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侍乱政

《三国演义》的故事从汉末黄巾造反说起，刘关张桃园结义乃以民间豪强势力抵抗另一种来自民间的破坏力，历史的是非成败于此衍生诸多不同说法。当日不第秀才张角率众举事，号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风云激荡之际各色人等相继亮相。其实，最初登场的不是英雄叙事的主角和配角，只是第三等或第四等以下副末角色。书中开篇就说宫里的宦官如何深得桓、灵二帝宠信——说到窦武、陈蕃诛阉不成，反为所害；说到蔡邕上疏痛斥妇寺干政，竟被曹节构陷。东汉自桓帝延熹八年（一六五）始有党锢之狱，至此宦官把持朝政近二十年之久，宫廷内逐渐形成一个有“十常侍”之称的强力集团。有道是：“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寥寥数语交代了汉末乱世的政治氛围。

不过，十常侍在文学叙事中只是一闪而过的历史魅影，几乎像是某种道具而算不得人物。宦阉之乱作为一个过场，《三国演义》将其戏份压缩到最低限度，就像多米诺牌局中的第一张骨牌，仅仅用作推动后边情节的发力点。即由十常侍乱政引出何进辅政，而何进之颟顸造成董卓篡国，董卓之骄奢又惹来十八镇诸侯起兵讨伐；宦官和外戚势力相继灰飞烟灭，此后便是各路士族豪强不断争斗与兼并，终而一步步导出曹、孙、刘分鼎天下……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由此环环相生，层层递进，正如毛宗岗所谓“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总评）。可是，第一张骨牌是怎样推出去的呢？回首当年汉家宫阙的喋血之夕，不由让人惊叹，那一幕在文学的复述中竟被戏谑化轻薄化了。

《三国演义》的叙述时间始于东汉中平元年（一八四），也就是“岁在甲子”那一年，幼冲即位的汉灵帝刘宏已进入其御宇海内的第十七个年头，而真正富于戏剧性的突发事件尚在五年之后。围剿黄巾的战事波澜不兴，张角及其余党很快就被灭了，当士族精英铲平底层造反者之后，上层的两拨势力——宦官与外戚——开始掐上了。中平六年四月，灵帝病危之际，用宦官蹇硕计谋召大将军何进入宫，名曰商议后事，实欲借机除之。灵帝不愿让何皇后所生皇子辩入继大统，想传位于王美人所生皇子协，这节骨眼上何后异母兄何进无疑是一大障碍。且说何进刚到宫门，便有司马潘隐通报宫里的密谋，他急忙回去召集自己人商议对策。这边踌躇未决，那厢皇上已崩，蹇硕与十常侍诸阉决定秘不发丧，欲将何进诱入宫里干掉，把皇子协扶上大位。消息竟又走漏，何进速引司隶校尉袁绍和一班大臣，率五千御林军浩浩荡荡开入宫内。在灵帝柩前，百官呼拜声中，闯入者扶立皇子辩即皇帝位。何进转眼成了何国舅，兵不血刃先破一局。蹇硕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入御花园，被中常侍郭胜所杀……这是《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所述情节，然而史书的记述却与此大相径庭。

关于灵帝死后数月间的宫廷争斗，范晔《后汉书》有许多小说家未予采用的内容，主要见诸灵帝、董皇后、何皇后、何进、董卓、袁绍及宦者诸纪传。有意思的是，那些出于史官手笔的叙述竟每每见性见情，许多环节上也更富文学况味。所以，不妨将《三国演义》与《后汉书》相关纪传对照阅读，一者是小说家讲史，一者可视作史家之小说家言（按，正是这种由《史记》开创的以人物为叙述主体的史著模式，奠立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可见彼此不同的着眼点导出历史叙述的话语歧途。

