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革命者是怎样炼成的
总是被忽略的黄兴
往往有些英雄人物，在当时极其风光英勇，就算是如今再去了解也是这样壮怀激烈，但时局飞逝，环境常改，时间一久，仅仅因为当时甘心处于第二，所以渐渐被不甚了解的人淡漠或遗忘。
黄兴即是如此。
如果看过2011年上映的《辛亥革命》，你会发现主角不是孙中山，而是黄兴。
黄兴（1874——1916），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乡）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
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由黄兴所发动并亲自参与。他出生入死许多回——败多成少，最终他因积劳成疾而中年逝世。
黄兴，是终结清朝统治、开创中华民国元勋中的元勋。
更令后世钦佩的是，黄兴革命时虽然思想与孙中山经常有所分歧，但从未以夺权为目的，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之。
同一时代者，有革命尚未成功就汲汲于功名者，有革命初现端倪就针锋相对者。像黄兴这样，自始至终态度谦逊格调淡泊之人，没有第二个。
也正因为如此，黄兴派系的人马在北伐后备受忽略，其生前的重大贡献、理念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直到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
寥寥数语，黄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几乎被大众遗忘的人物，却是十足重要的人物。
永远没必要去羡慕那些成功者，而应永远仰慕那些遵从自己品性生活、不为外界好坏所动的人。因为我们一般所谓的成功者，其实都是必然出现的人物——就像高考状元，今年有，明年还有，后年依然有，年年都会有。
真正的英雄，都是独一无二、无可代替的人物——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没有人可以取而代之——他们不会是走马灯一样不断涌现的成功者，他们，远远比他们的位置更重要。
黄兴，即是如此。
纵览他的人生，失败多过成功，得意远逊失意；进取有，退缩亦不少，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铁骨铮铮，国士无双。
让我们将时光倒转，看看黄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黄氏三百年的祖训：绝不入仕满清
1874年10月25日，黄兴在湖南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母亲罗氏出身名门，养育了2男4女。黄兴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第六，是家中的“老幺”。
黄兴的这一支家族，是非比寻常的家族，根据黄氏家谱，其先祖是黄庭坚。黄庭坚，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中国古代地位最高的阶层是读书人，所谓士农工商，士为首。读书人凭借科举考取功名，成为国家社会的管理者，上可面见天子，下可抚恤庶民。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寒窗苦读数年，只要一朝中举，就是鲤鱼跳龙门，从此整个家族命运都将发生质变。
在那个科学不彰的年代，读书的目标是极为明确且功利化的——中科举，做大官。如果有哪个人、哪个家族尽力研究学问、尽力培育学识，却不去考场上一试身手，那就如一厨师苦练厨艺数十年，精心打造出的菜品样样叫绝，却拒绝任何人品尝。
疯子！这一定是疯子！
黄兴的家族便是如此。
但他们不是疯子，他们有明确的原则：永不入仕满清。
你尽可想象当年大明王朝即将崩溃的一刻，黄氏先祖召集全族之人，商议此百年大族是去是留。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这是当时被视作入侵者的满清“异族”立下的规矩。
汉民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这一条的意义，就在于不仅在实际政权上羞辱汉人，更要在精神上进行羞辱。
死以殉道，还是苟延残喘？黄氏先祖沉思。
去发，留辫。我黄氏宗族生为汉家人，死为汉家鬼，世世代代，不得入满清为官，以彰我汉家气节。
这条规矩，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楚虽三户，亦必亡秦。”
当然，斗转星移，风移物换，几百年下来，当年洪水猛兽一般的满清，已从疯狂的外族入侵者变成了中华贵族，这条规矩逐渐也失去了当年的含义。黄家偶尔有人考中功名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永不入仕满清”这一条在这个几百年的大家族的心中刻下的痕迹，俨然已由精神入信仰，由精神入骨髓，不会轻易磨灭。
中国人比一切民族都更加敬重祖先，敬重祖先的高义厚德、伟大言行。而黄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1874年出生的黄兴，到1896年才参加人生的第一次高考——城南书院求学期间更是顺利通过县、府、院试，考中秀才。当有人准备摆出酒席庆贺，并问及为何会去考取功名时，黄兴的回答是：读书要求真学问，应试，仅仅因为母命不可违。
