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迂回接近一个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国家

梁文道

我是香港人，香港有十几万印尼女佣，做饭烧菜、洗衣抹地、照顾老人、带小孩上学下课，和我们一起挤在以狭小见称的高楼里面，或者有自己的房间，或者没有。这些印尼女子与我们如此亲密，成为众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我们晓得她们的故事吗？我们了解她们吗？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认识她们？如果需要，那种被需要的知识又是什么？

我在一个外佣中介中心的网页上找到了答案。它对印尼女佣“特性”的介绍是这样子的：

印佣与菲佣、泰佣的最大分别是印尼佣工的服从性平均来说较高。自18世纪以来，印尼人经历了荷兰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压抑统治。而自1945年独立后的苏加诺亲王及1967年接管至1998年的苏哈托将军，实施的亦是绝对服从的严厉管治，人民习惯了服从政策，服从政府、上司、长辈的安排；其次，在语言方面，印佣的英语会话平均来说不及菲佣，但学习广东话的速度比菲佣为快。

换句话讲，印尼经历过的殖民统治和军事独裁政权是项“好处”，因此它的女佣比较懂得服从。这大概算是政治和社会史的分析。那么再看看她们宗教信仰上的特点：

印尼人大多为穆斯林，有朝拜和守斋的习惯，对香港的雇主来说初时可能有点陌生，但习惯了就没有什么出奇。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部分印佣是拒绝接触或进食猪肉的，有些外佣来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会抗拒；一些改变不了以往习惯的印佣，雇主则要迁就一下了。

不过比起以天主教徒为主的菲佣，印佣还是有点好处的：“因为印佣并不需要在星期天上教堂，也没有那么多‘亲友’需要聚会，在假期安排方面较有弹性，特别适合一些需要轮班或在星期天工作的雇主。”

在把印尼看作是个家庭佣工的出口大国之外，我也试过其他进入印尼的方式，比如说它跟所有华人的关系。我有许多朋友是一般中国人口中的印尼“华侨”，他们应该会比较了解印尼吧。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发现他们对印尼的认知也很难避免一种华人的局限。他们可能会让我知道更多当地华人聚居地的历史、华人社群内部复杂的情形、华人与东南亚和大陆等其他地方的往来；也可能会使我明白传统华人对印尼其他族群的态度。当然，他们必然还会提到历次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屠杀的惨酷，以及制度上的歧视……

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认识总是脱不开我们和它的实际关系。所以无论是把印尼当成女佣生产大国，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情感上爱憎交缠的定居地，都是无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最起码这还叫做有关系。在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北方的中国人那里，我要大胆地说，印尼几乎就像是个不存在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近世以来一套独特的世界观，使得我们虽然明知自己身在亚洲，但却从未拥有过一个比较整全的亚洲视野。回顾20世纪中叶以前诸多学者和思想家的论述，但凡要谈世界大势，多半得从“中西”这个奇怪的范畴说起，仿佛全世界除了所谓的“西方”之外，就只有一个中国似的，顶多偶尔加上印度，凑成一个“中、西、印三大古文明”比对的思想格局。至于日本，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一个从中国好学生变成中国老对手，但在文明“代表性”上终究不如中国的复杂故事。

最近十几年，中国冒起，照道理讲是应该更有世界观了。然而奇怪的是，不少人恰恰因为自觉中国是个“大国”，所以反而更加集中地注意“大国关系”，说白了其实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此外一切其他国家，我们看的则是它们和中国的友好程度，看它们算不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说真的，它们友好与否都不太重要，反正从中国的体量去看，那全是些小国罢了。

印尼是个小国吗？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国际影响和世界排名，若是从这种角度评估，印尼的确不大。伊丽莎白·皮萨尼（Elizabeth Pisani）在她这本广受好评的《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里头，就特地说到了这点：

印尼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显然并不突出，例如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选手之中，仅二十二位来自印尼；换句话说，每一千万印尼人当中，只有不到一人参加奥运竞赛。虽然曾任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印尼军队一度广受欢迎，但跻身国际组织高层的印尼人屈指可数，成为这类组织领导者的印尼人更是付之阙如，也没有任何印尼人得过诺贝尔奖。