一

从灵帝死到皇子辩即位，《后汉书·何进传》是这样描述的：“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硕既受遗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及帝崩，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儳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可予注意者，这里并没有何进引兵闯宫的场面（按，小说里也未见其场面，只是三言两语的概述）。皇子辩得以顺利即位，是因为何进屯兵在外而“称疾不入”，这对蹇硕来说正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硕谋不行”。然而，不仅大节目有出入，若干细节上与小说文本亦有差异。如，蹇硕诱骗何进入宫只有一次，是在灵帝死后而不是之前，此与《三国演义》不同。又，潘隐在宫门外“迎而目之”，是用眼色示警，这要比小说中以言语通风报信来得生动有趣。还有，小说中写蹇硕事败后被郭胜所杀，似与何进闯宫发生在同一日，而《后汉书》说到这一节叙述时间上明显有间隔，而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蹇硕是被同僚出卖的，《何进传》这段叙事夹杂着人情世故与当事者心理压力的纠葛。何进掌握局面后，蹇硕“疑不自安”，便给中常侍赵忠等写信，密谋于宫内捕诛何进。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常侍中的郭胜见信起了异心。郭胜与何进是同乡，向为何太后所宠信，他暗与赵忠等打起自己的小算盘，非但不卷入蹇硕的阴谋活动，反倒把信交给了何进。蹇硕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卖了，让何进逮住把他灭了。事情是败露在郭胜手里，但到《三国演义》中就跳过中间环节直接成了郭胜杀蹇硕。

无论史家还是小说家笔下，起初宦官一方似乎只是蹇硕一人在与何进对抗，宦者并没有休戚与共的抱团意识。其实，蹇硕不能算是十常侍中的一员，他的职位是小黄门而不是中常侍。不过，其地位很特殊，灵帝托付遗命的是他，因为他手里握有兵权。中平五年，灵帝为分何进兵权，置西园八校尉，由蹇硕统领禁中防卫。《何进传》曰：“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这西园八校尉中还有袁绍、曹操等人，均位列其后，甚至连何进也在他统辖之下。作为宫禁和京师卫戍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以为枪杆子就能指挥一切。

二

“十常侍”之名，盖出《后汉书·宦者列传》所引郎中张钧的奏书。中平元年四月，张钧上书曰：“窃唯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

《宦者列传》开列了一份灵帝时的中常侍名单，如谓：“是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看来“十常侍”是一个概乎言之的说法，这十二人中，只有张让、赵忠、夏恽、郭胜、段珪五人在《三国演义》之十常侍名单上，二者对照大有出入。

蹇硕是小黄门，不应在十常侍之列，已如前述。汉代宦阉之官名目繁多，且分属不同部门，后人混淆也很常见。中常侍与小黄门皆属少府，虽说都在宫内“掌侍左右”，但职阶相差很大。《续汉书·百官志三》：“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又：“小黄门，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不过，小黄门不只是宫里跑腿的角色，其近侍帷幄，既“受尚书事”，亦往往是中朝大佬。按，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编云：（东汉）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仅有虚位，无实权。

《三国演义》开具的十常侍名单中，《宦者列传》仅侯览、曹节、张让、赵忠四人有传，其中提到名字的还有段珪、夏恽、郭胜、封谞四人。不过，侯览早于熹平元年（一七二）被人举奏“专权骄奢”而自杀，曹节则卒于光和四年，封谞因暗通黄巾于中平元年坐诛，可见侯、曹、封三人绝无机会掺和灵帝死后的宫闱事变。其余数人，显然张让、赵忠是核心人物，过去灵帝最信任他们，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者列传》）

三

蹇硕死后局势并未稳定，因为十常侍毫发未损。袁绍反复劝说何进，宜乘势尽诛宦官。何进也想动手，但是何太后不许。因为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及太后另一个兄弟何苗收受宦官们的贿赂，都在太后面前替宦官求情。这些要节，《三国演义》大体采用《后汉书》的记载，只是扼述其要，未尽其详。其间还有一个外戚杀外戚的插曲，就是何氏兄妹与董氏姑侄之讧。《后汉书·皇后纪》称：眼见皇子辩即位，何氏临朝，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也亟欲参预政事，却总被何太后阻拦。这董老太自恃亲侄董重是骠骑将军（按，《百官志一》：“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腰板也很硬，忿然大发詈辞——而今你如此嚣张，不过就是依仗你兄弟嘛！要让董重割了何进的脑袋来见她。未料何太后这头先下手为强，一边逼董氏迁宫还乡，一边让何进带兵包围董府。结果董重自刎（按，《灵帝纪》所述与《皇后纪》有异，谓“五月辛巳，票［骠］骑将军董重下狱死”），董氏在惊恐之中暴病而亡。此事《三国演义》所述亦同，只是添加了宴会上两宫争吵的一出闹剧，还有张让给董太后出谋划策一节。毛宗岗夹评中批曰：“一班女子小人。”