我非常欣赏这种态度——读书上学不应过于功利，不应过于考虑前程薪水。读书的目的应该单纯：求真学问。把读书与前途和“钱”途联系在一起，既无益于学问，亦无益于前程。
此时的黄兴，圆眼，浓眉，宽额，长鼻，大耳，厚唇，黑夜中明眸里闪烁着智慧与勇气之光。
而他的精神内核，此刻还未显示出有超出常人之处。仍然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内核，只是多了一些报国之志，多了一些时感杂谈。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从小受英美教育长大的人相比，黄兴，无疑更像个晚熟的孩子。
家族使命、家国使命——在中国内陆腹地湖南的乡下，此时正有一个青年皓首穷经，求知识与真理之道，与功名利禄无关。
黄兴赶上了大规模“出国潮”
两年后，黄兴受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人称“香帅”，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就是他说的。毛泽东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关于张之洞这位晚清名臣其人其事，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此刻你不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你只需要知道，凡是进入这个书院读书的人，第一，必为湘楚英才；第二，眼界必会有所增长；第三，理论学识必有所精进。
关于黄兴在两湖书院读书的这两年，历史记录极少，我们无法从中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对维新变法产生了极大兴趣。
变法者，变祖宗之法也。这在当时一度被很多人认为是强国自救的良方。有些“法”纯属表面现象，变与不变无关痛痒，譬如那时人们头上那条辫子，何必非要逞一时之能剪掉不可？再拖它20年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洗起来费劲点罢了。
有些“法”，暂时无力改变，即使变，也必然会失败——急不如缓，缓则克急。变法者一举想要免去朝中旧臣，简直是痴人说梦。改革的成果既然要大家共享，怎么能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呢，本来团结的对象也忽然变成了对立面。
尽管这样，维新变法也仍然在黄兴心里扎了根。我们可以想象，远在大洋彼岸实行的某些体制、某些科技，已然成为了这个热血男儿心中久违的曙光。
于是，黄兴做了一个决定。1902年，他从两湖书院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抗日战争之前，日本与中国交战有两次——八国联军侵华和甲午中日战争。但是这都没能引起中国人对日本的集体仇恨。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不是主角。甲午战争，虽然签下《马关条约》，还割让了台湾岛。事实上，人们对日本战胜、中国战败的态度更多是惊奇：海外岛国，虾夷倭寇，竟荡尽天朝天威！
不但中国人惊奇，全世界都惊奇——日本，一个几乎没人重视的国家，自1860年通商口岸开放至今，变法区区20年，竟可击败东方睡狮，跻身西方列强。
人们不解，非常不解。
于是，甲午战争后第一年，中国就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日学生，从此之后迅速掀起留日高潮。
至于原因，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分析过了，非常到位：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以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改之。中东（中国与东洋）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当时，是历史上首次大批中国学生到外国学习科学技术、考察政治制度的时期。与远渡重洋到英法德等老牌国家相比，一衣带水的日本无疑性价比高得多。赴日留学市场大好，留学人数也随之暴涨。
尤其到了1905年，据学者统计，留日人数竟然惊人地达到了8000人。虽然1906年后由于日本政府发布取缔规则，出现中国留学生集体辍学的现象，但到1911年，留学人数依然有3000人。根据一份资料的统计，20世纪的头十年，前前后后在日本留学过的中国学生大约有3万人之多。
但是今天看来，留学日本的人，后来成就大多比不上远渡重洋的那些学子。一方面，日本的东西本身就是二手，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而且质量也不能保证。水货总是不如原装的靠谱。二来，日本人故意设置重重障碍，甚至使了些小伎俩，使得留学生们花了钱，下了功夫，却学不到真才实学。比如在学制上搞手脚——他们让在中国受过中等教育、应该继续受高等教育的人，在日本再接受一遍名为高等实为中等的学习过程，再发一个高等教育的认证。这种历史遗迹到今天也能够看出一二——日本说的“研修生”，实际相当于我们的预科生，与研究生差了一个档次。