在她笔下，印尼人好像根本不曾努力提升国家地位。

尽管香港和全世界都有不少印佣，可是她们的数量在这个人口约两亿六千五百万的国家里面，不过是沧海一粟。大部分印尼青年是没想过出国，对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有太大兴趣的。原因很简单：印尼就已经够大了。“何必要出国？他们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岛，即可摆脱地域和宗亲束缚，还能学习新舞技，尝试新食物，而不须接触没学过的外语、不熟悉的货币、缺乏人情味的警察”。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又拥有两千多万名基督徒。印尼有官方语言Bahasa Indonesia，但绝大部分人都以几千种方言的其中一种为母语。这个国家横跨三个时区，由一万七千多座岛屿构成。它简直不是一个国家，更像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然而，必须小心上面这段描述。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被一句话简单概括，任何关于一个国家“国民性”的总结也都不可能轻易立足。因为国家在这里就像一只漏洞百出的破碗，总是无法把它所盛载的液体模塑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形状。

我一直听说印尼不只拥有全球最大的穆斯林人口，而且更是举世最为开放的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在十几年前的“9·11事件”之后，许多西方媒体就一直把它描绘成一个“好穆斯林”的代表，以对照阿富汗与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落后”和“保守”。我一些在当地工作过的朋友也凭亲身经验见证，说它比起不断在信仰上阿拉伯化的邻国马来西亚好上太多，很多年前甚至能够容许印尼文版的《花花公子》存在。如果真是这样，又该怎样理解去年发生在时任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身上的“亵渎古兰经”事件呢？那些挤满大街，愤怒挥拳叫喊，甚至声称钟万学该下地狱的虔诚信徒，不也是百分百的印尼人吗？

从前夸赞印尼穆斯林不激进的媒体，这时给出了最新消息，说印尼穆斯林这几年原来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像正统的逊尼派信徒，也变得越来越排外（宗教和族裔身份在东南亚常被混揉在一起，比如说华人一般不信伊斯兰教，于是对穆斯林而言，华人就必定是异教徒，必定是外人了）。如此看来，印尼就和过去常常也被人拿来和它放在一起嘉奖的土耳其一样，现在真是在开“现代化”的倒车了。

不过，伊丽莎白·皮萨尼这本书却让我发现在“印尼到底还是不是个好伊斯兰国家”这个问题上，原来还可以有另一种答案。没错，比起十几二十年前，她观察到，街上戴头巾的女子数目多了不少，而且“《古兰经》朗诵比赛和英国曼联足球队在印尼一样受欢迎”，一些传统的爪哇式三层屋顶清真寺也渐渐被阿拉伯风的圆顶与尖塔所取代。更加叫人震撼的，是有那么多的电视布道节目，就跟美国的基督教电视台一样，大受信徒欢迎，乃至于伊斯兰教义节目成了一项庞大产业。成功的布道节目主持人则是万人追随着迷的明星，他们的讲道，总是叫信众又哭又笑，手舞足蹈。但这究竟是伊斯兰的凯旋？还是美式资本主义的胜利呢？伊丽莎白·皮萨尼说：

有些电视台为了物色新面孔而频频推出选秀节目，去年某节目的优胜者竟是一名八岁小女生，而且在整个斋月期间排满布道活动。欧文斯比（Craig Owensby）是一名改信伊斯兰教，来自得州的美国人，曾经在法威尔（Jerry Falwell）主持的教会担任牧师，后来与阿金（印尼一位电视讲经明星）及其他备受观众仰慕的电视布道者合作，并且以每日简短讲述《可兰经》和用手机短信传播宗教信息的方式在印尼致富。

也和美国的明星级牧师一样，捐钱给教会往往是所有布道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以这些印尼布道人是真会致富的。

