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宫廷统一文学

宫廷文学经汉初数十年之消长，至武帝朝才定型、成熟，成为统摄全国的中心。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献书奏传，河间献王刘德献雅乐贡奉朝廷，藩国文士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徐乐、严安等会聚朝中，说明宫廷文学中心的形成是对当时藩国文学的会通。然探考这种转化现象之实质，又殊非藩国文学之数的相加，而是一种质的变革，董仲舒倡导之“春秋大一统”、王吉上疏所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从根本上概述了这种转化的时代要求。

从大一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区别看宫廷文学与藩国文学之思想异同，十分明显。而宫廷统一文学之新气象亦于此比较中崭然呈露。

（一）为大一统政治服务，是宫廷文学的重要特征。这种由为藩国文学服务到为宫廷文学服务的转化，是经历了汉初文学之演变和诸多文士努力以至失败的教训（如贾谊之不遇，晁错之殒身）而完成的。至司马相如的大赋创作，则已是为大一统政治服务的典范。从相如的生平来看，他自经杨得意举荐侍武帝侧，便开始了积极为王朝服务的生涯。他继《子虚》奏《上林》，娱悦圣心，“天子以为郎”；为郎数年，干禄求进，为武帝安抚巴蜀民心，大倡“人臣之道”、“人臣之节”（《喻巴蜀檄》），成为得力谋臣，旋拜中郎将。出使蜀地，作《难蜀父老》，为武帝开脱罪愆。后奏较《上林》“尚有靡者”的《大人赋》，更使“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传》）。从相如在梁国所作《子虚赋》与在宫廷所作之《上林赋》的比较来看，又明显表现出为宫廷统一政治服务是其思想之旨归。在《子虚赋》中，相如从楚国的子虚先生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言楚云梦泽落笔，铺陈壮势；继述齐国海滨苑囿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胸中”，视野恢阔。如果说上述所描述的楚、齐二地之美限于地域景观，且代表藩国文学特征，那么《上林赋》中“亡是公”的出现，以言压楚、齐之势，恢宏天子上林之“巨丽”物态，正表现出大一统的宫廷文学风采。在这幅上林巨丽图景面前，代表楚、齐的子虚、乌有皆“愀然改容，超然若失”，而代表天子的亡是公纵横骋谈，以颂扬大汉一统的天声大美。

（二）在文化大传统中表现出开放性态势，是宫廷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化史上，很早就以“雅”与“俗”两层意义代表大、小两种文化传统的分野。而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交互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模式并产生开放的大文化气象，则在西汉武帝朝最为明显。《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云，兼含双重文化交融，即朝廷与民间、宫廷与藩国的文化交融。这是其时文化在大传统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进行“雅化”而形成的开放性体系的第一层次。在此意义上，西汉中叶学术思想也改变了汉初的限囿，出现了以政治大一统思想兼容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大思想流派的态势，完成了学术思想新构架。尽管这种学术包容是以儒学为核心，然又因非“醇儒”，故儒学亦以革新的精神融入汉文化之熔炉，孔孟心性之学在这里的变化，荀子儒法思想在这里的扬举，其中心任务都在于建设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作为大文化的分支，这时文学思想也呈多层次、多元性的开放态势，因此，与藩国文学相比，宫廷文学的思想突出于“一”与“多”的统一。由“多”观之，这里既有为王朝政治服务的教化目的，又有本乎人情制礼作乐的意义；既有想象丰盈的奇思，又有庄严肃穆的典雅；既有抒心言志的才情，又有体物揽胜的胸怀；既有寓意刻挚的讽谏，又有热情洋溢的颂美；既有宛曲深邃的心绪，又有骋思纵游的神幻……而这多元的创作思想与审美心态，又集中反映了一统文化的时代精神。

（三）广博宏丽、气势磅礴，是宫廷文学有别于藩国文学的主要风格。在宫廷文学中，那种藩国文学所具有的个性情感和忧患明显淡化，而代之以对江山宏伟、物产丰饶、人物气派、歌舞欢快之盛世景象的描绘；那种藩国文学所具有的内容与形式中和统一的审美问题被提升到天地之美、天人之美的高度，而表现一种纵览古今、俯瞰万类的心胸。这时文士的艺术才华在创作上的显现，则表现出雄壮玮奇、广博宏丽的风格；在理论上的显现，则表现于董仲舒哲理文学观之“天人副称”、司马迁史传文学观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相如赋体文学观之“赋家之心，苞括宇宙”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