留日学生如此众多，且在相对自由又不是很远的海外，这些条件成就了年轻人谋划大业的绝好温床。学子们知识不一定是一流的，热血却都是超一流的。这就是日本与中国在那时的关系：中国革命志士的大本营。
黄兴，现在便身处这个大本营。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实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子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鲁迅《藤野先生》
鲁迅先生的文章，真实地描述了日本留学生的生活。
黄兴1902年赴日，1903年即回国。这样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能学到多少真才实学，恐怕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这样快回国，原因有二：其一，学习一年后，他确实毕业了——想想前文说的日本学校是如何“坑”中国孩子们的；其二，史料载“1903年，帝俄掠华加剧，引发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黄兴义愤之下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
总之，黄兴回国了。回国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带，只有随身两个大箱子——满满两箱4000余册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
让我们看看这三本书都写的是什么。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革命军》
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当作谋反叛逆的杀了。列位！我们尚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
——《猛回头》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嗳呀！嗳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警世钟》
相信你已经知道这是三本什么样的书了。对于清廷来说，这就是所谓煽动性极强的反动刊物。
客观地讲，这三本由年轻人写的小册子煞费苦心，当时影响也很大，对于民智尚未开化的中国人和饱含爱国激情的年轻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果以推翻满清为目的，这三本书无疑是绝好的宣传品——鼓动煽情、培养仇恨都很到位。民众需要这样的读物——尤其对于没有什么分辨力的民众和青年，这样饱含爱国激情的读物远比大部头的理论书籍给力得多。须知如果一个人一生若只知建立民主法治的体制手段是革命、流血和牺牲，绝不会认为依靠和平抗争的手段更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们的主人公黄兴，现在头脑中已然全无数年前维新变法的念头，而是准备向革命的道路进发，一条道走到黑了。
眼见鞑虏政治腐败，纲纪不修，官可钱买，政以贿成。而一般狗官吏，又在虐民以逞，剥民刮地，舞弊营私，无恶不作；盗贼横行，饥馑交侵，民不聊生；对外交涉，着着失败，而那拉氏又竞发宁与朋友，不给家奴的谬说；瓜分之祸，迫于眉睫，外人不以人类视我，益坚我革命的决心。
——《纪念黄克强先生》
想想当年黄先生应举考上秀才时的那几句话：
“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
“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
“投笔方为大丈夫！”
这一年的5月，于弘文学院毕业后，黄兴回到上海，途经武昌时，黄兴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
你大可想象：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在无数个深夜惆怅徘徊，在无数个黎明梦中惊醒；总感觉有无数双祈求命运得到扭转的明眸在凝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感到有一天命运将独握在自己手中，主宰这人世间不合理的一切肮脏与龌龊。
终于有一天，命运大门向他打开，混沌的灵魂终于等到使命降临的一天，往昔的一切痛苦、失望、悲哀、渺小都将成为这一切奋斗的序章。更要命的是这个青年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承担这份担当。
舍我，其谁？
黄兴在母校的那篇演讲稿原文，我未能找到。但我们可以断定，这必是一篇慷慨激昂的陈词。这应是一篇经过精心准备，反复推敲了每一个词句的演讲。这篇演讲，将昭示着黄兴作为一个铁血铮铮男儿的一生正式开始了。
有时候，演讲不是讲给别人的，而是讲给自己的。就算台下没有任何听众，那一刻他发自肺腑、振聋发聩的话，也会在他心中铭刻，难以忘怀。
面壁剑悬十年久，不济苍生非我肠！
同天，武昌府知府兼院长梁鼎芬奉上令将黄兴驱逐出湖北省境。
我们不知道黄兴确切是在哪一天、按照哪条路线离开武昌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离开武昌的那一刻，满目熟悉的青山绿水，和肮脏丑陋的官府县衙形成的鲜明对比。