那么印尼的伊斯兰政团是不是激进化了呢？好像是的。比如说一个叫做“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 FPI）的组织，正是去年信众集会抗议钟万学省长的旗手。他们平常会以真主的名义突袭领了牌照的酒吧，肆意破坏里头的陈设装修，但却很少受到警察干预。他们抨击女神卡卡的演唱会，说她是头雌性怪兽，将会把印尼的大好青年变成同性恋者。伊丽莎白·皮萨尼就在她朋友艾丽丝经营的一间同志夜店遭遇过他们：

当一群穿着低腰三角裤，眼睛贴着假睫毛的跨性人舞者在店里踱来踱去，等着上场表演歌舞秀，突然有个工作人员宣布：“他们来了。”艾丽丝连忙拉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片刻之后，一名留着大胡子，穿着白长袍的年轻人出现了，艾丽丝迅速交出信封，他只点了个头就闪人。“天哪，他简直跟那些穿着皮衣跑来勒索你的自由民一样坏。”我笑着说。“你说一样坏是什么意思？他就是穿皮衣的自由民，这是他们的新装扮。”

所谓“自由民”，其实是一群流氓混混，乃荷兰殖民时代以来就有的一项悠久传统。他们是帮派分子，但当权者不只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会花钱聘请他们，去干一些国家机器不愿自己出面，和懒得去干的坏事。直到2012年，当时的印尼副总统还在公开集会上宣称政府需要“自由民”来完成任务。

“自由民”开始“伊斯兰化”，则是1998年“捍卫伊斯兰阵线”成立之后的事。彼时警方付钱给这个新兴政团，要他们使用暴力对付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军方也请过他们攻击调查军人施虐案件的人权委员会办公室。这种体制交办的维穏业务经营得多了，就算它创办的原意特别纯正，也难免会招来更多“自由民”的皈依报效，逐步将它化为一个披着白色宗教外袍的帮派。果然，在政客一时用不上他们的时候，“捍卫伊斯兰阵线”就自己创收，用“维护公共道德”的名义，破坏不交保护费的酒吧与妓院。基本上和黑社会完全一样，唯一的分别只在他们比一般黑帮师出有名，干同类的勾当居然还能顶上一圈道德光环。难怪伊丽莎白·皮萨尼慨叹：

我从“捍卫伊斯兰阵线”和类似的组织身上，看不出印尼伊斯兰教被阿拉伯化的迹象，反倒觉得正统伊斯兰教被印尼化了。他们取代既有的自由民身份，为喊价最高的人出卖其神圣使命，非常符合印尼作风。

这里的“印尼作风”四个字，不是一般的印象描述，而是具体历史脉络的总结。早在苏哈托（Suharto）时代，一些半点也不宗教化的政客就已经把不少伊斯兰法规和教条改成正式法案，目的只在拉拢乡间教士的支持，叫他们去说服选民支持自己当选。这种政治权力与宗教之间的交易其来有自，如今只是扩大到金钱和流氓身上而已。每逢选举，这类神圣同盟就会发生作用，台上是著名教士公开违法替人助选，说不投票给某某人是违抗真主旨意；台下则是收了钱的“信徒”群情汹涌，立誓为真主而战。我们要是在新闻片段看到这等场面，不知就里，自然得说“印尼真是变得更加伊斯兰化了”。

事实上，印尼很有可能不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地“伊斯兰”，它仍然保留了许多极不伊斯兰的地方信仰。很会说故事的伊丽莎白·皮萨尼在全书一开头就讲了一个先声夺人的小故事：

“小姐，进来见见我奶奶吧！”在印尼共和国东南方默默无闻的松巴岛上，一位笑容灿烂的小伙子迎我入门。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约，当时天气热得像火炉上的煎锅，四处灰尘弥漫，我步履蹒跚走在一条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里想着：有何不可？说不定他奶奶会讲几个故事给我听，陪她喝一两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进了那间竹子搭成的房子，坐在除了一幅挂在墙上的耶稣画像之外就什么都没有的阴暗厅堂里头，皮萨尼并没有看见什么老奶奶，只见一把竹椅上搁了一个像是装着脏衣服的大布袋。莫非此中有诈？

