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分叉的地缘因素

过去把地理政治学作为伪科学批判，实际上恩格斯就指出过，在上古时代人与自然的脐带仍然没有割断，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条件，自然决定人的命运，而不是相反。人类社会越到后来自然的制约作用就越小，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越大，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动性就越大。《河殇》的问题不在于用地理因素解释中西差别，而在于用之解释现实。如果从源头上看，地缘因素对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发展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从政府体制上来说，古希腊多山、多岛屿、海洋环绕的地理环境为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为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城邦国家都是比较小的政治共同体，很难有一个城邦完全征服其他所有城邦的可能。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制度竞争的空间，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亚里士多德就是从150多个城邦的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开创了政治学的。国内最早分析这个问题的是顾准先生。与古希腊相反，东方中国是广阔的平原，很容易产生彼此的兼并和征服现象，因此王权在中国一开始就很强大。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比较制度的概念，也从来没询问过“财产从何而来？”“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会涉及王权。而没有这两个问题，整个政治学就无法产生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研究民主的政治学，也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政治学。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更是明确以这两个问题为前提，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回答的就是财产权的来源和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中国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有思考，除了上天和皇帝再也无法设想财产和权力的来源了。

地域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古希腊城邦在政治上是多元的，但是每个城邦在经济上却只能是单一的，许多城邦都只能生产单一产品。这就决定了城邦之间在经济上必须交换沟通，或进行海上贸易。海上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一是商业的发展，二是殖民地的发展。殖民地对古希腊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外出开辟殖民地的人每次过海都把血缘关系留在了国内，每到一块新大陆都要建立相互信任的契约关系。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做过著名的分析。漂洋过海同舟共济，技术是第一位的，谁会驾船谁就是领袖，在那种情况下血缘等级观念很难发展。就像美国殖民者在面对印第安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威胁时发展了契约关系一样。中国人几乎没有契约观念，更没有把契约关系政治化，从而也就谈不上出现系统的社会契约论。中国人重情理，不重契约，这在《白毛女》这样的艺术表演中也可以得到反映，人们都痛恨放债的黄世仁，而同情欠债的杨白劳。

另外，古希腊地理环境比较恶劣，人们必须在努力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能生存下来，这形成了冒险创新的精神，而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土地肥沃，人们只需适应自然就可以生活得较好，这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思进取的精神。这种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所产生的人的精神差异无疑对于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李大钊、梁启超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别时，也强调了这一点。

二〇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