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可思议的国度

当好大喜功的民族党（Indonesian National Party）领袖苏加诺（Sukarno）宣布印尼独立后，他解放的不是个具有完整实体的国家，而是仅凭想象统一了表面上拥有共同历史和少许共通文化的一大片破碎岛屿。草草拟就的独立宣言只提到“将尽快处理其他事宜”，而且是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骤然投降两天后仓促公布的。日本曾在1942年侵略荷属东印度[1]，陆续将荷兰殖民者赶出印尼群岛。印尼民族党本以为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因为他们极不信任白种人，谁叫荷兰人用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统治了印尼三百五十年呢，可是后来才发现，日本鬼子跟荷兰人一样可恶，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苏加诺及其党羽匆匆宣布独立的用意，就是想让印尼诸岛脱离任何贪婪外来者的魔掌。

“日本鬼子饶不得啊。”此言出自东印尼一位渔夫母亲的嘴里。

2012年年初，我曾在渔夫家过夜。这位母亲的脸庞已变得像蜜饯一样皱巴巴，但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胚子，她说：“他们实在太——残忍了，只想强奸没出嫁的姑娘。”

这是我询问她年纪时所引起的话题，但她摸不清自己究竟几岁了，只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她已成年。我问她那时的生活怎么样，这位老妇人摇了摇头，然后动作僵硬地使尽力气站起来解释：“他们命令一伙男人挖了个坑，然后叫两个男的在坑边站好，还给他们的眼睛围上一块白布，接着就从后面喀、喀两下。”

她一边回忆七十年前亲眼目睹的场面，一边目光炯炯地比划着蒙眼动作，并举起一只干瘪的手朝自己的脖子后面砍了两下，然后摇摇晃晃坐回椅子上说：“他们的脑袋滚到了坑里面，其中一具尸体还挂在坑边，直到有个日本兵推它一把才掉进去。”

数十年后，某日本公司在她家附近开了个珍珠养殖场，一批来自东京的主管想了解一点地方特色，于是参加当地的导览。“那时我就坐在市场里卖鱼，还用日语招呼他们，跟他们讨价还价，他们都吓了一跳，没料到我这卖鱼的老太婆居然会讲日语，后来他们把我的鱼统统买走了，”她笑着说，“我让他们付了四倍价钱哦。”

欧洲人比日本人捷足先登的主因是，他们在印尼各地市场发现了香料和其他财富；现今的印尼正是因为这些贪婪的荷兰商人才团结起来。欧洲人尚未登陆之前的几个世纪，阿拉伯和亚洲贸易商已和印尼群岛各封建领地做过生意，他们在海风协助下远渡重洋来到印尼，人类史上大部分的远程贸易也是由海风带动。每年的某段时间，赤道附近的信风[2]会改变风向，在中国和印度（为当时两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海面上，为两国商船提供一条便于通行的运输航道。12月至来年3月，来自中国的东北风袭向南方。自6月到9月，海上的东南风又迅速朝北吹至印度。因此，举凡想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运送丝绸、棉布、瓷器、铁器、茶叶和银器的商人，不是得翻越喜马拉雅山，就是得通过现在的印尼领海。

在风向不定的过渡期，印尼群岛的贸易活动往往陷入停顿，外来贸易商就利用这几个月，停留在某些热闹的港口装卸货物、整修船只、补给食物，甚至跟当地女子通婚，顺便为下一批生意取得货源。肉豆蔻粉和晒干的丁香花苞来自东方的乌鲁古群岛（Maluku），西端的亚齐区和苏门答腊的苏丹国可供应胡椒，地方领主争相吸引商人和船长们前来自己的封地，有的港口是供应贩卖胡椒的最佳渠道，有的商港以提供安全仓储名闻遐迩，有的港埠收费低廉，贸易商也比较不易遭人抢劫。据说马可·波罗在1290年左右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途中，曾通过印尼海域，他如此形容爪哇港口的繁忙盛况：“此地迭有船舶往来，屡见买卖货物、获利丰厚之商贾，岛上珍奇繁多，不及备载。”

如果你随便挑个印尼现代贸易城的市场逛一逛，说不定会发现那里的景象和气息，非常接近马可·波罗在七百多年前所描述的见闻。你会看到一堆歪七扭八的摊子紧挨着彼此，每个摊子皆以老旧的包装箱、废弃的家具、没人要的木板条、上届的竞选旗帜任意拼凑而成，没有人在乎摊贩的外观，摆在桌上的货色才重要。某个摊位将一大摞红辣椒堆放在一块白色粗麻布上，看起来像座火山似的。隔壁的摊位摆着几个如同魔术方块的木箱，第一箱塞满肉豆蔻粉，第二箱装满胡椒粒，第三箱是干燥丁香花苞，另外二十二个排排站的箱子，则是盛满姜黄、老姜、南姜、香菜子，还有各式各样你瞧不出是什么但用舌头一尝就能辨识的香料。你还会看到一堆被草绳绑住脚的螃蟹，在一块石板上吐泡沫。市场角落伫立一间老杂货铺，店里一根柱子上挂着一顶顶可供辛勤耕作的稻农遮阳之用的棕榈叶斗笠，店内还摆着一根根竹扫帚和椰纤扫把、一个个可放在小火炉上炖汤用的平底大肚陶锅。