“等一下！”小伙子摸了摸那个洗衣袋，然后顺手解开袋口，拉掉覆盖在顶端的布巾，老奶奶终于现身，她昨天刚刚辞世，依当地习俗，四日后才会发丧，中间这段时间，每天须接见前来吊唁的客人，小伙子替归天的奶奶道了声“幸会”，我们就坐下来喝茶。

“印尼总是充满这类令人跌破眼镜的奇事”。皮萨尼必须用这样子的办法来吸引读者，否则大部分她所设定的英语读者（乃至于我们华人读者）恐怕是很难对印尼这样一个偏远东南亚国家感兴趣的，除非那是一位想要了解印尼是否真如人家所说的那样充满机会的投资者。

对于试图寻找下一个中国或是印度的投资者而言，这本书是很有用的。还记得很多年前，连我也相信了媒体报道和“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之类的机构，以为印尼人口红利惊人，天然资源丰富，“到了2030年，约有50%人口可望成为消费阶层”之类的预言。但是几年下来，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在经济上却始终表现反复，不像原来预想的那样一飞冲天。为什么？皮萨尼在这本关于印尼列岛的寻访游记当中给出了不少答案，例如横行无忌的贪污（“印尼公务员所有的额外收入，都是长官赐予的礼物。换言之，政府部门犹若一个庞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谋其利的利益输送金字塔”），基础建设的欠缺（虽然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不过它在港口运输设施上甚至还比不上有交通管道直达海港的内陆国瑞士）。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观念。大部分印尼人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但他们并不着急，工作挣够了餬口的数便好，悠闲度日，倘有余钱也都拿去消费，而非储蓄。所以“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全然不事生产，五名成年人当中有四个人没有银行账户，银行却不断借钱给民众买东西，而非让他们拿去创业”。

这就可以说回华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分别乃至于冲突了。我从小就听说我们中国人遍布天下，无论走到哪里都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然后“为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故事。后来我亲身旅游各地华埠，又在不少人处听到华人对所住地方居民的典型投诉：“他们本地人真是太懒，好吃懒做。”真的，从东南亚一直到南欧，从印尼一直到西班牙，仿佛在华人移民眼中，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是不懒的。但是那些当地人又怎么看这些华人呢？皮萨尼认识的一位印尼商人说：“我替华人工作很多年以后，看到也学到了他们的优点，尤其是努力打拼。”但是这位商人也说：“他们做每件事只为了钱、钱、钱，从早到晚只想到钱、钱、钱，过着吃饭、赚钱、睡觉、赚钱、翘辫子的生活，我不明白这种日子究竟有什么意思？”没错，根据我极有限的经验，似乎只要有一个华人投诉移住地的原居民太懒，就会有一个原居民投诉华人太贪。“贪”这个字倒是我们中国人自我描述词组当中很少用到的字眼。

但贪婪就和懒惰一样，是种太过简单的典型偏见。皮萨尼这本书不是为了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这类偏见，恰恰相反，她想要做的是破除偏见。所以她不只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困窘的印尼华人，也让我们看见了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面前努力求存的各种印尼原居民。这种态度，乃是一个好记者的本分。皮萨尼做过十几年路透社记者，在牛津学习过古代汉语的她也替《经济学人》和《亚洲时报》供稿。但她时间花得最多的地方始终是印尼，所以她能讲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语。就和许多驻外记者一样，她也要替她心仪的国家写一本书，好使更多人认识这片只在片段新闻里听闻过的土地（或说海洋）。于是在转行从事公共健康顾问（她还拥有传染病学的博士学位）多年之后，她回到印尼，用一年多的时间骑摩托车和搭那总是延误的渡船（最多可以迟到一个星期），走了印尼三十三个省份当中的二十六个[1]，试图逐步拼起一幅看起来永远拼不成的地图。