心中对家乡和这片土地的爱、对黑暗与不公的恨，苦苦纠缠与交织着。他会想起从前他在这里读书时做下的那首诗：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记住我，武昌！我离去时，你无动于衷，当我归来，万物震动！
革命者的付出超出你的想象
回到我们叙述的主题之前，需要这样一番准备工作：告诉大家20世纪的革命者是怎样炼成的。
请注意，这里讲的是革命者，不是革命家。
一般来讲，革命者做得好，做到极致，自然就成了革命家，大致类似于作家写得好，写到极致，就成了文学家。
但是我的定义是，革命者不一定要有理论基础，而革命家必须有；革命者不一定要有引领方向、掌控大局的能力，但是革命家必须有。
打个比方，《亮剑》中的李云龙和赵刚二人，都是出类拔萃的革命者。有朝一日赵刚可能会晋级进入革命家的行列，但是李云龙绝无此可能。
一个革命家必须要有足够的水准辨明前进的方向，犹如一个舵手能率领整艘船向目标进发。李云龙那样带有草莽英雄气质的革命者，很难具有这样的水准和胸怀。
那么，一个革命者是如何修行的呢？
首先，当然需要决意牺牲小我拯救大我。
其次，身体要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什么熬夜、长途奔走、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还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果受不住这些，小心“出师未捷身先死”。
最后，生活的地理位置不能太偏——革命是一种很“潮”的事业，如果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山区，而又不幸一辈子没有很多机会在外面闯荡，想要等革命来找你，那几率实在是太小了。
上述三条是硬件条件，然而以下这些“软件”部分，才是真正的考验。
第一，你胆子要大。胆小如鼠就不说了，一般胆量也不行。你做的事不是寻常买卖，而是出生入死。你的对手每天想的是如何将你置于死地，你的每个战友今日与你并肩战斗明天就可能奔赴黄泉。贪生怕死者，勿入斯门。
第二，你脸皮要厚。这绝不是贬义。当你面对那些毫不知情的无辜者、面对那些想盘问你的探子特务、面对那些伪装化装潜伏的任务、面对敌人对你的种种引诱，如果你脸皮太薄，怎么还能应对自如？
第三，你不能太心软。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士兵在河中洗澡，看到敌方的士兵也在洗澡，举枪准备射杀之，无奈心生怜悯，最终被对方射杀。须知革命界是个你死我活的圈子，对敌人的怜悯宽容，就是对自己的凶狠扼杀。
以上三点如果通过，你可以晋升为学徒。接下来，你需要理论学习。
首先，你要明白你在做什么。你不是土匪占山而王，你不是反贼争夺大位。这些古老陈旧的想法你万不可有，否则你就沦为令人发指的军阀阎王。你要做的是用手中的武器，换得一个平等民主的明天——你是一个革命者，你的目的不是财富官位，而是“天下大同”。
其次，你要受过一定的战斗训练。手枪、步枪，你得会用，会用不行，还得会修，那个年代不像今天，手枪比手机要稀罕得多，你不会修基本没人救你。基本的生存技能，你得会；地图什么的，你得会看；化装潜伏的方法，你得懂；发电报什么的，不会弄你也得知道点常识；外语能力，你得有一点，革命领导人很多都是外国回来的。如果外语不通，多会几门方言也是有利无害的。
最后，你得会来事，起码你人缘要好，你要知道纪律性在革命队伍中是非常必要的——服从。关键时刻你要明辨是非，不能被恐惧或欣喜冲昏了头脑，也不能随意张扬你的个性，如果大家都来张扬个性，这不是革命队伍，这是一盘散沙。
现在，你已做好了加入革命者队伍的的准备，但你还欠缺一些运气。
你需要一个领路人。这个领路人必须要靠谱，他不是在利用你而是真心想把你往他认为正确的那条路上带。同时他最好是受信任的，否则你的被信任程度也会下降。
你需要一个证明，说明你是真心实意想要加入革命队伍的。那个时候不是今天的和平年代，平白无故地让人接纳你信任你，基本还是不可能的。你需要一个“投名状”——去刺杀某人或资助某些物品。
现在，你加入了革命队伍，你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但你是新手。你仍然还欠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至关重要。
你需要：仇恨。
你需要一件足以激发你仇恨的事件——死亡、叛变、出卖，都可以。这个事件必须让你感到切肤之痛。不，这还不够，必须让你痛入筋骨，让你痛彻心扉。这件事，要成为你一生的梦魇，成为你心头永远的痛。
这件事之后，你可能会选择退出——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不可承受之痛的话，还是退出，作为一名革命爱好者更好。虽然你已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但也强过你继续承担更大的代价。
也可能，这一切痛苦积聚在你心中，和你心中原本存在的怜悯大爱之心交织纠缠。你甚至会感到自己脱胎换骨，浴血重生——恭喜你，你已经成为我们的革命者同志了。
然而这还是不够的。因为革命者可以在心灵上孤独，但在实际行动中决不能单打独斗。
革命者不是超级英雄，蝙蝠侠、蜘蛛侠、绿巨人这号人一个人“秒”掉一群人的神话，在这里万万行不通。
所以，作为革命者的你，还需要具有非同一般的“忽悠”能力。
事实上凡是当领导的，都必须有“忽悠”人的能力，不然，你放出一条命令，谁来迎合你？
