齐同；而其《外传》推诗人之意，又具特立的理论建树。
宋大樽《茗香诗话》云：“汉诗之于二南，犹春秋时之鲁魏，犹齐陶诗，犹汉之文帝虽不用成周礼乐，尚时时有其遗意。”若反转其意而言之，汉诗虽有二南遗意，汉文帝制礼虽有成周遗意，但毕竟已是汉诗、汉礼；同于此理，三家诗虽因师法统绪而具先秦时代产生的地域色彩，但毕竟在汉初有文化共建意义，因此，在其具有歧义的同时亦有普遍的会通。这种会通表现于诗之作用，则为美刺教化。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云：“《诗》有美有刺，而刺诗各自为体：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词以讽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实刺者。美一也，时与事不伦，则知其为刺矣。”“教化”观渊源孔子，“美刺”说却出自汉初。表现于论诗方法，则为“以意逆志”。《孟子·万章篇》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逆志”是说诗者深入作者之心而索取其创作之志的方法，汉初《诗》学正以此方法求取诗人美刺大义。这种方法偏于主观索解和心灵体悟而使解诗者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汉人自有解说，如董仲舒谓“《诗》无达诂”，刘向谓“《诗》无通故”，是为托词。这也说明了汉人言诗借古喻今所表现的致用精神。表现于《诗》学目的，即为经世致用。陈乔枞评韩诗“微言大义，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下究万物情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考《风》《雅》之正变，知王道之兴衰，固天命性道之蕴而古今得失之林邪”（《韩诗遗说考序》），实能概述汉初诗学大义。因为，汉初诗学正是通过《诗》中“王道之兴衰”情状而针对现实王道得失阐发其“仁义”之心的。综此作用、方法、目的，关键在于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