地图，这确实是个问题。对大部分人而言，想要认识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一张地图开始。在地图上理解它和地表上其他地区的关系，发现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甚至用很形象化的比喻去把握其国土的轮廓。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台湾上学，当局就总是以一张现实上早就过时、可意识形态上寸土不让的“中华民国全图”教导我们，“中国就像一叶漂亮的秋海棠”（那时我们一群孩子幼稚，并不晓得蒙古早已是一个独立国家，去掉它之后，中国其实更像一只公鸡）。至于印尼，它在地图上的形状还真像皮萨尼本书中文版副标题所说的，是一串散落在海上的珠链，不太好一下子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像。

原来对于印尼国民甚至政府机关来说，要在地图上弄清楚自己的国家也不太容易：

印尼涉及环境管理的国家法律、条约和政令多达五十二种，其中不乏彼此矛盾者。更糟的是，负责掌管森林的两个政府部门──环境部和森林部──竟使用不同的地图。2010年，印尼总统曾推动统一绘图计划，但毫无进展。两部门虽一致赞同印尼有必要完成统一的国土利用分布图，但在讨论应该根据何方资料绘图时却无法达成协议。一幅地图上出现了约400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另一张地图则未纳入这片丛林。换句话说，某个部门“漏掉了”一块面积大于日本领土的雨林。

看到这里，熟悉现代社会科学的读者自然会想起去年过世的人类学宗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把现代民族国家定义为一个想象出来的社群，而地图正是实现这种想象的重要工具之一，印尼则是他建构其整套论说的田野资料来源。如此看来，是否表示印尼这个国家的想象工程尚未完成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去世不久之后，我曾在一个读书节目里头介绍他的经典《想象的共同体》。这并不是一本易读的书，更不能在三言两语之间解释得清清楚楚，尤其我才疏学浅，结果自然不佳。

果然，有些观众看完之后反应很大，立刻猜想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用心，故意用“西方人那一套来解构我们的华夏”，居然把现代民族国家形容成一种“用想象力虚构出来的东西”。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下的这一个定义非常有影响力，乃至于今日大家开始把任何大大小小的社群都看成是想象的产物。

但民族国家真是人类大脑想象出来的一种存在吗？这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一看见国旗飘扬就要激动落泪，有人甚至做好了要为民族随时献出生命的准备，如此牵动情绪的东西怎么能是想出来的呢？但是冷静下来，再思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民族国家这么宏伟，这么亲爱的东西，还真是摸不到，闻不着，肉眼不可得见。至少我们从来不会在路边等车的时候说一句：“你看，国家刚刚从我们身边经过。”所谓“想象”，最基础而又最粗浅的理解，无非就是这种非物质存在的属性而已。更重要的是，长年支持第三世界反殖式民族主义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来就没把“想象”等同过“虚构”；不，想象绝对不是虚构，想象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过程。说一个国家是“想象出来的”，和说它是“虚构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自从该书出版，国际汉学界和华人学者的真正争论重点并非中国是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没什么好争的），而是中国的群体自我意识是否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立。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一种集体的自我想象和认同，很可能老早就有（比如说宋代），但是直到现代，它才加入了全球民族主义的浪潮，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从一个“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王朝，变成了一个立于世界诸国之林当中的一个主权国家。换句话说，大家更关心的，其实是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想象出来的。

如果说中国的情况太过特殊，不易套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那么印尼就正好反过来，是《想象的共同体》论述最完美的示范。首先，就像伊丽莎白·皮萨尼在这本书里所说的，这是个广土众民、极端多元异质的一个国度：

印尼国土环绕赤道，跨距相当于从伦敦到伊朗首都德黑兰，或者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东岸的华盛顿特区那么长。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亚齐省，住着笃信伊斯兰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马来族，并骄傲地给自己的居住地冠上“麦加走廊”之名。坐落在亚齐省东南方，与之相距约2500公里的省份是巴布亚，占据了新几内亚岛西半边大部分地区，居民皮肤黝黑。我初访当地时，发现许多原住民一丝不挂，男性仅以葫芦遮掩生殖器，但他们却发展出某些复杂的农耕技术。

你叫这些语言、宗教、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同，并且可能直至老死都不互相往来甚至不知对方存在的人，该如何去把彼此都纳入到“印尼”这个标签之下呢？他们有任何一样的共通的地方吗？