如今全国市场也出现大量专利药品贩卖者，他们拿着时新道具四处兜售商品。我参观某个市场时，瞧见一群观众正聚精会神地聆听一名江湖郎中透过吵死人的迪斯科音响，努力推销某种可治百病的药草，身旁摆着一具面向观众的人头模型，人头从中一分为二，半边是俊秀的年轻脸蛋，另半边露出面部的肌腱和突起的眼球。不远处有位妇人沉默不语地坐在几片看来像泥巴、上头布满窟窿、中间穿着绳子的圆饼上，我猜那是某种植物的块茎，但其实是泥巴筑成的蚁窝。她向我打包票，只要切下一块上等蚁窝熬煮成汁，即可用来治糖尿病和高血压。妇人隔壁有位长了一对招风耳、留着两撇八字胡的老翁，把摊位分成两半：一半卖的是装在可乐瓶里、看起来黏糊糊的黑药水，他又是干咳又是吐痰地向我解释，这叫“山王水”，能治肺癌，是以某种长在火山上的植物根部提炼而成；摊位的另一半摆着几小堆烟草，还有用来卷烟草的干叶子。

市场里的商人一律用“国语”而非“方言”与我和其他可能乐于掏腰包的顾客交谈。他们彼此通用的语言，其实是贸易商使用了数千年的一种马来语。很久很久以前，一波又一波的外国商人，纷纷乘着商船从印尼群岛之间的几道海峡，通过操着各种方言的岛屿社区。波斯人在7世纪统治过印尼，尔后阿拉伯人取而代之，继而又有来自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以及东部柯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人上岸，中国人则在12世纪开始大量出现，这些外来者的共通点是热衷于贸易。后来拥有各种肤色、出自各类族群的诸岛居民，在为一篮篮珠母贝、一捆捆檀香木、一笼笼天堂鸟、一袋袋胡椒粒以及一堆堆软绵绵的海参讨价还价时，一律说马来语，就跟现在一样。尽管各岛居民私下交谈时，还是习惯采用数百种土语，但几乎人人都会说印尼话，给观光客带来一大便利。印尼话是公众场合的语言，来自不同背景、聚集在大城里的印尼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说印尼话。

商业影响了印尼群岛的宗教和语言。自7世纪以降，与印度商人同行的学者，将印度教和佛教传入苏门答腊南边的室利佛逝[3]王国——日后成为当地原住民建立的第一个海上商业帝国，统治者靠贸易累积庞大财富，足以建立军队，征服邻岛，将佛教渡海传播至爪哇，招纳远在今日泰国和柬埔寨南边的封臣国。金碧辉煌的庙宇开始在爪哇中部平原和丘陵勃然兴起，世上最大的佛寺“婆罗浮屠”[4]于9世纪在爪哇落成。另一个崇拜印度教的王朝也不甘示弱，建立了令人惊艳的“巴兰班南”寺庙群[5]。

下一波商人是穆斯林，分别来自南亚、华南和中东。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如商业润滑剂（商人可一起用餐祷告，顺便谈生意），印尼诸岛的贸易商遂成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群人。爪哇的王公贵族们逐渐扬弃梵文姓名，开始采用苏丹称号。到了16世纪初，爪哇岛的统治者几乎悉数改信伊斯兰教，唯独崇奉印度教的巴厘岛仍保留印度式宫闱和种姓制度。

印尼群岛拥有许多不同的封建领地，各地居民从不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领土完整的大国。然而，由于商人频繁往返于各岛，世居岛上的小老百姓变得乐意包容和接纳彼此的差异，养成一种几近调情的好客态度，这些岛屿也成为诱惑外来者探险的地方。