何太后之所以不欲与宦官撕破脸皮，不光是家人贪贿说情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缘由《三国演义》没有提到，《何进传》引录张让的一番话里透出若干内情，其诘问何进曰：“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所谓“先帝尝与太后不快”，是指光和四年（一八一）宫里的一桩公案。当年何太后刚混上皇后时跟王美人争宠，王氏生下皇子协即被她鸩杀，可下手忒狠几乎弄得自己翻船，事见《后汉书·皇后纪》。《皇后纪》略云：“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倘非张让诸辈出手援救，当年她早就被废了。其实，何氏家族的发迹整个离不开宦官集团的强力支撑，不但太后自己心知肚明，何苗劝说何进放过宦者时也提到这一茬，有谓：“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何进传》）甚至可以说，直到灵帝死后，十常侍还是站在何氏一边，他们没有卷入蹇硕的阴谋活动就是明证。

所以，何太后面对董氏姑侄可以毫不手软，对十常侍却是一味姑息养奸。尽管出了蹇硕的事儿，她仍然让宦官把持宫禁，坚称：“中官统领禁省，汉家故事，不可废也。”（同上）事情坏就坏在她这一手硬一手软，以致后来情势发展就远远逾出她所能掌控的范围了。

《三国演义》说何进“本是没决断之人”，其实这辅政的国舅自有苦衷，他没法说服太后跟十常侍作切割——何太后立场模糊似乎又印证了“妇人误事”（毛宗岗夹评）的老例。他又想到宫内的警卫还攥在宦官手里，实在不放心。左右为难之际，袁绍出了个馊主意，发檄召各镇兵马围聚京师，试图造成压力态势，即所谓“以胁太后”。何进以为此计大妙，便采纳了。可是，主簿陈琳马上跳出来反对，《何进传》称，陈某以为“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又谓：“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关于此节，《三国演义》里边还另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曹操。“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曹操这话很精辟。此语未见《后汉书》，出自王沈《魏书》：“太祖闻而笑之曰：‘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亦，何必纷纷召外将乎？’”（《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可是有一点他不明白：如此大费周折并非用外兵捕诛十常侍，而是针对太后的逼宫。太后欠宦官太多，何进须造成“天下汹汹”之势，让太后觉得现在该是宦官亏欠王室了。张弦开弓之际，太后才是鹄的。本来何进足以对付十常侍，问题是十常侍却能搞定太后，而太后偏是何进的禁箍咒；王室内部三股力量互相钳制，显然形成了一个石头、剪刀、布的连环套。袁绍召外兵之议，未尝不是对外戚的失望之举，这时候他亟欲引入打破均势的第四种力量——士族豪强。

当然，何进、袁绍都没有料到，召外镇入京竟是引狼入室，结果来了董卓。此后三十年纵使天翻地覆，诸侯挟天子而令天下竟成常态。

四

《三国演义》第三回“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又拉开腥风血雨的一幕。十常侍得知董卓屯兵城外，决定先下手除去何进。还是前次的老办法，张让等人耍了个花招说服太后降诏宣何进入宫。事先宫内已埋伏五十名刀斧手，黄门传旨只让何进一人进入，一班随从都阻在青琐门外。在这个故事中，何进十足是个笨蛋，不顾曹操等劝阻，竟“昂然直入”。结果在嘉德殿门口被张让、段珪等带人围住，伏兵齐出将其砍为两段。等在宫门外的袁绍始终不见何进出来，便是大喊大叫，未料宫墙上竟掷出何进首级。这细节有一半虚构成分，笔墨用处极好，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撼。接下来便是何进部将在宫门外放火，袁绍、曹操等引兵突入宫内。混乱中，赵忠、程旷、夏恽、郭胜四个“被赶至翠花楼前，剁为肉泥”。而张让、段珪等劫拥少帝及陈留王，逃至北邙山，被一路追杀。最后张让投河而死，段珪被追兵所杀。