如果你是大学生，大概参加过学生会、社团等等这些学生组织。想象一下，现在你要起家做一个社团。首先，你要有足够的理由，足够的创意，足够铁的哥们，吸引他们成为这个团体最初的成员。然后，你要搞到资金，而且资金的来源必须要没有后顾之忧。这就是说，不但数量要够，而且质量要高，绝对不能是偷来的抢来的。第一桶金很关键；第一条信念，所谓立身之本，也很关键。你将从破马长枪开始，凭着这条信念定鼎乾坤。
革命，也必须是这样。
然后，你要做的是发展、壮大队伍。
然后，你要保证这支队伍不是一支没你就不行的队伍。
然后，你的队伍要有足够的人才。
然后，你的队伍要有足够的理论指引。
然后，你的队伍要有自己的地盘、指挥机构、章程。
然后，你的队伍要培养接班人，要不断加强人员培训。
即便做到这些，也不过就是冰山一角，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还是纸上谈兵。
所有的计划，都仅仅是计划，当真正的事实来到你面前，往往都不是设想的那样。否则的话，革命只需要你召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做出万无一失的计划就行了——就像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也不可能精确计算赌场骰子的最终落点。
有一天你会面对死亡，你的同志、战友、兄弟、亲朋会先你而去——你很可能没有机会与他们一一道别。
还是要告别，终于要告别，没有更多的明天要追，只在你心里。
有一天你会面对猜忌，你的同志、战友、兄弟、亲朋会视你为叛徒——高度高压高紧张的职业环境，不容有一点不忠与不信任存在。
于是总有人会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即使你是无辜的，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无辜的，你依然可能成为叛徒。
有一天你会面对绝望，你的同志、战友、兄弟、亲朋会退缩，没有人能够再帮助你继续坚持下去，你愤恨为何在你走到这一步之前，竟然没有人拦着你。
没有人会一成不变，叫作成长还是叫作善变，你只能保证历史和今天，永远不能锁定明天。最坚定的革命者，也可能沦为残酷的反派，何况你只是入门而已。
最可怕的是，有一天你成为领袖，成为位置最高最远、权力最深最大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再热衷革命。你所热衷的，只不过是权力。
又或者说，你以为自己热衷革命，其实只不过是热衷革命这一手段，你的最终目的，是万人之上，无人不服的权力，牢牢抓紧的权力。
这世界上，真的有革命者吗？也许你会怀疑。
有的，只是你不是，只是你没见过。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继续努力吧。
黄兴过30岁“大寿”：英雄聚义
讨论了半天革命者是怎样炼成的，现在我们的聚焦点，再次移向黄兴。
1903年，即被逐出湖北的那一年，30岁的黄兴在做什么？
他在办生日——30岁“大寿”。
是不是有点无厘头？
并不是说30岁不该过“大寿”，这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爆炸性新闻，只不过这样的举动，实在不像他。
如果你仔细阅读了前文所述的各种黄兴，就应该会知道，这个心怀天下的汉子，这个已找到一生将为之奋斗执著的理想的人，断不会在自己的生日这种无聊事上浪费时间与金钱。
他的真实目的是以自己30岁生日为由，同时变卖自己30亩庄园作为启动资金，在长沙坡子街附近的保甲巷彭渊恂宅集会，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公司。公司名为华兴公司。公司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是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表面上看这是一家经营矿产的民族企业，实质上它的目的是：干掉官府。
经过多年的人生经历，性格得到锤炼、人格日渐成熟、技能已经完备，此时的黄兴，已经修炼成了一个革命者，开始向革命领导人的境界进发了。
而此时，他不过30岁，“而立”之年而已。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可能有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困惑：虽然目前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玩、不愁乐，但是，我的人生目的在哪里？我的未来在哪里？我曾经、现在、目前怀抱的一切想做的事、梦想、理想、那个更换过无数次的但是一直有的叫梦想的东西到底该如何实现？
人生的郁闷、矛盾、苦涩在这一刻达到极致：他明明是个人物，却天生一副熊样。更可怕的是，当你把这一番话告诉身边的人时，无论这个人是不是和你一样的心态，你得到的回复无疑只有两种：A.大家都这样；B.坚持，扛一扛就好啦。
黄兴此刻，心中没有忐忑，只有昂然：此生所为，乃千万人所想而不为之事。虽败，何耻之有？
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必然有足够的人格魅力，让一拨人围绕在自己周围，而不会感到有任何不适。他之所思所想，恰与你契合；你之未思未想，他已然明辨。