不过，这么开放也有缺点，导致印尼成为欧洲人的俎上肉，也改变了彼此的经商手法。

君士坦丁堡于15世纪中叶遭土耳其人攻陷后，欧洲的基督徒商人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向亚洲的穆斯林商人采办货物。当时，香料是欧洲富裕家庭食品柜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香料可防止肉类腐败及掩盖臭味。欧洲人若想继续拥有供应无缺的胡椒、丁香、肉豆蔻，势必得直接远赴种植这些香料的岛屿搜寻货源。1497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着非洲南端航行，并发现通往东方的海路后，这个心愿终于可望实现。葡萄牙人迅速找到正确航道，可直奔盛产宝贵香料的马鲁古群岛（昔称摩鹿加群岛或香料群岛），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遍植丁香的火山岛特尔纳特（Ternate）。该岛蜿蜒崎岖的海岸边，坐落着一个热闹非凡的城市，城中尚保留两座葡萄牙碉堡和一座苏丹宫遗址。如今，较大的那座碉堡一部分是军营，一部分为政府办公处。有些军眷将洗净的衣物披挂在碉堡内的旧大炮上晾晒，几辆挂有红色公家牌照的休旅车载着身穿制服的公务员通过一道凯旋门前往破旧的办公室。至于那座苏丹宫，则是风华尽失地站在市立足球场后方的小土丘上，像是一栋突兀的乡下木屋。

那座王宫曾经富丽堂皇。1579年，英国探险家德雷克（Francis Drake）临时起意登陆特尔纳特岛，作为环球航行的最后一站，并写下参观苏丹宫的感想。这位海盗出身的航海家什么金银财宝没见过呢，但依然对当地的苏丹腰缠金布、脚踏红鞋、手戴硕大金链和六枚戒指（镶有两颗钻石、两颗绿松石、一颗红宝石和一颗翡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端坐于王位，右侧立一面宝扇（其上密布刺绣，满缀蓝宝石），宫中闷热至极，扇叶以凉风送爽，为国王舒心。[6]

在德瑞克那个年代，苏丹王座早已不再安稳舒适。葡萄牙人打着自由贸易的口号，用大炮给苏丹宫轰出了好多窟窿，他们并非只要一些香料，而想全部搬走。葡萄牙人以为贸易是一场零和游戏，只要某方败阵，则他方必胜，但事后证明，那些洋人不太擅长玩这种游戏。

根据德瑞克的记载：“葡萄牙人……欲立专制政府以号令地方百姓……残杀国王。”他们的计划引火自焚；特尔纳特老百姓群起反抗，赶走了葡萄牙人。于是其他欧洲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接踵而至，竞相在马鲁古群岛采购香料卖到欧洲，导致产地价格上涨，欧洲利润下跌，令远洋贸易商大感不悦。1602年，荷兰商人决定采取行动，联合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全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初期投资者达一千八百人。公司成立后大肆宣传，带动了世界最早的股市交易；第一艘商船尚未起航，初期投资者便哄抬价格，出售手中股票。十七位董事承受巨大压力，必须为股票持有人创造利润。他们提高获利的第一步是：垄断香料市场，剔除来自其他欧洲人的竞争，实行策略则是：贿赂＋笼络＋暴力。

17世纪的马鲁古群岛一如今日，北部的许多人家每逢采收季节，就把丁香树上一簇簇的粉红花苞打下来，孩子们将摘下的花苞铺在棕榈叶编成的圆盘上，大人们再把盘子抬到椰子叶搭盖的屋顶上晾干。那些花苞经过连日的风吹日晒，变得皱皱、黑黑、弯弯的，欧洲人会把它们放在圣诞节喝的热葡萄酒里添加香气。7月是晒丁香花苞的季节，如果这个时节你在马鲁古群岛的某个小岛附近航行，恰巧海上飘来一阵风，那么你可能还没见着陆地，就闻到圣诞节气息了。

东印度公司打算买下每一朵丁香花苞，没想到事与愿违——马鲁古群岛北部几乎家家种丁香树，他们宁可把花苞卖给穆斯林商人，也不愿交到这些浑身是毛的白种异教徒手上。后来东印度公司十七位董事想了个馊主意：砍倒马鲁古群岛所有的丁香树，只保留安汶岛（Ambon）上的植株。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于是付给当地苏丹一大笔钱，开启了长达三百多年贿赂和笼络地方领主的传统。

肉豆蔻市场较易垄断，因为当时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生长这种香料：班达群岛（Banda）。这些蕞尔小岛与世隔绝、地处深海之上，大多数地图几乎看不见它们坐落于何方。荷兰人的笼络策略对它们起不了作用，因为这些小岛拥有坚不可摧的村落式民主传统，荷兰人在当地根本找不到可以行贿或恐吓的苏丹、国王、中央政权。班达岛居民与荷兰人签下贸易协议后，却把肉豆蔻卖给英国人。1609年，东印度公司派军到当地兴建一座碉堡，竟遭岛民伏击，牺牲了一位海军上将和三十三名部下。十二年后，荷兰人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报复行动。