有的，那就是他们全都曾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就和大部分脱胎自殖民地的亚非新兴民族国家一样，印尼的疆域恰恰就是前殖民地管辖区划的一个范围。我们不妨大胆地讲，要是没有当年荷兰人，这个国家很有可能不会存在。

所以印尼就和一些同样在战后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似的，在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不稳定的集体认同过程。比如说现代印尼的“国父”苏加诺（Sukarno），终其一生，他其实都是个“大印尼”（Indonesia Raya）主义的信徒，认为现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尼和东帝汶这几个地方应该共建一个“大印尼”。这套现在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主张，不仅是他个人民族意识过度膨胀的狂想，而且还是当年很多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构思，甚至得到些菲律宾人的支持。直到今天，我还认识一些当地左倾华人知识分子信仰这种理念。更加奇诡的，是一部分战时真心信仰“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士兵，他们在日本战败之后不肯撤离，或者留在马来半岛加入马共，或者参与印尼独立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协助“亚洲人脱离殖民统治”，建设一个伟大光荣的“大印尼”。

由于印尼太大太复杂，又由于连对该建设一个怎么样和它的面积到底该有多大的共同体都没有共识，难怪全文寥寥数语的印尼独立宣言会在“我们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独立，将尽快完成权力转移”之后，带点无厘头地补上了一句“以及其他事宜”。这个“其他事宜”，自然就包括了国家的建设，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想象。

推翻苏加诺之后，军事强人苏哈托上台，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铁腕镇压不认为自己算是印尼人的任何地方分离主义，同时向全国列岛强行输出爪哇岛的一切，例如它的语言、文化和人口。几十年间，政府不只由爪哇迁出了大批跨区移民，还把爪哇蜡染等地方文化特色推广成了全国统一象征。但他成功了吗？伊丽莎白·皮萨尼在2000年之后造访以人人带着一把大刀上街，曾经发生不少流血暴力事件的松巴岛，她特地在市区寻找一张全国地图，结果仅能找到一张放大得非常细致的岛上分区图，却硬是寻不着一张印尼全图。于是她只好慨叹：“在松巴岛，国家不存在。”

《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可说是一个外国人对印尼独立几十年后在建国等“其他事宜”上的表现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书里，固然有像亚齐人这样逐步放弃独立，于后苏哈托时代民主分权的大势当中找到和平统一新定位的可喜情况。但却还有更多让人忧心印尼会不会渐渐走向分裂的迹象。例如各个地方政府在分享到更大权力之后，开始自作主张、互相争权夺利的情况。但是伊丽莎白·皮萨尼依然乐观，因为“将全国牢牢系在一起的几条线不会轻易被拆散”。其中一条就是庞大的官僚体系，那个经常被外人诟病，贪腐不堪的利益网络。她说：

印尼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私人义务与公共义务往往交缠在一起，集体合作也和利益输送、营私舞弊产生牵连。虽然许多国际观察家谴责印尼因为贪污而付出高昂代价，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利益输送促使印尼将破碎的岛屿和不同的族群结合成完整的国家，是国家统一过程中必须投入的代价。

所以印尼确实是“想象共同体”的好样本，因为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统一得起来的国家。然而，通过一连串将会产生实质效用的政治过程，这一万三千多座岛屿上的居民却可以把大家都想象成彼此利益攸关的印尼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读者要是看到伊丽莎白·皮萨尼这个判断，想必会记起《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关于殖民地官僚迁升的那段有名段落。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共事于一座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当中，不断升降，不断迁移，最终可能会走到雅加达。在这个体系里边，他们既认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僚，又对整个体系所覆盖的国土产生了具体的感知，同时还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这些贯通各地，掌控全国命脉的官僚而言，那种关系就是印尼。所以印尼，当然是存在的。

注释：

[1]作者于2011年底开始重游印尼，当时印尼有三十三个省份（包括特别行政区），本书地图和所提及之行政区划亦以作者当时的记录为依据。印尼政府于2012年10月25 日批准设立北加里曼丹省，因此现在共有三十四个省。——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