当然，在《三国演义》安排中这些只是开场打闹台，要等董卓出场才算入戏。据《后汉书·何进传》记述，大兵压城之际，宫内宫外，太后、宦者和何进三方面有着更多的互动关系，而小说叙事干脆剪除了那些枝蔓，若干波云诡谲的事件尽被抹去。其时，何进采取了一系列战术部署，任用袁绍为司隶校尉，（按，《三国演义》第二回就给袁绍安了这头衔。《后汉书·百官志三》：司隶校尉……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明于慎行《读史漫录》卷四：“汉时司隶校尉，假节奉使，得以便宜诛戮，其权甚重。”）察举宦官犯法渎职之事；调部下王允为河南尹，以掌控洛阳。又命董卓摆出进兵宫禁之态势。局面搞得很严峻，太后哪里见过这阵势，终于慌神了，只得悉数罢免身边的中常侍和小黄门，打发他们各归乡里。按袁绍的意思，是将这些宦官统统杀掉，而何进这时候还想放他们一马。这大概是七月间的事情。

然而，又是何太后给了十常侍翻盘的机会。等到何进稍有松懈，张让等人开始设法另谋变局。《何进传》读到这儿才知道，张让跟太后还有一层隔着不远的亲戚关系，原来他的儿媳是太后之妹（按，宦者多有养子。如桓帝时中常侍曹腾，养子曹嵩，乃曹操之父）。有谓：“（张）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唯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他及时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其目的是要回宫里当差，只要盘踞宫内他就有机会。见公公叩首跪求，儿媳便去央求自己老妈（也就是太后的母亲舞阳君），老妈找了太后说情，于是十常侍又得以回宫内重新上岗。由此可见，除何进以外，何氏一家都跟十常侍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到了八月，何进打定主意要尽诛诸常侍，派人驻守宦官住处，只要太后一松口便伺机下手。可是十常侍棋先一着，以后事况则与《三国演义》相近——何进被诱入宫内，前引张让诘问何进那段话就是这时在嘉德殿前说的。这一刻，洛阳皇宫里的烛光斧影彻底改变了帝国命运。十常侍在步步被动中伺机杀出，却未实现大逆转，何进丧命反倒激起袁绍及其部曲闯宫屠戮。《何进传》称“（袁）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何进的弟弟何苗也被认为是与宦者同谋，为何进部将吴匡率兵攻杀。兵燹之后，董卓入城，废少帝，立陈留王（皇子协）为献帝，又迫杀何太后与舞阳君。及此，《三国演义》书入正传，而正如《何进传》所云：“汉室亦自此败乱。”

五

从《后汉书》记载中可以看出，十常侍并非一开始就跟何氏一家作对，相反彼此间却有着沆瀣一气的勾结关系（按，东汉和帝以下屡见宦者谋诛外戚，传述中的水火之势似乎遮蔽了十常侍与何氏的结盟）。而灵帝死后的立嗣之争只是蹇硕在兴风作浪，可是为什么何进非将十常侍视为心腹大患？也许，这何国舅何大将军既据辅政之权，真是想有所作为。《何进传》里有一句话约略交代了这份动机，有谓：“（何）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除之。”虽说把蹇硕那笔账算到十常侍头上有些不公平，但十常侍本身也罪该当剐，何进欲剪除“天下所疾”自有一番摧陷廓清、整顿乾坤的意思。当他决然立意之际，不知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他就跟自己整个家族站到了对立面。

经历过桓帝延熹八年以来的屡次党锢之狱，宦官名声实在太坏，何进虽知张让、郭胜等宦者与自家关系深厚，但他要依靠的还是袁绍、袁术、王允、吴匡、董卓那些外朝士族人物。他不会不感受到新兴士族政治势力在迅速崛起，像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董卓麾下兵强马壮，使明眼人都能觉出内朝之虚弱。党人与宦人缠斗多年，实际上凸显了“清议”的影响力，士大夫前赴后继之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激浊扬清的政治话语。而反观十常侍一班宦官，虽有擅权之便，却不可能有任何执政理念。所以，要想成大事的何进决定跟谁合作，应该不是一个大费踌躇的问题，何况外戚与士人联手已有前例，如当年外戚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与太傅士人陈蕃便是。