2012年元旦我在班达岛四处闲晃时，发现东印度公司迄今仍阴魂不散。例如，当地某间教堂走道两旁尽是该公司为历任总督立下的墓碑，一座废弃花园前面两扇厚重的锻造铁门上刻有该公司标志VOC[7]，这标志不仅被嵌入路石、围墙和大炮中，还被用来装饰散布于该岛的几座碉堡拱门。其中气势最雄伟的贝尔基卡碉堡威风凛凛地俯瞰港口，俨然在警告驶近的船只：别给荷兰人惹麻烦。去过班达岛的观光客，恐怕会认为东印度公司比较像军队，不太像经商企业。要是你看过当地博物馆悬挂的一幅油画，这感受会更强烈。油画中央有个体格壮硕的日本武士佣兵，他全身赤裸只缠一块腰布，双腿鲜血四溅地站在死人肢体堆中，一脚踩着从某个被砍下的头颅掉出来的一颗眼球。一条条锦蛇扭动身躯爬出尸体胸腔，一只只断掌自深红血滩伸出来。背景有个光溜溜的婴儿爬到呼天抢地的母亲大腿上，她穿着伊斯兰服饰，在那面无表情的日本武士准备举剑砍杀一名班达岛英雄之际，恳求对方垂怜。一名荷兰佬挥舞着来复枪，另一名荷兰士兵踢倒一个犯人。画面中间还有五名班达岛长老眼神茫然地俯视着刺穿他们身体的长矛，数艘飘扬着荷兰旗帜的战舰停在海湾远处。

这是一幅歌颂暴力的画作，所描绘的事件也充满血腥味。1621年，东印度公司野心勃勃的新任总督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带头发动这场大屠杀。十二年前，他还是一名年轻商人，曾目睹上司遭到班达岛统治者偷袭杀害，于是以牙还牙，采取灭族行动。他派手下除掉他们认为成不了好奴隶的岛民，把剩下的居民运到海外，致使当地人口从一万五千人锐减至数百人。库恩滥用武力虽遭十七位董事申斥，却还是从董事们手上领到了三千基尔特（guilder，荷兰货币单位）奖金。

丁香与肉豆蔻垄断事业固然为东印度公司贡献了巨大收益，不过他们也为巩固这些事业付出了高昂代价。该公司因爪哇亲王之间时起纷争，而陷入一连串所费不赀的战役，以至于没有心思经营与中国之间的高获利贸易，接着就开始出现亏损，最终于1798年破产。当时东印度公司只差四年就可以举行成立两百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且员工多达五万人，拥有近一百五十艘商船和数十艘战舰。由于该公司显然“大到不能倒”，荷兰王室遂接收其财产及债务，并接管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直到一百五十年后遭日本入侵为止。

不过，荷属东印度究竟涵盖哪些岛屿，始终是个无解谜题。东印度公司倒闭之前，已在爪哇岛和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建立起威信，控制苏拉威西岛的繁忙港埠望加锡，并且在苏门答腊岛设有一两个前哨站。接下来一个半世纪，荷兰王室循序渐进地将触角伸向更广大的领域，但接管这些岛屿的荷兰殖民统治者也和往日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对赚钱兴趣比较大，不太关心当地人死活。他们砍倒苏门答腊的丛林，以种植橡胶与可可；为取得咖啡、茶叶、蔗糖、烟草，而铲除爪哇、苏拉威西和其他岛屿的灌木林；并大肆开发土地，以便挖掘锡矿、金矿和凿井取油。要是有哪座岛或哪个地区生产不出荷兰商人感兴趣的东西，殖民者就让当地王侯继续作威作福，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画下句号。

在印尼旅行的本国人和外国人，第一个会听到的问题是：“你从哪里来？”印尼是个商业国家，当地人一看到生面孔，自然而然会这么问，因为他们想知道这个陌生人可能带来什么生意、购买哪些东西、出现何种行为。不过，从这个问题也能看出印尼人对其他国家（包括对前殖民者）抱有哪些好玩的想法。

从前我一听到这问题就头大，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虽然我妈是在英国长大的苏格兰人，但我十四岁以前从未住过英国，往后三十五年岁月中，也只在那里正式住过五年。我曾祖父是纽约意大利移民，我爸妈就是在移民局排队通关时认识的，那时我爸靠着搭便车环游世界，我妈也是搭顺风车游遍欧洲。我在美国中西部一座城市（我老把它的名字拼错）出生，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长大，这辈子住在印尼的时间，其实比待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时间来得长。但我每天都听到一堆印尼人问我：“你从哪里来？”而我的答复慢慢地归结为一个：“我来自英国。”

二十多年前我初次寄居印尼，并承认自己是“英国人”时，总会听到这种反应：“哇！英国人！黛安娜王妃！”如今全世界几乎都能从电视上看到足球转播赛，印尼人一听说我来自英国，他们的反应也变了：“哇！英国人！曼联！[8]”我还常听他们说：“真希望印尼过去是英国而不是荷兰的殖民地。”