这第一拨人，乃是辛亥元老中之元老，共和元勋中之元勋。好比林冲、晁盖、吴用之于梁山，青史留名，是第一拨吃螃蟹的人——即使这些人的水平或许并不如后来并起的群雄，但因为早，即是胜利。此刻，他们或而登船，或而陆行，或而渡洋，或而出山，一群英雄豪杰，正在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赶来。
他们抱着或明或暗的目的，有着各自或喜或悲的故事，看尽世间或穷或达的多舛，此前或许没有联系，此后命运将互相交织，无法分离。当百年后后人面对他们彼此全然不同的人生履历时，会惊奇地发现，此时此刻，这些如此迥然的人紧紧相连。
“驱除鞑虏，复兴中华。”
第一位，叫刘揆一。
刘揆一，字霖生，湘潭县白石铺杨柳冲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春，刘揆一留学日本，与黄兴结识。后来回到长沙与黄兴等筹组华兴会，任副会长。1907年刘揆一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揆一从日本回国，与黄兴、宋教仁到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政府成立后，他任临时参议院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他是当时十名干事之一。后来，刘揆一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出任内阁的工商总长，就此脱离了同盟会。1949年后，他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
第二位，胡瑛。
胡瑛，字经武，湖南省桃源县上乡下白石村人。胡瑛生于小公务员家庭，小时候在长沙读书，黄兴曾经是他的老师。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胡瑛为山东都督，组织山东军政府。1912年3月25日，袁世凯免胡瑛都督职，烟台山东军政府解散。后来，袁世凯邀请胡瑛赴京为其幕僚。袁世凯谋求称帝时，胡瑛竟然参加主导称帝的筹安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死后，胡瑛隐居。
第三位，张继。
张继，7岁入私塾，16岁时其父亲张以南任保定莲池书院斋长，张继在书院学习。在书院他认识了一位日本汉学家中岛裁之，18岁时随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经济，在此期间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结识了章太炎、黄兴、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后，张继回国，参与改组国民党。民国成立后，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张继被选为交际部主任，负责党内联络、吸收党员。
关注中国近百年史的人会知道，张继是出了名的大脾气，动辄拳脚相加，真乃“混世革命狂”也。
第四位，叫章士钊。
1901年，章士钊入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学。后与黄兴共组华兴会。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北京袁世凯政府，也担任过广东军政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任保守刊物《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一生坚持用文言写作，反对白话文，还曾与胡适笔战，可是他没成功，否则今日诸位看到的都是文言了。
1920年，章士钊组织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成行的学生中有一位名为邓小平，未成行的学生中有一位名为毛泽东。后来，他在北洋政府任职。1949年9月，章被推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在人大、政协中章士钊屡屡出任重要职务。1973年5月，他特许乘专机到香港和家人团聚，有传说是身负毛泽东嘱托的重任——联系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不幸7月1日病逝于香港，享年92岁。
还有最重要的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宋教仁。
“宪政之父”宋教仁
孙中山贵为“国父”，而宋教仁则被尊为“民国宪政之父”。
然而英雄通常都是短命的，长命者往往晚节不保。有一句古诗，放在宋公身上，也同样适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个人如果少有想法，少有见地，少去观察世界，少去关注社会中的人和事，少去探究人心和事物变化的原因，那么他一定十分快乐。因为种种困惑、种种不解、种种怀疑，在他这里都不会发生。他并非不懂得珍惜，只是不知什么叫失去。而这样的人，也很容易和别人成为朋友——因为别人所说的一切对于他都十分新鲜，都值得他聆听却不会有反驳——谁不喜欢一个关注自己、聆听自己且毫无意见的朋友呢？
同时，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之中几乎所有人都与他一样持有这种生活态度。他绝不会感到苦闷、无助与无聊。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口吃肉，大口饮酒，即使遇到困苦也不过是暂时的，挺一挺就过去了。人生多么美好。他们的生活，一辈子都是幸福。
