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年底正式营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是象征着中国金融现代化的一个地标。它和浦东新区一样，是中国试图向世界传递中国改革开放路线不可变更的标志。最初，上交所设在浦江饭店，因为浦江饭店拥有一个宽阔的大厅，可以用做交易大厅。浦江饭店坐落在上海外滩，位于外白渡桥东侧，占地面积4580平方米，始建于1846年，是上海第一座由西方商人修建的酒店。1997年上交所迁往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这也是上海将浦东建成金融中心的一步妙棋。新建筑采用无形席位为主、有形席位为辅的交易模式，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交易大厅，设有1608个交易席位，交易网络连接交易终端5700个，还有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卫星通信网，每天为3000个卫星接收站传达即时行情和相关信息。

1990年12月19日上午，尉文渊一瘸一拐地走进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经过4个月的装修，饭店的大厅被改成了马上要举行开业典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尉文渊是上证交易的筹备组负责人，也是上证所的第一任总经理。

1990年年初，在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委领导说，希望上海能搞出一个大动作，向1989年之后对中国持观望态度的世界各国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大动作是开发浦东，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其中的一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建立了一个筹备组，筹备组的负责人，就是后来年仅35岁就成了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的尉文渊。

不过，令后人大跌眼镜的是，包括年轻的尉文渊在内，整个证券交易所筹备组里，没人亲眼见过证券交易所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尉文渊只是从照片上看过香港联交所，并以此来推测一个证券交易所应该具备怎样的外观。正是以香港联交所的照片做参照，尉文渊找到了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座建于1846年的西式饭店因为它的悠久历史和其远东最大的大厅闻名。它是上海建的第一座西方酒店，亮起过中国第一盏电灯，响起过第一部电话，还曾经举办过第一次马戏团演出和第一次交谊舞会。如今，这里要建起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后来的媒体报道说，尉文渊为这个新生的证券交易所设计交易系统时，把宝全押在电子交易上。结果，当他在1990年11月，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时，看到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时，心里一惊，大喊糟糕。原来他发现自己设计的交易体系跟联交所的差别太大。不过后来，尉文渊回忆时颇带了些得意，“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开业典礼那天宾客云集，在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等人的注视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锤，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成交49笔，面额为5879008元。

不过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到1990年年底，整个上海股票交易市场，也只有8家上市公司，后来被人称为“老八股”，而当年的上证综指最高也就是127.61点，最低的时候则是百点之下，95.79点。在交易所空旷的大厅内坐着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端坐的1位黄马甲监察员则监督着场内的交易。交易者需要打电话给场内的红马甲交易员，委托其买进或者卖出。

第一个在上交所挂牌的“老八股”之一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豫园饭店股价是300多元。后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夫人到交易所参观，豫园股票已经涨到了3700多块。虽然股价已经如此高涨，但是上交所和第二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成立之初日子却并不好过。凌志军后来在《变化：1990—2002中国实录》一书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一直到1992年5月中旬，政府仍然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被规定了最高涨幅。这样，即使有人想要搞“大的投机”，也不可能了。

1992年，在南方，邓小平接见了遵循着自己改革开放方针的封疆大吏，一个一个看过，一个一个肯定，让这些一直捏着一把汗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松了口气，认为自己拿到了尚方宝剑。而邓小平也果然冲出了舆论和思想的禁锢，重新掀起改革开放之风。正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这个词开始大行其道，被《人民日报》视为复兴一个伟大国家的必由之路。各路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阐释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既然如此，也就到了该给股市松绑的时刻。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引导，结果从放开即日到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凌志军后来对5月21日股票交易价格放开前后的盛况的描述颇为传神。“消息提前16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们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全城30家证券交易所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的，一片沸腾。”甚至距离上海两个小时车程的杭州也不能幸免。有人从上海连夜开车要往杭州赶，结果深夜的沪杭公路车水马龙。

但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是3个月之后的深圳。抢购股票的“深圳风波”最后甚至出动了武装警察，发射了瓦斯弹，才平息那些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排队也没有购买到认股权证的人们的怒气。这些人排队时连厕所都不敢上，更别提吃饭喝水。他们的身上往往肩负着整个家族、整个家乡的发财使命，那时候，深圳的邮局里都是邮寄过来的一包包身份证，邮局工作人员算了算，800个身份证重一公斤，这样满满一包裹要17.5公斤。后来令财经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是，曾经名动一时，让整个中国证券市场都闻风色变的新疆德隆创始人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就雇用了很多人去排队购买认股权证，而且真靠这个发了一笔。另一位后来大名鼎鼎也是唯一一个身份公开的庄家吕梁，当时则在上蹿下跳采访炒股者，四处赚取稿费。

平民百姓也有因为炒股而炒成富翁或者炒到一贫如洗，甚至绝望跳楼的。证券市场总是不规范的，但是钱却总是源源不断地投入其中。2007年，沪指一路冲破6000，全民炒股时代来临。但2008年，股市却一路下行，直跌不起，上交所里也少了往日的喧嚣。

1997年上交所从外滩搬到浦东的新址时，当时的上海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派人送去了一堆玻璃钢雕的牛和熊。所有人都喜欢牛，牛代表着繁荣。但是大家却都忽略了熊的意义。在《纽约客》作家约翰·布鲁克斯一本描写1920—1938年华尔街的书中说，“熊市投资者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时必须保守，必须要将从牛市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再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熊是一位医者，它要求我们控制自己无尽的欲望，转而追求和获取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像熊一样退出，耐心等待，默默思考，同时又保持警惕，直到重生的季节来临。”

只是那些心急如焚的投资者可能没有心情这样去想，这时候他们应该听听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一句话，简短有力，而且也更容易理解：“现在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远多于操纵股市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