我问印尼人为何有此一说，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外乎：第一，荷兰人只会巧取豪夺，不思回报，而英国人帮印尼建立了国家制度。（我又问他们对荷兰人完成的重要工程、灌溉系统、港口建设有何看法，他们的答复是：荷兰人搞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抢走我们的东西。）第二，荷兰人蓄意对印尼人施行愚民政策，而英国人会教育民众。第三，荷兰人派政治官员执行朝令夕改、对升斗小民没半点好处的司法制度，而英国人拥有独立司法系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意见并非来自史家或学者，而是出自我在船上和咖啡摊前遇到的小老百姓、卡车司机、庄稼汉和助产士的口中。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虽然印尼人老爱数落荷兰人的种种不是，过去七十年来，却甚少力图扭转他们遗留的歪风。我猜是因为荷兰人开始剥削印尼诸岛以前，各岛早已存在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恶习。

欧洲人改变了贸易活动的游戏规则，并采取更有效率的方式成立香料种植园和萃取厂，而印尼诸岛众多国王和苏丹在欧洲人来临前，即已长期榨取农民税收与劳力，为永无止境、彼此对立的战争提供经费。在前殖民时代，印尼的知识阶层仅限于从印度和中东前来巡回讲学的学者以及少数与他们进行交流的朝臣。司法制度因统治者为所欲为而荡然无存，位居爪哇心脏地带的殖民地只要买通时生龃龉的皇亲国戚，让他们做大官，就能巩固权力。于是这些达官贵人依然故我，在百姓面前炫耀财富，撑着频频转动的金伞出门参加盛大游行，照常耍脾气、当大爷、收税金；可是回到自己的宫廷后，却得乖乖将他们搜刮而来的税收呈递给荷兰王室，只能从中领回一笔薪资。

如果荷兰主子提出更多要求，这批贵族就变本加厉压榨人民血汗。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印尼农民一向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大部分是给家人吃的粮食），现在却得保留部分农地，栽种殖民政府以固定价格收购的经济作物，还得前往荷兰商人开垦的大农场义务劳动好几天，为荷兰国库增辟财源。有段时期，荷兰一半的国家收入都是从印尼汲取而来。到了20世纪初，一批左倾政治家迫使荷兰通过了“伦理政策”，认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必须为当时在名义上受荷兰统治的三千四百万名印尼人民的福祉承担一些责任，有义务为享有较多特权的“本地人”子女成立学校。然而，这项新政策依旧阻止不了当时将首都设在巴达维亚（今称雅加达）的殖民政府对原住民宣战。

在爪哇和其他岛屿的某些大农场，居民反抗荷兰人的行动层出不穷，令人憎恶的义务劳动制度也漏洞百出。殖民者始终采取以暴制暴的因应之道，19世纪后期的数十年间，他们愈来愈无法容忍其他岛屿残存的半自治封建领地，巴达维亚政府遂展开强迫列岛接受其政令的活动，结果遭地方统治者反击。1908年以前，距荷兰属地爪哇仅咫尺之遥的巴厘岛地方领袖，一直想摆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Queen Wilhelmina）的束缚。印尼群岛最西边的亚齐省，也在1903年前想尽办法击退荷兰人。群岛东方的“荷属西巴布亚”（Dutch West Papua）丛林和沼泽地带的殖民地，更是名存实亡；巴布亚位置极其偏远，印尼独立时甚至尚未划入领土。帝汶岛（Timor）东半部从未出现过荷兰人踪迹，16世纪葡萄牙人遭特尔纳特岛居民驱逐后，便在东帝汶落脚，并长期聚居于当地，直到1975年葡萄牙国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放弃这块宝地，尔后印尼政府迅速派军进驻，并将东帝汶划入第二十七省。

说来讽刺，荷兰在印尼推行立意良善的伦理政策，却为反殖民运动埋下种子。拜此德政之赐，许多年轻“本地人”生平头一遭得以受教育、学荷兰语，进而有机会接触畅谈国家主权、社会正义等新潮思想的书报，于是来自各岛的热血青年前仆后继聚集在爪哇大城，找到一起反抗某个公敌的共同理想，国家观念也逐步在他们脑海中成形。1928年，一群来自印尼群岛的年轻人宣誓，他们将以“印尼儿女”之名，为“一片国土：印尼，一个国家：印尼，一种语言：印尼语”而奋斗。