因为有整齐天下的抱负，何进倒有纳言从谏的胸怀，本传称其亲客部属劝之清选贤良、为国除害，传中屡见“进然其言”“进然之”“进甚然之”云云。而《三国演义》中的何进则完全不是这种形象，十足是个刚愎自用的蠢货，前后竟有三次不听曹操进言。一是灵帝病笃之时，曹操反对贸然入宫捕杀宦官，“何进叱曰：‘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二是议召外兵时，陈琳、曹操俱反对，曹操鼓掌大笑，曰“但付一狱吏足矣”云云，“何进怒曰：‘孟德亦怀私意耶？’”三是何进最后一次入宫时，陈琳、袁绍、曹操都料到此去凶多吉少，曹操劝他应先召十常侍出宫，“何进笑曰：‘此小儿之见也。’”这“叱曰”“怒曰”“笑曰”之中，无不透出何进的窳陋可笑，而曹操每次唱反调都凸现此人的卓尔不凡，乃为以后彰显曹操之雄才大略作了有力铺垫。其实，曹操那时还是个跟班的，《后汉书》未列其传，而诸传中亦未引述小说里曹操那些精辟言语，多半是那会儿没他说话的份儿。

从何进与十常侍周旋的整个过程来看，他不是那种很有政治智慧的人物，却也绝不是傻瓜。关键是一盘好棋坏在他手里，还搭上自家性命，未免让人轻看。可是他输了吗？如果从铲除宦阉的目标来评估，他是百分之百的赢家。他脑袋一掉，对方也全玩儿完。《史记》里边就有这样的故事：信陵君救赵，侯嬴北向自刭以送公子；荆轲刺秦，田光自杀以激荆卿。都是一命抵一局，何进为什么就不能出于同样的思路以命谋局呢？他死在十常侍手里，袁绍那帮人能放过他们吗？他要是不死，太后那儿大抵还是难以搞定。没有人知道何进是怎么想的，看上去他是中了人家的阴招，大将军也过于托大了。《何进传》论曰：“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其实这里表达了对某种质疑的质疑。（按，李贤注曰：“言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传论对这个问题未予正面回答，而是话锋一转：“《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事已至此，汉室还不该亡吗？这是一种超越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也是悲剧性结论。可是后人并不把何进视作悲剧人物。原因在于：他毕竟是外戚，后世的士人难以对其身份认同；再者，他负有亡汉的罪责。《后汉书》的叙事尚未有那种强烈的汉室正朔观念，而在《三国演义》里边就有了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记得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说到此节，分析何进败因有七条之多，细看都是《三国演义》的见识。

六

《三国演义》说，张角起事前，其党羽马元义已暗中结交封谞，以为内应。这事情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却也并非小说家虚言。《后汉书·宦者列传》称：“（张）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独发觉坐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张让几个把事情都推到若干已死的中常侍身上，这才摆脱干系。看来确有其事。看来，十常侍之俦有政治能量，却实在没有政治头脑，他们跟张角那些草莽人物搞在一起干什么呢？难道宦者也想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不成。其实，他们无法控驭乡野四郊的风雨雷霆，因为他们本身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但是这班人有能力改变政治秩序，他们的权力欲望就是一种颠覆力。

虽说中国的改朝换代多由农民起义推动，但是更多的起义事件并无结果，大多数底层造反未曾对政权产生实质性影响。据《后汉书·灵帝纪》，汉灵帝在位的二十二年间，不算西羌、鲜卑、南蛮、西南夷等周边地区叛服无常，起自民间的造反事件就持续不断，而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尽管震撼一时，可是汉王朝并未垮在他们手里。古代的哲人早就看出，最容易改变政治格局的就是宫闱内乱，《论语·季氏》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