然而，这种人的对立面——那种心怀怜悯之心的人物，往往充满着悲情色彩。因为几乎全宇宙的悲惨与悲愤，都抑郁于一人心中，即便胸怀再大，也难容尽天下之戾气。而且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令人无语的是你很难再碰到一个像你一样的人——一个同样集世间种种不平于胸中的人。
所以伯牙会遇到钟子期作为知音，那些一般的乐师却可以把全天下懂些音乐的人都当知音。能不能遇到知音，不但取决于知音的境界，更关键的是你自己的境界。世上最复杂的是人心，因为没有两颗人心除了构造以外还有其他相同点。除非，有共同的境界。
黄兴遇到宋教仁，便是两个同样有境界的人的相逢。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逢。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一个书香之家。
宋教仁的一生，传奇，遗憾，二者并存。
后人在总结他的功绩时，往往慨叹命运无常——他死得太早，31岁；而且死得不明不白——至今都不知是谁谋划的刺杀。甚至有人大胆猜测，若宋公不死，中国在辛亥之后的道路将是欣欣向荣——民主体制架构的成功运行、国家实力的强盛繁荣、东亚雄狮提早几十年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是这样，历史课本中的辛亥革命绝不会是今天这样的评价——失败。
这些故事行文至此还没有发生。此时你只要知道，宋教仁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是一个和黄兴一样的实干家。
他6岁进入私塾读书，17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我们发现在那个年代，议论时政，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真的是一件很“潮”的事——如果你不参与，就OUT了。
1903年8月，黄兴到武昌。不久之后黄兴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番激烈演说，二人矢志不渝的友谊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英雄相见，总是惺惺相惜。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个是踌躇满志不知志同者在何方的人，一个是不知志同者在何方踌躇满志的人，在生活的碎片和碎片的生活中，既无法磨钝自己的棱角以适应世界，亦无法磨钝世界的棱角以适应自己，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愿终日惶惶。终于——或许是宋教仁聆听到了黄兴的演讲，或许是黄兴读到了宋教仁的文章——他们相遇了。
是的，这个长相与我迥异、身材与我不同、性格与我差异甚大、生活经历与我没有任何重合的人，便是另一个自己。
我相信曹操与刘备在煮酒论英雄时，在曹操追问了半天，刘备躲闪了半天，最后终于由曹操一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道破的那一刻，二人心中也会泛起一瞬间的共鸣和震惊。
此人，我之宿敌，却洞悉我之魂魄。
所谓惺惺相惜，是一种极为微妙和难得的赞叹。
据说人死之前，此生所有难忘的片段都会像放电影一样一一闪现。果真如此，那么这一瞬间的震惊，一定会出现在黄、宋二人各自的闪回之中。
黄兴与宋教仁，足以令人振奋的是，他们不是宿敌，而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相逢、将改变当时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一对组合。一对无敌组合。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已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一定是吃了饭的——中国人会面有此讲究，必是喝了酒的——大丈夫岂可无酒助兴，必是小心试探对方口风的——心中之志不是可以随意明说的，常言志者无长志。
最后终于有一刻，他们必是痛陈这万恶的肮脏的世道，再也不隐瞒心中的激愤，再加以酒精的麻醉和借口，丈夫此生不痛饮，粪土当年万户侯！或许他们号啕大哭，就算是壮志凌云，也禁不住多年的抑郁在这一刻迸发。
从此，一对黄金组合出现了。
从这一年宋、黄缔交开始，到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在这翻天覆地动荡不已的10年之中，宋、黄二人为了相同的革命目的，运用各自不同的才华和热血共同努力，堪称领导人中协作的典范，写就了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历史。
有信仰的人绝不会孤独——如果你暂时觉得无助、觉得孤独、觉得无人理解、无人帮助，请不要放弃。这世上永远不缺少孤独的人，只不过每一个孤独的人大概都在等待那另一个孤独的自己。
此刻，有另外一个身在异地的人，同样也是孤独的。
此人名叫，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