日后这句话便成为民族党致力推翻荷兰统治者的口号，不过口号喊得太响的反动分子，统统被荷兰人放逐到伤害不了殖民者的偏远外岛。

一度大受荷兰人青睐的班达岛，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属这类闭塞之地。我曾在当地某条寂静的小街上，发现一座追悼被放逐该岛的政治叛乱分子纪念碑，其中有两位重要印尼民族党领导人：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理夏赫里尔（Sutan Sjahrir）以及与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共同签署独立宣言的首任副总统哈达（Mohammad Hatta）。

如今印尼人民早已牢记被列为国定假日的独立日：1945年8月17日。这一天，各地村民会用竹子编制凯旋门，然后用油漆写上一行贺词：恭祝印尼六十七岁！住在雅加达贫民窟的穷人，也会捡拾废弃的塑料杯，并漆上红白两色，将它们做成立体彩旗串，悬挂在散发阵阵恶臭的运河边。

不过，我在班达岛发现的纪念碑却隐含着一段建国秘事，对印尼独立日的看法与正统说法有出入，碑铭写道：

“班达人民共立此碑以兹纪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获得独立与主权之日：1949年12月27日。”

我想进一步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前去参观哈达被流放期间的栖身处。这座故居已成博物馆，是典型的班达式平房，有三道木门和开向一条前廊的几扇百叶窗。虽然当天没访客，但门是开着的，我晃了进去。主卧室一角摆着一张雕刻精美的双人沙发，原有丝绒厚垫被换上凉爽的柳条，沙发前放了张木头茶几，两侧各备一张柳条椅，几上立了一块写着“桌椅组”的木牌，下方有两只空瓶在地面上滚来滚去。墙角一个玻璃柜里，放置了一套西装、一件衬衫、一副眼镜和一双鞋。室内还有一张摆着一台打字机的书桌，此外再没有其他摆设，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哈达为何被流放于此以及印尼为何有两个独立日。

独立日之所以出现了两个（正统说法是1945年，少数人提到是1949年），其实是因为荷兰人花了这四年多的时间，才承认他们失去印尼殖民地。

整个20世纪30年代，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在荷兰左派政党推波助澜之下蓬勃发展，但也产生分歧。一派人士认为，工人与农民将拿起铁锤、镰刀赶走殖民者，另一派人士则认为，《古兰经》才是对抗荷兰人最强大的武器。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恐怕还会争论不休。

真正促成印尼独立的因子，是日本出兵占领行动。日军火速攻打荷兰人，粉碎了欧洲人比亚洲人占优势的神话。他们支持“由亚洲人治理亚洲”，并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鼓励苏加诺和其他民族党人为独立自治做准备。日本预料同盟国必然会进攻亚洲，于是将印尼人组成军队，训练大批年轻人使用武器，从事游击战。

接着，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日军投降，印尼迅速宣布独立。在一大串有待国家处理的“其他事宜”中，第一项便是确保殖民势力不再死灰复燃。当时从战败国日本手中接管印尼的澳洲、英国和美国部队，虽不热衷把印尼交还给荷兰人，但在主权转移空档期，同盟国依然视荷兰为印尼群岛合法政权，荷兰也有意索回这块殖民地。

印尼民族党对于如何阻止荷兰再犯一事意见不合，多数领导人赞成以谈判方式达成独立，不过当时最富群众魅力的年轻领袖苏加诺，却独排众议支持打仗，并设法煽动印尼诸岛叛乱，拒绝臣服于荷兰。接下来四年，印尼经历了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火药味浓厚的外交过程。

印尼开国元勋一如18世纪末的美国建国之父，对这个新兴国家最佳政治运作方式产生歧见：该采用联邦制还是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和强势中央政府。独立后首任副总统哈达和第一任总理夏赫里尔，都出身于西苏门答腊，他们唯恐印尼一旦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以爪哇岛为统治中心的领导人必将取代荷兰人，强迫其他岛屿和文化服从其意志。日后出任总统的苏加诺则认为，要将不同的国家组成元素结合在一起，唯有靠强大的中央政府才办得到，并以统治过印尼诸岛的两个古代帝国——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9]为例。事实上，这些殖民时代以前的帝国领土，并不像苏加诺宣称的那么大，而且主要是通过松散的进贡制度扩充势力范围。不过，苏加诺打算改写历史，希望名正言顺地从殖民者手里收复国土，将这个殖民帝国变成共和国，然后坐镇在爪哇的中央政府统辖全国。

苏加诺的计谋未能即时得逞，因荷兰方面认为苏加诺曾与荷兰敌国日本狼狈为奸，于是在正式移交主权的谈判桌上否决了他的意见。当荷兰人提议容许组成“印尼联合共和国”（系荷兰王室领导的共同体）的七个独立邦采取自治后，哈达和夏赫里尔双双签署了同意书。然而，联邦制获得的支持不到一年便瓦解，于是苏加诺打定主意重回老路，矢志成立一个由雅加达主宰的统一国家。

苏加诺是个擅长蛊惑人心的政治领袖，懂得善用民粹主义和群众魅力，既爱作秀又会捣乱，而且头脑精明，早就认清要让大家接受印尼是个统一国家的观念有多难。20世纪50年代初期马鲁古群岛、西苏门答腊、西爪哇以及苏拉威西岛的叛乱活动，便凸显出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印尼人”都赞同苏加诺为中央集权勾勒的愿景。

苏加诺为使全民接受其统一国家的概念，于是创造了一套政治哲学，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建国五原则”，归纳如下：

（一）信奉上帝——苏加诺强调“信仰唯一上帝”，但并未指明是哪个上帝，目的在于遵守宗教自由原则。政治立场与苏加诺相左的苏哈托（也是苏加诺接班人）认为，这项原则可抵制共产主义。

（二）人道主义——苏加诺期许印尼发扬公正且文明的人道精神，这概念可能是受到某些开明爪哇统治者的影响，也得到多位专权统治者的支持。

（三）国家统一——根据苏加诺的解释，这点可防止封建制度再兴；苏哈托则认为，统一全国，可让军队堂而皇之涉入国民生活每个层面。

（四）民主政治——此原则主张政治代表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以共同智慧来领导民主。苏加诺意在防范西方的对立式民主，苏哈托则打算把所有民主体制摒除在外。

（五）社会正义——苏加诺和苏哈托对于“为全民建立社会正义”的原则有不同解读，苏加诺拥护社会主义，容许国家干预经济；苏哈托支持资本主义，认为可通过自由市场政策逐步造福全民。

虽说每个印尼人都能背诵“建国五原则”——就像再怎么离经叛道的基督徒也能将“主祷文”倒背如流一样——但苏加诺祭出这些原则后，始终未能带动民族主义思潮，让大家接受统一概念。于是苏加诺改弦易辙，打算动用武力、哗众取宠。为了促进全国统一，他必须帮印尼人民寻找某个共同敌人来取代荷兰人，因此打算挑起几场战事。

引发第一场战争的因子，与荷兰尚未归还属地有关。当初荷兰把属地移交给印尼民族党领导人时，并未交出富藏矿产的西巴布亚。苏加诺说，那块地是我们的，于是向联合国求助。对一个新生国家来说，这是个胆大妄为的举动，虽然当时大多数会员国站在印尼这一边，但还不足以迫使联合国采取行动，因此苏加诺不断煽动同党与荷兰人作对。1961年，他派伞兵部队进入巴布亚，意图夺回领土。尽管在大多数印尼人眼中，那块土地属于他们的国家，但少数巴布亚人却不作如是观[10]。

后来，苏加诺把矛头指向印尼北方的马来西亚。当时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也组成新的联邦国家，并罔顾苏加诺的反对，将婆罗洲的沙巴和沙捞越并入联邦，两国关系恶化。苏加诺为抗议马来西亚获得安理会席位，愤而退出联合国。

苏加诺的种种大动作，的确可促使民族主义深植人心，却无法分散民众对全国经济崩坏、政治结构脆弱的注意力。从宣布独立到1955年举行首届合法选举这段时间，印尼总共换过十四次内阁，获选进入国会的政党多达二十八个，苏加诺领导的民族党所占席位最多，但只险胜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大伊斯兰政党。共产党因接二连三制造叛乱而成为新成立政府军的眼中钉，却获得民意调查的肯定，六次选举均大获全胜，位居第四大党。然而，频繁的选举活动对于政局的稳定并无太大助益，国会反而更加扰攘不安。

性情急躁的苏加诺终于失去耐心，他素来不欣赏针锋相对的议会政治，主张印尼比较适合遵守爪哇村落传统，由某个睿智长老带领村民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符合“建国五原则”第四条。1957年，苏加诺宣布他将扮演全国长老的角色，并发挥爪哇人能言善道的特长，将独裁统治美其名曰“指导式民主”。

苏加诺是个作风大胆、眼光独到的思想家，在位期间始终广受爱戴。不过他指导政治的手法，显然跟好莱坞导演如出一辙，而且不计成本，巴不得全国人民在他的指挥下，成为这出政治大戏的临时演员，剧本内容则是反殖民主义。由于荷兰人曾为谋取经济利益统治过印尼，苏加诺认为“反殖民主义”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因此，1945年颁布的印尼宪法，坚决对私有企业采取敌视态度，并强调国家必须掌控所有自然资源和重要生产部门。

苏加诺的做法只给那些以贸易维生的外岛居民带来苦恼，对爪哇岛也没有太大好处。由于经济凋敝、就业不振，愈来愈多爪哇年轻人加入苏加诺的政治大戏，动辄举行集会、上街游行。当穆斯林青年和共产党青年在街头对峙，苏加诺主张印尼不该受宗教摆布，令共产党士气大增。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共产党自称拥有两百万到三百万名党员，人数之多仅次于中国和苏联。

作风极端保守、意图干预“指导式民主”的印尼军方既讨厌共产党，也不欣赏穆斯林的政治言论，但军事将领们只能忐忑不安地对愈演愈烈的政治乱象干瞪眼。1965年9月30日晚上，情况有了转变。民众长期接受的官方说辞（其实根本不合逻辑）是，当天晚上有一批军官与共产党密谋推翻苏加诺政权。但这种情况似乎不可能发生，因为军方普遍憎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对手连手除掉共产党的重要支持者苏加诺。官方还说，那群“叛军”杀害了六位将军，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后来时任战略储备队指挥官的苏哈托出手救援，镇压叛军，安定局面，并保护苏加诺总统人身安全。学校里的孩子们都是这么被教的，然而没有人告诉他们，日后苏哈托在家中逮捕了这名前任元首并取而代之。

关于这次叛变，还有许多其他论述，大都由外国人出版，提出的论点包括：苏哈托一手策划了整件事，至少已在事前得知；这是一桩军队内讧事变，苏哈托只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善加利用罢了；这场失败政变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主导，或是双方合作的阴谋。

不论真相如何，该事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共宣传活动，军方继而展开报复杀戮行动。许多小老百姓满腔热血地参与其事，不同族群滥用暴力清算各种旧账。东爪哇穆斯林起身反抗长期与之对立的共产党，巴厘岛每二十人中就有一人遇害——死亡率为印尼之最。虽然印尼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他们会保护当地印度教徒，以免这些教徒被下流卑鄙的无神论者欺负，不过对于拥有特权和土地的巴厘岛贵族来说，他们带来的威胁更大。北苏门答腊帮派组织和商业利益团体密切挂钩，设法暗杀试图将农场工人组织起来的共产党。西加里曼丹达雅克族（Dayak）利用这次共产党叛变的机会，开始将华人赶出当地。

这场大屠杀消灭了一整个世代为社会奉献的行动派，并斩草除根不让他们有复生可能。它阻碍了政治辩论的发展，也导致印尼公民对政治忠诚有所忌讳。最终结果是：苏哈托顺利掌权。

注释：

[1]东印度，1800年至1949 年，荷兰政府长期统治印尼，并称之为“东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本土遭德军占领，政府被迫宣布终止与当时最大贸易伙伴日本的贸易关系，引起日本愤慨，遂展开侵略印尼的行动。

[2]信风，从副热带高压气团吹向赤道低压气团的风，受地球自转影响，北半球吹东北风，南半球吹东南风，因年年反复定期出现而得名。古代商船皆为帆船，商人善用信风的规律性出动帆船从事航海贸易，故信风亦称“贸易风”。

[3]室利佛逝，中国唐朝对苏门答腊的古称，又称三佛齐，建国年代不详，7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鼎盛时期势力范围北至马来半岛，南及爪哇岛，因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贸易强国，亡于14 世纪末。

[4]婆罗浮屠，为夏特连拉王国所建，意为“山顶的佛寺”，与中国长城、埃及金字塔、柬埔寨吴哥窟并列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5]巴兰班南，由马打兰王朝于公元850 年左右建造，为印尼及东南亚最大的印度教庙宇，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寺庙群计有八座主庙和二百五十座或大或小的独立神庙。

[6]引自Francis Drake, The World Encompassed by Sir Francis Drake… Collected Out of the Notes of Master Francis Fletcher…and Compared with Divers Others [sic]Notes That Went in the Same Voyage, ed. Francis Fletcher (London: Nicholas Bourne, 1652). ——原注

[7]VOC，荷兰文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的简写，意为“联合东印度公司”，一般习称“荷兰东印度公司”。

[8]曼联的国际营销部抓住了印尼民众的人心与荷包，例如印尼的金融银行（Bank Danamon ）特别为国内“追逐时尚的运动迷”发行“曼联”信用卡。——原注

[9]满者伯夷，13世纪于东爪哇兴起的印度教王国，16 世纪前统治过马来半岛南部、婆罗洲、苏门答腊和巴厘岛。

[10]1962年，荷兰在联合国接管一段时间后，同意将西巴布亚移交给印尼统治，条件是巴布亚居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印尼于1963年接掌当地政府，继而在1969 年实施“自决法案”，许多部落长老在大量驻军鼓励下，投票赞成将当地并入印尼领土，西巴布亚终于成为印尼一省。自此以后，巴布亚人（所属种族与文化有别于印尼各岛居民）一直在为“领土合并”之事起争议，这问题也因为近年来的政经发展而日益复杂且持续恶化。——原注